土耳其攝影師Ara Güler逝世 享年九十歲

土耳其Magnum Photos攝影師Ara Güler的照片,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說,構成了許多人對伊斯坦堡及土耳其的想像。

ARA 22.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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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在亞非歐洲及中東拍攝,可Ara Güler最愛的仍是伊斯坦堡,為這座城市捕捉了豐富而詩意的瞬間。Ara是帕慕克最喜歡的攝影師,因他紀錄了最美好的伊斯坦堡。上週(1017日),這位有「The Eye of Instanbul」之稱的土耳其攝影師逝世,享年九十歲。

生於1928年,Ara Güler父母是亞美尼亞人,父親與藝術界朋友相熟,年少的他想成為一名劇作家,及後才轉向攝影。1950年,22歲的他一邊在伊斯坦堡大學修讀經濟學,一邊在當地的Yeni Istanbul報社擔任攝影記者,及後轉職到另一間報社Hürriyet。1958年,美國雜誌公司Time Life在土耳其開設分部,他成為該地區的第一位近東攝影記者,開始走向國際之路,為英國的《The Sunday Times》及德國的《Stern》雜誌工作。

服完兵役後,1961年,他成為Hayat雜誌社攝影部門負責人,繼續攝影師生涯。同一年,他在巴黎認識了布列松及Marc Riboud,並接受他們的邀請成為Magnum Photos一分子,當時通訊社只有十多位攝影師。1960年代,他在肯亞、印度、中亞等地方拍攝任務,1970年代他拍攝了畢加索、達利等藝術家,以及邱吉爾、甘地等政治家。然而, 要說他最令人記得的照片,仍是1950及1960年代拍攝的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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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開始,伊斯坦堡開始興建新廣場及大樓,許多歷史建築被拆除,Ara Güler的照片留住這座城市的美好時光。街頭與店舖、碼頭與郵輪、馬車與電車、白天與黑夜,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霧氣縈繞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餘暉,他鏡頭下的伊斯坦堡有種淡淡的鄉愁,同時又是充滿詩意的。

他說一座城市的靈魂,是人們的生活與記憶,以及周遭的環境,Ara Güler為他們一一留下珍貴影像,是伊斯坦堡的視覺歷史學家(Visual Historian)。

 

陳復禮 紀實與畫意並存

戰爭與和平
《戰爭與和平》

香港著名攝影家陳復禮從事攝影創作逾大半世紀,曾多次被評為沙龍攝影「世界十傑」。創辦過攝影雜誌,多年來陳復禮一直鑽研攝影,為表揚其貢獻,藝發局向他頒發「2013香港藝術發展獎」終身成就奬。陳復禮2018年9月11日逝世,享年102歲。

喜雨
《喜雨》

1916年生於廣東省潮安縣,陳復禮在愛好繪畫與音樂的父親的耳濡目染下,從小便對藝術深感興趣。1930年代年家道中落,廿歲不到的他,離鄉別井到泰國謀生,後來又因日本入侵泰國,1944年再輾轉到越南。年輕時他已接觸過中國畫意攝影大師郎靜山的作品,到越南後師從攝影家陳芳渠,專心研究黑房技術。這個時期作品可稱為「集錦攝影」,做法是利用底片疊加合成的方法進行創作,出來的效果充滿意境。然而不久後他已不再滿足集錦式攝影,慢慢走向風光及靜物拍攝。1951年,他在越南拍攝拍攝的《戰爭與和平》,曾在多個國家的沙龍攝影獲獎,照片裏雜亂無章的鐵絲網襯托出兩隻白鴿,整個畫面非常意味深長。

左:《搏鬥》右:《兩修女》

1955年他移居香港,業餘從事攝影創作。當時香港的攝影風氣旺盛,也給予他充分發揮攝影才華的機會,五十年代的香港是沙龍攝影的天下,他的作品屢屢獲獎,更多次進入沙龍攝影的「世界十傑」。拍攝沙龍攝影之外,他也有拍攝紀實攝影作品,其中一幅代表作就是拍攝勞工的《血汗》。當時他還提出將畫意與寫實結合的風格,在他看來,紀實攝影與畫意攝影是能並存的,而且能夠互相影響。這對後來香港攝影風氣的改變,或多或少有推波助瀾的貢獻。

黑貓
《黑貓》

攝影之外,他也大力推動攝影文化,早於1951年,他已在越南組織過「越南攝影學會」。回到香港後,1958年,他與朋友創辦了以華人為主導的「香港中華攝影學會」(當時的「香港攝影學會」以英國人為主),翌年在香港舉辦首個攝影展覽。1960年他自資創辦攝影月刊《攝影藝術》,可惜雜誌叫好不叫座,一直缺乏廣告,出版僅三年便停刊,原班人馬在翌年創辦《攝影畫報》,一直出版至2005年。

陳復禮、劉海粟 《古松》
陳復禮、劉海粟 《古松》

陳復禮的創作生涯以風光攝影為人所知,與中國的吳印咸、台灣的郎靜山齊名,被攝影界並稱「華夏三老」。其實在早期的攝影作品中,他也拍攝了許多低下階層勞苦大眾的照片,1980年代他又提出了「影畫合璧」的風格,邀請黃永玉、吳冠中、李可染、劉海粟等著名藝術家,為他的攝影作品增添書法及繪畫,也算是前無古人,當年在香港亦引起熱烈討論。當代藝術大師劉海粟曾為陳複禮題字,「複禮攝影,六法留真,千變萬化,不斷創新」這十六個字,大概是他一生的最佳總結。

將時尚攝影帶出影樓 Norman Par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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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時下的時尚雜誌,不少時裝照片都是室外取景,有些更不遠萬里到國外取景,追求異國情調。室外取景有更大的自由度,也為時尚攝影帶來更多的可能性,但你知道嗎,在1940年代之前,室內拍攝才是主流,直至Norman Parkinson出現,將模特兒從嚴格的工作室帶到更有活力的自然環境,不僅建立起自己的風格,更成為這方面的先驅,影響至今。

時尚攝影

攝影術誕生於1839年,不到二十年時間時裝攝影便已出現,1856年,一位名為Pierre-Louis Pierson的攝影師為當時的公爵夫人拍攝了一本時尚影集。早期當然是在室內拍攝,Adolph de MeyerEdward Steichen等攝影師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代表人物,到1920至1930年,出身俄國貴族的George Hoyningen-Huene已嘗試在室外拍攝時裝照片。1931年Norman Parkinson入行當攝影學徒時,《HARPER’S BAZAAR》、《VOGUE》、《COSMOPOLITAN》主宰著時裝界,主流時尚攝影仍是在室內進行,也偶有先行者走到室外。三年後他開設自己的工作室,並在1935年至1940年期間為最權威的《HARPER’S BAZAAR》雜誌工作。

走出影樓

那時候的時裝攝影很多時要求模特兒摹仿畫作中的動作,他不喜歡模特兒們在燈光下如假人般的僵硬姿勢,也對這種拍攝方式非常不滿意,於是他嘗試將相機帶到戶外,自此便找到自己的擅長之處。Norman Parkinson善於發掘女性的特質,他沒有在影樓內指示模特兒擺出固定的姿勢,反而將女性帶到有自然光線及寬廣的室外空間,尋找最好的光線及場景,鼓勵她們表達自己的個性,營造出更好的時尚感。他亦善於捕捉獨特的構圖畫面,增添照片的趣味性。相對起室內單調的場景與燈光,Norman Parkinson的攝影作品輕鬆多變,自然充滿感染力,成就一幅幅經典照片。喜歡旅遊的他更將其與攝影起來,形成他獨特的時尚/人像攝影風格。現在很多時裝照片都充滿異國情調,Norman Parkinson可謂最早的實踐者。

Norman Parkinson的一生跨越黑白與彩色菲林,1935年柯達研發出彩色菲林,到1940年代,他已率先嘗試將彩色攝影應用在時尚照片中。同樣融入異國風光,彩色照片似乎有更強烈的吸引力,他善於拿捏模特兒與環境色彩的搭配,這或許來自他熱愛旅遊、追求大自然的心態。在他1990年逝世前的30多年,Norman Parkinson一直是英國最傑出的時尚攝影師,現在如日中天的David BaileyRankinNick KnightTim Walker都在他的光芒之後。2013年4月21日,Norman Parkinson的一百歲冥壽,Google Doodle也以他的漫畫頭像紀念這位偉大攝影師。

母親節說《Mother》

黃子華在棟篤笑裡講過,最受歡迎的講朋友的流行歌曲,就是《朋友》。同理,母親節最值得講的照片,當然就是《Mother》。

許多攝影師都會為母親掌鏡,被譽為經典的却寥寥可數,生於末代沙皇歲月的Alexander Rodchenko就是其一。他年輕時已是才華洋溢的藝術家,也是構成主義(Productivism)的開山祖師之一,在1920年代接觸摄影之前,早是個出色的畫家及設計師,之後也集中在繪畫上。

在他不長的攝影生涯中,Rodchenko開創出獨特的攝影風格,他喜歡由極低或極高的角度拍攝,因為他覺得新的視覺能產生新的思考。他又喜歡玩「攝影蒙太奇」,在没有Photoshop的年代,剪輯照片拼貼成想要的畫面,在在反映出其構成主義的根底。

說回這幅1924年拍攝的《Mother》,當時33歲的他開始嘗試新的創作媒介,拍攝對象正是身邊朋友(如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及59歲的母親Olga Evdokimova。印象中一直以為《Mother》是「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的場景,後來才發現攝影師的母親正在閱讀。

Olga原本是个文盲,到50多歲時才慢慢學懂看字,當時攝影師正在試用新買的相機,見到媽媽拿著眼鏡閱讀桌上的報刊,一副慈祥的臉龐加上聚精會神的表情,就把這一瞬間定格了下來。後來傳頌的《Mother》人像版本,是攝影師從原作裁剪出來的,母親的黑色頭巾更加突出,畫面聚焦在她的臉部表情及手部動作上,長滿皺紋的手拿著單眼鏡片,個性更鮮明,也讓人好奇她正在閱讀什麼内容。

Today is Mother’s Day. It reminds me of the “Mother” taken by Russian art Alexander Rodchenko in 1924. He started to create with photography at the age of 33, and his subjects were friends (such as the poet Vladimir Mayakovsky) and his 59-year-old mother, Olga Evdokimova. Olga was originally an illiterate. However, she learned to read in her 50s. So when Rodchenko saw his mother was reading with glasses, he instantly captured the moment.

Rodchenko cropped the acclaimed version of “Mother ”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s a result, the picture focuses on Olga’s facial expressions and gestures, and her black turban is more prominent. Her wrinkled hand holds the glasses very eye-catching, and it makes people wonder what she is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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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尋親 黃鑽治(Ng Swan Ti)

印尼有許多福建人,記得以前有位來自福建的大學同學,她說她的家人都住在印尼,最近在JCCAC光影作坊」看《東南亞攝影系列(二):我姓Ng—黃鑽治(雅加達)》,忽然想起了這件無關緊要之事。但仔細想想,又是有關係的。以「我姓Ng」來命名展覽,攝影師黃鑽治藉由一個姓氏帶出一段家族的歷史。黃與NG,中英文聽起來似乎是不同發音,象徵著兩種身份。在閩南話裡,黃的發音正是NG,生活在印尼的黃鑽治,不懂得說閩南話,正如她曾對父親的過去一樣,也是一知半解。

黃鑽治曾參與南韓東江國際攝影節(2016年)、雅加達雙年展(2015年)及荷蘭Noorderlicht國際攝影節(2006年),在印尼東爪哇瑪琅出生的她,現居於雅加達,原本以為爸爸是印尼人,後來才知他來自福建泉州。父親在1979年離世後,她發現原來父親在來印尼前,在泉州已有一頭家!她也很想了解遠方的那個家,那位同父異母的姐姐黃麗端。契機出現在幾年前,黃麗端女兒忽然打電話到她的老家瑪琅,自此兩家人算是恢復了聯繫。

2016年農曆新年,黃鑽治與姪兒一起到福建與黃麗端碰面,並同遊了天安門與長城,翌年黃麗端與女兒也到了印尼瑪琅,黃鑽治用攝影紀錄下這兩次聚會,成為今次展覽的內容。展覽以一幅象徵爸爸墳墓的火山牆紙開始,牆上是爸爸生前的照片,作為故事的延伸,另外兩面牆則是遊覽中國及印尼過程的照片,照片中拜神及聖誕樹等細節,也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區別。在印尼,政府規定所有國民都要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身為華人後代,黃鑽治卻選擇了洗禮成為天主教徒,並與當地的穆斯林結婚。面對著宗教、身份、文化等等的差異,攝影師嘗試在過程中剖析,最後發現自己原來不屬於任何地方。

說實在,這批影像如果缺乏背後的故事性,在畫面上或許顯得有點乏善可陳,觀眾也難產生共鳴。不過攝影並非單純講求美觀,有時樸實反而更顯得真實,對攝影師自身來說,這批影像也有非一般意義,正如策展人莊吳斌表示:「她在作品中重塑父親一生,試圖體驗印尼和中國在不斷變動的政治局勢下如何左右了他的際遇。照片中出現夢幻般的火山和藍色海洋,隱喻攝影師身處的一個介於各文化和地域的幻想空間。」

PS:光影作坊與新加坡籍策展人莊吳斌共同策劃的《東南亞攝影系列》,連續三年每年介紹一名東南亞攝影師,繼去年展出馬來西亞攝影藝術家郭靜潔(Minstrel Kuik)作品,今年則帶來黃鑽治作品,展示當下東南亞攝影的最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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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攝影系列(二):我姓Ng — (雅加達)》

展覽日期: 即日起至2018年5月27日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日11am-1pm; 2-6pm (逢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館)

展覽地點: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10 光影作坊

攝影是我毒癮的救贖 Antoine d’Agata

大概沒有其他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師如法國人Antoine d’Agata一樣,是個癮君子,而且一吸毒就是四十年!Antoine的生活很狂野,經常與毒販妓女為伍,面對面交談時才發覺他是個很隨和、很真誠的人,只是不說話時顯得有點抑鬱。注射毒品多年,57歲的他坦言身體很差,但每日仍會抽兩包煙,一個多小時的訪問,他先後兩次到後樓梯抽煙,「抽煙令我感到很平靜。」其實攝影何嘗不是如此,30歲時他接觸了攝影,在失焦的人生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攝影與毒品,同樣支撐著他的人生。毒品是種深深的癮,而攝影,就是這種癮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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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出現在他而立之年,但毒癮,早在他十多歲時已種下。成長在1960及1970年代,Antoine深受由法國哲學家Guy Debord創辦的左翼組織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影響,這個組織提倡打破常規、解放自我,那時的他曾參與政治抗爭,十多歲離家出走,在街頭遊蕩,酒精、海洛因、性愛就是他的生活。說出來也難以置信,年少時他曾想成為一名牧師,分擔人們的苦難,沒想到陰差陽錯,自己成為了苦難。

「我曾與不同的社會邊緣人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在柬埔寨時跟一位愛滋病女人渡過一段時間,當生命即將完結、一無所有時,這些人最需要的是陪伴,而非同情或人道主義。」這聽起來很瘋狂,相比起牧師,Antoine以陪伴分擔了這些人最後的苦難。親眼目睹過許多死去的人,也令他明白死亡是避無可避的,「生命不是追求舒適,而是去體驗生活,感受好與壞,感受渴望與害怕。」多年後他抽著香煙重提往事,說這些事情令他感到自己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哪管代價是大腦及身體都幾乎變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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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力量

毒癮無法擺脫,但有救贖,只是三十歲前他與攝影一直無緣,對此亦毫無認識,啟發他前往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學習攝影,源自一次與患有愛滋病的攝影師朋友的墨西哥之旅。「那是他生命中最後一趟旅程,我們相處了幾個月,旅途中他不停地拍攝,是攝影讓他感覺仍生存著。這讓我感受到攝影是如何給了他力量。」

從1983年離開法國周遊列國,前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經歷了常人一輩子也無法體驗的事情,當他拖著疲憊的身軀到紐約,尋找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時,他想到了攝影,於是去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求學。儘管姍姍來遲,可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卻讓他拿起相機後擁有常人缺乏的視野與感受。在那裡他遇上了Larry ClarkNan Goldin這兩位名師,「他們教我要真誠,要在乎拍攝時的感受。」在老師身上他也有所領悟,原來可以這樣來拍攝吸毒及性愛。   

在紐約期間,他曾在馬格蘭編輯部實習,1993年離開紐約後回到故鄉馬賽,期間也放下了攝影。「我其中一位女朋友為我生了兩位女兒,那四年我做過建築工人、調酒師等不同工作,賺錢養家、照顧孩子。」這樣的日子注定不會長久,當他1997年才重拾相機時,妓女、癮君子、露宿者、飽受戰爭蹂躪的人……不同國家的邊緣人,通通成為了攝影集De Mala Noche》(From Bad Night的意思)主角。畢竟,這才是真實的Antoine d’Agata

白天與黑夜的暴力

活在黑暗世界四十年,他自然把犯罪、吸毒、妓女這些主題搬入攝影,「我的作品分為兩種暴力,一種白天一種黑夜。」黑夜的暴力容易理解,其實就是他所經歷的生活,白天的暴力是從上到下的,關於移民、難民、偏遠地區的人,四月份他啟程去孟加拉,拍攝從緬甸逃亡的穆斯林(羅興亞人)。仔細想想,這何嘗不是暴力?「這系列是我攝影的一種平衡,如果只是拍攝night work,現在可能已經死了。」

性與暴力是Larry Clark為人所熟悉的元素,Antoine d’Agata橫空出世後,時常有人將二人相提並論。對Larry Clark來講,這種場面或許是一種紀錄,不過Antoine而言,攝影就是生活。在他看來,過程遠比照片本身更重要,所以他的作品充滿矇矓與動感,構圖也未必很完美——他在乎的是拍攝時的感受。有時他會把相機安放在三腳架上,用time lapse拍攝自己與女人做愛的過程。有時甚至直接把相機交付他人,由別人來拍攝。「我有時會感到迷失,相機令我持續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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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是傳染的媒介

Antoine有許多女朋友,與不同女友育有四個女兒,她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自己也居無定所。他的瘋狂人生,女兒也有所聽聞,已離世的父親生前曾因此很難過,母親相對比較了解他,儘管不接受他吸毒的行為,心底裡仍覺得他是個好孩子。相比起他的作品,世人對他自身故事更有興趣,身為攝影師,我問他會否因此感到尷尬?「我明白大家的好奇心,我的攝影其實就是我的人生,就是關於我與拍攝對象的關係。」

最近,他在黃竹坑畫廊舉辦展覽《Contamination》,展出不同時期拍攝的三十幅彩色及黑白照片,算是一個階段的總結嗎?他直接否認,「不同的展覽可以令更多人思考及質疑攝影甚至是這個世界,我會形容自己的攝影是一種傳染(Contamination)的媒介,傳染大家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他說,過去這些年在世界各地做過逾150個工作坊,學生逾1500人,數十本書籍及大量的小型展覽,這些都是他的「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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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的作品被許多博物館收藏,但他從來不聲稱自己是藝術家,也抗拒主流的攝影方法。2004年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人們對他的抗議聲音一直持續,他也一直身體力行與之對抗。「通訊社許多人以傳統的紀實方式拍攝,但我並不在乎這些所謂攝影的風格,我的作品只是展示了我對世界的理解。」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何不退出呢?「如果你要反抗這個制度,就要在制度裡發聲,在其他地方講,作用不大。當然Magnum有權力開除我,但我不介意,我只做我認為對的事情,也不太介意別人的讚賞與批評。 」

他再次強調,生命只有一次,很想去感受。訪問期間他不斷提起一句話「Too Much is Not Enough」,這是一名妓女跟他說的,「很多人說我的作品很dark,但這些人的生命比我更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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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即日至525日(免費入場)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六1pm7pm(周一及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44號盛德工業大廈8CHARBON art space

PS:作為今年法國文化節《法國五月》(Le French May)活動之一,展覽期間亦特別上演獨腳戲《Odysseia。文本取材自Antoine d’Agata,由法藉資深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Fabrice Michel及法國女演員Julie Garance共同剖析攝影師作品的內心世界。《Odysseia將於510日每晚八時在展覽場地CHARBON上演,法語演出,附英文字幕。

夢境般的游泳池 Maria Svarb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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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馥甄(Hebe)專輯《日常》封面照片

斯洛伐克攝影師Maria Svarbova的《Swimming Pool》系列作品近年紅爆網絡,兩年前台灣歌手田馥甄(Hebe)推出專輯《日常》,也遠道去東歐找這位攝影師拍攝封面照片。現年三十歲的她原本修讀考古學,2010年開始創作攝影作品,很快在這個領域闖出一片天,尤其2014年的Swimming Pool》系列作品,Vogue》、《Forbes》及《衛報》等媒體都爭先報導,也為她帶來如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Awards等大大小小的國際攝影獎。

Swimming Pool》備受熱捧,大概是因為畫面的寧靜張力,乾淨明亮如夢境,冷淡的基調配合泳手的冷漠表情,既有一種抽離感,又很有戲劇性。畫面的構圖及比例營造出一種平靜,畫面中的人物木無表情,看起來像是被抹去情感與個性的人偶,滲透著一股孤獨感,對於生活節奏急速的都市人來說,何嘗沒有共鳴?

 

畫面中的泳池是社會主義時期的產物,曾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斯洛伐克仍有保留這種建築,Maria Svarbova對社會主義時期的建築及公共空間深感興趣,2010年拍攝的《Wall》系列作品,拍攝的正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圍牆及外牆,如同Swimming Pool》系列一樣,原本了無新意的建築,在她獨特的處理下,反而有種摩登感覺。

 

超現實時尚 Rodney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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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超現實主義,西班牙畫家Salvador Dalí及比利時畫家Rene Magritte是兩座高山,對後世影響深遠,至今仍相當流行,尤其數碼影像及後期製作盛行的當下,許多風牛馬不相及的影像經過處理後,已帶有超現實風格影子。美國攝影師Rodney Smith最厲害之處,是他從來無需後期製作,以或夢幻或怪誕的照片,奇妙地構思出超現實主義元素。

古典、簡約、怪誕,是Rodney Smith照片的特色,鏡頭下的人物,男的多是西裝高帽、女的則多數穿上優雅裙子,猶如生活在童話世界或夢境中。時下流行用Photoshop執相,在仍是黑房的年代,他同樣無需後期製作,也不用特別濾鏡加強效果,單憑想像力將現實變為超現實。這種風格的特徵就是超乎邏輯,例如Dalí畫中的時鐘是扭曲的、Magritte畫中的後腦是有面孔的,Rodney Smith聰明之處就是將生活中的不合常理,在事前通過畫面表達出來,譬如他會將生活中的物件放大以顯得真人渺小、或者將人物放置在古怪的場景中,以影像挑戰人類固有的常識與理性。

照片常常天馬行空,許多人以為他事先已籌備好一切,其實他大多數的作品,都是臨拍攝前數分鐘即興構思出來的,以哈蘇中片幅相機進行拍攝。Rodney Smith的作品毫不嘩眾取寵,沒有誇張強烈的視覺衝擊,反而隨處可見他構圖的心思,他甚至將超現實風格帶進時裝攝影,在以豪華、大製作的時尚界,以想像力及幽默感走出非凡道路,既有傳統的時尚感,又創作出一種永恆的感受,在藝術及時尚領域遊刃有餘。

有些人或許天生就擅長某樣事物,只是後知後覺。作為一名攝影師,他的專業之路有點不一樣,生於1947年的他,年少時已喜歡攝影,不過一直鮮有操刀拍攝,大學時學習的是英國文學,後來到耶魯大學修讀神學時,才跟隨注重寫實風格的攝影大師Walker Evans學習攝影。受恩師所影響,70年代的他曾拍攝過許多寫實照片,也曾在耶魯大學教授攝影。不過他並無沉浸在學術的象牙塔中,反而慢慢從紀實攝影轉向時裝攝影,成功打入商業及時尚世界,但仍堅持攝影教學多年。這或多或少與家庭背景有關,父親是時裝品牌Anne Klein總裁,無形中也培養了他對時尚、美學及細節的觸覺,照片中的構圖、燈光都非常嚴謹,他對影像細節一絲不苟,兒時的潛移默化絕對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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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Kubrick 太空漫遊前的攝影作品

大導演Stanley Kubrick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發條橙》、《閃靈》等經典之作,大家應該一早已看過,不過他作為攝影記者拍攝過的照片,相信大部份人仍未看過!是的,他曾在紐約《LOOK》雜誌做過五年攝影師,正是早期攝影師的工作令他萌生做導演的念頭。

中學時父親送給他一部相機,他很快愛上攝影這玩意,讀書時已幫校園雜誌拍攝照片。1945年,他將拍攝的一幅報販哀悼羅斯福總統逝世的照片賣給《LOOK》雜誌,賺了25美金之餘,也獲邀成為雜誌社史上最年輕的攝影師,當時他只有17歲。1945年至1950年期間,他為雜誌社拍攝了許多人物系列照片,他擅長以對比的方式來拍攝,作品也很有戲劇效果。

非常值得一提的作品是拍攝拳擊手的相片,他以記者的視野及fans的好奇心來拍攝拳擊手一日的生活,包括做彌撒、食早餐、賽前檢查及比賽的畫面,構圖與畫面都很獨特,所有畫面加起來正是一個完整的storyboard。1951年,他沿用這輯相片的結構,拍攝了一部十多分鐘的紀錄片《Day of the Fight》,正式走向導演之路。

五年攝影生涯中,Stanley Kubrick拍攝下逾萬張相片,許多都未曾曝光。數年前,紐約城市博物館(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曾在網上拍賣他的作品,2014年也曾在維也納展出過這些照片,2018年,紐約城市博物館將舉辦《Through a Different Lens: Stanley Kubrick Photographs》,展出129張他在雜誌社工作時期的攝影作品,包括已出版甚至從未曝光的相片以及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