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魔術師 Bill Brandt

攝影被喻為光與影的藝術,英國人Bill Brandt(1904-1983)是上世紀其中一個將光影玩得出神入化的攝影師,不但利用強列的光影對比令被攝者從環境中孤立出來,更遊走於真實於虛幻之間,以光影投射感觀。說他是光影魔術師,其實絕不為過。

因病得福

儘管生於漢堡, 但Bill Brandt的一生似乎跟德國沒甚麼淵源,他也不喜歡這地方,更聲稱自己生於倫敦南部。一次世界大戰完結沒多久,他便感染上肺結核,不得不在瑞士的療養院度過青春時光。後來他去奧地利接受治療,在當地慈善家Eugenie Schwarzwald的照料下逐漸痊癒。美國著名詩人龐德(Ezra Pound)參觀慈善家住所時,Brandt為他拍攝照片,出於感激,龐德將他介紹給當時已聲名遠播的美國超現實主義攝影師MAN RAY,於是他前往巴黎成為其攝影助理,開始奠定超現實主義的基礎,這年他25歲,

紀實攝影

學徒歲月雖只短暫數月,但對其攝影之路卻影響深遠,他在MAN RAY身上學習如何表現內在,懂得捕捉心中畫面。在巴黎逗留三年後,他前往英國發展事業,當時他受匈牙利攝影師Brassai在1932年出版的《Pais de Nuit》啟發,開始在倫敦拍攝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及夜間景色,最後結集成《The English at Home》(1936)及《A Night in London》(1938)。這兩本拍攝倫敦生活的攝影集不錯迴響,當1940年當德國空襲倫敦時,英國情報局委託他紀錄大轟炸期間倫敦地下防空洞發生的事情,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紀實攝影作品。

人體攝影

戰後,他不斷嘗試新穎的拍攝手法,在人像及風景攝影範疇尤其出色。有次看過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Citizen Kane》後,被電影裡的視覺效果所震撼,於是他告別紀實攝影,轉向嘗試比較實驗性的影像,找來一部裝有廣角鏡的舊式柯達箱式相機拍攝女性身體,近攝時的光學畸變及大景深的效果充滿視覺衝擊力,激發他對人體攝影的興趣。

一開始時,他僅在室內拍攝人像,後來他發現在海灘拍攝時,岩石沙礫的粗糙更能襯托出人體肌膚的光滑。為突出這種人體的視覺效果,他甚至通過暗房處理加強這種反差,以犧牲照片的真實和細節,換來畫面誇張的表現力。1961年,他將這些人體照片集結成攝影集《Perspective of Nudes》,一舉奠定他攝影大師的聲譽。他的影響力至今依然不減,在他逝世三十周年之際(2013年),紐約現代藝術藝術館(MoMA)舉辦展覽《Bill Brandt :Shadow and Light》,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攝影師。

Bill Brandt同名攝影集可於「顯影·書櫃」購買。

無家者的天空 有瓦遮頭是奢求?

近年有句戲謔的說話叫「貧窮限制了想像力」,但真正貧窮的生活,一般人也無法想像。在經濟掛帥的香港,有瓦遮頭是奢求,每晚有逾千人睡在天橋、街道、公廁、網吧、麥當勞、貨車甚至機場,共同構成了無家者的身份。攝影師雷日昇拍攝露宿者多年,出版過三本《野宿》系列攝影集及新作《無家者生活誌》,希望用圖片喚起社會關注、改變社會現狀。然而20年過去,近年露宿者的人數卻不減反增,原因何在?

劉鐵民在街頭流露宿逾五十年,因參與雨傘運動,去年尾被高等法院判監四個月。

經濟復蘇 露宿人數不跌反升

露宿人數與經濟問題,無疑息息相關。1999年,在金融風暴後,許多人失業、成為負資產,無奈被迫露宿街頭,當年尖沙嘴文化中心門外曾是露宿者聚居地。這固然是冰山一角,卻促使非牟利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展開露宿者服務,與時任報社攝影記者的雷日昇合作,用三年時間慢慢接觸及拍攝露宿者議題,並在2002年出版首本《野宿》攝影集及舉辦同名展覽。當初他曾樂觀以為,情況若有改善便不再拍攝,誰知20年後經濟復蘇,露宿問題近年反而更加嚴重,「歸根究柢還是樓價及土地問題,現在連中產也覺得吃力,更何況基層!」

當租住板間房或籠屋都要兩、三千元租金時,對於低收入或綜援人士而言,這的確是很大的經濟壓力,許多不捨得租住的人便要流落街頭。綜援人士有租金津貼,但金額有限,只能租住閣樓及板間房,居住環境很惡劣。「我曾探訪位於廁所上層的閣樓,大熱天時沒有冷氣;板間房的木床有木蝨,根本無法入睡,因此很多人寧願瞓街,當租個地方來存放家當。」有些家住新界的人,在市區找到兼職,奈何收入低微,寧願在市區露宿。常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但有家歸不得,有房不能住,這才是難以想像的事。

租住床位的阿強因床有木蝨,有時夜晚會到快餐店睡覺。

也是普通人 只是較不幸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2013年登記的露宿人數是718人,到2018年增加至1,270人,大多集中在深水埗及油尖旺區。一方面,社署雖有資助露宿者宿舍運作,讓這群淪落街頭的人得以有一息喘氣的空間,然而卻治標不治本,往往住幾個月就要離開。另一方面,政府又將露宿者的藏身之處趕盡殺絕,將天橋底圍起鐵絲網。「趕走了他們,並不代表這些人不需要露宿,只會令他們去到一些更偏僻隱蔽的地方。」

這些畫面,都記錄在雷日昇的鏡頭之下,這些影像既是一種紀錄,亦是一種控訴。雷日昇說紀實攝影需要長時間的拍攝,才能記錄露宿者的轉變,看到新聞攝影以外的一面。他覺得文字的記述同樣重要,因此書中也有多位記者撰寫的露宿者人物故事,「所謂紀實攝影,需要影像的藝術感與文字的配合,才能產生應有的震撼力量。」

一位露宿者在地產舖門口準備睡覺,顯得分外諷刺。

要改變現狀恐非易事,但起碼社會大眾對露宿者的觀感有所改善。回想廿年前,他們常被標籤為吸毒人士或精神病患者,人人避而遠之。「現在大家都對露宿者有普遍認識,希望可以有更多包容。」多年來接觸過無數露宿者,有人捱餓、有人病痛,他見過自力更生的老人家在街頭離世,也見過不少成功再入屋的例子。「其實露宿者與大家一樣都是普通人,只是他們比較不幸,畢竟沒有人想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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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街拍 捕捉巧妙瞬間

火炬變成煙囪、途人頭上的勞力士皇冠,香港攝影師黃建榮(Edas)的街頭照片,是日常生活的有趣瞬間,巧妙的錯位效果令人忍俊不禁。美國著名攝影師Elliott Erwitt說過,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observation),Edas的照片正印證這名言,在尋常之處發現巧合與趣味。

每位看過Edas作品的人,都會為相片中的巧合畫面嘖嘖稱奇,被輪胎撕裂開的欄杆、地鐵乘客的龍珠頭,照片人物往往與環境產生有趣互動,令人不得不佩服其過人的觀察力。某些作品有湊合成份,某些畫面卻是他腦海中預想的情景,「有次行街見到有位女士站在海報女郎腋下,心想如果她會捂鼻就太好,結果那一瞬間出現,就迅速按下快門。」還有一幅女傭與海報動漫人物融為一體的照片,同樣是他預先構思的畫面,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將這系列作品稱為「Poster Gaming」。這歸功於他多年街頭拍攝的直覺與心得,有時碰見造型獨特的人,更會特別留意其一舉一動,看看能否與環境互動。

愛發白日夢 深受周星馳影響

攝影師固然要有好奇心,Edas說有如此風格的照片,其實是性格使然。兒時常獨自在家,經常發白日夢,至今仍不時搞爛gag,加上深受周星馳的無厘頭文化影響,攝影某程度上成為他表達天馬行空想法的途徑,「有時我覺得是用搞笑相片來訓練想像力。」他曾拍攝過一張流汗浹背的男人相片,汗水印在衣衫上的痕迹,感覺好像卡通人物;另一幅室內光管與室外白雲並排的照片,絲毫沒有違和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想像力,許多人根本不會拍攝如此畫面——這令我想起他網站上的愛因斯坦名言:imagination is everything。

Edas任職瑞典公司當工程師,有逾10年時間要瑞典、香港兩邊住,北歐冬夜漫長,容易令人感到沮喪。「攝影某程度是種救贖,專注攝影時能抵抗這種沮喪心情。」自學攝影的他,早期喜歡拍攝風景,沉迷過器材,2011年開始街頭攝影,模仿過森山大道式的黑白隨性,但他很快知道這並非心中杯茶,慢慢嘗試在街拍時加入想像力,令畫面變得更有意思,「我希望透過相片去引發大家的想像力,重新定義或看事物。」

作為一名周末攝影師,Edas只能在公餘時間拍攝,他坦言並非每張作品都精采滿意,「街拍效果有高有低很正常,重要是繼續自信去拍攝。」然而安全的拍攝環境,對創作出好作品有很大幫助,他的許多照片,都是在熟悉的油尖旺地區拍攝。「當你身處陌生環境時,總會有些牽掛,很難完全投入環境。」平時他也盡量放鬆放空,心無旁騖,才更易發現有趣的畫面,這正是他作品的特色,每一張相片都看似漫不經心,然而卻是匠心獨運的。

多年來累積一定數量的作品,他最近推出攝影集《RE-FORM》,字面上是改革之意,他說其實是重組照片,以想像力結合四周環境,重新組合出新的主體,建構成一幅幅有趣的畫面。「時下很流行街頭攝影,有人喜歡何藩式的光影詩意與唯美構圖,有人鍾情森山大道式的隨性高反差,我很想知道,這種街拍又能否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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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藩 念香港人的舊

2016年,著名攝影師及導演何藩(Fan Ho)在美國因病去世,享年85歲。在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他正籌備攝影集《念香港人的舊》,離世後其家人從已挑選的五百幅遺作中,精選出153幅作品結集成書,2016年出版面世,代理何藩的畫廊Blue Lotus Gallery翌年在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辦《何藩 : 鏡頭細訴香港光影》展售會,展出逾三十幅經典原作。2019年3月,畫廊再舉行《念香港人的舊》(Portrait of Hong Kong),展出書中另一批作品,既懷念何藩,也重看昔日香港舊貌。

故事要從2015年說起,當時畫廊負責人Sarah Greene與在美國聖荷西與何藩一同整理舊菲林底片,發現許多在1950、1960年代拍攝卻從未發表的作品。何藩很喜歡這些照片,不過在沙龍攝影的年代,所謂的寫實攝影並不獲重視。於是當時二人決定出版照片,何藩用一年時間重新檢視這批塵封菲林,進行掃描及剪裁,還親自為每張照片起題,哪想到期間因病撒手人寰。

何藩被譽為「東方布列松」、光影魔術師,他對光影十分講究, 作品構圖鮮明,獨特的光影營造出或戲劇感或詩意美感。他對多重曝光的掌握也出神入化,街道與海平面的結合、小巷的帆船,盡顯其獨特的美學視野。

不過在《念香港人的舊》一書中,更多的是寫實照片,聚焦港人面孔。他拍攝的市井百態照片,充滿人文氣息,如搬運的苦力、沿街叫賣的小販、街上玩耍的孩童等,記錄那年代香港人的苦難和堅韌——有人說是街頭攝影,其實更是一個年代的記錄,即使半世紀後重看,依然非常親切,一切如斯美好,令人緬懷。

近年,何藩在香港攝影界是炙手可熱的名字,其事蹟你或多或少有聽聞。1931年生於上海,作為富商的獨生子,他的童年原本過得逍遙而快樂。1941年,日軍侵佔上海,在澳門出差的父母因戰爭原因被迫滯留,將近四年無法相見。那時候,好奇的他拿起父親的柯達Brownie相機拍攝,自此與攝影結下不解之緣。

年紀輕輕的他,已憑藉上海外灘的照片得到獎項,當時上海並沒攝影學院或課程,一腔熱誠的他透過攝影書籍和電影自學成才,白天到大街或弄堂拍攝,夜晚就將浴室變為暗房沖洗照片。十八歲時,他獲得一部Rolleiflex雙鏡頭相機,繼續追尋攝影夢,並用此相機拍下許多的著名作品。

一家人在戰後團圓,兩年後移居廣州,1949年在香港安定下來。何藩鍾情文學及古典音樂,曾在新亞書院修讀比較文學,他尤其中國古典文學感興趣,更將詩詞的意境融入攝影,這種手法在他後來的作品亦可見一斑。大學時何藩曾因學業成績不理想,中斷學業去旅行和攝影,之後再重返大學修讀戲劇。何藩曾在訪問時提及,他原本想當作家,後來得了嚴重頭痛病,必須停止閱讀及寫作,只能以鏡頭代筆。

1950年代,香港並沒正規攝影學校,為獲得更多攝影知識,何藩加入多個業餘攝影師協會,包括香港攝影學會及中國攝影學會等。當時香港的業餘攝影圈頗為蓬勃,在美國等地方亦得到認同,何藩積極參與其中,同時為多本期刊撰寫攝影文章。

當時的攝影學會喜歡集體外出拍攝,然而拍攝出來的照片往往類似,所有何藩更鍾意做獨行俠,除了沙龍攝影常見的詩意光影的帆船畫面等,同時以寫實的方式捕捉許多大街小巷及市集百態,令他的作品尤其與眾不同。在活躍於攝影界的十多年間,他屢次在國際攝影界獲獎,在1950及1960年代更連續多年獲得美國攝影學會頒發的「攝影十傑」的頭銜。

正所謂攝而優則導,何藩亦有電影導演夢,不過其導演生涯卻並非一帆風順。1960年代加入邵氏時,渴望成為「香港費里尼」的他,其實是想當導演,然而當時邵氏需要的是演員,他心想演員一樣可以學習電影製作的過程,何況名導李翰祥也曾是演員出身,這也令他覺得可循着此路勇闖影壇。

當時他與邵氏簽約八年,參演過《不了情》(1961)及《宋宮秘史》(1965)等電影,當然最出名的角色是扮演唐僧,當時青靚白淨的他,接連參演《西遊記》、《鐵扇公主》和《盤絲洞》等作品。儘管如此,他心底裏仍是想當導演,他曾在1961年《燕子盜》擔任副導演,也曾製作過黑白無聲短片《大都市小人物》。

1970年代是他導演生涯的轉捩點,和孫寶玲一同執導的短片《迷》成功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1972年更以《血愛》開始唯美文藝片與情色片生涯,拍攝《春滿丹麥》(1973)、《初哥初女初夜情》(1977)及《三度誘惑》(1990)等逾廿部影片,當中以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也令他的「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何藩後來曾坦言,自己並非喜歡執導豔情片,只為搵食而製作,他曾執導文藝片《台北吾愛》(1980),但由於資金及製作有所限制,結果叫好不叫座,甚至不能在香港上映。

何藩一直執導1996年,65歲退休後,他離開香港,前往聖荷西與家人團聚。在家人鼓勵下,他開始整理年輕時拍攝的相片,出版《香港追憶》(Hong Kong Yesterday, 2006)、《人生舞台》(The Living Theatre, 2009) 、《香港‧往日情懷》(A Hong Kong Memoir, 2014)及逝世後的《念香港人的舊》(Portrait of Hong Kong, 2016,2021年出版第四版)、《感情・感悟・感覺》(Photography. My Passion. My Life. 2021)等攝影集。他曾說過,在演員、導演及攝影師三重身份中,他最喜歡的仍是攝影。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畫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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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電話訴心聲 給坦桑尼亞總統的信

智能電話是把雙刃劍,有人沉迷或成為低頭族,懂得善用的話,卻能賦權發聲,甚至改變社會現狀。在非洲國家坦桑尼亞的邊陲地區,當地村民將智能電話搖身變為發聲機器,在社交平台投訴社會問題,並tag了總統或相關官員的帳號。然而,在貧窮落後的當地村落,類似問題多不勝數,當中又有多少心聲能真正被聽見呢?攝影記者高仲明的攝影集《給總統的信》,邀來多位當地村民齊齊發聲,一人一訊息講述民生問題,祈求總統以實際行動作回信。

在坦桑尼亞西北部基戈馬地區,村民在社交平台向總統提出訴求,這位村民盼望有電力供應。

高仲明是樂施會的義務攝影師,去年中跟隨組織到坦桑尼亞,拍攝當地社區發展及人道主義等項目,最後結集為一套兩冊攝影集:《塵土中的尊嚴——坦桑尼亞》及《給總統的信》。在西北部的基戈馬(Kigoma)地區,校舍擠逼、公路失修、食水供應不穩定,遠在邊陲一角,村民的聲音不被聽見,最後自然不了了之。近年智能電話在坦桑尼亞開始慢慢普及,樂施會在當地發起「animation」計劃(參與者稱為animator),給當地村民智能電話,資助電話費用,教導他們學習操作電話及社交媒體,培訓他們成為社區的「發聲達人」。在臉書與推特等社交媒體發帖前,animator通過收集村民意見及商討議題,再訂立倡議的內容向總統或國家部長投訴。

對於生活在都市的港人來說,透過社交平台來發聲,是尋常不過的事,只是視民意如浮雲的特區政府,坊間如何眾聲喧嘩也無動於衷。「當地雖然很落後,相對民智未開,但近年上任的總統似乎很開明,有決心做好基層問題。」在《給總統的信》中,高仲明徵集村民的心聲,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的希望增加課室數目、有的祈望有電力供應、有的寄望有一條平坦的道路、有的盼望穀物能賣個好價錢……當然問題不會瞬間解決,但村民們明白自己權益要自己爭取,一部電話一則發文就是一個希望。然而不久後奇蹟出現了,泥路修好了、新課室出現了,「成功爭取」的例子為數不少,背後也與當地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

攝影集以當地樂施會工作人員Yussuf Kajenje做結尾,他說請關注坦桑尼亞面對的種種挑戰。

2015年上任的民選總統馬格富利(John Magufuli),出身貧困背景,曾當過學校教師,雖然他打壓人權為人詬病,但他痛惡貪官污吏,回應基層需求,卻頗得低下階層歡心。去年他因低價收購腰果一事而革除農業部長,做事如此雷厲風行,在社交平台被tag的官員,自然不敢怠慢。對村民來說,相比起以往哭訴無門,有了智能電話後簡直是接通天地線,讓問題得以有效解決。

高仲明受樂施會邀請到坦桑尼亞拍攝,回港後出版一書兩冊攝影集:《塵土中的尊嚴——坦桑尼亞》及《給總統的信》。

其實歸根究底,所有的問題仍是貧窮問題,正如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對白:這世上只有一種病,是窮病。踏足坦桑尼亞後,「我見到許多小朋友沒有衣服或鞋子,令身體很容易感染細菌,許多小朋友更因疾病而死。」其中一位在當地樂施會的工作人員說「請關注坦桑尼亞面對的種種挑戰」,大概已說明了問題。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問題也非一日成事,起碼村民們是相對樂觀的,但願那封總統的回信,不會來得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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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lyn Minter 朦朧美感下的女性主義

豔麗的紅唇、特寫的眼睛、私處的毛髮、朦朧的軀體,美國藝術家Marilyn Minter的作品總是不斷挑逗觀者的感官。這些前衛大膽的影像,重複出現在她的繪畫、攝影及影片作品裏。過去三十年,這位活躍的女性主義者,一直以一種超乎性感的方式來探索女性議題,並塑造了獨特的藝術語言。

華美中的吶喊

Minter向來是個出位的藝術家,在她初出茅廬的1960年代尾,已嘗試用別樹一格的方式來繪畫女性形象。1980年代開始,她作品中的女性主義探索越來越明顯,1989年繪畫陽具及口交的作品Porn Grid》,引起很大爭議,為她惹來批判與有色眼光。女性在今天能勇於發聲,然而當時女性自主的話題尚未普及。2009年的Sticky & Sweet Tour》世界巡迴演唱會中,歌手麥當娜選擇了Minter充滿爭議性的影片作品,作為演唱會的視覺元素,肯定她多年來的創作,「因為我們都相信女性擁有性自主。」

在作品《Green Pink Caviar》中,藝術家把鏡頭對準在透明玻璃上不停舔魚子醬的女性紅唇,在特殊的視角、飽滿的色彩下,顯得份外誘人。她解釋說,「嘴唇是有隱喻的,令人聯想到呼吸與生命,同時也隱喻了慾望。」不論畫作還是攝影作品,紅唇早已是她作品中的標誌性元素,此外她也喜歡特寫眼睛及腳後跟等女性身體部份。有如時裝攝影的飽和色調,她的作品批評的卻是時裝攝影對女性身體的過份包裝,以及對女性身體的消費。華麗的高跟鞋包裹着的是沾滿了泥濘的雙腳,柔美的嘴唇毫無保留地展露着欲望。

現代浴女圖

在女性軀體及特寫之外,她的作品中常常可見水珠、玻璃及霧氣等元素,令作品中的女性帶朦朧美。她指出作品與沐浴有關,浴女是傳統畫作的慣用主題。在古典藝術史中,女性胴體一直是代表大自然中美的最高呈現,例如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塞尚(Paul Cézanne德加(Edgar Degas)的畫作,都不乏女性在大自然環境下沐浴的畫面。

她的作品也借用傳統繪畫的題材,提出個人見解。更準確地說,她的作品使我們想起的是淋浴。她以朦朧的影像呈現這些性感動人的畫面,令人聯想起情色作品中的沐浴場景。傳統畫作的女性形象常以偷窺的視角繪畫,然而在她的作品裏, 豔麗的臉孔主動迎向鏡頭,掌握了女性的自主權。因水氣而模糊的玻璃後方,在展露與掩藏之間,呈現出有別於窺探的複雜情感。

持續的探索

年輕時,Minter已是一位技巧純熟的畫家,能畫得一手寫實的畫作,效果如照片般逼真。她以攝影家的身份廣為人知,然而她卻說自己首先是一個畫家,「只是我的繪畫建基於攝影,如果我拍攝了一張完美的照片,或許它不會成為一幅畫作。」她的創作靈感來自聆聽內心的聲音,作品有時是攝影,有時是畫作。實際上,她也拍攝短片,甚至從短片中提取相片,再孕育出畫作,「這三種媒介是互相影響及孕育的。」她的作品嘗試模糊這三種媒介的邊界,也成為她創作的特色。

從不根據單一的影像來繪畫,往往是許多元素結合而成的,然後用半透明的琺瑯材料,一層一層地塗畫在鋁金屬的表面,製造景深及營造過度曝光的效果。早前來港展出的攝影作品,她更運用了嶄新的熱昇華打印技術(dye-sublimation),將影像直接打印在金屬表面,令其作品呈現一致的鮮明透亮感覺。站在畫廊裏遠看,也更難分辨出是攝影還是畫作了。她解釋道:「新技術相比傳統打印技術保存時間更長,而且可打印更多顏色,提供更廣的色域。」

Minter年屆七十了,至今仍孜孜不倦在探索,不單是新技術、跨媒介作品,還有女性主義議題,一如當初。

·原文見於《Photography Is Art》雜誌2018年十二月號

·Photo Courtesy of Lehmann Maupin Galler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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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風景 Edward Burty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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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攝影師Edward Burtynsky以拍攝受工業摧殘但卻美得令人難以忘懷的景色照片而聞名,他與風景攝影師Ansel Adams一樣追求細節,但他所呈現的不是風景的層次,而是工業化遺留下來人造風景的震撼。他認為攝影是一種沉澱的過程,而不是攝影師Henri Bresson所推崇的決定性瞬間,以精采取勝。在他看來,美麗風景的背後應該有所啟發,他的一系列人造風景照片,正是他所提出的人類反思。

成長於加拿大,現年66歲的Edward Burtynsky自小被雪國冰封千里的風光吸引,父親喜歡戶外運動,令他從小有許多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啟發於自然,他常常有這樣的感觸:在滄茫天地間,人類只是渺小過客。11歲時,父親買來一間黑房,耳濡目染下,他學懂了如何沖曬黑白照片,之後在大學修讀視覺藝術及攝影。拍攝過肖像照,也定格過許多美麗風景,照片雖然漂亮,但他卻總覺得畫面裡若有所缺,他不想自己的作品被視為月曆照片或電腦桌面照片,所以一直思考自己的拍攝思路。有次在美國賓州看到荒廢的礦場,偌大的場景空無一人,看起來像超現實場景,他有所領悟,開始尋找類似被人類力量改造的工業風景,從北美洲到亞洲,拍攝令人難以置信的大型工業足跡,至今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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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的代價

Edward Burtynsky的作品常以高角度拍攝,拍攝時通常使用升降機或直升機、定翼飛機,畫面中充滿相同的元素,有時是機械、有時是工人,放眼望去盡是人為的工業風景,畫面看起來雖然很美,但卻令人有種窒息的感覺。他想呈現給觀眾身臨其境的感覺,明白到人類正是這種風景的締造者,是大自然的破壞者,那一望無垠的礦場與荒地,都是人類發展的代價。有次他拍攝一間廢舊輪胎廠,那裡有4,500萬個舊輪胎,這是駕駛汽車的他所無法預料的。

早期的作品受Ansel AdamsEdward Weston等攝影大師影響,為自然景色的壯觀而着迷,現在的他似乎是在為人類的行為向自然表達歉意,他希望觀眾能感受到拍攝的感受,促使社會進行思考。之後他逐漸將目光放眼全世界,頻繁地在世界各地的工業足跡間探險,孟加拉的拆船廠、中國內地的煤礦基地及電子垃圾村等等。他說自己並非在美化或責備工業化,而是希望自己以照片令更多人關注永續發展這一議題。他明白,傷害自然,最終傷害的只是人類自己。

ÒManufacturing #18Ó Cankun Factory,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人造風景

Edward Burtynsky在世界各地拍攝工業風景,最令他難忘的肯定是中國,這個迅速發展的人口大國,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留下了巨大的傷疤,為追求發展、眼前利益付出了沉重代價:三峽大壩工程令百萬人進行大遷徙、電子垃圾村莊的人民每天與致命金屬為伴,成千上萬的高樓大廈取代了老房屋。攝影師多次到中國內地拍攝,以鏡頭拍攝下一系列動人心魄的畫面,整個拍攝過程也被拍攝成紀錄片《人造風景》(Manufactured Landscapes),告訴世人要懂得反省,因為這不是關乎中國人,也關係到全世界的人。

揭北韓建築面紗 用童話色彩麻醉人民

北韓的神秘面紗,近年隨着全球的焦點,正一層層被揭開。傳統印象裏的北韓首都平壤,是一個樸實無華的共產城市,英國《衛報》建築及設計評論專欄作者Oliver Wainwright來港宣傳其攝影書《Inside North Korea》時說,「平壤是我見過最色彩繽紛的城市。」他從建築及室內空間設計的角度解構平壤,從金日成時期到金正恩執政,這座城市的每座建築物都在為政治服務,「那些科幻式的建築物營造出一種烏托邦的氛圍,某程度上轉移了人們的專注力。」

Oliver Wainwright先後在劍橋大學與皇家藝術學院修讀建築,曾在著名建築師Rem Koolhaas旗下建築事務所工作,2012年成為《衛報》評論作者。他從小喜歡攝影,也時常在專欄刊登拍攝建築的照片,他笑說自己只是攝影愛好者,並非專業攝影師。2014年,他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見到關於北韓建築的繪畫作品,「那些建築物就像電影《星空奇遇記》裏的飛船一樣非常有趣。」閒談間得知,策展人Nicholas Bonner在北京開設了一間北韓旅遊公司koryo tours當時他正策劃一個北韓建築旅行團Oliver二話不說便報名參加

2015年出發前Oliver對北韓的了解正如多數西方人的傳統視野一樣是毫無生氣的灰色建築到處都有許多雕像紀念碑及宣傳海報等「踏足之後我很驚訝我站在觀光塔上俯視周圍都是粉紅淺藍橙色的簡樸樓房這種色彩的運用成為了一種特色」有人把這現象歸納為北韓童話式建築風格Oliver則認為除了政治因素估計亦與當地傳統有關畢竟這些顏色在韓服上也很常見。「淡綠色在當地建築物很普遍,相信是源於韓國古時的青瓷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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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繽紛的樸素樓房是當地建築特色,遠處是5月1日競技場。

然而他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充滿未來主義風格的建築物柳京酒店(Ryugyong Hotel)遠看像一座金字塔或太空船建於綾羅島上的5月1日競技場(May Day Stadium),外型像一個個連接着的降落傘。這座聲稱全球最大的體育館能容納逾十萬人,1989年建成,2015年進行翻新,裏面的設備都很新淨,似乎沒有被用過的痕跡,感覺很像德國攝影師Thomas Demand作品的一樣,是用色紙製作出來的模型。「當地建築物那種對稱置中的空間設計,令我想起Wes Anderson電影裏的畫面,看起來很超現實。」

關於這些建築物的靈感他曾問及當地的Paektusan Academy of Architecture建築公司有趣是其中一位建築師曾在意大利留學十分熟悉現代建築文化。人人說1982年建成的平壤溜冰場(Pyongyang Ice Rink),外表與巴西的Brasilia Church非常神似,「但他們會說所有東西都是集體的努力是在領導人的帶領下設計及建築的。」北韓講求主體思想其中一座最著名的建築物就是主體思想塔(Juche Tower是1982年為紀念金日成70週年而興建的在夜晚漆黑的平壤這座塔為數不多亮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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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壤大劇院(East Pyongyang Grand Theatre)是Oliver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我覺得平壤建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從一開始就是被同一個政權塑造這是很獨特的在一座城市裏能看到它歷史的變化,而且每一代領導人的建築各有特色」1953年韓戰結束,平壤借鑑了同是共產國家蘇聯的建築風格(1960年代興建的平壤地鐵與莫斯科的豪華裝飾如出一轍),亦即新古典主義,許多建築都有巨型的門柱,然而又保留了韓國傳統的宮殿廟宇元素,看起來首爾的青瓦台在金正日執政前後,北韓想展示一個摩登的形象開始出現一些未來主義式的誇張建築物早幾年金正恩接手後建設了許多休閒主題公園Let us turn the whole country into a socialist fairyland(讓我們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個社會主義樂園)——這是他執政後的其中一句標語。「他想透過一種童話色彩的建築,來麻醉人們的現實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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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韓拍攝自然有諸多掣肘,然而卻比他想象中寬鬆,「除了軍事設備及未完成的建築物不能拍攝外,其他都能自由拍攝。他們希望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很完整,領導人的照片更必須是完整的雕像或肖像。」每日走馬看花參觀十多座建築,他印象深刻是導遊總會強調說領導人來過每座建築物的次數因為他們會引以為豪

然而他也遺憾未能與當地人交談,「我們全程有三個導遊跟隨,晚上回到酒店後便不準離開。」唯一令他感受到真實的面貌,是旅行車前往南部邊境城市開城(Kaesong)途中,隨處可見是破舊的建築物,這也令他有多一個角度去看平壤,「平壤是給北韓中產生活的,離開平壤之後覺得這地方是個bubble,其實其他地方都是很貧窮的。 」

·原文見於果籽

喜愛夜蒲 沒有五官的人

印象中的蘭桂坊酒吧或電影《喜愛夜蒲》裏的場景,都是一片燈紅酒綠,人人忘情起舞,或開心或亢奮。然而在澳門九十後攝影師黃霐雴鏡頭下,卻是一班沒有靈魂的人。月前他推出首本個人攝影集《白樣》,用黑白影像記錄了英國酒吧裏沉迷毒品與酒精的人──這些人被抹去了五官,猶如空洞無神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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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霐雴16歲時遠赴英倫,先後在當地獲得攝影學士及碩士學位,直至去年才回到澳門。在英國生活逾十年,見識過當地人極端的飲酒文化,「一個白天正常的人,夜晚在酒精的影響下變得判若兩人」。三年多前,他每逢周末到Bristol地區的酒吧,拍攝夜蒲人士的忘我狀態。黃霐雴修讀的是紀實攝影,但他並沒有被傳統的紀實攝影理念所限制,反而將紀實攝影與當代藝術觀念結合。拍攝時他並非單純記錄眼前的真實,而是以一種很主觀的角度去拍攝,用影像反映出這些人在他心目中的面目。他以廣角鏡加閃光燈拍攝,與酒吧裏燈紅酒綠的吵雜環境不同,他的照片背景一片漆黑,也非常安靜,彷彿從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抽離了出來。

過往他曾拍攝過一系列植物及動物標本的照片,常常以黑色包圍主體。在他看來,這些人其實與物化的東西無異,表面很開心忘我,甚至瘋狂癲喪,內心卻是很empty的狀態,看來就像一個dummy公仔。攝影師把這些人的五官抹走,把他們頸部的皮膚複製遮蓋在五官上,看起來有點瑕疵,營造出dummy的效果。當五官被去除之後,被攝者內心的那種空洞與荒謬,反而更為明顯。最初他把這系列照片形象地命名為「無臉羔羊」 ,後來以《白樣》來命名攝影集。「白樣是指做設計時的樣板,象徵未完成的東西,與這些人的狀態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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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花心思 從一人到一群人

黃霐雴滴酒不沾,甚至對酒精敏感,表面上與他們顯得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有一種排斥或敵意。「然而拍攝時會亢奮,即使沒飲酒,背景音樂會令你進入狀態。」拍攝了三個月,他常常從周末夜晚拍攝至深夜,其間他也感受到人生百態。「飲酒吸毒之後,有些人在地上扮動物,那是一種很忘我的狀態。」當他們藏毒被捕後,一剎那間就會變得崩潰,很快回到現實,向警察求饒。久而久之,他甚至也能分辨出那些是吸毒的人,畢竟他們放空的眼睛較易辨認。「單是酒精與毒品,已經可以將一個人分成兩個世界。我不會特意批評誰錯誰對,紙醉金迷過後,這些人清醒了也是好的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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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霐雴把攝影視為一種收集素材的方法,往往沉澱許久才再進行創作,正如這系列照片也是最近才結集成書。為了營造出閱讀效果,攝影集的排版也頗花心思。由最初一人陶醉的影像,慢慢增加至一群人開懷跳舞的畫面,那種混亂及壓迫感,慢慢逐漸加強。攝影集的署名是Rusty Fox,其實他在海外做展覽時,也故意不用真名。「我不想我的名字透露出背景,而令人產生既定印象。正如一講起日本攝影,大家會想起森山大道等人的風格,我想避免這種先入為主。」實際上看《白樣》甚至他以前的照片,確實無法窺探其作品的地域性,這一點符合他對紀實攝影的理解,影像的內容與地域都應該是沒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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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