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Klein 遊走時尚與紀實

美國攝影師William Klein是屈指可數在紀實攝影及時尚攝影範疇均取得出色成就的攝影師,他與Robert Frank一同被視為是街頭攝影之父,對攝影界有重要影響力。William Klein日前 (9月10日)逝世,終年96歲。

1928年,他出生於紐約一個貧窮猶太家庭,天資聰穎的他兒時已嶄露頭角,年僅十四歲以進入名校紐約市立學院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修讀社會學。二戰後,美蘇進入冷戰時期,18歲時的他應徵入伍駐紮德國,後來被派至法國。1948年,從軍兩年後退伍,當時他並沒回到美國,而是進入巴黎索邦大學,跟法國畫家Fernand Léger學習繪畫。他對抽象畫和雕塑深感興趣,做過短時間職業畫家後,已成功在米蘭舉辦兩次個展,並開始與建築師Angelo Mangiarotti合作做建築設計。 

1950年代初,他接觸攝影後便迷上這藝術,雖沒受過任何專業訓練,但有紮實藝術根基的他,起初嘗試將繪畫的抽象想法融入攝影,後來發現攝影能記錄真實世界後更為著迷。1954年,《VOGUE》雜誌藝術總監Alexander Liberman在巴黎看見他的動態藝術作品(Kinetic art)後,被他的天賦深深吸引,於是說服他為雜誌擔任攝影師。就這樣,他回到紐約開始攝影生涯。William Klein以大膽、前衛的藝術風格拍攝時尚攝影作品,為時尚拍攝注入街頭活⼒,以人來人往的街道映襯華麗雲裳,將⾼級時裝從攝影棚帶到現實世界中。

在為《VOGUE》雜誌拍攝時尚照片的同時,William Klein也在紐約開始拍攝街頭攝影,相比起其創新(如Light Painting)的時尚影像,他的紀實作品更有一種原始的力量,高反差、粗微粒的黑白照片,有時甚至曝光不準或模糊。1956年,他將照片結集成攝影集《William Klein: Life is Good & Good for You in New York》,隨即在攝影界引起轟動,由於這些影像挑戰傳統攝影的規條,初時曾受到評論家和其他攝影師的批評,後來卻被視為經典。

《New York》一書令他聲名大噪,不但贏得Prix Nadar法國攝影出版物年度大獎之餘,也奠定別樹一幟的攝影風格,影響無數後來者,包括將這種風格發揚光大的森山大道。之後,他還拍攝羅馬、莫斯科及東京等城市,儘管在《VOGUE》雜誌任職攝影師達十年之久,但他從不認為時尚攝影是他的職業,他真正喜歡的,是在羅馬等城市所拍攝的樸實而自然的照片。 

1960年代,他開始嘗試電影創作,在1965年辭去雜誌工作後,將精力更多地投放到電影,拍攝拳王《Muhammad Ali》等近二十部電影及逾250部電視廣告。1980年代,他重回攝影之路,這時他的舊作重新得到世人認可,作品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巴黎龐比度中⼼等重要藝術機構收藏,1995年出版的《New York 1954.55》,更被譽為是二十世紀的重要攝影集之一。

同是畫家的William Klein,另一為人所津津樂道之處,是他在1980年代回顧早期作品時,在菲林底片 (Contact sheet) 上用顏色筆圈出合適的相片。他說一般攝影師只會呈現已挑選好的照片,而底片印樣則可見到攝影師拍攝時的猶豫、失敗及選擇,令人見到相片前後的對比。每位攝影師的挑選方法均不盡相同,而William Klein則直接在底片印樣上繪畫,最後演變成《Painted Contact Sheets》作品(「顯影·書櫃」有售)。

《Painted Contact Sheets》

無獨有偶,尖沙咀f22 foto space近日正舉辦William Klein攝影展《Style/別樹⼀格》,哪想到在展覽開幕前夕, William Klein恰好撒手人寰,這個展覽正是再次認識William Klein作品的好時機。

William Klein《Style/別樹⼀格》 

日期:2022年9⽉15⽇起

時間:11am-7pm (星期⼆⾄日) 

地點:尖沙咀半島酒店商場BW11及13號f22 foto space

岑允逸攝影集《某座》 反思香港公共屋邨的怪異現狀

香港樓價全球數一數二,公屋成為許多草根階層的避難所,很多居於劏房的人,最大願望就是入住公屋。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與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不無關係,自此政府在港九各地興建一幢幢徙置大廈,1960年代推出廉租屋,1970年代的公營房屋開始引入社區規劃的元素,屋邨內通常設有商場、休憩公園、學校等配套設施。根據房委會2022年的數據,香港有逾210萬人口居於公屋,在《某座》(Blocks) 推出之際的2014年,正是攝影師岑允逸在公屋居住三十週年,加上此前公屋的種種翻新及重建,促使他以攝影為媒介探討公共屋邨議題。

On Yat House, Shun on Estate, 2009

1994年,岑允逸在理工大學獲得攝影設計(榮譽)學士,曾任攝影記者逾十年,現為獨立攝影師。他的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等機構收藏,也曾出版多本攝影集,包括《一人生活》(2007)、《係‧唔係樂園:岑允逸攝影作品》(2008) 及《某座》(2014)等。《某座》的誕生,一方面是他在公屋居住多年的經歷與啟發,背後也與香港公共屋邨的政策及變化息息相關。

千禧年代,香港的屋邨靜悄悄地發生改變,一方面是「領匯」接管屋邨商場的經營及管理權後引入連鎖集團商店,加租令許多街市商販及小商戶無奈結業,美其名為「提升生活質素」,其實是剝削屋邨居民的選擇權,令屋邨商場逐漸變得一式一樣。另一方面,公屋的設計及配套也有逐漸向屋苑看齊的意味,老舊的屋邨髹上鮮豔的顏色後,從外觀看恍如充滿活力的遊樂場 (最經典的例子大概是彩虹邨,已成為打卡聖地),然而卻無法掩蓋另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如低收入及人口老化等。

《某座》攝影集內容

從2008年至2014年,岑允逸穿梭在各個屋邨拍攝,有他成長的順安邨、重建前的牛頭角下邨,還有坪石邨、東頭邨、白田邨、南山邨、彩雲邨、蘇屋邨、沙田圍邨等,既拍攝建築物的外牆、錯落有致的空間,也拍攝牆上的壁畫圖案、屋邨的植物,記錄下屋邨的千奇百怪。他並非拍攝建築物的美感,而是捕捉環境的氛圍,被鐵欄圍起的樹木、詭異的裝飾品、斑駁的油漆、沒有深思熟慮的人工地景……有時荒誕、有時卻帶點超現實。攝影師坦言無意為公屋設計做考查,而是透過《某座》回視自己的過去,用攝影與空間、建築物對話,以冷靜、客觀的角度帶領觀眾進入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屋邨,促使觀者思考居民與屋邨空間的微妙關係。

在其鏡頭下,順安邨一座髹上鮮豔綠色的乒乓球檯,乍看之下令人想起美國導演Wes Anderson的電影畫面,細看又會發現鮮豔顏色與斑駁的地面形成強烈對比,即便乒乓球檯被髹上奪目的顏色,依然無法改變無人問津的事實。岑允逸刻意以冷峻的Deadpan風格,為公共屋邨留下一個個客觀記錄,他的鏡頭不見屋邨的「人情味」或懷舊情懷,甚至缺乏人的元素,用一種相對抽離的角度去拍攝,這也是攝影集以《某座》命名的原因。

Shun On Estate, 2009

羅蘭巴特說,「風景相片(城市或鄉野)應是可居,而非可訪的。」岑允逸笑說他的照片是不可居的,時下的社交平台盛行在屋邨打卡的照片,這種所謂的趨勢表面上只追求一張漂亮的相片,卻無意了解屋邨所面臨的處境及問題。誠然,每個人對香港的認同建基於不同層面與角度,岑允逸認為喜歡一座城市不是只談及其優勝之處,也不應過份投射一種美好的畫面, 反而是因為真正熱愛這片土地,才會對這座城市提出批判與反思。「愛一個地方不是將那份情懷無限投射在身邊的事物中,更不應將部份情感膨脹,愛一個地方要懂得批判。」

岑允逸攝影集《某座》,「顯影·書櫃」有售。

PS:順安邨乒乓球檯這幅作品現於黃竹坑畫廊聯展《我城 / My Hong Kong》展出,現場也可購買《某座》攝影集。

《我城 My Hong Kong

日期:2022年9月3日至10月1日、10月11日至15日 

時間:下午2時至7時 (星期二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56-60號怡華工業大廈8樓 The Loft

《In The American West》——Richard Avedon歷時六年拍攝美國西部人像

在美國著名時尚及人像攝影師Richard Avedon (1923–2004) 逾六十年的攝影生涯裏,曾為無數演員、歌手及藝術家拍攝人像,單是他鏡頭下的美國總統,已有甘迺迪、卡特、福特等。若說他最重要的人像作品系列,無疑是在1979年至1984年間拍攝的《In The American West》,他用六個夏天的時間在美國中西部多個州份拍攝752位西部人,結果僅123幅作品在德州Fort Worth的Amon Carter Museum展出,同名攝影集也僅收錄一百餘人的肖像。《In The American West》是一本史詩般的著作,也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攝影集之一,深深影響無數攝影創作的後來者。

鳴謝攝影師吳華(Benny)借出珍貴攝影集供閱讀。

Richard Avedon年少時已對攝影感興趣,家中的Kodak Box Brownie相機滿足他對世界的好奇心;在紐約讀高中時,他已與後來的美國作家及社會活動家James Baldwin合作編輯文學雜誌,還獲得「桂冠詩人」的稱號。年輕時,他已覺得護照相片很漂亮,對於人像攝影的熱愛,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1942年,十九歲的他加入商船(民間商船在戰爭時可被軍隊徵用)的攝影部門工作,每天工作就是為航海員及士兵拍攝證件照片,到他真正成為攝影師時,估計已經拍攝過十萬張臉孔。

1944年,21歲的他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同時跟隨《Harper’s Bazaar》雜誌藝術總監Alexey Brodovitch學習攝影,兩年後進入這本著名時尚雜誌任職攝影師。他原本喜歡在戶外拍攝時尚影像,Alexey建議他將人像攝影的那種真誠融入時尚照片,從此開創他別樹一幟的時尚攝影。Richard Avedon很快成為《Harper’s Bazaar》雜誌首席攝影師,同時成立攝影工作室為《Vogue》、《Life》及《Look》雜誌拍攝。1962年,他跟隨著名時裝編輯Diana Vreeland的步伐,加盟另一時尚雜誌《Vogue》 ,1970年代及1980年代雜誌的多個封面,均是由他操刀。除了時尚拍攝工作,他在1960年代也拍攝過當時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越戰示威、精神院病人,以及後來柏林圍牆的倒塌。

《In The American West》

時間來到1978年,55歲的Richard Avedon已是行內數一數二的著名攝影師,不但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舉辦回顧展,也成為首位登上《Newsweek》雜誌封面的攝影師。他的作品也引起德州Amon Carter Museum注意,這間博物館藏有許多十九及二十世紀的西部照片,當館長Mitchell A. Wilder見到攝影師在蒙大拿州拍攝牧場騎馬師的照片時,隨即產生濃厚興趣,於是委託他在美國西部拍攝人像,並於1985年在Amon Carter Museum舉辦展覽《In The American West》,這些作品也成為博物館的永久收藏。

《In The American West》是美國攝影的里程碑,也是Richard Avedon最重要的作品。他的西部印象不見傳統的田園風光,只有身處白色背景下的一位位平凡人物,打破世人對美國西部人的典型印象。攝影師與兩位助手及隨行人員Laura Wilson(也是攝影師),帶著Deardorf大片幅相機、8×10吋菲林以及9×12呎的白色背景紙,穿梭在德州、內華達州、新墨西哥州、達科他州等美國中西部的不同州份,尋找合適的拍攝對象。那時候尚未有互聯網,生活在這些地方的人們,基本上從未聽說過Richard Avedon的名字,攝影團隊以真誠說服人們出現在他的鏡頭前。

有次他們在奧克拉荷馬州看見一位肩上背著鋪蓋的人在公路上徒步,這引起眾人的注意,於是邀請他上車,得知他甚少在任何城鎮久留,大半生總是不停地遊走,這種「On The Road」的精神令他們印象深刻。當時團隊在公路邊的一間咖啡館外牆黏上白色牆紙,拍攝下這位雙手交叉於胸前的流浪者。

Richard Avedon選擇在沒有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拍攝,避免強烈的光線凸顯臉孔的輪廓,從而影響攝影師拍攝時的判斷。他從不指導被攝者如何擺動作,也沒有使用閃光燈,有的僅是白色的背景,以及一位他深感興趣的人物。當被攝者從身處的環境抽離出來,觀者會更容易觀察到他們的表情與動作,Richard Avedon認為身體與動作同樣非常重要,也能揭示被攝者的經歷與情緒,因此他只在溫暖的夏天拍攝,畢竟在冬天時,人們的身體總會被厚厚的衣服所包裹。

德州聖安東尼奧Bexar Country Jail,Jesus Cervantes & Manuel Heredia,1980年。

在拍攝過程中,Richard Avedon總是站在相機旁邊,而非站在相機觀景器後面拍攝,因此他要等到相片沖曬出來後才知道拍攝的畫面。如此一來,擅長與人溝通的他,可即時留意拍攝者的表情與動作,也更易察覺對方的內心情緒,感受與被攝者之間的微妙情感。雖然他無需親自拍攝,不過相機擺放的位置及高度、與拍攝者之間的距離,仍需由他決定。這種多人合作的拍攝模式,可使拍攝過程更快速,因為他深深明白,一般被攝者集中的時間往往是有限的。

Richard Avedon鏡頭下的人物,均是平凡無奇的西部人,以及那些被世人忽視的人們,油田及屠宰場工人、礦工、搬運工人、新墨西哥州精神病院病人。在德州聖安東尼奧拍攝紋身師時,他們得知最好的紋身師均在監獄裏面,於是千辛萬苦取得許可進入監獄拍攝。裏面的犯人大多是墨西哥裔人,他們的紋身總與宗教信仰相關,攝影團隊發現身處兩位不同牢房的犯人,他們互不相識,然而他們的身高、背景甚至紋身均很相似,於是他們將兩幅相片並置,創作成一幅「雙聯畫」。

左:John Malkovich致敬之作。/ 右: Richard Avedon原作。

若說《In The American West》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幅作品,無疑是養蜂人Ronald Fischer,攝影師Sandro Miller與演員John Malkovich創作的《Homage To Photographic Masters》系列,也復刻過這個經典造型。1981年,Laura Wilson兒子說起在學校看見一位「蜜蜂鬍鬚」(Bee Beard)的養蜂人,Avedon助手聽聞後立即深感興趣,還構思出滿佈蜜蜂的畫面。他們在學校建議下,在養蜂人刊物詢問是否有養蜂人有興趣拍攝,接著幾天他們收到四十多張不同相片,其中一位名為Ronald Fischer的養蜂人引起團隊的注意,於是聯繫他進行拍攝。

拍攝當日,他們邀來昆蟲學家在被攝者的胸前及頸部蘸上蜂后外激素的液體,氣味吸引蜜蜂在養蜂人的身體停留。在兩日時間裏,團隊分三次共拍攝121張照片,有些照片明顯可見養蜂人被螫後的痛苦表情,最後他們選擇一張養蜂人習慣被螫的照片,Ronald Fischer泰然自若地望向鏡頭,在白色背景下的襯托下尤其震撼。

創作《In The American West》期間,攝影師Laura Wilson與Richard Avedon一起工作六年,她以旁觀者及參與者的角度,詳細記錄這系列作品誕生的過程,展示Avedon如何工作、選擇、與被攝者互動,仔細觀看拍攝者的臉孔及軀體,甚至實驗性及拍攝失敗的時刻。前面提及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均收錄在她於2003年出版的《Avedon at Work》一書,也是了解《In The American West》創作過程的天書。

攝影界梵高 Vivian Ma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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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保姆在40年間拍攝逾15萬張菲林照片,生前從沒與人分享,甚至沒有沖曬出來;死後這批照片被收藏家公諸天下,在業界引起巨大迴響,各種稱讚欣賞之詞接踵而至,更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師之一。是的,Vivian Maier的故事很像梵高,她的才華橫溢也是死後才被人發掘,不同的是,她根本不嚮往任何頭銜,事實上大多數照片甚至連她自己也沒有看過,她只是愛攝影,並沒想過要改寫攝影史。或許,正是她生前的平淡,增加死後的戲劇感,當世人發現她的天賦時,才驚現原來攝影界也有一位梵高。

原是保姆

Vivian Maier的身世並不為人所熟知,即使後來她聲名大噪,關於她的經歷,也並非太多。1926年,Vivian Maier生於紐約,童年在法國一個小村莊上度過,1951年她回到紐約,當過工廠妹,後來到芝加哥當保姆,一做就是40年。她曾在好幾個家庭中當保姆,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個人物品便置放在顧主家中。根據她曾經看護過的孩子回憶,Vivian Maier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喜歡看戲劇,時常拍攝照片,但卻從沒向任何人展示過。

在賣掉法國村莊的農場後,她曾利用這筆錢到曼谷、北京、埃及、意大利等地方拍攝照片,足跡遍及三大洲。結束保姆的生活之後,晚年的她曾試過無家可歸,幸好早年她看護過的一對兄弟給她在郊區買下一套公寓。2008年,她摔倒撞傷頭部後昏迷,之後被移送到療養院,直至2009年離世。

死後成名

如果故事就這樣完結,那Vivian Maier這名字大概至今仍不為人所知。2007年,由於未能繳交倉庫的租金,她儲存在倉庫的大批菲林照片和影片於是被沒收用來拍賣。最初的買家有三位,其中一位是John Maloof,他當時正在進行一項關於芝加哥歷史圖像的項目,起初他也不太留意照片的拍攝者是誰,後來當他在拍賣箱中發現Vivian Maier的名字時,上網卻只搜查到一則訃告。

其實2008年時另一收藏家曾將她的部份照片放上互聯網,但並未引起很大迴響。到2009年John Maloof在博客分享Vivian Maier的照片後,沒想到卻引起熱烈討論,許多國際媒體也爭先報道。一時間,Vivian Maier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名字,John Maloof為她舉辦展覽、出版攝影集,2013年更將她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Finding Vivian Maier》(獲得8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提名),令Vivian Maier成為近年攝影界的熱話,這是他買下照片時所無法意料的。

街頭攝影

很多人說Vivian Maier是街頭攝影大師,專家學者更直接將她與同期的Robert Frank及Diane Arbus等偉大攝影師相提並論。Vivian Maier較為著名的是她1950、1960年代在紐約及芝加哥街頭拍攝的黑白照片(儘管後來也有拍攝彩色照片),與其他街頭攝影師不一樣的是,她並非使用常見的35mm相機,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用中片幅Rolleiflex 相機拍攝,這意味着她無法在街頭快速的抓拍。

事實上,她鏡頭下的人物很多都是直視鏡頭的,與被攝者彷彿是沒有隔閡的,有一種友善的關懷,令人好奇當中究竟發生過什麼互動。Vivian Maier沒有受過任何攝影大師的指點,但從鏡頭的自拍照可見她非常自信,對攝影的拿捏也恰到好處。生活平淡而才華橫溢,大概是她最簡單的描述。

今年「法國五月  Le French May」期間,尖沙咀f22攝影空間舉辦《鏡像真我》展覽,展出多幅Vivian Maier的標誌性自拍作品,藉由她一絲不苟的構圖及細膩的視角,窺探她如何透過攝影探索⾃己與世界的關係,同時引領觀者走入她令人難以捉摸世界。

Self Portraits  

日期:5月4日起

時間:11am-7pm(星期⼆至日)

地址:尖沙咀半島酒店商場BW11及13號f22 foto space

由模特兒到攝影師  Corinne Day見證名模Kate Moss誕生

現年48歲的英國名模Kate Moss在時尚圈活躍逾三十年,當年發掘她的伯樂,是英國時尚攝影師Corinne Day(1962-2010),相比之下,她的故事便顯得較鮮為人知了。

Corinne Day年少時已四處打工,曾在銀行實習(可笑是她透露父親是一名銀行劫匪),18歲開始成為模特兒。1985年,她認識熱愛電影及攝影的男友模特兒Mark Szaszy,是他教懂Day操作相機,他與身邊的模特兒以及他們旅行中認識的人,紛紛成為她最早的拍攝對象。

1989年,她認識英倫流行雜誌《The Face》藝術總監Phil Bicker,開始為雜誌拍攝照片。當時她找來一間模特兒公司,對方給她一張失焦的Kate Moss寶麗來照片,當時她只有十五歲,對模特兒來說太年輕、也太瘦(Day曾在學校因為瘦而被嘲笑,因而感同身受),但她身上的氣質卻讓Corinne Day感到很舒適,這也是選擇拍攝她的原因,不過首次拍攝的照片並未引起關注。

1990年,《The Face》雜誌的一輯時尚攝影作品「The Third Summer of Love」令兩個人嶄露頭角,第一位固然是操刀拍攝的Corinne Day,第二位則是年僅16歲的模特兒Kate Moss。二人十分投契,她們大談著音樂,Nirvana、Stone Roses和Happy Mondays……在照片中,半裸的Kate在海灘上大笑,瀰漫著青春與不羈氣息,雜誌封面的她頭戴羽毛,也是Day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如今重看仍十分經典。

然而在1993年,二人卻因《Vogue》雜誌一輯照片「UnderExposed」而分道揚鑣。當時Kate的攝影師男友Mario Sorrenti不想Corinne Day在他們倫敦的公寓拍攝,二人曾為此大吵一架,因此照片中的Kate看起來有些傷感。Corinne Day不喜歡造作的姿勢或表情,也無需刻意的髮型或造型,她想捕捉的是被攝者的情緒。在Day看來,這些照片記錄她真實自然的一面,而不是傳統時尚雜誌上那種濃妝豔抹以性感為賣點的相片,然而《Vogue》卻覺得這些照片看起來便宜又俗氣,不符合雜誌格調。

更甚的是,由於Kate Moss身穿輕薄內衣或緊身衣,當時《獨立報》更批評照片令人厭惡及近乎兒童色情(hideous, exploitative, verging on child pornography)。雖然Day認為這是傳媒對照片的過度解讀,不過《Vogue》仍停止與她的合作,模特兒公司及Kate Moss刻意與她遠離,二人的友誼也因此暫時告一段落。

之後Corinne Day曾離開過時尚攝影圈,不過她從未停止過攝影,繼續以漫不經心、寫實的鏡頭記錄身邊的朋友,包括好朋友Tara St Hill。她是一位貧困、生病的單親媽媽,那時候的生活很凌亂,Corinne Day的鏡頭捕捉她悲傷及親密的時刻。2001年,Day將這些照片集結成《Diary》一書,這些照片誠實地記錄年輕人的生活,看似平淡、時而憂傷,有如一本私密日記,這種風格也令她被Nan Goldin和Larry Clark等攝影師相提並論。事實上,Nan Goldin一早已留意到她的照片,也很喜歡她的作品,而她也一直堅持這種自由、真實的拍攝方式。1996年,Corinne Day患上腦瘤,即使在這段最痛苦的住院日子裏,她也沒有忘記放下相機,用鏡頭記錄下這段最令人痛心、同時也是最感人的回憶。

那段時間裏,儘管Corinne Day沒有活躍於時尚界,她也為很多音樂雜誌操刀封面人物,拍攝過Pearl Jam、Placebo、The Cranberries、Red Hot Chili Pepper等音樂人,Radiohead《Creep》、Oasis《Supersonic》等MV都是她操刀拍攝。千禧年時,她再次與《Vogue》合作拍攝Kate Moss,她鏡頭下的Kate依然是很私密與自在的,而非那種以奢華見稱的大場面。2006年,她受英國國家肖像館委託,為Kate Moss拍攝九個特寫鏡頭,這些照片是在她們進行深入對話後才拍攝的,揭示她的不同情緒。2010年,Corinne Day因腫瘤復發逝世,終年48歲。

照片來源:https://www.corinneday.co.uk/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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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式攝影 Duane Michals

很多人都喜歡用老頑童來形容Duane Michals,他沒有學習正規的攝影,也從來不墨守成規,他的照片常常能顛覆你對攝影的想像。某程度上Duane Michals也可視為一名藝術家、一名表現主義者,正如他的連續式攝影及在照片上書寫文字,這些都非傳統攝影所為,但他並沒這個包袱,還說攝影不是到郊外收集風景。他經常說創作時養成習慣,創意就會離你而去,因為他從來不是以攝影技巧取勝,而是以創意與想法為人所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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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Warhol是同鄉

不說不知,原來Duane MichalsAndy Warhol是同鄉,1932年他生於美國賓州匹兹堡一座叫McKeesport的小市鎮。他比Warhol小四歲,二人在年幼時都愛上藝術,Duane14歲開始學習水彩畫,21歲在丹佛大學畢業後曾在軍隊服役兩年,之後繼續進修,希望成為一名平面設計師。直到這刻,他與攝影似乎還沒有緣份,正在發現自己對攝影感興趣,是1958年他在蘇聯旅行時的忽發奇想,他想將當地的風景拍攝下來,於是購買人生第一部相機,後來這些照片也成為他第一個展覽的內容,這當然是後話。

自學成才

從事攝影多年,Duane曾為《Esquire》、《Mademoiselle》等雜誌拍攝,但他從來沒上過任何正規的攝影學習,完全是自學成才。這對他而言或許是好事,因為他不會有攝影系學生的包袱,不會受到傳統攝影的約束,畢竟他的照片向來不是以技巧取勝,而是以概念揚名。他敢於與眾不同,在他出道的1950、1960年代,主流攝影界仍流行在攝影棚裡拍攝,當時最鼎鼎大名的Richard Avedon與Irving Penn都是如此,不過Duane並沒有工作室,取而代之把人物安排在相應環境中拍攝,走出非一般道路。1968年,墨西哥政府聘請他拍攝夏季奧運會,1970年在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個展,之後又為The Police樂隊專輯 《Synchronicity》設計封套,拍攝至今逾半世紀,是攝影界的常青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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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式攝影

Duane最為人熟悉的創舉有兩個,第一是連續式(或系列式)攝影,經常利用多幅照片來呈現一個主題,連續的照片之間帶有敘事性,感覺有如看一部迷你的靜態電影。他比喻自己是一個短篇小說的講故佬,最出名的作品當屬1973年拍攝的《Things are Queer》,首先他拍攝一張廁所的照片,但原來這張照片只是書上的一頁插圖,又原來有個男人正在閱讀這本書,最後發現男人書籍上的照片正是原先廁所照片裡的影像。這系列作品充滿哲學意味,在《Grandpa goes to heaven》這系列作品裡則思考生死問題,Duane影響許多人對攝影的觀感。攝影不只是記錄,也可引發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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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照片

在照片上寫字是他的另一個標誌,他說自己受作家、畫家的影響多於攝影師,詩人William Blake、作家Lewis Carroll、畫家Paul Klee及Rene Magritte都是最愛。他說文字可彌補影響無法傳達的內容,這些文字時而諷刺、時而幽默感,兩者結合才構成完成的作品。當然這位老頑童的壯舉還不止於此,他會以雙重曝光來表達超現實的想法,拍攝Rene Magritte的照片正是如此,與Rene超現實主義畫家的身份呼應。晚年時甚至直接捨棄相機,收集濕板攝影法(tintype)照片,然後在照片畫上彩色抽象的幾何圖形,而繪畫正好令可以無限複製的照片成為獨一無二的影像。或許正如他所說,如果攝影只是記錄真實,那就太無趣了。

1965年,他為Rene Magritte拍攝照片,當時這位名成利就的畫家已67歲,33歲的Duane Michals開始嶄露頭角,1960年代初當他在雜誌看見其作品時已為之着迷,及後也從不隱藏對Rene Magritte的喜愛及尊重。

Rene Magritte慷慨地讓年輕攝影師走遍全屋,還邀請他共進午餐。Duane Michals拍攝下許多照片,包括家中的靜物,畫家及他的妻子,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其中幾張在背靠外牆拍攝的照片,最廣為人知,他巧妙地抽取Rene Magritte畫作中的元素,包括背部、帽子等,利用雙重曝光來製造出簡單的超現實畫面,正好凸顯Rene Magritte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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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泰博  桂離宮之美

石元泰博(Yasuhiro Ishimoto, 1922-2012)是日本戰後首位海歸派攝影師,雖然在日本的知名度不及森山大道荒木經惟等,不過遊走於芝加哥與東京的他,在日本甚至西方攝影史上,均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的作品曾多次入選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他拍攝的京都《桂離宮》(Katsura Imperial Villa)更被譽為日本建築攝影的典範,深深影響許多建築師及攝影師。

出生於三藩市,石元泰博三歲時回到日本高知縣,並在那裡度過少年時期。身為農民兒子的他畢業於高知縣農業高中,為學習現代農耕法,他在1939年重返美國,前往加州大學修讀農業。二戰期間,當日本在1942年偷襲珍珠港後不久,約十二萬日裔美國人被逐出家園,驅趕到全美各地的集中營,石元泰博也不例外,被監禁在科羅拉多州的集中營(Granada Relocation Center),學業也因此中斷。

他在集中營期間愛上攝影,釋放後他先是在芝加哥西北大學修讀建築學,1946年認識美國日裔攝影師Harry K. Shigeta後,開始將重心轉向攝影,並於1948年轉校至芝加哥設計學院(即Laszlo Moholy-Nagy創立的新包浩斯芝加哥分校),跟隨美國攝影大師Harry Callahan、Aaron Siskind和Gordon Coster學習攝影,在校期間也曾獲得不少攝影獎項。1953年,MoMA攝影部主管Edward Steichen策劃 《Always the Young Strangers》展覽,展出25位美國年輕攝影師的作品,這是石元泰博的照片首次進入MoMA。兩年後,他的作品更入選由Steichen策劃的著名展覽《The Family of Man》。

由於石元泰博在日本成長的經歷,Edward Steichen在1953年委託他協助MoMA設計策展人前往日本的寺廟及神壇做研究。作為芝加哥設計學院的畢業生,他熟悉美國當代攝影及包浩斯設計理論,在參觀桂離宮後,他立刻對這座建築物產生濃厚興趣。桂離宮建於日本十七世紀寬永年間(1624-1645),宮內有四座風格各不相同的書院及茶室建築,被公認為日本傳統美學的圭臬。

石元泰博有建築學及西方攝影的背景,這也讓他攝影風格有別於日本國內的攝影師,戰後日本攝影界奉行土門拳推崇的現實主義風格,石元泰博的攝影作品充滿線條與幾何美感,自然顯得與眾不同。他最經典的作品是《桂離宮》,結合包豪斯建築的簡潔線條以及日本宮殿的簡約及園林,嚴謹地展示出日本建築的獨特美感,在他用德國Linhof相機拍攝黑白攝影裏,桂離宮被分割成一個個靜謐而充滿幾何美感的空間,可謂完美融合東西方的獨特元素。1960年,他出版作品集《Katsura: Tradition and Creation in Japanese Architecture》,更邀來著名設計師Walter Gropius及丹下健三撰文,這系列作品也令他變得廣為人知。

1958年至1961年,石元泰博在芝加哥拍攝很多黑白街頭照片,並於1969年出版攝影集《Chicago, Chicago (シカゴ、シカゴ)》。1961年回到日本後,他曾在不同學府教授攝影。之後三十年間,他曾數次參訪桂離宮,以黑白及彩色相片繼續記錄它的美感。1974年,他事隔十年再次現身MoMA展覽,這時的他已恢復日本身份,以日本攝影師身分參加《New Japanese Photography》展覽,展出十幅桂離宮黑白影像。1996年,石元泰博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功勳獎章」(Person of Cultural Merit);2004年,他將七千張攝影作品贈予家鄉的高知藝術博物館。石元泰博在2012年去世,享年九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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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捕手 Terence Donovan

1960年代的英倫孕育出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等樂隊,令人懷緬的又何止搖滾樂?時裝、攝影、電影應運而生,年輕人擁抱時尚,更掀起Swing London(搖擺倫敦)風潮,大眼短髮身穿迷你裙的名模Twiggy是當時的潮流指標,攝影某程度擔當推波助瀾的角色。攝影不再只是記錄時尚,更主動地創造時尚,攝影師Terence Donovan帶領模特兒走出沉悶的攝影棚,在街頭實景拍攝,鏡頭下英倫時尚風潮的見證,也反映1960年代的倫敦面貌。

那年代的倫敦,不得不提同年代的攝影師Brian DuffyDavid Bailey,三人被著名時裝攝影師Norman Parkinson稱為「Black Trinity」。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1966年拍攝的電影《春光乍現》(Blow-Up),劇中主角是一名玩世不恭的攝影師,電影靈感正是源自三人。他們擅長在戶外拍攝黑白時尚照片,將衣着優雅的模特兒與城市街道結合,尤其Terence Donovan,將倫敦西區的華美衣裳帶到狼藉的東區拍攝。1960年,他帶領身穿西裝的模特兒來到東區的煤氣廠,你或會覺得格格不入,但服飾的端莊優雅,正好與背景的粗獷形成強烈對比,這種衝突感也令他在眾多攝影師中脫穎而出。 

你可以說Terence Donovan很前衛,其實與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不無關係。二戰後的西方社會,不論政治經濟還是流行文化都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年輕人渴望新事物的洗禮,髮型師Vidal Sassoon帶來短髮造型,時裝設計師Mary Quant設計出迷你裙,掀起年輕追求潮流時尚的心態,而Terence Donovan,正將這種時尚新文化捕捉下來,照片亦讓世人見到倫敦的魅力。

Terence Donovan在倫敦長大,一家人住在工人聚集的地區,父親是一名貨車司機。童年回憶是擁擠的街道與市場,卻對西區的紙醉金迷方式很嚮往。十一歲輟學後想成為一名廚師,可惜事與願違,直至十五歲那年接觸相機,從此開始漫長的學徒生涯,跟隨過好幾位攝影師,最著名是1957年跟隨時尚攝影師John French。

1959年,學有所成的他在倫敦開設工作室,為雜誌社拍攝,很快闖出一片天,1960年代遇上Swing London的風潮,令他事業爬上高峰。可惜1970年代開始,他逐漸將工作中心轉移到影片及MV製作,拍攝三千多輯廣告作品。除了與Jean Shrimpton、Twiggy、Nancy Kwan等時尚人物掌鏡,他也得到皇室青睞,在1980至1990年代多次為戴安娜王妃拍攝。

【香港國際攝影節2021】攝影回應當下:香港人的遷徙與去留

當下的香港,大家最關心的議題,大概是離開還是留下?已故澳洲記者Richard Hughes在其著作《Hong Kong,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形容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其實,香港作為中外交流的窗口, 人口的遷徙一直沒有間斷,許多人因為政治或工作因素移居香港,也有人因此離開我城。今屆香港國際攝影節的衛星展覽中,四位影像創作者李卓媛與梁皓涵、李展翹、張諾文,以不同的影像和呈現手法,回應他們身處當下香港關心的議題。

李卓媛與梁皓涵——《夏天的棉被》

當舖曾是窮人的銀行,以前家境一般的人,會在夏天拿棉被去典當,以換取金錢解決當下所需。李卓媛(Sharon)與負責口述歷史的梁皓涵合作,了解當舖這個式微的行業,她們從當舖的歷史出發,用物件及其故事的微觀角度作為切入點,觀察城市中人口的遷徙,以對應城市的脈絡及歷史的轉折。

從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逃港潮、七十及八十年代的越南難民潮,到九七回歸前的移民潮,這個城市的每個時代都不斷有人遷徙,當舖中的物件或多或少也有反映出這些歷史。刻下的香港同樣面臨類似的處境,有很多人正思考去留,究竟今時今刻的香港人會放棄甚麼?又會換來怎樣的未來?

李卓媛借用當舖的概念,以兩條平衡線講述不同時代的遷徙,一方面將當舖物件的口述歷史文字刻在木頭,再以拓印的手法印在紙張上;另一方面邀請三位即將跟隨父母移民的小朋友,以寶麗來相機記下準備放棄的一切。

六、七歲的小學生,或許未必能透徹了解「放棄」的概念,但從他們拍攝的照片中,可發現他們視為最珍貴的事物——以前的人典當的是車衣機、皮草、棉被,而小朋友們「典當」的,是校園、同學的友情及城市的景觀:「這些東西可能很瑣碎,但從中能感受到他們的不捨。」

李卓媛認為人與椅子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她從廢棄的小學找來椅子,將小朋友拍攝的寶麗來相片移印在平面的椅子上,令影像與他們的身分更有關聯。「攝影是將立體的物件變成平面,於是我嘗試將木椅重新解構,再拼成三張形狀不一的平面椅子。」寶麗來照片也因椅子的拼湊變得零散錯落,或許正如他們的心情一樣是錯綜複雜的。木椅還移印有小朋友功課簿上的文字,例如「原來平凡的東西才是最實用」、「我的家」——也許正是他們的心聲吧。

《夏天的棉被》
日期:即日至11月20日
時間:2pm-7pm(週四至六)
地址: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5-22 Gallery Z 

李展翹——《夢迴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在時代的十字路口中,有人選擇離開,有人選擇留下,李展翹卻決定在2019年6.12衝突過後,從英國回到香港。

不論來港的人或是移民的人,相信很多人都經歷過身分認同的問題,出生於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李展翹對中國、英國及香港人這三重身分感到好奇,曾任職報社攝影師的他,以攝影三部曲思考到底哪裏才是根。

2016年,他帶著疑問,踏足中國西部的十個省份,前後用一年時間在廣西、雲南、四川、青海、甘肅、新疆等地拍攝第一部曲《In search of Nirvana》,試圖尋找一個答案,然而卻令他感到迷失。在中國無法覓見「極樂世界」,他轉而前往英國尋找所謂的天堂,繼而創造出第二部曲《夢迴 Another day in Paradise》,這也是最近在土瓜灣1a space新空間的展覽。


2017年,Jimmy前往英國進修,不只是去讀書,也在當地尋找是否有家的元素。當時英國正啟動脫歐公投,很多當地人也在質疑究竟英國人的身分是甚麼,這令他產生共鳴。他沒有踏足大家熟悉的大城市或著名景點,而是前往陌生小城鎮拍攝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試圖以外來者的身分與當地人建立聯繫。「這與我作為香港人前往英國的狀態是很相似的,身處這些偏遠、在地的環境,去叩問自己是否屬於outsider。」

香港人對英國的印象,往往是大笨鐘、雙層巴士、高帽御林軍或紅色電話亭,李展翹的照片卻呈現截然不同的一面,是冷清的景觀及當地人的家園。「很多香港人對英國一知半解,我們不是很認識又未至於完全陌生,而這種模糊的狀態,某程度上就是我們的身分。」在當地拍攝的過程,經常有人好奇問他「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這也令他深刻意識到,即使你有英國護照,在當地人眼中仍是外國人。「拍攝完第二部曲後,我很肯定自己不是英國人,同時為香港人的身分感到自豪。」

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事件後,他更加強烈地想留在香港,嘗試梳理創傷性的記憶如何重塑我們的身分,作為第三部曲的內容。近年很多港人移民到英國,他覺得傷感之餘,同時也質疑離開是否能解決所有問題,移民可能並非想像中那麼理想化。作品名稱《夢迴 Another day in Paradise》別有意味,他將照片印製在鋁板上,觀看時畫面有些許反光,似乎也反射出不少人心中對英國的fantasy。

《夢迴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日期:即日至11月14日
時間:11am-7pm(週二至日)
地址:土瓜灣道122號地下1a space|

張諾文——《Megalopolis Nebula: Post 2019 – Hong Kong》

移民或留低、悲觀或希望,表面上是一道選擇題,其實也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當你身處最黑暗的環境,才能看見最亮的星星,這也是看完張諾文(Ike)展覽《Megalopolis Nebula Post 2019 – Hong Kong》後最直接的感受。

2013年,張諾文在肯亞的Kibera貧民窟做義工,在一張攝於夜晚的合照中,可見漫天星星。在香港及芝加哥等繁榮都市居住多年的他,從未想像在缺乏電力的非洲大陸,原來頭上盡是星光,令他深刻明白到,正是城市的文明掩蓋了大自然的星星。他受此啟發創作出名為《Megalopolis Nebula》的作品,將拍攝沙灘、水點、砂石、波紋、牆上裂痕等等的照片進行後製,搖身變成夢幻的星空效果,以「大都會星雲」探討香港的光害問題。


最近的展覽同樣以《Megalopolis Nebula》為題,副題是「Post 2019 – Hong Kong」,相信很多人會聯想起2019年的社會事件。引發他創作靈感的,是每天返工見到一幅牆上殘留下來的文字,不完整地寫著「自由我了」。他嘗試以不同的角度記錄牆上殘存的塗鴉或文宣,近距離的拍攝令這些痕跡變得十分抽象,在不同燈光的襯托下,分外像是星雲。「我覺得這與香港當下的情形很貼切,在那些已經腐蝕、被遺忘及黯淡的地方,我嘗試尋找屬於我們這個年代最光、最漂亮的星雲。」


展覽開端掛在牆上的四幅照片稍微比較黯淡,從一個展區轉入另一個空間,照片逐漸變得明亮,有層層遞進的效果,最後來到一間暗黑的房間,以電視螢幕及投影的方式播放「星雲」及其他在香港拍攝的照片。擺放在地面七部電視或螢幕,不禁令人想起2019年時用多個螢幕看新聞直播的畫面。「不管人們如何演繹現實,經歷的事情總會在心裏留下記號。」

展區與展區之間的角落寫有狄更斯《雙城記》的名句「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前路是光明還是黑暗,每個人都有不同解讀。當你身處一片光明時,是無法看見星光的;只有置身最黑暗的環境,才能見到滿天星星,一切視乎你站在甚麼角度去思考。張諾文雖然沒有直接道出感受,但那片夢幻的「星雲」,是令人感到樂觀及有希望的。

《Megalopolis Nebula Post 2019 – Hong Kong》

日期:即日至11月27日

時間:3pm-7pm(一至五)、2pm-7pm(週六只限預約)

地址:觀塘開源道72-80號溢財中心4樓F室&_ (and unders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