徠卡名人堂得主 Gianni Berengo G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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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90歲的意大利攝影師 Gianni Berengo Gardin Fanpage 在2017年入選徠卡名人堂(Leica Hall of Fame Award),以表揚這位攝影師對一生對攝影的貢獻。

生於1930年,童年時光在羅馬度過,Gianni二戰後跟隨家人到威尼斯,並成為一名業餘攝影師。1952年,攝影師布列松在其攝影集裡《Images à la Sauvette》提出The Decisive Moment理論,年輕的Gianni震撼得決定踏上攝影之路,最終成為雜誌社的攝影記者,至今拍攝了逾六十年。

Gianni的作品主要都是新聞報道,偶爾也拍攝建築及旅遊,他在獲獎訪問中提到,當年有份拍攝照片的報紙很快就扔掉了,覺得只有變成一本書籍時,照片才會保留下來。在沒有互聯網及畫廊不流行的年代,書籍就是最好的展覽及保存方法,也難怪他一生出版逾200本書籍。

作為新聞攝影師,Gianni的作品寫實得來又非常唯美,1969年出版的攝影集《Morire di Classe》,拍攝意大利精神病患者的狀況,寫實而又帶有批判性,書籍出版後很快在社會引起討論,最終更影響意大利醫療體制的改革。當初的新聞報道照片,後來都成為20世紀的經典作品。不過他並不喜歡別人將他捧上神枱,謙虛地說只是攝影師一名,純粹有一雙好奇的眼睛,記錄圍繞身邊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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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ni人生最喜歡的三樣東西是朱古力、女人及Leica,訪問中不覺提到前兩者,反而講起Leica就雙眼發光,實際上他1954年成為攝影師時,Leica尚未推出M3相機(同一年),用的是1940年代推出的Leica IIIc相機,同樣非常輕巧。當然M系是經典,他也由M3一直用到M7,鍾情用菲林拍攝,2006年推出的M8開始數碼化,他反而沒有用,因為他覺得攝影數碼化之後,會令人對後期製作產生太多依賴,從而隨意地拍攝。他認為一張相片在鏡頭看到那一刻,就應該要定型了,然後才按下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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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華 用「遊行」探索社會議題

在去年「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早已有「遊行之都」的稱號,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人對於示威遊行,一點也不陌生。2003年七一遊行,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廿三條立法,攝影師朱德華Almond Chu)當年也參與其中,啟發他在翌年創作《Parade》系列作品。

Parade 1, 2004

「批判是當代攝影應該具備的元素」

2004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建——香港精神紅白藍》展覽,有份展出作品的朱德華,以紅白藍概念創作首幅作品。身穿紅白藍服飾的人物,擠滿《大公報》田灣總部前面的行車天橋,組成壯觀的遊行隊伍。

他先以8×10相機拍攝環境,再用135相機拍攝人物移動時的不同透視角度及動作姿態,最後用電腦將數百張照片合成作品。「人類的思維在全球化之下,慢慢失去個性,價值觀也慢慢變得模糊,重複的個人形象,象徵着社會整體的價值取向。」這系列作品真實場景結合虛構人物,首張作品更成為文化博物館的收藏之作。

今年57歲的朱德華,從事商業攝影多年,也曾是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HKIPP)會員,在行內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坦言,商業攝影是滿足客戶需求,個人創作才是表達自己的感受,「我的作品充滿批判性,我認為這是當代攝影應該具備的元素。」

實際上,他自八十年代求學時期已拍攝人像作品,一直至今,期間涉獵過人體、馬、花、城市風景等不同題材。對他而言,攝影不只是美學上的追求,還可以用來探索社會議題。

Parade 3, 2007

從攝影棚走向戶外創作

「2004年,我在德國完成『藝術家駐村計畫』,回港後,想捨棄之前一直在攝影棚拍攝人像及靜物的手法,開始走到戶外創作。」他一方面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站及儲水庫等地方拍攝人為的「垃圾風景」,以一系列《人工地景》反思人類對大自然造成的破壞。

至於《Parade》系列,則選址舊天星碼頭、中央警署等殖民地時期的標誌性建築,再透過人物的衣着造型,與拍攝地點產生關聯。第三幅作品在灣仔碼頭附近,一般人對這地方或許沒太多回憶,「2005年世貿會議期間,韓國農民曾在那裏示威、跳海。」想當年,韓農的勇武形象令港人大開眼界,而當年警察相對溫和的處理手法,如今亦一去不復返。

·圖片來源及《Parade》購書:Almond Chu Studio

作品反思生活及社會議題

《Parade》系列並不只在香港創作,也曾以北京及廣州的建築物為靈感,「當年因為與畫家王無邪先生的一席話,引致我考慮『身份』的問題,所以回國內取景。」在北京故宮的紅牆之下,朱德華弟弟化身眼戴墨鏡、穿着綠色制服的內地公安,好奇地看着眼前發生的事情,同時令畫面外的觀眾不禁疑惑。這張充滿標誌性元素的照片,正是他全新攝影集《Parade》的封面,這幅2012年創作《Parade 9 (Curious Police)》作品,現正於中環La Galerie展出。

由第四幅作品開始,朱德華嘗試以自身演繹照片中的人物,令作品的信息更加強烈,後來幾幅較廣為人知的作品,都是他親自上陣的。2015年,朱德華重新以香港為題材,創作一幅回應2014年雨傘運動的作品《Parade 15 (79)》,在金鐘政府總部前,79個撐着黃色雨傘的他,一切不言而喻。

最後一幅作品《Parade 16 (The Apple)》,則以中環的蘋果旗艦店為主角,反思當電腦、電話主宰了我們的生活,科技是否令人類有更好的聯繫?

Parade 16 (The Apple), 2015

中港關係千絲萬縷

朱德華以逾十年時間創作《Parade》系列,每幅作品由拍攝到完成,至少需時兩個月,最後共創作十五幅。「那時覺得繼續做下去,也只是轉換不同的場景,倒不如開始創作新的作品。」

沒有固步自封的他,幾年間先後創作《時光隧道》及《天空》,前者拍攝大嶼山的東江水輸水管,後者以類似Pantone的手法展示在香港拍攝霧霾的天空,「這些霧霾是因為北風將中國南方工廠造成的空氣污染吹來所致,而當中許多工廠是香港人開設的。」

不論《時光隧道》還是《天空》,同樣在探索不同的社會議題,而背後都呈現了香港與中國內地千絲萬縷的關係。

《時光隧道》,2018年

Photobook & Print Exhibition

日期:即日至8月16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2pm-7pm(星期日)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74號LA GALERIE PARIS 1839

Almond Chu explores social issues with the “parade” series.

Hong Kong had long been known as the “Parade City” even before last year’s extradition bill demonstration. It has been 23 years after the Hong Kong handover, and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protests. On July 1st, 2003, half a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against Hong Kong Basic Law Article 23. Photographer Almond Chu also participated in that year, inspiring him to create the “Parade” series in the following year.

“In 2004, I completed the Artist Residency in Germany. After returning to Hong Kong, I wanted to abandon the shooting technique of portraits and still life in the studio, and began to move forward.” On the one hand, he created the “ARTIFICIAL LANDSCAPE” in landfills and reservoir flooded with garbage,  to reflect on the damage caused by humans. 

As for the “Parade” series, he selected the iconic building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such as the old Star Ferry Pier and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and related the location with the characters. Most people may not have much memory of the third work near the Wan Chai Pier, “During the 2005 World Trade Conference, Korean farmers once demonstrated and jumped in the sea in this area.”

The “Parade” series was not only created in Hong Kong but also inspired by buildings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Because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ainter Wucius Wong, I was 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identity,” so I step into the mainland for inspirations.”  

Under the red walls of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numerous security officers wearing sunglasses and green uniforms, which is very iconic among the Parade series. Starting from the fourth work, he tried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s in the photos by himself, so that the work has a strong message.  

In 2015, he created “Parade 15 (79)” in response to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in fro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mplex, 79 people holding yellow umbrellas. The last piece, “Parade 16 (The Apple)”, focuses on the Apple flagship store in Central, reflecting on the fact that when computers and smartphones dominate our lives, does technology ensure people with a better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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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in Jacquet-Lagrèze 憑字寄意

沸沸揚揚的六月,香港人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多次走上街頭,許多居港的外國人也挺身支持。移居香港八年的法國攝影師Romain Jacquet-Lagrèze先後在社交網絡發佈「不平則鳴」、「愛家」這兩幅作品,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Romain原是平面設計師,2009年來港定居後,被密集摩天大廈所吸引,以影像來表達對這座石屎森林的震撼,創作過《Vertical Horizon》及《The Blue Moment》等關於香港城市建築的攝影集。隨着居住時間越久,他也從宏觀視野慢慢深入至本土文化,最新作品《City Poetry》(城市詩意)拍攝大廈及店舖招牌的文字,然後再利用拍攝的文字作為素材,重新組合出新的字句及成語,他更憑字寄意,「愛家」愛香港之餘,更以「不平則鳴」來聲援港人抗議的舉動。

數年前拍攝《Wild Concrete》系列時,他被牆上文字的美感吸引,近年眼見許多霓虹燈消失,不斷令他想起那張文字的照片,於是開始創作《City Poetry》系列,在深水埗及旺角等舊區拍攝舊商店、大廈或霓虹燈招牌的文字,同時從太太口中了解每個文字背後的意思,開始學習繁體中文。「有時候需要拆開文字的結構來了解,然後創造一個故事來記得這個文字,藉此也令我更了解香港文化,發現許多新的事物。」香港的招牌文字有不同的寫法及創作手法,有書法、雕刻、⼿⼯吹製的霓虹燈管,甚至用紙⽪石拼貼的文字,「這些都是非常精湛的技巧,看起來也充滿視覺詩意。」

Romain至今已拍攝下逾千張這樣的照片,由於很多都是大廈及店舖名稱,所以有很多重複的字,如「龍」、「有限公司」等。拍攝約五百個不同文字,他已能認得逾半,也逐漸懂得解讀街頭的文字密碼,對中國書法著迷的他,以並排文字的創作手法,拼湊在不同地⽅拍攝的字體,創作成句子或成語,呈現出新的藝術感。

他覺得「龍」字很漂亮, 於是利用九個不同顏色的「龍」字,拼貼出九龍的意思。他也懂得拼湊「香港文化」等簡單的作品,至於「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等祝壽用語,則是在太太幫忙之下完成。有時也因缺失某些文字,要以其他相同意思的文字來取代,我們常說「百煉成材」,因為Romain無法找到「苦」,後來創作了「百苦成材」,起碼一般人都能明白字面的意思。

他認為這些街頭文字是時間、文字書法與攝影的結合,時間令腐蝕的文字有質感,例如生鏽的金屬字及破碎的霓虹燈等,同時也記錄城市的歷史及時間,令其顯得獨一無二。近年社會四處重建,也令這些文字消失,「當舊店被取代,這些充滿書法美感的文字也會慢慢消失,逐漸被數碼印刷及LED光管文字取代。」另一種意義是,近年傳統繁體文字也受到蠶食,香港作為繁體字的堡壘,他覺得更要保育及記錄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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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Cox 「我不是販賣蒙古的異國風情」

說起蒙古,腦海中立即閃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畫面,卻不曾想過,首都烏蘭巴托隨處可見工業大煙囪,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居港攝影師Paul Cox的照片同樣顛覆世人對蒙古的印象,沒有標誌性的成吉思汗雕像,也不以馴鷹人或摔跤選手等典型蒙古元素作招徠,而是把鏡頭對準日常生活中的蒙古人們,尤其天真爛漫的小朋友,他以非牟利組織義務攝影師的身分,賣相出書籌錢以助當地孩童改善生活。

居港攝影師Paul Cox是把鏡頭對準日常生活中的蒙古人們,尤其天真爛漫的小朋友,他以非牟利組織義務攝影師的身分,賣相出書籌錢以助當地孩童改善生活。

生於津巴布韋,年輕時Paul曾到英國當兵,後來成為一名攝影師,2013年定居香港。來港後不久,他經朋友認識蒙古非牟利組織Tsolmon Ireedui Foundation(TIF),一間在烏蘭巴托當地照顧及教育貧困家庭兒童或留守兒童的機構。過去數年,他從好奇變成牽掛,踏足蒙古逾十次,每次停留個多月,探訪不同的家庭,拍攝出最真實的蒙古生活之餘,他的作品義賣捐贈達七位數字,成為TIF的最大捐款者。最近,他將數年拍攝的照片集結成書《Red Hero》(即烏蘭巴托的原意),也在中環古董店燕譽堂舉辦同名展覽,希望引起更多人關注。

舉機拍攝遭質問 逐漸獲信任

他說出書及展覽乃是計劃之外,蒙古地域遼闊,回想當初,他根本無從入手,的士司機見他是遊客,總是把他帶到成吉思汗雕像前,但他不想拍攝這些所謂的典型照片。「對我來說,這並非真正的蒙古生活,反而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形象,很吸引我。」雖然有當地人當翻譯,不過一個白人在一個遊牧民族國家拍攝,難免令人產生疑惑與不解。尚不說屢吃閉門羹,他試過被人言語辱罵,甚至有醉漢見到他的相機,想衝向他動手。「甚至連我的翻譯也被人質問,『你怎麼能容許外國人拍攝我們,這是很不尊重的事情。』」

蒙古政府鼓勵生育,多產的媽媽還能得到榮譽獎章,另Paul說每次去蒙古都會碰上雙胞胎。

Paul自問沒有觸犯任何人,對自己造成的冒犯不明所以,然而這也令他明白不同國度的文化差異。所以後來他換上一部小相機,而且初次見面時把它藏起來,知道當地人喜歡抽煙的習慣,見面時他總是先遞上香煙,再慢慢打開話匣子,解釋自己的拍攝計劃。即便如此,有當地人看過他拍攝的照片,直言不喜歡,反問他為何不拍攝捕鷹人或摔跤手。「蒙古人是很自豪的民族,不想被人拍攝到很貧窮的樣貌。」

Paul很喜歡這張照片,小朋友的眼神與手指與攝影師有互動,背後的狼圖案似乎在保護他。

雖說《Red Hero》意指烏蘭巴托,不過Paul的足跡遍及蒙古不同角落,從北部的西伯利亞到南部的戈壁沙漠,在市集、草原及蒙古包拍攝不同的人。首都以外的地區,風景秀麗,人煙稀少,交通亦不便利,冬天溫度零下四十度,也為整個拍攝計劃徒添困難,試過車輛陷在河中十多小時,「有時每日拍攝的時間只有一小時,很多時間都花在交通及溝通上。」然而重看照片時,他覺得一切也是值得,孩子們時而在他面前玩耍、時而真誠地直視鏡頭,老奶奶對着他微笑抽煙,有位媽媽甚至在他面前餵奶,可見他們對Paul是何等信任。

Paul Cox:「拍攝時尊重很重要,要尊重每位拍攝對象及他們的文化。」

過往《國家地理》曾試過以獵奇的角度拍攝第三世界國家,Paul也時常提醒自己,不能以純粹西方人的視野來觀看這個遊牧民族國家,「我不是販賣蒙古的異國風情,也不是拍攝他們的悲慘,只想透過我與他們的相處及互動,呈現出他們的獨特文化。」他說最重要的是尊重,尊重他們的文化,尊重每位拍攝對象,就如許多當地人一樣,「他們十分愛護孩子,非常敬重老人家。」

原文見於果籽

Audrey Hepburn 戲內外的優雅與純真  

一代女星柯德莉夏萍(Audrey Hepburn)是上世紀的優雅代名詞,也是許多導演及攝影師的繆思女神,多年來為她掌鏡的大師有Cecil Beaton、Richard Avedon、Yousuf KarshIrving Penn等,例子不勝枚舉。然而像美國攝影師Bob Willoughby這樣,能捕捉柯德莉夏萍鎂光燈背後的生活一面,可謂非常罕有。今年對二人而言都有特別意義,既是柯德莉夏萍誕生九十周年,也是Bob去世十周年,因此跑馬地F11 Foto Museum與Bob兒子Christopher Willoughby策劃展覽,展出九十張經典照片,重現柯德莉戲內戲外的優雅與純真。

在《窈窕淑女》中,身穿由Cecil Beaton設計服飾的柯德莉,十分優雅。

年輕的柯德莉夏萍一直夢寐成為芭蕾舞蹈家,踏足美國後成為一名出色演員;修讀設計與電影的Bob則熱愛藝術,曾跟隨Wallace Seawell等荷李活攝影師學習,擅長拍攝人像。二人年紀相若,1953年,柯德莉夏萍憑《羅馬假期》在荷李活一炮而紅,剛入行的Bob前來拍攝這位英倫女星,自此結下不解之緣。多年後Christopher憶述往事,「雖然當時她在荷李活還是一位新人,但所有人都覺得她與眾不同,彷彿已經是一位超級巨星。」

Bob是首位被荷李活製片公司聘請為電影拍攝宣傳劇照的駐場攝影師,由1954年《星海浮沉錄》(A Star is Born)開始嶄露頭角,二十年來為逾百部電影拍攝劇照,包括《畢業生》及《魔鬼怪嬰》(Rosemary’s Baby)等,期間與柯德莉夏萍在《翠谷香魂》(Green Mansions)、《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及《儷人行》(Two for the Road)等多部電影合作。Bob擅於捕捉電影明星的自在一刻,同時充滿美感,在電影場景中,柯德莉夏萍優雅高貴;休息時,她流露出放鬆及開心的神態;她的歡樂與憂愁,在他的鏡頭下一覽無遺。

拍攝《翠谷香魂》時,柯德莉與小鹿Pippin相處融洽。

私交甚篤 捕捉母子溫馨瞬間

在電影《翠谷香魂》中,情節需要一隻小鹿跟隨柯德莉夏萍,拍攝前她與小鹿住在一起培養感情,甚至去購物時也會帶上小鹿Pippin,大家相處融洽,而小鹿彷彿把她當成媽媽,那種親和力不言而喻。在Christopher看來,爸爸與柯德莉夏萍一樣,都很平易近人,二人成為很好的朋友,兩個家庭也非常親近,Bob因而能以朋友的身份,拍攝許多柯德莉夏萍的私人生活照片,包括兩家人的聚會等。

柯德莉與Bob太太分別扶着兒子學走路,非常生活化。

「我自小就與柯德莉相識,我與她的兒子Sean Ferrer同年出生,小時候經常到她家中玩。」在Bob的照片中,兩位孩童在地板上進行爬行比賽,另一幅作品則捕捉柯德莉夏萍與Bob太太分別扶着兒子學走路的情景,還有許多柯德莉夏萍與兒子的溫馨瞬間,這些生活化的照片,呈現了在柯德莉夏萍在電影以外,作為一名母親的角色,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說到二人最標誌性的合作,非1963年的《窈窕淑女》莫屬。電影開拍首日,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前來採訪拍攝,柯德莉被一大班攝影師圍繞,當她發現熟悉的身影後展現出開心的笑容,Bob因而把這一幕有趣的畫面捕捉下來。Christopher說,在電影拍攝現場的時間都很緊湊,柯德莉夏萍與Bob能建立這樣的友誼,相當難得。

Bob Willoughby的照片捕捉柯德莉夏萍與兒子的親密瞬間。

1960年代末,柯德莉逐漸步入半息影狀態,Bob及後在1970年代初移居愛爾蘭,二人均在荷李活鎂光燈下淡出,但私底下仍保持聯絡,二人的兒子至今也是很好的朋友。晚年的柯德莉夏萍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而Bob則將愛爾蘭詩歌繙譯成英文,以及整理多年來拍攝的Elizabeth Taylor、Frank Sinatra等荷李活影星及爵士樂手的照片,作品也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及英國國家肖像館永久收藏。當然,大家最念念不忘的,仍是這些柯德莉夏萍的不朽影像。

AUDREY by Bob Willoughby

圖片由F11 Foto Museum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須田一政 現代與傳統的角力

日本攝影師須田一政(Issei Suda, 1940-2019)的名字雖不及荒木經惟森山大道為人所認識,然而他對日本攝影的貢獻,以及對日本社會的記錄,卻不容忽視。2018年尾,香港國際攝影節舉辦的《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展覽,難得見到須田一政在1970年代拍攝東京街頭人生百態的作品,確實十分精彩。2019年3月7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9歲。

伊賀上野

1940年4月24日,須田一政出生於東京神田,那裏有日本最出名的古書店街,周圍都是舊書店與電影院,他自小就是在電影與攝影的耳濡目染下成長,Irving Penn、Richard Avedon、Robert Frank、William Klein等攝影師的作品,早已了然於胸。成長在富裕家庭,中學時懇求媽媽買Leica相機,做過幾年攝影愛好者,及後就讀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有次在演講上認識攝影評論家田中雅夫(攝影師濱谷浩兄長),在其建議下投稿《日本相機》雜誌並獲入選,沒想到作品竟在這雜誌斷斷續續刊登了半世紀。

作為家中獨子,畢業後他繼承父業經營酒場,同時一邊積極參與攝影藝術活動。人生轉捩點是1967年,他正式成為詩人及戲劇家寺山修司「天井棧敷」的劇團攝影師,與後來的《Provoke》一樣記錄年輕藝術家的叛逆,為這個前衛劇團記留下珍貴的視覺資料。劇團攝影師的經歷,也令他下定決心放棄家業、投身攝影,並在1971年展開自由攝影師的生涯。

物草拾遺

出道初期,他以雜誌為發表平台,如《相機每日》(カメラ毎日)、《日本相機》(日本カメラ)等,後來在1978年出版的攝影集《風姿花伝》,就是專欄的結集作品,此書也獲得日本寫真協會賞新人賞。之後他陸續出版《我的東京100》(わが東京100)、《民謠山河》、《紅花》等,其中1996年的攝影集《人間の記憶》更獲得第16屆土門拳賞。

雖然須田一政早於1977年已首辦個展,及後亦每年參與聯展與個展,不過他在國外一直不太為人所知,直至2003年美國休士頓美術館舉辦「日本攝影史(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hotography)」,策展人Anne Tucker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最能反映日本的攝影家,姍姍來遲才獲得日文以外的國家認可,這一點與中平卓馬頗為相似。近年,他的作品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Tokyo 1955–1970: A New Avant-Garde),東京都寫真美術館也為他舉辦大型回顧展,再次肯定他的攝影生涯。

綜觀須田一政的創作,大多關注生活的日常,街道、途人、城市光影,或寫實或趣味,有時甚至是詭異。他堅持拍攝日本的民俗藝能,在當代的語境下呈現古老文化傳統,有一種現代與傳統的角力。對某些人來說,這或許才是最能代表日本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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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Pabona 「攝影令我變得自信,敢於追夢。」

十年,對家庭女傭的職業生涯來說,其實並不算長,可能只是換了僱主。對來自菲律賓的Joan Pabona而言,十年前她仍在為生計奔波,十年後已立志成為攝影師。離港在即,告別女傭生活前,她舉辦首次個人攝影展覽,剖白鏡頭內外的情緒,「攝影令我變得自信,敢於追夢。」


旋轉樓梯上的紅傘,代表着對家人的無盡思念。

讀書時期已對攝影萌生興趣,奈何還是向現實低頭,修讀電腦及教育等實用科目,之後出國做女傭,攝影之夢只能無限期放下。對家庭女傭而言,骨肉分離是老生常談的故事,那時她的兒子才兩歲。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到新加坡工作,最初兩年遇上刻薄僱主,一星期做七日,足足兩年沒放假!2013年來到香港,終於有「家」的感覺,相對較自由。初時每逢周日,她仍會與一眾同鄉坐在街頭,食飯聚會聊聊天,但不久之後,她已覺整天無所事事,浪費時間。近來她既要接受傳媒訪問又要準備個展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現在回想,覺得即使一分鐘也不能浪費,更別說一整日。」

精采的光影構圖,令人想起已故攝影師何藩。

去街市買餸 相機不離手

2015年,她參加社企組織Lensational舉辦的攝影工作坊,重燃對攝影的興趣,買了人生第一部相機後,生活自此變得充實,不再閒坐街頭,有時間便帶着相機四處練習拍攝,即使平時去街市買食物,短短十分鐘時間也機不離手,隨時捕捉有趣的畫面。訪問期間見到漂亮光線,也隨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儼然成為生活習慣。偶爾,她會組織攝影團,與朋友一同拍攝交流,「不過好多時我寧願自己拍攝,不想拍攝一模一樣的照片。」

她總寄情於相,這幅《Walk with me》給予她無形的力量。


Joan喜歡極簡主義,照片簡潔留白,頗有想像空間。事實上,她總寄情於相,有一幅在銅鑼灣Apple Store隔着玻璃拍攝的腳印剪影叫《Walk with me》,「那時經常自己一個人,感覺沒有東西支撐,照片無形中給予我力量。」或許如此,她的照片流露出淡淡的憂傷與孤獨,鏡頭下的香港不見熱鬧,反而都是獨行的人。作品常見元素有雨傘,對港人而言有象徵意義,對她卻是個人感受,「我離開兒子的時候,是在一個雨天。」這把傘,擋着雨水,也撐着思念。

她也喜歡何藩的照片,對城市的黑白光影着迷,「我覺得黑白更有力量,更能表達我的感受。」兩年前,一幅從跑馬地僱主家中拍攝的、有關一名地盤工人整理安全網的黑白照片《Sacrifice》,為她贏得2017年國家地理會德豐青年攝影大賽「香港人和事」組別的第二名,獨自工作的地盤工人令她身同感受,也贏得評審的欣賞。

這幅《Sacrifice》為她帶來攝影獎項,也令她更有信心。

首次攝影展 總結六年香港生活

攝影的稍縱即逝,令她明白要珍惜當下時刻,在街頭拍攝時,有時她快速捕捉趣味時刻,有時卻在等待腦海中構思好的畫面,哪怕等上一小時,攝影也令她變得有耐性。「攝影令我改變了很多,以前我很少說話,現在更懂得表達自己。」自信帶來勇氣,女傭合約快將完結,她打算專注發展攝影事業,不想再度與夢想擦肩而過。這次舉辦攝影展,既是六年香港生活的總結,背後也想提醒大家,去留意身邊的事物、欣賞他人的才華,「很多女傭來香港前都很有天賦,可惜來到香港後都被埋沒了。」

數年前,Xyza Cruz Bacani由女傭成為攝影師後揚威國際,或多或少改寫我們對外傭的印象,Joan有機會成為第二個嗎?值得期待,但先要懂得欣賞。

《Teardrops of the Rain》帶着淡淡的憂傷與孤獨。

《Empathy in a Click》

日期:3月10日至17日

時間:9am-4pm(星期五六休息)

地址: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14樓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

·原文見於果籽 

蜷川實花徒弟江紀鋒 「人生就如雙重曝光的菲林一樣充滿美麗的意外」

作為著名日本攝影師蜷川實花的經理人及唯一海外徒弟,香港攝影師江紀鋒(Keith)的說話總是三句不離她,連拍攝的花草樹木與煙花金魚題材,也與她相若。「我們的審美觀好相似,平時也很合拍,甚至會一齊買衫。」由當初誤打誤撞想拜師學藝,到成為蜷川實花推心置腹的經理人,他說人生就如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一樣,總會經歷美麗的意外。

毛遂自薦 是助手也是經理人

Keith大學時曾到日本交流,見到蜷川實花的作品後被深深吸引,便毛遂自薦以不同方式聯絡她。原本打算拜師學藝,沒料到見面後卻獲邀加入事務所,那時蜷川實花不時前往台灣拍攝,需要懂得中文的人協助,不過Keith當時尚未畢業,還要回港完成學業。畢業那年奈何遇上日本311地震,家人不放心他去日本,計劃再次耽擱。大學時修讀經濟,畢業後他當上會計師,別人眼中或許是筍工,可他過得並不愉快,朝九晚五的生活不斷重複,他更知道自己無法一輩子對着Excel。心灰意冷之時,蜷川實花再向他招手,這次他再無理由拒絕,順理成章前往日本。「我的工作一半是助手,一半是經理人,負責中華地區及海外市場的工作,還會做公司的會計。」

近距離跟隨蜷川實花工作,Keith的攝影之路,難免會受她影響,「我在她身上學到的並非技術,而是她對事物美感的觸覺,她不會告訴我應該怎麼拍攝,但一張好的照片,應該有情感反映出來。」想當初,為了模仿蜷川實花的照片,還買了蜷川實花使用的相機──Contax RX。慢慢Keith發現,自己不是刻意複製她的風格,只是大家都喜歡顏色鮮艷的東西,都鍾情花草樹木與金魚,就如今次的展覽作品,在過去十多年的作品裏,他覺得最能代表自己感受的,仍是櫻花、金魚、四季風景。

Keith喜歡拍攝花草樹木,圖為四季系列的春天作品。

畢竟珠玉在前,難免有人會相提並論。「她是我最喜歡的攝影師,至今仍是,潛移默化的影響總會有。其實我反覆問過自己為何要這樣拍攝,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我喜歡的事物,只是恰好大家喜歡的東西一樣,沒理由因為你拍攝了,所以我不去拍攝。」在他看來,即使拍攝同樣的櫻花,其實效果也會不同。回想當年,蜷川實花剛入行時,也時常有人將她與擔任戲劇導演的父親蜷川幸雄相提並論,最後她以別樹一格的攝影風格,擊破這種無形的先入為主印象。

接受缺陷 結果意外地美麗

Keith從沒以專業攝影師自居,也沒有所謂攝影的包袱,攝影對他而言,其實是自我溝通及療癒的方法,「我常常聽着音樂去拍攝,不被外界影響,每當壓力大的時候總會拿起相機。」拍攝對他來說,是記下回憶、捕捉時間的工具,是很個人的。他說人無法再次體驗過去的時間,菲林卻可將兩個時空的東西重叠在一起,因此拍攝時他總會將菲林雙重曝光,即使偶爾會遇上漏光甚至壞相機的情況,那管出來的效果不似預期。

「對我來說,這些都是美麗的意外,就像我過去十年似乎走錯了好多路,但原來最後的結果是美麗的。這一點跟我自己的人生相似,重點是要接受這種不完美,接受人生的缺陷與瑕疵。」

《Momento》

日期:即日至3月4日

時間:10am-8pm(星期日休息)

地址:中環下亞厘畢道2號藝穗會陳麗玲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盧廣 用鏡頭揭露中國社會問題

現年58歲的中國攝影師盧廣,自1990年代開始,專注拍攝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以及底層人民生活,被譽為「攝影界的良心」,作品獲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及荷賽獎等。根據其妻子徐小莉的Twitter發文,2018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他到新疆出席活動及旅行,然而11月3日起失去聯繫,據悉被當地的國保警察帶走。

消息旋即在網絡上廣為傳播(更新:根據《美國之音》中文版2019年9月9日報導,徐小莉日前在twitter證實,盧廣在幾個月前已回到家中,因不想被打擾而暫時沒有發布消息,這也是盧廣去年失蹤之後,外界首次得知他的安危。),連BBC也有報導,這裏反而想寫寫他的故事,看完之後你大概便知道,當權者為何想讓他「被消失」。

盧廣1961年生於中國浙江省,讀書不多的他半路出家自學攝影,自1980年拿起相機,便對攝影充滿熱情。最初他邊在家鄉永康縣的工廠工作,邊在農村為朋友拍攝全家照,1987年他在當地開設照相館,一直到1993年。照相館為他賺到十萬元,但他明白不能單純為了賺錢,便拿著積蓄到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進修。

9《開發與污染》
《開發與污染》系列作品

攝影師有責任去記錄及改變現狀

盧廣喜歡Robert CapaSebastiao SalgadoEugene Smith攝影師,他們的作品都有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在學校時他還接觸了中國攝影師解海龍的《希望工程》作品,這些照片某程度改變了中國貧窮學童無法上學的命運。這也令他明白,攝影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他的首個拍攝計劃是《西部大淘金》,1994年開始拍攝,在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逾萬人在金礦裏淘金,這些工作不僅辛苦,而且死亡率很高,淘金過程又嚴重地破壞了大自然。這些作品轟動一時也令他更加堅定,要用相機來記錄及揭發重要的社會議題。

2001年,他在北京讀到一篇河南愛滋病小孩到北京求醫的新聞報導,深有感觸的他很快找到孩子父母,仔細調查了解,知道這些人因家裏貧苦去賣血,最後感染上愛滋病。他在河南省的不同村莊拍攝近三年,在國內發表作品後引來一定迴響,令部份孩子得到救助,但仍無法真正解決愛滋病問題。當時他將照片送到國外參,結果贏到荷賽獎一等獎(World Press Photo/Contemporary Issues),此事也促使河南省政府下令調查當地愛滋病狀況,加快官方救助當地愛滋病人的步伐。

13.《愛滋病村》jpg
《愛滋病村》系列作品

在中國,此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然而要進行拍攝卻並非易事,畢竟這些影像間接地批評掌權者,因此盧廣的拍攝過程常常受到阻擾,他試過被抓、試過被搶相機、試過被人按在地上打,家人也收過恐嚇電話但他從沒想過放棄因為他明白,照片一旦曝光,便意味著有機會改變現狀。他曾在訪問中提及,「其實我做的許多專題,很多人是知道的,不過政府壓著不讓說而已,當地人不敢說也不敢拍攝,所以當地的問題就需要外地攝影師去拍攝。」作為一個攝影師,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紀錄、發表、改變這些現狀。

3.《關注中國污染》 jpg
《關注中國污染》 系列作品

中國式污染

盧廣長期關注中國的污染問題2005年開始拍攝,他用四年時間走遍中國西部及東部沿海,拍攝環境污染致病、海洋污染等,期間他與地方官員及排放污染物的公司企業鬥智鬥勇,他追蹤污染來源,拍下許多驚人的畫面,最後這輯《關注中國污染》作品獲得2009年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W. Eugene Smith Memoria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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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中國污染》 系列作品

污染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歐美國家甚至日本,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都發生過類似問題,Eugene Smith拍攝的日本水俁病作品,堪稱紀實攝影的典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過去十多年間因為不斷開發,嚴重破壞了環境,廢料及廢氣的排放導致農田及空氣污染,不僅使草原變成沙漠、農民失去家園,也使呼吸疾病的患者越來越多,連食物及飲用水也受到污染,許多地方都出現「癌症村」。盧廣曾在訪問中提及,自己對環境的改善是抱有希望的,畢竟某些工廠是改善了污染情況,然而許多企業卻「化明為暗」,選擇在夜晚偷偷排放,或者將污水通道建在地底下,直接排放到河流或海洋。

2015年,這系列拍攝因經濟發展而造成環境污染問題的《開發與污染》作品,為盧廣獲得荷賽獎長期拍攝題材(Long-Term Projects)的三等獎,是國際社會對他的再一次肯定。拍攝社會議題逾二十載,獲獎無數,盧廣說自己更像是一位調查者,不斷去挖掘社會上被隱藏的問題,從而引起世人關注。只可惜,相比起改變或改善,某些地方政府或當權者,更多地是選擇了隱瞞,或者直接令人噤聲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