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君藍牧師《微塵聖像》—以聖經故事為靈感的肖像作品

《微塵聖像》是一場來自信仰深處的凝視。攝影師兼牧師馮君藍,以相機為畫筆,以光為祈禱,將生命歷程化為靈性的肖像書寫。

1961年生於香港的他,童年隨父親拓展教會而遠赴台灣。那時,聖經的篇章與教堂的鐘聲,早已悄然滲入他的成長脈絡。年少的馮君藍熱愛美術與攝影,十八歲考入台北協和工商修讀美術設計,投身美術設計與廣告相關工作十餘年。直到父親病逝,他憶起兒時對上帝的承諾——要以信仰之名奉獻自己的人生。此後,他進入台灣神學院深造,於2003年取得道學碩士學位,成為一名牧師。


他將位於台北士林的教堂化作一座靜謐的藝術殿堂,一處既可禱告也可創作的精神空間。在那裡,他重新拿起放下多年的相機,創作出名為《微塵聖像》的系列作品——以聖經為靈感,亞當的孤寂、諾亞的等待,還有該隱、亞伯、以撒⋯⋯那些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被他以身邊的弟兄姊妹重新演繹,這不是神話的重現,而是對人之存在與靈魂的凝視。

馮君藍不追求重現聖經場景,而是在每一張肖像中尋找「人之為人的微光」——那是神與人的交會,也是塵世與永恆的共鳴。正如陳丹青所言:「他以神性的目光看待人,在人的身上,看見神性。」這句評語,正道出作品本質:信仰,是一場以人身為載體的光之啟示。


《微塵聖像》於2024年由京都出版社青艸堂輯錄成書,收錄98幅肖像作品。封面上的女孩,是故事裡「預備著的童女」,五官神似演員辛芷蕾,她那純淨而堅定的眼神,似在凝望彼岸的希望。這些肖像多以一部Nikon FM2相機拍攝,藉著自然光定格下神性時刻———宛如晨禱時分透過教堂窗灑落的光,柔和卻帶著神聖的穿透力。

·攝影集《微塵聖像》顯影堂有售,可私訊預約參觀。

·相片源自馮君藍及青艸堂網站。

The portrait series “DUST ICON” by Stanley Fung has been gaining attention since its debut in China in 2016. The author, also a pastor, portrays his church members as models in this series. This work comprises 98 poignant pieces.


In his youth, Stanley Fung had vowed to become an evangelist himself.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from cancer, he struggled for two years before deciding at the age of 35 to attend seminary.

He transformed a church in Shilin, Taipei, into a small, warm art space, picking up a camera to create the “DUST ICON “ series, using congregants as models and drawing from biblical stories. He regrets not understanding his father sooner, but is fulfilling his promise to his father through art.

Most of the works are captured under simple conditions: Stanley Fung uses his cherished Nikon FM2, a standard lens, a reflector, blackout cloth, and a large window that lets in light. Through this equipment, he presents a unique human perspective informed by the Bible.

Albert Watson 掌鏡喬布斯遺照

2011年10月5日,蘋果教主喬布斯(Steve Jobs)離世時,其官方網站展示的遺照正是攝於2006年的照片,它的拍攝者就是Albert Watson。在這張照片廣為流傳之前,他或許並未如現在般為世人所認識,但實情是早於1970年代,右眼失明的他已憑拍攝大導演Alfred Hitchcock的照片一舉成名,在雜誌界、時尚界乃至演藝界炙手可熱,其作品遊走於時尚與藝術之間,縱橫至今逾四十年。

成名在望

1970年,28歲的他和妻子Elizabeth遷居到美國,妻子在洛杉磯一間小學當老師,他則在這座城市尋找拍攝的題材。機緣巧合下,他認識化妝品牌Max Factor的藝術總監,並獲得試拍機會,最後品牌更購買兩張他的攝影作品,這對一名業餘攝影師而言,無疑是很大鼓舞。

Albert Watson大學期間曾學習平面設計,之後離開出生地蘇格蘭,前往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修讀電影與電視。儘管天生右眼失明,但熱愛攝影的他一直堅持學習,並從事業餘攝影創作。Max Factor可說是他攝影生涯的開端,兩幅作品同時吸引雜誌界注意,慢慢地,他逐漸得到《GQ》、《Mademoiselle》和《Harper’s Bazaar》等時尚雜誌青睞,更經常往返於紐約與洛杉磯兩地,為不同雜誌拍攝,之後更成為《Vogue》雜誌攝影師。

1973年,他為《Harper’s Bazaar》的聖誕節特刊拍攝照片,主角正是Alfred Hitchcock,他的頭部微微傾斜,手上正拿著一隻死鵝,照片看起來有些驚悚卻不乏幽默感,成為他最廣為人知的攝影作品。之後他鏡頭下的名人有搖滾巨星、名模、演員,連克林頓總統夫婦及英女皇都拍攝過。

教主至愛

當然,他現在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或許是2006年所拍攝的Steve Jobs。許多人知道,Steve Jobs並不太喜歡被人拍攝,這對攝影師而言,不得不說是一種挑戰。拍攝當日,攝影師被告知拍攝時間只有一小時,然而他卻胸有成竹地說,只要三十分鐘便能完成。Albert Watson有過人的觀察力,當時iPhone尚未誕生,但Steve Jobs信奉簡約之心已在iPod及iMac裏可見一斑,攝影師讀懂他,以簡潔的白色背景來凸顯這位偉人的性格。

他讓Steve Jobs的頭部稍微向前傾,並對他說,「想像一下,坐在你對面的人都不同意你的觀點,但你知道自己是對的。」Steve Jobs凝視著鏡頭,眼神十分堅定,給人一種充滿信念與智慧的感覺——這正是世人對他的印象。

作為一名經驗老到的攝影師,Albert Watson只用二十分鐘,便完成這張重要的照片。當Steve Jobs準備離開時,看了一眼事前拍攝的寶麗來照片,問是否可以擁有它,然後說,「這也許是拍攝我最好的照片」。

五年後,Albert Watson接到蘋果公司的電話,問他是否仍保留那張Steve Jobs的照片。他當時感到十分驚訝,同時意識到事情的緊迫性,隨即找到照片並發送給蘋果公司。當天晚上,蘋果在官網宣布Steve Jobs去世的消息,並附上Albert Watson拍攝他的肖像,這張照片在網站上刊登了一個月,之後也成為Steve Jobs傳記的封面,成為21世紀最廣為人知的人像照片之一。

名利雙收

雜誌攝影之外,他也為Gap、Levi’s、Chanel等品牌拍攝廣告,為《Kill Bill》、《The Da Vinci Code》等電影拍攝海報。他也曾設計唱片封套,1975年憑著為美國樂隊Mason Proffit設計的《Come and Gone》唱片獲得最高榮譽的Grammy Award。

工作以外,他喜歡到處遊歷,從摩洛哥到蘇格蘭,尋找攝影靈感。二百個《Vogue》封面、四十個《Rolling Stone》封面,Albert Watson現在是攝影界耳熟能詳的名字,2007年,他拍攝的一幅Kate Moss照片在佳士得以108,000美金成交,倫敦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和紐約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也永久藏有他的作品,更被美國《Photo District News》雜誌評為二十位最有影響力的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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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被攝者的內在特質  何耀燊的人像攝影

名模Kate Moss、美國女演員Chloe Sevigny、日本作曲家坂本龍ㄧ,還有梅艷芳等香港明星,攝影師何耀燊 (Rensis Ho) 的鏡頭曾捕捉無數中外名人明星,這些精采的人像作品將於由「顯影」與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策劃的《我城》Part II展覽中展出。

何耀燊大專時期修讀電腦,畢業後當上銀行程式員,隨後到紐約攻讀金融,再於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主修攝影,九十年代回港後開展其職業攝影師生涯,並長期參與雜誌拍攝工作,如《號外》、《Tatler》,《Elle》 及《明報周刊》等。

Rensis擅長靜物和人像攝影,從事攝影工作超過二十五年,鏡頭下的名人包括著名演員Isabella Rossellini、時尚設計師Alber Elbaz及Marc Jacobs、日本潮流教父Nigo、歌手郭富城及演員舒淇等,作品更包括歌手梅艷芳和男子樂隊Soler唱片封面。 說起他最標誌性的作品,不得不提2000年左右在尖沙咀拍攝名模Kate Moss。他說Kate Moss的笑容十分親切。「她很好人,性格很隨和,也有點害羞。當時我在酒店房間的露台為她拍攝,以自然光線捕捉下她的甜美笑容。」

曾憑藉1999年電影《Boys Don’t Cry》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女配角和金球獎最佳女配角的Chloe Sevigny,成名前曾是一名模特兒。當時Rensis仍在紐約修讀攝影,有次為一班年輕人拍攝照片投稿給雜誌,當中就有Chloe Sevigny,捕捉下她純真而帶點靦腆的一面。他也拍攝過日本作曲家坂本龍ㄧ及歌手梅艷芳,「他們都是很有想法的人」。對Rensis而言,人像攝影最重要的不是光線或背景,而是捕捉被攝者的內在特質,這在他的照片中亦可見一斑。

My Hong Kong, 我城 (Part II) 

日期:即日至11月27日 

時間:下午2時至7時 (星期五至日) 

地址:黃竹坑道56-60號怡華工業大廈8樓 The Loft 

藝術家展覽導賞:11月12日 (星期六) 下午2時至7時 


記錄JCCAC藝術家肖像  「二次創作」的跨媒介對話

「我希望這次展覽能讓更多人認識JCCAC,同時也向裏面一班默默耕耘的藝術工作者致意。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其實仍有不少人為香港的藝術文化而努力。」

從事攝影創作逾25年的本地攝影師何耀燊 (Rensis Ho),去年踏足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 探訪朋友,被這幢由工廠大廈活化而成的藝術村吸引,令他回想起九十年代尾在油街藝術村成立工作室的時光。多年來他曾為超模Kate Moss、著名演員Isabella Rossellini、設計師Marc Jacobs及多位港台明星拍攝過肖像,也十分喜歡拍攝靜物,他隨即想到以自己擅長的人像與靜物攝影記錄JCCAC及裏面的藝術家,與這幢建築物進行各種對話,促成展覽《Substance》的誕生。

自去年中開始,Rensis不僅拍攝大廈裏的古董印刷機,還走訪藝術村的各個單位,最終為22位藝術家拍攝「環境肖像」(Environmental Portrait)。他很喜歡二十世紀著名環境肖像攝影師Arnold Newman的作品,其照片強調被攝者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令觀者對被攝者有更深刻的認識。在藝術家熟悉的環境,固然更容易敞開心扉,「不論是人物或物件,我關心的不是如何展示美麗的一面,而是呈現內在的無形特質,捕捉真摯的一刻。」

參與的22位藝術家來自不同藝術範疇,有雕塑家、畫家、陶藝家、玻璃藝術家,也有時裝設計師、印章雕刻家及手雕麻雀工匠等,以小見大地展現出本地藝術和創意文化的豐富面貌。有趣的是,他更邀請藝術家在其拍攝的照片上進行再創作,透過藝術進行跨媒介對話。攝影師及陶藝家梁祖彝在相片上繪畫;玻璃藝術家黃國忠將影像變成一件有層次的玻璃裝置;多媒體藝術家楊小芳在照片上進行穿線,賦予影像另一重閱讀及創作的可能性。

《The Urbanites》——朱德華三十年人像攝影集

現年六十歲的攝影師朱德華 (Almond Chu),拍攝題材多元,人體、靜物、城市風景、社會議題均有所涉獵,他也十分擅長拍攝人像攝影。1980年代,當他在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修讀攝影時,選擇以人像攝影作為課堂功課,這也為他日後的人像攝影師之路奠定基礎。

由1980年代至千禧年代,他喜歡以6×6的正方形畫面拍攝黑白人像,在簡單背景下,王家衛、許鞍華及李安等導演悉數出現在他鏡頭下,還有演員馮德倫、設計師陳幼堅、詩人也斯及北島、時裝設計師鄧達智、編舞家曹誠淵、作曲家譚盾及龔志成、指揮家葉詠詩、藝術家谷文達、歌手盧巧音、雕塑家唐景森及麥顯揚等多幅精采人像作品,三十年來以鏡頭見證當時各行各業的重要創意人物。

一幅引人入勝的肖像,往往只需簡單的背景,拍攝許鞍華及王家衛時,朱德華便是在工作室捕捉他們的表情。王家衛向來以黑超造型示人,煙不離手吞雲吐霧,非常有個性。拍攝時,他口叼香煙坐在鏡頭前,導演的威嚴形象頓時油然而生,為許鞍華拍攝的人像作品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時他也會借助道具凸顯拍攝者的性格,當中拍攝作曲家譚盾的過程令他分外難忘。譚盾原本忘記當然的拍攝任務,到他出現時距離彩排僅十分鐘,他起初不喜歡攝影師的構思,後來朱德華用寶麗來拍攝助手的照片給他過目,他才放下心中疑慮。這幅譚盾躺在鋼琴上的照片僅以數分鐘拍攝完成,卻成為朱德華最廣為人知的人像作品之一。

拍攝李安時,他正進行電影《飲食男女》的剪接工作,平易近人的他任由攝影師在剪片室拍攝,朱德華認為他當天身穿的衣服不太合襯,於是建議他除去外衣,呈現他毫無架子的一面。朱德華鏡頭下的人物大多沒有誇張表情,而是透過被攝者的肢體語言,呈現出他們的個性,這也成為他人像攝影的魅力與特色。

在2010年代中後期及2010年代拍攝的肖像中,他已不再侷限於正方形畫面或黑白人像,觀眾可見有歌手黃耀明、模特兒蔣怡、演員何超儀及劉曉慶、建築師嚴迅奇、藝術家張曉剛與岳敏君,還有杜琪峯、王小帥、王全安等導演。朱德華照片的用色更加豐富,但同樣呈現出他作為攝影師的細膩觀察力,捕捉拍攝者散發獨特氣質的瞬間。

《The Urbanites》收錄朱德華三十年間拍攝的八十多位香港文化藝術界的重要人物,他們活躍於電影、文學、表演、音樂及藝術等範疇,他們的創作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滋養許多年輕的觀眾與創作者。攝影集於「顯影·書櫃」有售。

前路透社攝記葉英傑推出攝影集 記錄疫情下的香港人肖像

「疫情增加我轉行的勇氣,為興趣而工作。」原本從事設計的Savina如此說,她現在成為一名紋身師,製片Felix手臂的紋身,便是出自她手筆。

翻閱前路透社攝影記者葉英傑 (Bobby Yip) 最近出版的攝影集《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三十幅來自各行各業的香港人肖像各有特色,Bobby以簡短的文字交代每位被攝者的故事與心聲,他們在疫情下如何自處的故事,或多或少能令觀者產生共鳴。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曾在2020年染疫,在照片中他赤裸上身,展示康復後的身體,「染病後,身邊團隊由教練變成醫護,我懷著必勝決心和信心面對疾病。」

突如其來的疫情,擾亂世人的生活節奏,也奪去許多人的生命。在worldometer網站裏,所有感染者、康復者、死亡人數均只是冰冷的數字,沒有姓名、背景,也沒有人性的關懷,但現實中我們接觸的人卻並非如此,是有血有肉有情緒的生命。這也令Bobby萌生念頭拍攝疫情下的香港人,他找來相識多年好友——電影及廣告攝影師梁炳權(Gordon Leung)與商業攝影師吳華(Benny Ng),一同創作一輯送給香港人的影像情書。

在2021年疫情期間,他們用數月時間拍攝三十幅香港人的肖像,囊括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前香港足球代表隊門將李瀚灝、港龍空姐、粵劇花旦、武館師傅、中醫師、外賣速遞員、健身教練、老師、學生及印尼傭工等,疫情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難得的是大家均積極面對生活的困難,不同階層的人在疫情下如何自處,對觀者而言或多或少也是有啟示的。

廚師Marco組織義廚給長者送食物、指揮家麥家樂在疫情下改在網上舉行音樂會、退休小學校長陳sir寧願外出與學生補習,也不想日日安坐家中看電視;任職文職逾20年的視障人士Maggie被裁員後修讀咖啡師課程,現已成功轉行成為一名咖啡師;蛇羹店主周嘉玲本著「窮則變、變則通」的思維,雖然顧客減少,但她加製蛇羹湯包,開拓網購生意。

「疫情期間很多負面新聞,也會擔心感染,心情難免受影響。原本的生活雖已不再如常,但也要如常生活下去。」Bobby如此解釋攝影集的書名。影集的白色封面寫著「生活如常」,封底則是英文標題「As Life Goes On」,白色的設計傳遞出正面、積極的信息,相集最後一幅照片是位懷胎十月的女士,新生命的誕生也象徵著希望。笑言怕死的Bobby,在拍攝過程中也有新的領悟,「這次拍攝計畫接觸很多不同的人,他們在疫情期間仍堅持工作,對我也是有啟發的。這麼多人願意參與我們的拍攝計畫,令我體會到不同人的故事及感受,過程中也更認識自己。這次拍攝對我而言,也有療癒的作用。」

他說《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不是單純的影集,相片固然有價值,但文字的配合也很有心思,他在攝影集開端引述毛利人諺語——「世間萬物人為貴」(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is People.),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也關乎人類的處境,當病毒仍是現在進行式,如何擺脫疫情的恐懼與無奈,或許是人生必須面對的新課題。影集最尾引用英國作家Samuel Butler的名句,「生活猶如在公共場合獨奏小提琴,邊拉邊學。」(Life is like playing a violin solo in public and learning the instrument as one goes on.) 言簡意賅的文字擲地有聲,也很切合疫情下世人的處世哲學。

Bobby從事新聞攝影逾三十年,在這次拍攝計劃中,他刻意捨棄傳統新聞攝影的拍攝方法,「新聞攝影講求事件,當進行個人項目時,可以慢慢思考如何拍攝,以相片為主導。」他選擇8×10吋大底片相機,以統一手法為每位受訪者拍攝肖像,結合七呎柔光箱,以白色背景突出照片中的人物。三位資深攝影師分工合作,Bobby負責與被攝者溝通、了解故事,Gordon負責對焦、換片夾,Benny負責調校鏡頭,每幅精采的影像,均是三人合力完成的心血。

《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一書很容易令人聯想起Richard Avedon著作《In The American West》,這系列每幅照片構圖精準嚴謹,著名的養蜂人肖像更分三次共拍攝121張照片,從而挑選出傳世之作。大片幅相機的拍攝成本很高,Bobby不像Avedon般有博物館贊助,他們專程為這次拍攝計畫買來相機、鏡頭、菲林及片夾等,每幅人像大概拍攝五張照片,事前自然做足準備功夫。許多人拍攝大片幅照片時會進行後期剪裁,以獲得更理想的畫面,他們則堅持不剪裁全片幅相片,這也是一種挑戰,同時令照片顯得更有誠意。

《生活如常——疫下群像》限量500本,收入將捐贈慈善,「顯影·書櫃」有售。

烏克蘭面孔——不要讓孩子捲入戰爭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移居美國的烏克蘭攝影師Yelena Yemchuk,在Instagram連續發佈三張身穿軍服的年輕女孩照片,她如此寫道:請不要讓這些孩子捲入戰爭,請讓我們美麗的國家烏克蘭擁有和平(Please don’t let these children be in a war please let there be peace in our beautiful, peaceful country Ukraine)。

說起著名的反戰照片,許多人會想起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的《鮮花與刺刀 The Flower and the Bayonet》。在Yelena Yemchuk發佈的照片中,身穿軍服的女孩笑容燦爛地望向鏡頭(另一位則流露著堅定的眼神),與戰場上的殘酷無情形成強烈的對比,同樣帶出反戰的訊息。

Yelena Yemchuk在1970年生於烏克蘭首都基輔,11歲時與家人移居美國,14歲生日時爸爸贈送她一部相機,自從對攝影感興趣。她曾為美國搖滾樂隊The Smashing Pumpkins的《Zero》和《Thirty-Three》等歌曲執導MV,也為《iD》及《Vogue》等雜誌拍攝時尚攝影作品。雖然移居美國多年,但她仍心繫烏克蘭,每年回去故鄉,2011年出版的首本攝影集《Gidropark》,正記錄人們在基輔聶伯河畔的公園度過夏日,近年則籌備另一本攝影集《Odessa》——位於黑海西北岸的烏克蘭港灣都市。

The images of young girls in military uniforms that photographer Yelena Yemchuk posted on Instagram impressed the world. She wrote: Please don’t let these children be in a war, please let there be peace in our beautiful, peaceful country Ukraine.

Speaking of famous anti-war photos, Marc Riboud’s “The Flower and the Bayonet” is probably the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our mind. In Yelena Yemchuk’s images, girls in a military uniform look at the camera with a bright smile, which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brutality on the battlefield and carries an anti-war message.

Yelena Yemchuk was born in Kyiv in 1970. Sh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er family when she was 11 years old. On her 14th birthday, her father gave her a camera, and she beca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ever since. Yelena first gained public attention by directing music videos for The Smashing Pumpkins and later created fashion photography for magazines such as iD and Vogue.

The photographer keeps visiting her home country every year. Her first photo book “Gidropark,” published in 2011, documented people are spending summers in the parks near the Dnieper River in Kyiv. She also made two short films and a photobook in Odessa, a Ukrainian port city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the Black Sea.

烏克蘭女士兵、基輔教堂合唱團、頓巴斯地區的小男孩,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現居烏克蘭的英國藝術家Mark Neville陸續發佈過去數年在當地拍攝的照片。2015年,他開始記錄烏克蘭人的生活,包括Odessa海灘的度假者、匈牙利邊境的羅姆人社區,以及生活在烏克蘭東部前線的平民和士兵。深深被這片土地吸引的他,2020年更從倫敦移居烏克蘭,更投入地記錄這個東歐國度,然而他鏡頭下的烏克蘭人,這刻或許現在正面臨著流離失所或不同程度的威脅。

早在五年前開始,他已籌備攝影集《Stop Tanks With Books》,希望透過影像及文字改變人們對戰爭的看法。此書匯集80張烏克蘭人的照片,也收錄烏克蘭小說家Lyuba Yakimchuk書寫關於衝突的文字。在攝影集即將推出之際,俄軍侵略了烏克蘭,他於是準備將其中750本寄給世界各地有影響力的人士,既帶出反戰的訊息,同時希望國際社會幫助烏克蘭,以阻止俄羅斯的進一步入侵。

A female soldier, Kyiv church choirs, a little boy in the Donbas region, British artist Mark Neville has successively posted Ukrainian portraitures after Russia invaded Ukraine. Mark started documenting life in Ukraine in 2015, devotedly photographing holidaymakers on the beach of Odessa, the Roma communities on the Hungarian border, soldiers and civilians living on the frontline in Eastern Ukraine. Mark was deeply attracted by the nation and moved to Ukraine from London In 2020.

Five years ago, he prepared the photo book “Stop Tanks With Books,” hoping to change people’s view of war through images and words. The book brought together 80 of his Ukrainian photographs and short stories about the conflict from Ukrainian novelist Lyuba Yakimchuk.

With the Russian troops invading Ukraine, many Ukrainians face displacement or death threats. Mark is sending out 750 complimentary copies of the book to influential people worldwide. The book not only brings out anti-war messages but also call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Ukraine and help deter further Russian intrusion urg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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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烈公主逝世二十週年,照片回顧優雅歲月

香港人對瑪嘉烈公主(Princess Margaret)應該不陌生,因為瑪嘉烈醫院及何文田公主道均以她的名字命名。身為英女王唯一的妹妹,瑪嘉烈公主與伊莉莎白公主一樣,自小成長於英國王室,也同樣是鎂光燈常客。在她成長的歲月裏,有多位著名攝影師曾為她留下倩影,包括Marcus Adams、Cecil Beaton、Dorothy Wilding及她的丈夫Antony Armstrong-Jones等。2月9日是瑪嘉烈公主的逝世二十週年,藉此透過這些攝影師的鏡頭,來懷緬瑪嘉烈公主。

  1. by Marcus Adams(1875–1959)

英國兒童攝影師Marcus Adams最令人津津樂道之事,就是為兩代英國王室成員留下童年回憶。1927年,當時尚未登基做佐治六世的約克公爵,帶着未滿一歲的女兒伊利沙伯公主(即後來的英女皇)來到攝影師的工作室拍攝,後來另一女兒瑪嘉烈公主(Princess Margaret)出世後,也在工作室留下許多溫馨相片,從BB女影到兩姐妹亭亭玉立。1947年英女皇與菲臘親王(Prince Philip)結婚後,也曾帶過查理斯王子(Prince Charles)及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來過Marcus Adams的工作室拍攝,前後合作近三十年。

by Cecil Beaton(1904–1980)

Cecil Beaton是上世紀著名的時尚及人像攝影師,1937年,他曾為《Vogue》雜誌在法國拍攝溫莎公爵(即卸任皇帝愛德華八世)的婚禮,自此與英國王室結下不解之緣。兩年後,英國王太后(The Queen Mother)邀請她拍照,之後四十年一直深受英國王室喜愛,分別拍攝過英女王與四個子女的溫馨照片,為他贏得王室御用攝影師的稱號。1950年,他為二十歲的瑪嘉烈公主拍攝照片,身穿Norman Hartnell的公主正值妙齡,一身白色禮裙優雅高貴。1953年,他拍攝英女王拍攝加冕一刻的照片,更是其攝影生涯的巔峰。

by Dorothy Wilding(1893–1976)

英國女攝影師Dorothy Wilding十六歲開始接觸攝影,21歲開設攝影室。1928年,他為佐治王子 (根德公爵)拍攝肖像,為日後的王室攝影師之路鋪墊。六年後,她受邀拍攝佐治王子的訂婚照片。1937年,她更在紐約開設攝影室,可見她的商業頭腦。Dorothy Wilding曾為Vivien Leigh、黃柳霜等演員,蕭伯納、赫胥黎、毛姆等作家拍攝,也為英國王室拍攝照片多年,包括年輕貌美的瑪嘉烈公主。她最著名的照片是1952年拍攝英女王登基後的第一張官方照片,這張照片在1953年至1971年被用於英國郵票,也是當時英國駐外大使館懸掛的照片。

左:Antony Armstrong-Jones(1930-2017)

Antony Armstrong-Jones曾是《Sunday Times》報社攝影師,不過他的另一個身分反而更廣為人知——瑪嘉烈公主的丈夫,斯諾登勳爵(Earl of Snowdon)。1960年,他與瑪嘉烈公主共諧連理,是逾四百年來首位與英國王室成員結婚的平民,婚後誕下一對子女。由於他特殊的身分,Lord Snowdon得以拍攝許多英國上流社會及英國王室的照片,當中自然不乏瑪嘉烈公主的照片。即使他在1978年與瑪嘉烈公主離婚後,依然拍攝戴安娜王妃、戴卓爾夫人等名人。英國國家肖像館將他的逾百幅作品列入永久收藏。

右:Baron (1906-1956)

名人攝影師Baron原名Stirling Henry Nahum,成立Baron Studios後第一年,尚未成為瑪嘉烈公主丈夫的Antony Armstrong-Jones曾擔任他的助手。Baron是菲獵親王的朋友,英國王室的許多重要時刻均由他的鏡頭作見證,包括1947年菲獵親王與伊利沙伯公主的婚禮,查理斯皇儲及安妮公主的受洗儀式,當然還有高貴典雅的瑪嘉烈公主肖像。1953年,菲獵親王曾提議Baron拍攝英女王加冕的官方照片,只是王太后更喜歡Cecil Beaton的作品。Baron在1956年逝世,Baron Studio一直運作至1974年,之後將照片贈予英國國家肖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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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駿 凝視抗爭者眼神 


始於2019年夏天的反送中運動,從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成一場十八區開花的抗爭運動,面對政府的無情打壓,抗爭者掘磚築起路障,以作抵抗。衝突過後,當局以水泥倉促填封街磚間的坑洞,那種不協調的畫面,在在提醒港人這場運動的經歷及意義。攝影藝術家陳啟駿以拓印手法在鋁板上重現行人路上的突兀痕迹,結合抗爭者的人像攝影作品,呈現他們的精神及故事。

對參與示威遊行的人群而言,口罩或防毒面具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蒙面情況下,大家早習慣以眼神或肢體動作交流。「在整場運動中,我與其他抗爭者是透過眼神的凝視而連繫起來,縱使只是四目交投,也覺得大家是連成一線的。」陳啟駿拍攝多位年輕抗爭者,集中在他們的臉孔及眼神,去記錄他們的感受,畢竟在這場抗爭運動中,不論是前線手足、後勤還是文宣組,走在最前的是一群年輕人,他們發揮着重要作用。

陳啟駿以黑色背景拍攝多位抗爭者的肖像。

樣貌裝束不一 堅毅目光相似

他用冷面攝影(Deadpan)的手法,以相同的角度、燈光及背景拍攝每位抗爭者,有人戴上頭盔、防毒面具,有人以頭巾蒙面,「儘管大家的樣貌、裝束不一樣,但他們堅毅的眼神卻很相似。」他一方面在抗爭者熟悉的環境拍攝,同時刻意用黑色背景將他們與環境分離,讓人聚焦在他們的眼神。「人在不同地方的狀態是很不同的,熟悉的地方令人有種回憶 、自然的感覺,這樣能更好捕捉他們自然流露的狀態,更能表達他們的感受與情感。」

國安法之後,香港自由人權狀況急速惡化,政府巧立名目、肆無忌憚地鏟除所有反抗力量。即使在如此前提下,仍有抗爭者願意站出來,戴上口罩望向攝影師的鏡頭,令相片增添一種信任感。「被拍攝成為了參與抗爭的痕迹,對他們而言,某程度上將自己置身一個頗危險的狀態,但這種付出是基於對香港的愛,以及對這場運動的熱誠,同時為這段歷史填補空缺,是有深遠意義的。 」

照片的鋁板上拓印有抗爭路面地貌,呈現出抗爭現場感覺。

地面展示作品 可觸摸的情感

身為大學及學院兼任講師,陳啟駿說在國安法之前,十多歲的學生仍夠膽去講,之後明顯是噤聲了,國安法的寒蟬效應或多或少造成人們自我審查的隱形壓力,越是這樣的情況,他越覺得需要在香港展出這些作品。「當一個人不夠膽講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很可悲的。這些作品的出現有很重要的訊息,讓當權者明白,我們有發聲的自由;也讓大家知道,我們仍可以發聲。」

他不是直接展出這些人像作品,而是將照片生成在拓印有抗爭路面地貌的鋁板上,將抗爭者與抗爭現場聯繫起來。每次重返抗爭現場,他均會想起抗爭者,「政府以石屎覆蓋行人路,這種狀態是很大陸化的,一件事情發生了,用另一件事掩蓋。 越是遮掩,越暴露事件的意義及價值,即使能抹去這場運動的痕迹,但我們的記憶是無法抹走的。」

鋁板上的照片因凸起之處無法吸收銀鹽,變成大小不一的白點,從而無法呈現影像的細節,為原本清晰的影像增添一種模糊感覺。攝影師故意在展覽空間的地面展示作品,觀眾蹲下來用手觸摸鋁板紋理的狀態,正好模仿他拓印時的情景。陳啟駿透過攝影將抗爭過後的痕迹轉化為可觸摸的情感,既體現出年輕抗爭者的精神,同時在逐漸噤若寒蟬的香港,發出自由而共鳴的聲音。

攝影師在地面展示作品,觀眾可蹲下來用手觸摸鋁板紋理。

凝視

日期:即日至1月31日 / 時間:11am-1pm、2pm-6pm(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顯影 Instagram / Linkin.bio · 原文見於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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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on Mandela by Yousuf Karsh

由於林鄭月娥胡亂引用曼德拉名言(沈旭暉已指出所謂語錄乃是fake news),一時間令這位南非前總統成功「洗版」,正好來回顧這張三十年前由著名加拿大人像攝影師Yousuf Karsh拍攝的曼德拉照片。

1990年2月從監獄釋放後,曼德拉隨即馬不停蹄在世界各地會見政要人物(如戴卓爾夫人、老布殊總統、卡斯特羅),6月份時來到加拿大,時任總理Brian Mulroney親自到渥太華機場接機,然後陪他到Chateau Laurier酒店。當時82歲的Yousuf Karsh正在酒店大堂等候,介紹過後不久便開始拍攝,據攝影師憶述,72歲的曼德拉非常友好,不過狀態十分疲累,這自然不利於拍攝。

Yousuf Karsh在1930年代開始為加拿大拍攝名人及政要人像照片,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1941年拍攝的邱吉爾,照片鼓舞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戰爭的鬥志。面對脾氣暴躁的邱吉爾,他絲毫沒有退怯,面對曼德拉,他同樣有辦法,以一個笑話打開話題,令頓時曼德拉笑逐顏開,拍攝過程亦變得順利,這從照片裏也可見一斑。

PS:做人不能無中生有,別人沒說過的,不能生安白造,正如曼德拉高舉着手掌,我們也沒說他支持五大訴求。

圖片來源:https://karsh.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