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漢紀 影像創作不一定要侷限在相機

三十年前,馮漢紀用硬物在顯影中的即影即有照片上進行刮劃,被破壞的感光劑在照片上顯示出不同的顏色,最後的畫面儼如油畫。「影像的表達有好多種形式,不一定要侷限在相機。」年屆八旬的馮漢紀一直是香港攝影教育的重要推手,桃李滿門的同時,他也是一位充滿實驗及前衛精神的攝影家。作為香港國際攝影節的壓軸展覽,最近他舉辦大型回顧展,展出1980年至今近的多組照片,有拍攝中國的黑白及彩色照片,也有用電腦製作出來的概念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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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寶麗來」作品

1980年代,任教香港理工學院的馮漢紀遇到瓶頸,毅然前往芝加哥修讀藝術碩士。「最大改變是心態,以前大家會叫你影相佬或攝影師,是有標籤的,去到那邊大家都會說是藝術工作者,只不過我是用攝影來表達。」展覽有部份作品是關於他的芝加哥歲月,最初踏足美國時他曾感迷惘,在一幅《In a Cage》作品中,馮漢紀以六張照片加上文字來表達這種情緒,或多或少是受美國攝影師Duane Michals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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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Cage》作品

當年在香港教書時,他一直無法靜下心來創作,反倒是到芝加哥後,拍攝了許多人像作品。除了在的士高裏拍攝造型奇異的龐克少年,他的一系列拍攝同學的肖像中,也安排了拍攝者(自己)與被攝者一同進入畫面——著名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將相機比喻為一種武器,馮漢紀想探討的是,當操控相機的人同時入鏡,這種意義會否改變。

兩年的進修經歷,擴闊了馮漢紀的攝影視野,間接影響了後來的創作,不太拘泥於攝影的形式與媒介,這在他的「前衛視點」作品裏可見一斑。九七回歸後翌年,他創作的「蝴蝶夢系列」充滿實驗性質,用一個製作三維風景的軟件來創作出不存在的風景, 將虛擬的蝴蝶置身不同的環境,顛覆攝影的定義。蝴蝶有蛻變的象徵,畫面中的蝴蝶時而困於籠中,時而躺於火海,究竟是莊周夢蝶,還是回歸後的隱喻,而今看來或更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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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夢系列」作品

隨意拍攝  捕捉1980年代中國

馮漢紀孩童時代已遊走於兩岸四地,生於廣州,不久後移居香港,日治時期在澳門渡過,及後又前往台灣讀醫。躲過文革,1978年改革開放後,他成為第一批較早進入中國大陸拍攝的攝影家。當時他正理工學院任教,每年利用暑假閒暇時間前往北京、深圳、青海、雲南等城市拍攝,為那個純真年代留下最後倩影。在沙龍攝影非常活躍的1960及1970年代,馮漢紀也曾是「龍友」,及後他發現自己格格不入,轉而拍攝社會紀實的畫面。當沙龍攝影師忙於發掘祖國的大好河山時,他卻把鏡頭對準了街道小巷的人生百態。

「我會說是直接攝影,拍攝時是很隨意的。」拍攝前他沒有任何預設的構思,也沒有追求唯美的構圖,胡同裏的途人、街邊的小販、巴士上的乘客,每個畫面似乎都是漫不經心的,有種淡然的詩意,然而畫面中的細節卻值得細細回味。後來他捨易取難,以中片幅相機取代135mm相機,拍攝了連南瑤族自治縣、青海、雲南等少數民族及鄉郊環境,同樣沒有風光旖旎的畫面,反而以樸實的鏡頭記錄他們的生活——這些都構成了馮漢紀的「中國,我的中國」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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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系列」作品

在推行改革開放的同時,鄧小平也批評了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現象,其時許多地方的毛像都被拆卸,有次馮漢紀在南京一間紀念館偶然見到毛像,深感意外,畢竟在大城市較為罕見。然而萌生拍攝「毛澤東系列」作品時,已是千禧年的事,他在廣東、雲南、香港及東南亞等地拍攝毛像,其中一張照片裏的毛澤東雕塑舉着招牌領導人手勢,牆上掛着寫有「鸞鳳和鳴」的掛毯,違和感十足。「不論世人對他的評價好或不好,作為上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人,我想用照片去呈現這樣一個現象。」

《時/空:暫如照片》

日期:即日起至12月19日(10am-8pm)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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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治癒 Valentina Loffredo

說來難以置信,眼前這些充滿超現實主義意味的照片,其實是在香港的沙灘拍攝,是居港意大利藝術家Valentina Loffredo創作的Staged Photography作品《Stillness》,想像一個人在創傷後如何重回生活的故事。

每個人都會經歷創傷,重要的是如何治癒,如何重返正常生活。Valentina的作品就是建基於這樣一個設想,她事前先繪畫好想拍攝的畫面,以海洋來隱喻生命,浮標是穩定我們生活的重心。一開始浮標出現在沙子裡,與畫面中的模特兒一樣迷失在無盡的沙灘上,期間海洋與沙灘的比例、浮標的數量不斷出現變化,到最後一幅作品完好地平衡,浮標也正常地出現在海面上,回歸心靈的靜止。這系列作品以反復出現的充滿象徵性的浮標及特別的構圖,用一系列(11張)視覺影像來講述一個抽象的故事,儘管抽象,但的確頗具心思。

細小與留白的藝術

Valentina Loffredo憑著創意及童趣的照片,迅速在Instagram上走紅,觀乎她的照片,不難發現她對顏色、幾何比例很敏感,也很注重留白,她作品的人物,常常顯得很渺小,以對應偌大的簡潔空間,帶來無限想像。她的作品看似隨意,一道門、一扇窗、一幅牆都可能是一張創意之作,實際上每幅作品都是精心策劃的,她會事先把有趣的畫面記下來,再進行構思,例如她在街道牆上看到一條黃色,便想到讓模特兒站在牆下撐傘,成就作品《!》,畫面充滿趣味,確實不得不佩服其天馬行空。

現年40歲的她之前曾在香港從事珠寶行業,2012年誕下第二個孩子後,以全職媽媽的身份重回這個曾經光輝的都市。在沉悶的生活中,有日她在Ted Talks見到「30日挑戰」的演講,於是展開一系列挑戰,包括跑步、閱讀等,直至在2013年遇上攝影,並在Instagram上發佈自己創作的照片,結果反應熱烈,至今有超過8萬追隨者,更得到畫廊青睞,去年在灣仔Novalis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舉辦首次個展《As for me, I’m very little》,更近再與畫廊合作舉辦《Stillness》個展,以11幅Staged Photography作品,想像一個人在創傷後如何重回生活的故事。

《Stillness》2018年11月27日至12月15日 於灣仔秀華坊5號地下Novalis Art Design Gallery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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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卓馬》策展人黃亞紀:我覺得他是很可憐的人

日本攝影家中平卓馬的一生起伏跌宕,從1973年燒毀作品、1977年酒精中毒失憶,到後來不帶情感的彩色直幅作品,他一直是個難以看透的人。華文世界裏,對中平卓馬有較深認識的,有台灣攝影策展人黃亞紀,十年前首次為他舉辦個展,及後也多次策劃相關展覽,包括最近的香港國際攝影節(HKIPF)重要展覽《中平卓馬》。黃亞紀說:「他的每段時間其實都過得很不好,我覺得他是一位很可憐的人。」

說他可憐,倒不只因為他生活潦倒,不及亦敵亦友的森山大道名成利就。黃亞紀說,中平卓馬做藝術時是很焦慮的,這與他的個性有重要關係,他總是不斷地重新追尋自己,「我對他最大的評價,在於他樹立了一個不斷追問『攝影是甚麼』的好典範。」從事攝影創作的人,往往十多年後便缺乏能量繼續往前,而且甚少探索攝影本質。她指出,像中平卓馬這樣,每五年或十年都有新想法的攝影家,是非常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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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疊1970年的《為了該有的語言》作品。


世人因中平卓馬是《PROVOKE》的重要人物而認識甚至崇拜他,其實西班牙語學系畢業的他,先是一位熱血的社運青年,在《現代之眼》擔任編輯期間,認識了東松照明,才踏上攝影之路。東松照明不但送贈他相機,還撮合他結識了森山大道。19681970年間,日本社會因全共鬥、續簽美日安保條約等事件情緒激昂,《PROVOKE》的誕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應與探索。沒想到1970年代初,熾熱的社會氣氛完全被打壓下來,這對社會運動充滿憧憬的中平卓馬來說,無疑是很大的衝擊,「他一直以為所謂的激進時代,竟然在數年之間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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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循環:日期、場所、行為》系列作品,在巴黎即興創作及展出。


中平卓馬結合過往在刊物發表的影像,在1970年出版了首本攝影集 《為了該有的語言》。這些搖晃、高反差的影像,成為展覽首部份內容,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叠影像,去呈現他內心的不安感。1971年,他到巴黎參加青年雙年展,創作了《循環:日期、場所、行為》這系列作品,他每日漫步巴黎街頭拍照,夜晚沖曬後翌日就展出,強調了攝影的happening。還有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彩色照片拼貼裝置作品《氾濫》,都是他對攝影的持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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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裝置作品《氾濫》,以48張彩色照片拼貼而成。

自毀作品 酒精中毒失憶


1973年,他出版了攝影論述《為何是植物圖鑑》,批判過往的觀點,只是大家始料不及,他一把火燒毀了所有的照片與菲林,此後也與森山大道分道揚鑣。政治上的挫折,更一度令他失去拍攝的動力,那段時間他常常與酒精為伴,直至1976年《朝日相機》編輯邀請他與篠山紀信連載《決鬥寫真論》專欄,才慢慢重燃起他的熱情,只是意想不到,他在1977年《決鬥寫真論》出版前夕,因酒精中毒喪失記憶。失憶後的他不再文采飛揚,也不再滔滔雄辯,及後卻仍依稀記得自己攝影家的身份。在1980年代往後的漫長日子裏,他每天踩着單車在屋企附近拍照,在重複的攝影中慢慢醞釀出新的想法。黃亞紀說,1980年代及後的日本社會非常富裕,早已沒有抗爭迹象,「說時代或社會背叛他也好,說他捨棄對抗社會的想法也罷,那個時期的中平卓馬,其實很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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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紀認為,中平卓馬的彩色直幅照片是其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中平卓馬曾在《決鬥寫真論》提及,人的知識與素養,會令眼睛蒙上一層濾鏡,然而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早已沒有「挑釁」的熾烈,幾乎是不帶情感地拍攝,按下快門時也不為美學所牽動,到後來慢慢發展出彩色的直幅作品。這些照片色彩飽滿,圍繞着花、火、獸、樹等元素,黃亞紀認為,這才是中平卓馬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對照森山大道的名氣及遭遇,更有才華的中平卓馬的確顯得悲哀,尤其是他在攝影界的長期沉寂,他的貢獻也一直被忽視了。2003年,橫濱美術館為65歲的中平卓馬舉辦回顧展,因此契機意外發現他早年沒被燒毀的作品。「對我來說,中平卓馬是2003年誕生的攝影家,令世人重新認識他的作品。」中平卓馬三年前離世後,他的作品及攝影成就才再次得到肯定,姍姍來遲,這是攝影界的悲哀。

《中平卓馬》
時間:即日至1127
地址:中環砵典乍街45H CODE三樓及五樓

·原文見於果籽

黃曉亮 從回憶的黑白到彩色的當下

黑白與彩色、回憶與當下,在中國藝術家黃曉亮三十歲那年,劃下一條界線。在這之前,擅長光影的他喜歡懷舊及夢幻,創作出朦朧而有詩意的投影黑白作品。而立之後他感受當下,連攝影風格也有所轉變,以彩色影像呈現當下生活細節。33歲的他早前在中環Over The Influence畫廊舉辦首個個展《夜幕》,展出18幅黑白及彩色作品,從回憶說到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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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回憶,是因為黃曉亮的黑白作品裡瀰漫著懷舊氣息。2009年大學畢業時,他結合攝影與投影的手法,創作了黑白影子作品《一個期待或新的奇蹟》,之後的《叢林日記》、《春-人間景》等作品都延續了這種創作手法,畫面中出現的孩童、動物、花草等若隱若現的事物,代表著他對過去的懷緬,是他童年時的回憶景象。黃曉亮挖空心思改善畫面,在工作室搭建場景,正如他這次展覽的作品所展示,「畫面的上半部份是投影,下半部份則是真實的水面,虛實結合,去呈現回憶那種模糊不清、難以辨識的感覺。」

攝影是種思考方式,也是一種視覺閱讀,黃曉亮經常思考投影與攝影的關係,通過燈光的投射及影像的疊加,令畫面顯得更有立體感。作品中的模糊影子,不禁令人聯想起傳統的皮影戲,對他而言,靈感反而是來自兒時玩耍的手影遊戲。影子也貫穿在他的動態影像中,展覽現場有兩個動態投影作品——不停轉動的電風扇及一直在行路的孩童。「影子是有共性的,能讓觀眾產生聯想,孩童的背影或會勾起大家的某些回憶。如果是真實的影像,反而會束縛了你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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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 捕捉當下

古人常說三十而立,香港導演彭秀慧的《29+1》就講述女生踏進三十歲後的心態變化,沒想到對黃曉亮而言,也是一個心理關口,在展覽開幕現場,他不時提起三十歲的變化。「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忽然發現身邊許多事情都不一樣了,商場大廈好像也是突然出現的,變化很大,這讓我感到很迷惘。」他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有段時間甚至放下了創作,同時也不再追求對過去的回憶了,反而對日常的、真實的事物感興趣。

「成長後被社會的信息填滿,你的想法、生活方式處理態度,都會發生變化,在過程中變成熟了,也懂得了接受日常普通的東西。」2014年及2015年,他每天用手機拍攝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照片,數量達數萬張。「很多照片都是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拍攝的,之後篩選時發現,很多照片都是有共性的,畫面中都帶有一種不確定感,可能已經或即將發生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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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系列作品多在傍晚時分拍攝,黃曉亮用冰冷的藍色調呈現出夜幕降臨的現場氣息,畫面中的人物都在做些瑣碎的事情,像在街上遊走,在窗前打電話,在橋下商量事情,「平時我們不太在意這些生活上的細節。」這系列彩色作品創作始於2015年,創作手法比起黑白作品更為複雜,黃曉亮利用電腦把手機拍攝的相片中的多餘元素去除,保留現場畫面的單純感覺,創作成畫作之後再打印成幻燈片,最後拍攝下幻燈片投影出來的畫面。如此大費周章,在真實世界提取虛構的元素,再還原為真實,黃曉亮故意將影像處理得曖昧不清,其實與其舊作一脈相承,同樣模糊了真實與夢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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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亮,生於1985年,2009年畢業於青島大學現於北京及長沙工作。他獲得北京三影堂攝影獎及今日美術館的方駿藝術獎,也曾於上海M97畫廊、北京ChART ContemporarySee+ Gallery舉辦個展,最近在香港中環Over The Influence畫廊舉辦首個個展《夜幕》

·原文刊於《Photography is Art》雜誌八月號

Jeremy Cheung 在深水埗發現佐丹奴的哲學家

哲學家與佐丹奴有何關係?有的,因為一款Slogan Tee。

2016年夏天,攝影師張俊謙(Jeremy Cheung)在街頭上發現好些路人穿着同款文字的Slogan Tee,尋根究底後發現,是佐丹奴推出的平價T恤,99元兩件。這個系列T恤在胸前印上作家、哲學家的至理名言,例如蘇格拉底的「To Find Yourself, Think For Yourself」、作家Joseph Hall的「Perfection is the Child of Time」等,不一而足。

連續三年夏天,Jeremy在沙田、荃灣及深水埗等地方拍攝,根據他個人的非正式統計,大多是中年男士及外籍傭工,甚至在深水埗見到同樣的Slogan Tee。「有趣的現象是,這些字句充滿哲學意味,是很形而上的,而穿在身上的人,則是相對草根階層的人。他們產生了一種反差。」這也令他好奇,究竟這些人是因為真心喜歡語句,還是單純因為價錢相宜而購買,忽略了T恤背後傳遞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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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gan Tee向來是時尚界的長青產品,許多人都會以此來表達自己特立獨行的態度,甚至在民權及示威運動中也很常見。事實上1989年民運期間,正是佐丹奴印製大量T恤,寫着示威標語「您好!請您下來!」、「下來!我們憤怒了!」,當年許多港人正是穿上這些Slogan Tee上街遊行。

從文字角度看城市

其實從六年多前開始玩Instagram,Jeremy已時常留意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文字與符號,試過結合文字及城市風景創作雙重曝光的影像,以另一種方法去觀察這個城市。正如這一系列T恤文字的照片,拍攝時,Jeremy也注重語句與環境的關係,例如有一幅在麥當勞拍攝的照片,中年男人身上T恤的標語是老羅斯福總統的「Believe you can and you’re halfway there」,正好對照畫面中的男人訓話給小朋友的情景。

若你有留意Jeremy的instagram,大概知道他擅長以唯美的鏡頭紀錄我城大小事,畫面中的人物往往是有距離感的,然而這系列照片卻截然不同,構圖也不是盡善盡美。「我想捕捉文字與環境的moment,因為它稍縱即逝,常常一發現便要立刻拍攝,甚至只是用手機近距離拍攝。」

《路邊的哲學家》

日期:即日起至11月30日(10am-10pm)

地址 :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3樓誠品生活店

《PROVOKE》五十載 日本攝影的挑釁時代

1968年,日本二戰後最傳奇的攝影雜誌《PROVOKE》首度發行,以晃動模糊高反差的黑白影像,顛覆傳統攝影美學;誕生於日本社會運動的熾熱年代,它同時像利刀一般,向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及制度發出一種「挑釁」。雜誌由攝影家中平卓馬擔大旗,只發行了三期,但其攝影觀念及風格對後世影響深遠,至今仍孜孜不倦貫徹自我「Provoke」(挑釁)精神的森山大道,便是在第二期加入。半世紀之際,香港國際攝影節的重頭戲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呈現《PROVOKE》的前生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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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山大道作品《醜聞》,受美國攝影師William Klein影響,開始用高反差的風格拍攝。

要談《PROVOKE》,先來說VIVO1957年,攝影家細江英公參與了寫真評論家福島辰夫策劃的《10人之眼》展覽,及後在1959年與東松照明、奈良原一高等人成立攝影團體VIVO,以主觀、個人的攝影風格,來抗衡當時主流的寫實主義攝影。這團隊體影響了很多熱愛攝影的年輕人,1961年,23歲的森山大道慕名前往東京想加入VIVO,碰巧團體解散,輾轉成為細江英公助手。另一方面,寫評論出身的中平卓馬,受東松照明影響開始攝影生涯,在其召集下參與了《攝影一百年:日本人攝影表現的歷史》展覽的籌備工作,回顧及整理日本老照片的過程中,慢慢對「攝影是藝術」之說產生懷疑,開始思考攝影的定義及意義,遂與攝影評論家多木浩二、詩人岡田龍彥及攝影家高梨豐等人創辦《PRO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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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江英公《薔薇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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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


中平卓馬深受東松照明影響,又是《PROVOKE》核心人物,所以有些人把《PROVOKE》視為VIVO的延續,在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看來,VIVO雖有抗衡主流的意味,但始終更像一個攝影團體,沒有像《PROVOKE》一樣有強烈的反叛精神。不過他也覺得,「《PROVOKE》誕生前,VIVO發出的聲音是重要的。它作為一種精神,對《PROVOKE》的誕生是關鍵的。」所以在展覽開端,是細江英公最著名的《薔薇刑》及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然後才是森山及中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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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隆作品《京都大學校園抗爭》,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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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隆作品《戰慄的成田機場》,1971年。

PROVOKE不是風格 是一種精神

PROVOKE》雜誌裏的照片,是模糊、高對比、搖晃的黑白影像,這已成為森山大道的標誌(早期的中平卓馬亦如是),世人紛紛以此來形容《PROVOKE》的風格。然而長澤章生卻說大家都誤解了《PROVOKE》,「它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種精神、一場運動。雖然後來這成為人們了解《PROVOKE》的關鍵詞,但當時他們不是故意嘗試創出這種風格,只是借助一種手法來表達心中感覺,是時代的產物。」策展人想呈現《PROVOKE》反抗精神的多元,19601970年代,攝影家濱口隆拍攝校園抗爭及成田機場抗爭的作品,展覽現場除了激勵的衝突場面,也有寫實彩色的瞬間。


雜誌在當時稱不上受歡迎,更遑論主流,領軍的中平卓馬向來有自省精神,覺得雜誌無法表達心中所想,決定解散,之後更否定《PROVOKE》粗獷失焦的實踐與美學,在1973年一把火燒毀了大部份作品。曾為中平卓馬出版攝影集的長澤章生回應,「像他這樣的攝影師,先要推翻自己的言論,才有新的想法出來,否則他無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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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出版過多本森山大道攝影書。

森山大道當時反對解散,之後也繼續踽踽獨行,「他曾跟我透露,《PROVOKE》的精神從未消失,那種感覺仍與當初一樣。」《PROVOKE》某程度上改寫戰後的日本攝影面貌,長澤章生認為其精神一直存在,影響力從未消失,只是呈現的方法不盡相同。展覽末端是日本新晉攝影組合SPEW的作品,他們不斷挑戰攝影的媒介,在長澤章生看來也是一種《PROVOKE》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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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度朔在1968年創作的《KIN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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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出自吉行耕平的《公園》,1971年。

在《PROVOKE》誕生的平行時空,日本攝影也有輕鬆及夢幻一刻,攝影家澤度朔1968年創作的《KINKY》,透過沙灘上的美麗少女,從東京激烈的抗爭場面中抽離出來。策展人說一個展覽在學術的基礎上,也要兼顧娛樂的元素,「我希望觀眾能感受日本攝影的多元及有趣。」展覽現場有一個用黑布圍起的房間,觀眾要用電筒「照田雞」,裏面的作品正是攝影家吉行耕平拍攝偷窺客窺看情侶親熱的照片,大概是展覽自身的一種Provoke

《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2019年曾於香港JCCAC展出。

Robin Moyer 鉑金沉澱中國黑白

年逾七旬的美國攝影師Robin Moyer是位傑出的攝影記者,任職《時代》雜誌逾20年,作品曾贏得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等重要獎項。攝影生涯裏令人津津樂道的,還有一系列拍攝中國的照片,一頭白髮、言語幽默的他居港多年,拍攝中國人文風景逾40年,最近他首次舉辦黑白攝影展,以鉑金塗相法來展出這批充滿故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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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lhouse Rock, Luoyang Prison Band》,1989年,圖片由Pekin Fine Art提供。

Robin家族與中國的淵源,要從一百年前說起,當時他外公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秘書,母親當年就是在中國出生。「1931年,國民黨追捕周恩來時,我外公把他藏在家中,算是救他一命。」新中國成立後,外公輾轉來到香港的YMCA,而Robin與香港的淵源則在1962年。那時他爸爸任職化工公司,前來亞洲拓展業務,一家人便來到香港,「我還記得當時入讀的是英皇佐治五世學校,一年後轉校,翌年回到美國。」當時他在美國學習電影,副修人類學,一心想拍攝關於人類學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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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 Kindergarten boarding School, Shaanxi》,1985年,圖片由Pekin Fine Art提供。

掌鏡20個《時代》封面

1970年,他成為UPITN電視台的攝影師,在越南拍攝美國與南越政府入侵柬埔寨的情況。其間收到募兵通知返回美國,他不想回到越南戰場,輾轉在一本環境雜誌當攝影師。「那時我才買了人生第一部相機,很快學會拍攝,展開近半世紀的攝影生涯。」之後數年他在華盛頓特區的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做劇場攝影師,還在當地的Glen Echo Park成立一所攝影學校叫Photoworks,至今仍在運作。Robin1976年重返亞洲,在台灣居住,先是成為《時代》雜誌的合約攝影師,後來十多年一直是雜誌在亞洲的首席攝影師,多年來拍攝了20個《時代》雜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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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Fashion Corporation Models》,1988年,圖片由Pekin Fine Art提供。


為《時代》雜誌工作的逾20年間,Robin拍攝了許多重大事件,包括柬埔寨難民、光州事件、印尼獨裁者蘇哈托下台等等,可他最有淵源的始終是中國。早於1976年,他已踏足中國大陸,「毛澤東死後不久,我第一次去廣州,當時去深圳搭火車,周圍都是農田,跟現在截然不同。」Robin說當時他每年都會去中國大陸數次,見證多年來的變化,其時的中國女友還給他取了個中文名叫馬樂平,「可惜我的中文這麼多年來都係識聽唔識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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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 Kindergarten boarding School, Shaanxi》,1989年,圖片由Pekin Fine Art提供。

身處天安門 救過中槍記者

在中國及香港拍攝逾四十年,他最難忘是六四事件。19894月,他在洛陽為《A Day in a Life》這本書拍攝照片,「當時我想拍攝監獄,導遊原本是拒絕的,後來傳來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不知怎的就悄悄地給我安排一小時拍攝。 」六四事件源起於胡耀邦逝世,其時天安門雖有人聚集,但卻沒太多活動,於是他先行回香港辦理簽證,準備在5月初重返北京,拍攝蘇聯總書記戈巴卓夫的到訪。「5月份時,天安門廣場上聚集很多人,學生情緒激昂,沒有人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情,當時我與團隊各自拍攝了許多照片,還在北京設立了一間lab,用來處理菲林及傳送影像到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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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dess of Democracy, Tiananmen, Beijing》,1989年,圖片由Pekin Fine Art提供。

63日晚,他如常在廣場拍攝,去到午夜,菲林及電池都用完了,便走回住處補給。「那時遇見一位中槍記者,我們到處找醫生,周圍都很亂,最後到凌晨5點才找到。」結果呢,自然錯過了拍攝最後清場的畫面,他沒有後悔,畢竟性命攸關。他淡然地說:「是的,我並沒有拍攝到任何坦克的照片。」翌日,他團隊的英國攝影師Stuart Franklin拍攝了著名的《The Tank Man》,成為整個事件最標誌性的相片。

HR.PekinFineArts.RMoyer.Bicycles,Suzhou.1988
《Bicycles, Suzhou》,1988年,圖片由Pekin Fine Art提供。

彩色變黑白 鉑金相片有質感


這次展出的相片(部份作品亦會在周末舉行的Fine Art Asia展出),都是他多年來拍攝任務時的作品,而且大多是為《時代》雜誌拍攝的彩色相片,Robin把相片後期處理成黑白,再用古老的鉑金塗相法印製而成。他早於1970年代已開始製作鉑金相片,他說相比起一般沖曬相片的光滑,鉑金相片的表面非常有質感,而且出來的效果很contemplative(令人沉思)。黑白照片也有這種意味,他說:「每個人、每部相機看到的顏色都是不同的,黑白的呈現令事物更加清晰。」Robin有白內障,左眼看到的事物是偏藍的冷調,而右眼則是暖調的,對他而言,黑白或者才是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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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 Moyer:「純藝術的照片很少是紀實性的,但紀實攝影的作品往往可以是有藝術性的。」

《Robin Moyer: My China (1976-Present)》

時間:即日起至10月1日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道道48號聯合工業大廈16樓Pekin Fine Art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無懼惡劣天氣 捕捉香港風水

風水文化在民間向來頗為流行,常言道一命二運三風水,先不理會這是否有科學根據,如此抽象的概念若以影像來呈現,又該是甚麼模樣?居港攝影師Palani Mohan從傳統的風水文化裏,提取風、水、氣等元素進行攝影創作,他時常到風水先生口中的風水寶地拍攝,甚至無懼十號風球,以截然不同的視野來拍攝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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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Dragon》,慢快門拍攝的海浪猶如一條龍。

此風水非彼風水 影大自然的energy

2013年,Palani在家中看到窗外的廣闊天空有一大片雲朵飄過,看起來很漂亮,便拍攝了這些雲朵。從事自由攝影工作二十多年,過往他曾拍攝過養鷹人、捕鯨手及蒙古人等作品,在這些充滿人文關懷的影像裏,總少不了天空與雲朵的元素,「我為雲朵的移動、風的吹拂及雨水等現象感到興趣,覺得有種energy在其中。我總是為大自然的現象感到嘖嘖稱奇。」後來他從朋友口中得知,在華人文化裏,有所謂的風水命理之說,他雖不百分百認同這種文化,卻覺得這是一種很獨特的方式去認識一座城市。「我相信的風水是一股energy,而它是由城市的人所產生的,是與大自然共存的。當天氣改變時,你能明顯感受到那種energy。」

他口中的energy,對應的是風水裏的「氣」,氣代表了人氣財氣,正所謂藏風聚氣,在他的照片裏,還有一種意義,便是天氣。他將這系列作品命名為《Wind Water》(而非風水的英文Geomancy),Palani想探討的並非何謂風水,而是提取風水的元素,以風、水及天氣變化等角度來拍攝香港。所以在他的照片裏,總能看到雨水、雲朵、霧氣、海浪的畫面,很微妙地呈現出風與水的力量。他用中片幅相機以保留更多畫面的細節,同時以一種恍如夢境的、抽象而唯美的風格去拍攝。「我想展示大部份港人不會看到的視角,透過照片去反映這城市的energy是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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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去年十號風球期間,Palani拍下這張風高浪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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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Water》,當天氣變差時,他總會到海旁拍攝。

請教風水師 踏遍山頂碼頭風水寶地

香港三面環海,夏季天氣時常瞬息萬變,這正是Palani創作的好時機。他走遍香港不同地方拍攝,甚至還向風水先生請教,前往山頂、西環碼頭等風水寶地取材,還專門在惡劣的天氣到海旁拍攝。有次十號風球,他前往西環碼頭拍攝,剛停下車拍攝,汽車便開始搖晃,他不得不馬上離開。「打風下雨時,城市的變化很快,我想捕捉這非一般的香港面貌。」他以慢快門拍攝風起雲湧,在畫面上營造一種動感,令照片看起來充滿力量與活力,某程度上反映香港本質——在他看來是一個充滿活力與能量的城市。


1967年生於印度,12歲時Palani隨家人移居澳洲。家人從事電影及攝影相關工作,在耳濡目染下,他自小對視覺藝術及影像深感興趣,1985年高中畢業後,18歲的他加入《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任實習攝影記者,開始拍攝體育、新聞等不同題材,其間兼職修讀大學。九十年代開始從事自由攝影工作,在倫敦及亞洲等地工作,作品曾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及《時代》雜誌等,同時也從事商業攝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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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Water》系列作品

1998年他曾在香港居住過兩年,千禧年出版首本攝影集《Hong Kong Life》(香港生活),用外來者角度以紀實方式捕捉這城市的眾生相:建築地盤、消防隊、盲人學校、寶蓮寺僧人等等平凡人的生活,頗有特色。之後他在亞洲不同城市工作多年,2011年回港居住至今。「我很喜歡香港的活力,然而這些年來有很大改變,曾經的老店、小店都不復存在了,我懷念當初見到的那個舊香港。」

城市在變,他也在沉澱,2012年,他以智能電話結合濾鏡拍攝的彩色照片,出版攝影集《Vivid Hong Kong》,以比較隨心的風格拍攝重返香港後的所見所聞,來重新認識這座城市。事隔六年出版《Wind Water》(風水),問及這是否他的香港三部曲,Palani笑說不是,他純粹想透過風與水的影像,來呈現這個令他着迷的都市,一個他視之為家的城市的面貌。(2018年,Palani Mohan在灣仔f22 Foto Space舉辦《風水》攝影展。)

Magnum攝影家張乾琦 「家就像風箏的線把我拉回來」

來自台灣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家張乾琦,形容以前的自己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總是無邊無際地飛,「孩子出生後,現在那個線特別短,一拉就回來了。」讓他成為斷線風箏的是攝影,自從1995年加入享負盛名的Magnum Photos後,這位唯一的台灣攝影家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創作。一對兒女出生後,他依然像《寡佬飛行日記》(Up in the Air)裏的佐治古尼一樣,經常穿梭在不同的機場與城市,卻有一條無形的線牽引着他——家與孩子,「現在我會更兼顧孩子,也不想離開他們太久,遇到重要的日子我一定會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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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乾琦在攝影群展《Home》中展出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生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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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m Photos最近在香港舉辦大型攝影群展《Home》,展出16位攝影家逾190張相片,包括Elliott ErwittTrent Parke及久保田博二等,張乾琦是唯一出席的攝影家。一如以往「空中飛人」的生活,展覽前一日他才從奧地利趕來香港,一下飛機就匆匆趕到場館佈展及接受訪問,停留兩三天後繼續飛往下一站。這樣的生活他早就習以為常,2015年出版的攝影集《Jet Lag》,就把多年來與飛機為伴的影像集結成書,現在他每年仍有一半時間飛往世界各地,做創作、演講、展覽、教工作坊。開幕當日一早訪問他,咖啡還未到,他顯得很疲累。張乾琦本來就是不太善於辭令的人,時差作祟下,他的說話更輕柔了,要挨得很近才聽得清楚。

「每個人對『家』有不同詮釋」
展覽以「家」為主題,張乾琦拍攝的是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生活,而非身在台灣的父母或在奧地利的孩子。「每個人對『家』都有不同的詮釋,台灣、紐約、奧地利對我而言都是家,我在紐約住了很長時間,從1992年開始至今,我一直在拍攝紐約的唐人街。」實際上,從最初記錄紐約唐人街非法移民生活的《唐人街》(China Town),到拍攝越南新娘被販賣到台灣的《囍》(Double Happiness),再到記錄逃離北韓生活的《脫北者》(Escape From North Korea),張乾琦的作品裏從來不乏「家」的元素,只是他鏡頭下的家總是與異鄉人結合在一起,這或多或少與他在台中農村成長、美國工作、移民奧地利的經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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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2年至今,張乾琦一直在拍攝紐約《唐人街》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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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7歲的他,1984年從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教育科目,當地的攝影風氣令他愛上了這種視覺藝術。「其實大學畢業後是打算回台灣的,那時候剛好有報社的實習機會,就這樣留在了美國。」1991年至1994年,他先後在《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和《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擔任攝影記者,期間也開始醞釀創作《唐人街》和拍攝高雄精神病院「龍發堂」的《鏈》(The Chain)這兩個重要的作品。


張乾琦的作品向來帶有人文主義關懷,近年也開始有明顯關注自我的轉變,2014年的短片作品《在路上》(On the Road),就把過去多年拍攝的日常照片,結合周遭環境的聲音,變成一部自傳式紀錄。「其實這個作品某程度上是因為孩子做出來的,我在不同的地方邀請當地媽媽唱搖籃曲,當成是給孩子的禮物。」他曾錯過孩子的出生,也曾多次缺席了家人的團聚,《在路上》是一份溫馨的禮物,也把他牽回到他的家。


攝影之外,張乾琦對聲音也深感興趣,早在2004年拍攝《囍》時,他已開始一邊拍照一邊錄像收音,後來的《脫北者》及去年的錄像作品《非戰之戰》(The War That Never Was),他多次把平面影像與聲音結合成短片作品。「攝影與錄像是不同的思考,聲音讓我多了一個說故事的語言。」平面的影像加上聲音後頓時變得立體,也令影像變得更有生命力,更能喚起觀者情感。正如他拍攝唐人街華人的生活,有了聲音後,相片中所呈現出的異鄉與家的感覺,也變得更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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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展出16位攝影家逾190張相片,圖為意大利攝影家Alex Majoli作品。

《Home》 Magnum Photos攝影群展

時間:即日起至8月27日

地址: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照片由Magnum Photos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