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與角度之魅 Ralph Gibson

Eugene Smith的照片是反映社會的不公平、Ansel Adams風景照片重新定義壯觀與層次感、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影響無數後來者⋯⋯每位偉大攝影師都總有令人喜歡的理由,美國攝影師Ralph Gibson之所以備受讚賞,除了因為他將光影與構圖的美感發揮至極,還在於他將照片轉化為一種視覺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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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攝影師

Ralph Gibson的攝影之路很偶然,十七歲時加入美國海軍,利用閒暇時間學習攝影,並成為海軍攝影師(Photographer’s Mate)。結束海軍生涯後,他旋即入讀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攝影系,這時他的攝影技巧已相當純熟,當時還成為著名女攝影家Dorothea Lange助手,得以近距離觀察她的攝影創作。1962年在畢業後,他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及後也曾協助另一著名攝影師Robert Frank拍電影。他也當過攝影記者,但很快發現自己並非想透過攝影講述新聞事件,而是敘述個人想法,於是他拍攝女性胴體,利用強烈對比的光影線條,在作品中講述自己的想法。

商業頭腦

能跟隨大師學習,誠然是的幸運,但他並沒迷失在前輩的思想裡,他的成功更多是因為他獨特的風格,以及懂得向世人展示自己作品的生意頭腦。1969年,他與Robert Frank分道揚鑣後,在紐約成立出版公司Lustrum Press,接著數年裡,連續出版《The Somnambulist》、《Deja-Vu》和《Days at Sea》三本攝影集。這三部曲不但令更多人認識其作品,他的出版生意也有聲有色,可謂名利雙收。除了自己作品,他也幫前輩Robert Frank、好友Mary Ellen Mark及名不見經傳的新人出版攝影集,還發行黑白攝影教科書,這種營商頭腦是其他攝影大師所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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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反差的局部符號

Ralph Gibson的作品以黑白、高反差及局部化的處理手法見稱,充滿豐富的視覺元素,錯位的畫面、嫵媚的女性、強烈的光暗對比,牽扯著觀眾的情緒,看似神秘又頗有超現實主義意味。他善於捕捉局部及不為人注意的細節,儘管作品多以女性為主角,但似乎很難將其歸類為人像攝影,更多地反而是攝影師思緒和感覺的反映。他說自己不太理會相機如何看事物,最重要是透過它看到自己看東西的方式。對他而言,攝影是一種視覺上的選取及裁切,去除人物的主要表情和動作,再以高反差的形式將剩下的身體視覺轉化為一種符號,營造出更多的想像空間。

Ralph Gibson攝影集《Nude》可於「顯影·書櫃」購買。

盧廣 用鏡頭揭露中國社會問題

現年58歲的中國攝影師盧廣,自1990年代開始,專注拍攝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以及底層人民生活,被譽為「攝影界的良心」,作品獲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及荷賽獎等。根據其妻子徐小莉的Twitter發文,2018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他到新疆出席活動及旅行,然而11月3日起失去聯繫,據悉被當地的國保警察帶走。

消息旋即在網絡上廣為傳播(更新:根據《美國之音》中文版2019年9月9日報導,徐小莉日前在twitter證實,盧廣在幾個月前已回到家中,因不想被打擾而暫時沒有發布消息,這也是盧廣去年失蹤之後,外界首次得知他的安危。),連BBC也有報導,這裏反而想寫寫他的故事,看完之後你大概便知道,當權者為何想讓他「被消失」。

盧廣1961年生於中國浙江省,讀書不多的他半路出家自學攝影,自1980年拿起相機,便對攝影充滿熱情。最初他邊在家鄉永康縣的工廠工作,邊在農村為朋友拍攝全家照,1987年他在當地開設照相館,一直到1993年。照相館為他賺到十萬元,但他明白不能單純為了賺錢,便拿著積蓄到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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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與污染》系列作品

攝影師有責任去記錄及改變現狀

盧廣喜歡Robert CapaSebastiao SalgadoEugene Smith攝影師,他們的作品都有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在學校時他還接觸了中國攝影師解海龍的《希望工程》作品,這些照片某程度改變了中國貧窮學童無法上學的命運。這也令他明白,攝影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他的首個拍攝計劃是《西部大淘金》,1994年開始拍攝,在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逾萬人在金礦裏淘金,這些工作不僅辛苦,而且死亡率很高,淘金過程又嚴重地破壞了大自然。這些作品轟動一時也令他更加堅定,要用相機來記錄及揭發重要的社會議題。

2001年,他在北京讀到一篇河南愛滋病小孩到北京求醫的新聞報導,深有感觸的他很快找到孩子父母,仔細調查了解,知道這些人因家裏貧苦去賣血,最後感染上愛滋病。他在河南省的不同村莊拍攝近三年,在國內發表作品後引來一定迴響,令部份孩子得到救助,但仍無法真正解決愛滋病問題。當時他將照片送到國外參,結果贏到荷賽獎一等獎(World Press Photo/Contemporary Issues),此事也促使河南省政府下令調查當地愛滋病狀況,加快官方救助當地愛滋病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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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村》系列作品

在中國,此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然而要進行拍攝卻並非易事,畢竟這些影像間接地批評掌權者,因此盧廣的拍攝過程常常受到阻擾,他試過被抓、試過被搶相機、試過被人按在地上打,家人也收過恐嚇電話但他從沒想過放棄因為他明白,照片一旦曝光,便意味著有機會改變現狀。他曾在訪問中提及,「其實我做的許多專題,很多人是知道的,不過政府壓著不讓說而已,當地人不敢說也不敢拍攝,所以當地的問題就需要外地攝影師去拍攝。」作為一個攝影師,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紀錄、發表、改變這些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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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中國污染》 系列作品

中國式污染

盧廣長期關注中國的污染問題2005年開始拍攝,他用四年時間走遍中國西部及東部沿海,拍攝環境污染致病、海洋污染等,期間他與地方官員及排放污染物的公司企業鬥智鬥勇,他追蹤污染來源,拍下許多驚人的畫面,最後這輯《關注中國污染》作品獲得2009年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W. Eugene Smith Memoria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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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中國污染》 系列作品

污染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歐美國家甚至日本,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都發生過類似問題,Eugene Smith拍攝的日本水俁病作品,堪稱紀實攝影的典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過去十多年間因為不斷開發,嚴重破壞了環境,廢料及廢氣的排放導致農田及空氣污染,不僅使草原變成沙漠、農民失去家園,也使呼吸疾病的患者越來越多,連食物及飲用水也受到污染,許多地方都出現「癌症村」。盧廣曾在訪問中提及,自己對環境的改善是抱有希望的,畢竟某些工廠是改善了污染情況,然而許多企業卻「化明為暗」,選擇在夜晚偷偷排放,或者將污水通道建在地底下,直接排放到河流或海洋。

2015年,這系列拍攝因經濟發展而造成環境污染問題的《開發與污染》作品,為盧廣獲得荷賽獎長期拍攝題材(Long-Term Projects)的三等獎,是國際社會對他的再一次肯定。拍攝社會議題逾二十載,獲獎無數,盧廣說自己更像是一位調查者,不斷去挖掘社會上被隱藏的問題,從而引起世人關注。只可惜,相比起改變或改善,某些地方政府或當權者,更多地是選擇了隱瞞,或者直接令人噤聲甚至消失。

霓虹都市 懷舊香港

達明一派1987年的歌曲《今夜星光燦爛》裏如此唱道:霓虹亮透晚上/把城內也照亮。霓虹燈曾是香港夜景的標誌,五光十色的招牌,承載着工藝與美學,也記錄了香港的歷史與文化。

為霓虹燈深深着迷的,有英國攝影師Keith MacGregor2002年他曾出版以霓虹燈為題材的攝影集《Neon City, Hong Kong, at Night》,把密密麻麻的霓虹招牌拼貼在同一街景裏,充滿超現實意味。事隔十多年,72歲的他最近在香港展出這輯《霓虹幻想》(Neon Fantasy)作品,以及近半世紀以來鏡頭下的香港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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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在真實的街道上拼貼標誌性的霓虹招牌,看起來很超現實。

LED欠靈魂 「太boring了」

霓虹光管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先在歐洲流行,二戰後才逐漸傳入香港。霓虹燈招牌與香港的發展息息相關,19601970年代,隨着工業蓬勃發展,許多飯店、國貨公司、夜總會,甚至公司企業等,紛紛使用霓虹燈招牌來宣傳品牌。在未有互聯網的年代,以大取勝來突出形象,是慣常的做法,加上當時未有完善的法例規管,結果招牌數目越來越多,爭芳鬥艷互相遮擋。Keith鏡頭下1970年代的莊士敦道及1980年代的上海街,都是招牌林立的場景。
霓虹燈招牌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一部份,在王家衛導演的《重慶森林》與《墮落天使》裏,不難見到霓虹招牌的都市景象,達明一派的《今夜星光燦爛》MV更是如此。Keith雖然不太明白招牌上的中文字,但他仍為招牌的圖像及設計着迷,「霓虹燈招牌是一種藝術,它塑造了香港的特色,令香港的街道變得獨一無二。」只可惜,政府在1990年代開始,不斷拆卸舊式霓虹招牌,取而代之的是燈箱或LED招牌,曾經的霓虹之城,已逐漸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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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n Fantasy」系列之軒尼詩道街景。

相比起霓虹燈招牌,LED的確較省電,卻毫無特色,「太boring了,無法呈現香港的靈魂。」在香港拍攝近半世紀,見證過舊時代的美好事物,他說霓虹招牌與大排檔、老店、街頭小食都是香港的一部份,香港正慢慢拆掉它的文化。「我也明白城市要發展,但不是建設一些毫無美觀可言的東西。」2001年開始,Keith嘗試把霓虹燈招牌從菲林照片的背景中剪出來,然後在真實的街道上密密麻麻地拼貼出霓虹招牌,包括某些已經消失的標誌性招牌,看起來很超現實,恍如外國遊戲中的香港典型印象,同時又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歷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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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維港景色與中式帆船。

Keith深感可惜的,不只霓虹招牌的逐漸消逝,還有中式木帆船(Junk)的消失。「這些帆船看起來像蝴蝶,有帆船的維多利亞港才是最漂亮的。它某程度上是香港的象徵。」Keith生於印度,畢業於牛津大學,無師自通學懂攝影,後來在紐約學懂黑房技巧。他的家族與中國有很大淵源,其時家人在香港從商,1969年他移居香港後,卻決定成為一名攝影師,從事人像及婚禮攝影,也拍攝了許多香港市民的生活百態。那時候他也為船務公司拍攝商船,時常乘坐直升機拍攝維港,航拍了許多帆船的照片。

香港掌鏡半世紀 72歲仍有passion

1974年是他的一個轉捩點,他在怡東酒店舉辦個人攝影展,反應很熱烈,結果有出版商邀請合作推出日曆,再一次獲得成功。朋友於是建議他做明信片生意,一年大賣二百萬張,那年代外國人對香港的認識,或多或少由Keith的影像所塑造。「明信片生意成功之後,很快被人複製,後來漸漸就沒再推出了。」1992年,Keith舉家遷回英國,之後每年仍會來港兩三次,繼續拍攝香港不斷變化的城市景觀。1997年,他推出首本攝影集《An Eye on Hong Kong》,六版全部售罄,大賣數萬本,以攝影集來說是非常驕人的數字。


Keith的照片裏,可以見到香港的黃金時代,充滿殖民地及本地文化的懷舊街景,「我很喜歡19701980年代,那時候的街景很美麗。當時我忙於工作,像港島西區等地方並沒有仔細拍攝,我希望能拍攝更多。」 Keith有時也會搞搞新意思,把照片轉成黑白,僅僅保留某些巴士及招牌的彩色,「我覺得看起來很漂亮,更加突出街景的特色。」現在許多相機已有這種功能,然而在黑房的年代,卻並非易事。眼見近年香港變化之大,他也嘗試用新舊對照的方法,在相同位置拍攝全景照片,這個城市的變改、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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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在1970年及2016年分別用全景方式拍攝同一位置,照片見證香港的變化。

Keith今年72歲了,他說現在經常背痛,不能像以往一樣揹着相機四處拍攝,「不過我仍有拍攝這座動人都市的動力,我來香港時,總是感覺很有passion,這也是我能拍攝近半世紀的原因。」

PS:2018年Keith MacGregor在Blue Lotus Gallery舉辦攝影展《The Way We W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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曖昧相撲 by Dolly Faibyshev

隨性的構圖、詼諧的畫面、鮮豔的顏色,看美國攝影師Dolly Faibyshev的作品,很自然想起英國攝影師、Magnum Photos前主席Martin Parr的相片。Dolly Faibyshev鏡頭下的畫面,甚至比他更不和諧,色彩更濃豔,強硬直接的燈光(即使大白天也用閃光燈),有種突兀效果,然而細看卻總能發現相片中的趣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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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俄羅斯家庭,Dolly Faibyshev與其他移民一樣,自小對於所謂的「美國夢」有所幻想,自學攝影後,便用影像來探索所謂的「American Dream——它可能是很華麗的,同時又可能是很庸俗的。看她的照片,猜想她應該是個觀察力很敏銳的人,因為不管摔角比賽、時裝週還是寵物展,她總能找到那種有趣的瞬間。

Three Sumo champions perform at Sumo + Sushi at Playstation Theatre on Broadway
This was at the Playstation Theatre on Broadway and featured three Sumo world champions – Yama, who at 600 lbs is the “heaviest Japanese human being ever”, Byamba from Mongolia, and Ramy from Egypt. In total, they share 8 Pro Sumo Champion and World Sumo Champion Titles and 1500 lbs. I was drawn to their unconventional shapes, which are a juxtaposition to the bodies I photograph at Fashion Week. I’m drawn to spectacle and the nostalgia of this ancient Japanese practice and used their forms as a canvas for color. Ramy, Byamba, and Yama posing for photos.

Dolly Faibyshev居於紐約,有次機緣巧合得悉有相撲表演活動,她覺得與之前拍攝的題材截然不同,便拍攝下這系列《Sumo/相撲》照片。三位分別來日本、蒙古及埃及的相撲選手同場競技Dolly說這更像是一場表演性質的儀式及活動,並非真正的比賽,而她則以一向的風格來捕捉這三位巨人表演的有趣畫面,在飽和的色調下顯得很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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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相撲》紐約攝影師Dolly Faibyshev作品展
日期:20181025日至1210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6 (逢星期三休息)
地點:.JPG(西環保德街620號保基大廈地下5號舖)

土耳其攝影師Ara Güler逝世 享年九十歲

土耳其Magnum Photos攝影師Ara Güler的照片,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說,構成了許多人對伊斯坦堡及土耳其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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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 22.tif

一生在亞非歐洲及中東拍攝,可Ara Güler最愛的仍是伊斯坦堡,為這座城市捕捉了豐富而詩意的瞬間。Ara是帕慕克最喜歡的攝影師,因他紀錄了最美好的伊斯坦堡。上週(1017日),這位有「The Eye of Instanbul」之稱的土耳其攝影師逝世,享年九十歲。

生於1928年,Ara Güler父母是亞美尼亞人,父親與藝術界朋友相熟,年少的他想成為一名劇作家,及後才轉向攝影。1950年,22歲的他一邊在伊斯坦堡大學修讀經濟學,一邊在當地的Yeni Istanbul報社擔任攝影記者,及後轉職到另一間報社Hürriyet。1958年,美國雜誌公司Time Life在土耳其開設分部,他成為該地區的第一位近東攝影記者,開始走向國際之路,為英國的《The Sunday Times》及德國的《Stern》雜誌工作。

服完兵役後,1961年,他成為Hayat雜誌社攝影部門負責人,繼續攝影師生涯。同一年,他在巴黎認識了布列松及Marc Riboud,並接受他們的邀請成為Magnum Photos一分子,當時通訊社只有十多位攝影師。1960年代,他在肯亞、印度、中亞等地方拍攝任務,1970年代他拍攝了畢加索、達利等藝術家,以及邱吉爾、甘地等政治家。然而, 要說他最令人記得的照片,仍是1950及1960年代拍攝的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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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開始,伊斯坦堡開始興建新廣場及大樓,許多歷史建築被拆除,Ara Güler的照片留住這座城市的美好時光。街頭與店舖、碼頭與郵輪、馬車與電車、白天與黑夜,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霧氣縈繞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餘暉,他鏡頭下的伊斯坦堡有種淡淡的鄉愁,同時又是充滿詩意的。

他說一座城市的靈魂,是人們的生活與記憶,以及周遭的環境,Ara Güler為他們一一留下珍貴影像,是伊斯坦堡的視覺歷史學家(Visual Historian)。

 

山水意境畫上身 捕捉另類「紋身」

現年52歲的中國藝術家黃岩,從小鍾情傳統山水畫,繪畫至今四十載,他沒有畫在傳統的宣紙上,反而繪畫在皮膚及身體上,將傳統山水畫、行為藝術及攝影結合──繪畫是表達他想法的行為,攝影則是記錄他行為的呈現,成為其人體「紋身」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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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水纹身10》,人體山水畫由於肢體動作及構圖不同,完成的攝影作品也不盡相同。

在身體上繪畫不是新鮮事,藝術家劉勃麟借用「狙擊手」的做法,把自己塗畫成身處背景的造型,拍攝了一系列「隱形人」攝影作品,去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與無聲抗議。這種創作模式,黃岩比劉勃麟還要早逾十年,當年他受京劇臉譜彩繪的影響,已開始嘗試在人臉上繪畫,再用攝影的手法記錄下來,這一點與劉勃麟有異曲同工之妙。人臉之後,他很快也嘗試在身體上繪製宋元時期的山水景觀,將山水畫崇尚自然的「烏托邦理想」化成身體的另類「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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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有別宣紙 自創水溝油新繪畫技術
黃岩說身體繪畫不僅對材料還是技術都是一種挑戰,始終人的皮膚有別於宣紙,不易控制墨水的乾濕。「因為皮膚是油性的,很難在皮膚上表現出山水的意境,所以我就自創了一種結合水和油的新繪畫技術。」雖然畫出來的效果不及傳統山水畫層次分明,繪畫在人體上卻更具立體效果,況且不同的肢體動作會有截然不同的畫面,變成一幅幅不同的攝影作品。例如今次展覽的《中國山水紋身》系列,共有13幅攝影作品,每一幅作品的構圖與肢體都不盡一致,它提供了一種想像,令觀者能以不同的方式與角度觀看傳統的山水畫。


黃岩自12歲已跟隨山水畫名師王淮學習繪畫,嚮往傳統文人繪畫與禪宗崇尚自然的理念,那時剛好改革開放,西方藝術理論湧進中國,他也深受影響,還參加了當時的「85美術新潮運動」。相比起繪畫,他的攝影啟蒙其實更早,在父親的影響下學習,於1984年左右,18歲的他已嘗試將繪畫與攝影結合進行創作。對他而言,傳統藝術與西方的觀念藝術可以是並行不悖的,「我的攝影是跨媒介的,是不受到形式束縛的。」於1994年開始,他開始用繪畫與攝影記錄自己的觀念與行為,在赤裸的人體上繪畫,某程度上是一種禪宗崇尚自然的體現。


今時今日,裸體藝術對普羅大眾而言,仍是禁忌,當年黃岩創作《拆山水》系列攝影作品時,讓充滿山水畫的裸女站在油畫前拍攝,非常前衞。在繪畫裏注入當代元素,也在攝影這個媒介裏融入繪畫與行為藝術,這系列作品既象徵東西方藝術的對碰,又意味着傳統與現代藝術的融合,對黃岩而言,更是他對中國文化及身份的認同,成為他獨特的藝術商標。

《紋身烏托邦》

日期:即日至11月15日

時間:11am-7pm(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西營盤皇后大道西189號SOHO 189地下獅語画廊

·原文見於果籽

Fine Art Asia 攝影展區

2016Fine Art Asia(典亞藝博)十週年之際,首次加入了攝影展區,今年已是第三屆,依舊由攝影機構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策劃,展出包括f22 foto spacePekin Fine ArtArtify Gallery、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以及獨立映像空間(重慶)及Galerie Esther Woerdehoff(巴黎)等多間畫廊的攝影作品。

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 (Hong Kong)_Adieu Philippine
《再見菲律賓》,1962年。Raymond Cauchetier @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

作為攝影展區的策劃者,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展出法國攝影師Raymond Cauchetier (1920年生) 的作品,這位自學成才的攝影師,曾在中南半島的擔任法國空軍攝影師,回法國後他與尚盧·高達及杜魯福等法國新浪潮導演成為好友,成為電影的攝影師,也拍攝下許多的60年代彩色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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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Monica, California》1955年, Elliott Erwitt@f22 foto space

最矚目的作品當屬f22 foto space呈現的美國攝影師Elliot Erwitt的作品,現年90歲的他是Magnum Photos攝影師,1960年代後期曾擔任通訊社主席,在他超過半世紀的攝影生涯裡,重要作品包括美國總統尼克遜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1959年在莫斯科的重要會面、1961年瑪麗蓮夢露拍攝電影《亂點鴛鴦譜》的情景,以及1963年美國肯尼迪總統夫人在丈夫喪禮上的痛哭神情等,當然為人所知的還有一系列拍攝小狗及生活趣事的畫面。

Pékin Fine Arts_Steps at #24 Caine Road Hong Kong
《香港堅道24號的樓梯》,1978年。Robin Moyer@ Pekin Fine Art。

Pekin Fine Art同樣有精彩作品,年逾七旬的美國攝影師Robin Moyer是位傑出的攝影記者,任職《時代》雜誌逾20年,曾在柬埔寨、阿富汗、菲律賓、漢城奧運拍攝,也曾紀錄過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作品曾贏得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等重要獎項。畫廊展出他多年來在中國拍攝的照片,以鉑金相片訴說逾40年的中國人文風景故事。

Pékin Fine Arts_The Weight of Oneself
《自我的重量》,2017年,柳迪 @ Pekin Fine Art。

至於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的柳迪 (1985年生) 現居北京,他的作品以透過數碼後製而成,相片中的野生動物猶如卡通片角色一樣安坐於殘破的住宅區,又或是赤祼巨人棲身於自然環境,柳迪以超現實手法描探討中國大自然與城市生活之間的摩擦。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_Hong Kong Harbour Queen_s Building, Central waterfront, and Kowloon Ferry Pier
維多利亞港:皇后行,中環海濱及九龍碼頭, 1908年。Dezső Bozóky@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出了匈牙利籍海軍醫生Dezső Bozóky(1871–1957) 110年前在香港拍攝的畫面,他以玻璃幻燈片紀錄了殖民地時期繁忙的維多利亞港及自然景觀。無獨有偶,Artify Gallery也有一位匈牙利攝影師Bence Bakonyi的作品,這位九十後曾在亞洲各國旅遊及拍攝,以影像探討自由等主題。同展館亦有馬來西亞攝影師Eiffel Chong的作品,透過平凡的生活細節,去探討生與死等抽象概念。

Artify Gallery_Dignity
《尊嚴》,Bence Bakonyi @ Artify Gallery 。

Fine Art Asia

時間:即日101日(11am-7pm)、102日(11am-6pm

地址:灣仔會展中心3

《詩經》窗花藍曬圖

《詩經》、窗花與藍曬,原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名詞,在篆刻家馬召其鏡頭下,成為了別具浪漫的詩意風景。

馬召其常以古老篆書,在玻璃玉器上篆刻經典名句,這六幅藍曬攝影作品,靈感正來自一套精美的水晶杯。一杯子與一輩子諧音,正如《詩經》裏的詞句,帶著深厚而樸素的情意,他分別以「寤寐求之」、「悠悠我思」、「永以為好」、「洵有情兮」、「懷允不忘」、「如火烈烈」此六句文字篆刻於杯底,去表達出詩中男女之間的思念。

古人讀書飲酒兩相宜,馬召其以書籍與水晶杯結合,用大片幅相機創作了六幅攝影作品,再將影像用藍曬的方法現於灑金宣紙之上,變成一幅詩意掛畫。細看影像形狀,原來是六種不同的窗花形狀,足見其心思。

作品現於Fine Art AsiaInk AsiaH3(他山草堂)展位展出。

「山竹」過後的藍色缺口

上星期日(9月16日)颱風「山竹」吹襲香港的經歷,相信大家仍歷歷在目,離譜的不只滿目瘡痍下全城仍要努力返工,更令人疑惑的是原來許多豪宅及大廈的玻璃外牆竟如此不堪一擊。位於紅磡的海濱廣場大廈,尤其嚴重,原本被藍色玻璃包圍的大廈,變成了一個個爆破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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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Wing Chan家住紅磡,經常在海濱廣場大廈附近散步,颱風擊港時他在網上見到大廈爆玻璃的消息,已覺錯愕及可惜,畢竟他記得風和日麗時,這兩幢藍色大廈看起來很漂亮。作為紅磡街坊,翌日他路過海濱廣場大廈,便拍攝了許多大廈玻璃窗的照片。

過往他曾創作過一系列以地鐵、棚架、貨櫃等元素的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作品,大廈窗戶上的玻璃尖角,令他想起以前曾看過類似的畫作,便以玻璃窗創作了多幅Photomontage作品,以此作為一個紀錄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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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看作品中的玻璃,每一幅破碎的形狀都不盡相同,看起來充滿美感。然而美麗背後卻不禁令人懷疑,這些破碎的玻璃窗除了是天災,是否有人為的疏忽?

延伸閱讀

1. 蘋果日報:長實樓爆窗 揭玻璃厚度不符圖則 
2. 蘋果日報:當日風力未超過負荷上限

鋤田正義 捕捉大衛寶兒的搖滾寫真

鋤田正義(Masayoshi Sukita)在搖滾音樂界是響噹噹的名字,你未必記得這位年屆八十的搖滾樂攝影界翹楚的樣貌,但他鏡頭下的照片,或早已出現在你收藏的大衛寶兒(David Bowie)唱片裏。他與Bowie相識於1972年,逾四十年來多次為其掌鏡,1977年的《Heroes》唱片封面照片,正是出自鋤田之手。2018年,百老匯戲院曾特別放映紀錄片《鋤田正義:搖滾寫真館》(SUKITA: The Shoot Must Go On),講述他與David Bowie如何從相識相知到成為好友,透過走訪不同的音樂人,來呈現其搖滾寫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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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攝影師鋤田正義與David Bowie相識逾四十年,期間多次為他拍攝相片。

成長在二戰後的福岡縣直方市,鋤田正義自小已深受美國文化影響,貓王的音樂、馬龍白蘭度的電影,足以令他深深着迷。高中時媽媽送給他一部相機,自此燃起他對攝影的興趣,在拍攝搖滾明星之前,他拍攝最多的是媽媽,還有家人及鄰居。兒時他經常在家人的店舖流連,喜歡透過店門去觀看外面的世界,這無形中訓練了他的攝影觸覺——這令我想起已故伊朗導演阿巴斯,他經常透過汽車的擋風玻璃來觀看這個世界。
鋤田正義從小就有這種攝影的覺悟,他在紀錄片裏說道︰「有了框架後會令你變得集中,也令你的觀察力變得敏銳。」從寫真學校畢業後,他曾師從攝影師棚橋紫水,後來從事過廣告攝影。1970年,亦即天才結他手Jimi Hendrix逝世那年,他曾在紐約欣賞他的演出並拍攝過一些照片。那時候他也喜歡英國的T. Rex樂隊,還專門到倫敦拍攝樂隊歌手Marc Bo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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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自薦為Bowie拍攝的照片。

倫敦遇見海報 毛遂自薦

英國算是他的福地,在這裏他認識了後來的摯友David Bowie,而一切只因一張海報。他在紀錄片中憶述,當時在街上見到David Bowie的演唱會海報,已被其氣質吸引。當時他對這位形象百變的舞台王者一無所知,也未聽過膾炙人口的《Space Oddity》,好奇之下便去聽他的演唱會一探究竟,誰知卻被其表演深深感染,之後鋤田向他的經理人毛遂自薦,結果還真的成功安排了拍攝機會。當日比他更早掌鏡的是大名鼎鼎的David Bailey,輪到鋤田拍攝時,他還特意開了一瓶酒來放鬆。不過令二人份外投契可不是這瓶酒,而是他們的共同興趣——Bowie喜歡東方文化及京都,鋤田熱衷於西方文化,儘管二人言語不通,但這並沒有成為摯友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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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David Bowie身穿山本寬齋設計的vinyl bodysuit連身褲,成為鋤田正義其中一張廣為人知的作品。


David Bowie曾說過鋤田正義是他最喜愛的攝影師,鋤田對他也是讚不絕口。每次Bowie前往日本,總會叫上鋤田見面拍照。1973年,Bowie為其巡迴演唱會來到東京,當時他身穿日本服裝設計師山本寬齋設計的vinyl bodysuit連身褲,鋤田以紅色背景拍攝下這個造型,成為廣為人知的作品之一。另一幅標誌性的作品是1977年拍攝的《Heroes》唱片封套照片,當時BowieIggy Pop一同到日本籌備宣傳後者的專輯《The Idiot》,Bowie忽然致電鋤田,希望可以拍攝一些照片,最後在攝影棚完成了身穿皮褸的造型拍攝。

照片的場景很簡單,也沒有華麗的裝扮,反而更能呈現出真實的面貌,鋤田說這是他最喜歡的Bowie作品。這張照片2013年被重新製作成《The Next Day》專輯封面,設計師在照片上加上白色框,寫上The Next Day字樣。同一幅照片用在兩張專輯封面上,這在音樂史上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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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拍攝這幅相片是《Heroes》專輯封面,也是鋤田最喜歡的Bowie相片。

紀錄片零碎 着墨相知過程不多

作為一套紀錄片,導演很盡責地通過不同人物的訪問,包括音樂家坂本龍一、是枝裕和及Jim Jarmusch等導演去讚美鋤田正義的照片及為人,讓觀眾知道他是一個充滿活力、觀察入微的攝影師,呈現出他是如何捕捉這些搖滾明星的形象。然而太多的人物及情景,卻令每位拍攝對象的故事變得零碎,感覺有點蜻蜓點水,到喉不到肺。不論作為樂迷、時裝迷還是攝影迷,相信觀眾都更想了解對鋤田正義與David Bowie的相識及相知,可惜紀錄片着墨得不夠,如果這部紀錄片在Bowie生前開始拍攝,我想應該會精采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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