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現實香港 Tommy Fung

如果司空見慣的香港令你覺得麻木,那麼香港攝影師Tommy Fung的超現實主義相片,至少能令你會心一笑,然後你會發覺,其實身邊仍有許多事情值得欣賞、值得關注。2016年,Tommy從委內瑞拉回流香港,翌年初成立「Surrealhk」,在社交網絡分享他在香港的超現實生活,透過攝影與改圖,以趣味及幽默喚醒更多人關注這個社會。

超現實主義攝影不是新鮮事, 早期的Man Ray及當紅的Thomas Barbey,他們的作品都很精彩,不過始終不及見到熟悉的事物或地方變得超現實那麼過癮。

Tommy說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難以想像他自小從跟隨家人移民南美的委內瑞拉,他原本在當地修讀設計,後來才轉為攝影師,主要拍攝婚禮及學生畢業照等,一做就是十年。近年當地動盪不安,貨幣嚴重貶值,導致民不聊生、治安惡劣,令他決心回來香港。畢竟離鄉別井二十多年,生活方式也與委內瑞拉截然不同,香港的一切對他來說都非常新鮮。他想了解香港的事物,回港後不時帶著相機四處去拍攝,「其實我也有留意本地攝影師在做什麼,發現風景、街拍等範疇好多人做,而且做得很好。」

回到香港從零開始,他便從自己熟悉的攝影入手,「香港很流行改圖,不過藝術成份不高,也沒人很認真地做。」近年香港社會發生許多問題,很多人都變得冷漠及不開心,他亦想透過圖片帶來一絲歡樂,透過影像去喚醒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2017年初,他開始用照片結合改圖的方式來創作,令影像變得超現實。這種攝影手法不算新鮮,不過見到熟悉的事物變得超現實,如打結的尖沙咀鐘樓、離地的建築物,看得人大呼過癮。還有維港的沙灘、街道的龍舟,深水埗的一塊「梁添刀廠」招牌插入地面,更令他開始在網絡爆紅。

Tommy的創作題材相當豐富,衣食住行應有盡有,以大家熟悉的街景、交通工具、食物等為主題,變成天馬行空的畫面,至今已創作逾三百幅作品。第一幅作品是他坐在天星小輪之上,及後也創作過多幅交通工具的作品,如九座的士、溶化的雪糕車、識飛的士等,加上搞笑文字,令人覺得很有共鳴。創作時他也貼近時事,行到邊諗到邊,2017年中19座位小巴投入服務,他覺得只加多三個座位於事無補,於是乾脆改為32座巴士,連網民都話「笑到肚痛」,還有人幾乎信以為真。

流行文化也是他的靈感源泉,例如一幅坐在海傍椅子上發夢的照片,靈感就是來自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又如另一幅閃電的士的照片,很自然令人想起八十年代經典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別以為Tommy的照片一味搞笑,很多作品背後都有深層的意思,他希望作品能喚起大家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早在2013年,身在南美的他,已創作過一系列講述香港空氣污染的作品《瓶中香港》(Hong Kong in Bottle),隱喻香港人被困在一個充滿煙霧的玻璃樽裡,這系列作品還入選WYNG大師攝影獎。

這種想法也移植到SurrealHK,在港人打卡熱點的彩虹邨,他將五彩繽紛的大廈無限複製並縮小,寓意居住空間劏完又劏,直指香港的劏完問題嚴重。另一幅在充滿垃圾的沙灘曬太陽的照片,同樣在網絡上引起很大迴響,很多人以為是他一貫的手法,把垃圾移植到沙灘上。「其實那張照片的垃圾是真實的,一片垃圾也沒加過,我只是後期加上了幾個人,令相片更有戲劇效果。」垃圾灣的畫面很現實,但在香港出現就變得很不真實,這何嘗不是一種超現實?

始於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許多人害怕影響生計而噤聲,然而他卻一直用改圖發聲表態。6月9日,百萬人上街表達訴求,那時適逢電影《哥斯拉II:王者巨獸》上映,他以巨型哥斯拉的咆哮,以表達港人團結的力量。之後的催淚煙「放題」、港區國安法等等議題,都成為他創作的靈感。

Tommy坦言自己不算特別有創意,也並非改圖高手,許多技巧都是網上自學的。拍攝時他特別花心思構圖取景,常常要拍攝很多張,然後選擇合適的動作及姿勢來改圖。許多作品都要用上一整日來創作,少則也要五六個小時,才能獲得滿意的效果。超現實香港的背後,一點也不簡單。

圖片來源:https://www.instagram.com/surrea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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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olf居港廿五載 「香港給我源源不絕的靈感」

居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擅於尋覓被人忽略的香港城市現象,拍攝過許多有趣的香港系列作品,包括密集建築《Architecture of Density》、街角樓《Corner House》、土地公《Earth Gods》、石硤尾公屋《100 X 100》等等。2019年4月24日,他在長洲家中離世,終年65歲,引發攝影界一片悼念之聲,連《紐約時報》等外媒也有報道。

《100 X 100》

從歐美到亞洲 關注人類生存環境

生於德國慕尼黑,曾在歐洲、美國、加拿大定居,住得最長久的城市反而是香港。Michael Wolf曾入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德國埃森大學,之後在德國《Stern》雜誌擔任攝影記者。1994年,不惑之年的他厭倦歐洲生活,來到香港生活,很快被這個新舊結合、高度密集的城市所吸引而停留,一直居住至今。當時他以香港為基地,每年用數月時間遊歷中國,為《Stern》雜誌拍攝當地的工人生活及歷史文化,更憑藉一系列中國工廠流水式作業的照片贏得2005年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Contemporary Issues)一等獎。

2003年,他成為自由攝影師後,他繼續將焦點對準這個亞洲大國,尤其以深圳大芬村複製畫畫師的《Real Fake Art》作品最廣為人知。2010年,憑拍攝東京地鐵的《Tokyo Compression》作品獲得世界新聞攝影獎(Daily Life)一等獎,2011年以拍攝Google街景照片的《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獲得2011年世界新聞攝影獎的榮譽獎。2017年,他在歐洲多個城市舉辦大型回顧展《Life in Cities》,探討人類的生活空間,這也是他一直創作的主題。

大城市的隱喻 對香港充滿愛與恨

《Architecture of Density》

在香港生活多年,Michael Wolf既為這裏的文化着迷,也為這裏的現狀擔憂,他對這城充滿愛與恨。創作《Architecture of Density》系列作品時,他故意裁掉天空和水平線,畫面上盡是密密麻麻的房屋,大廈間沒有間隔,呈現出生活空間的壓迫感。他說最諷刺的是,買他作品的人,通常都有幾千呎的大屋,「我拍攝的不只是建築物,也是大城市的隱喻。」2006年,他得悉石硤尾公屋即將拆除重建,用數日時間拍攝一百戶住在百呎空間的住戶《100 X 100》,同樣反映港人狹窄的生存空間。

《Cheung Chau Sunrises》

他說香港總是給他源源不絕的靈感,從建築慢慢觀察到生活細節,尋訪都市的「土地公」,又經常穿梭陰暗潮濕的大廈後巷,拍攝地拖、凳子、膠手套及衣架雜物等,平實物件的錯落有致,也為影像增添幾分藝術和幽默感。生命的最後時光,他幾乎每天在長洲家中拍攝日出,集結成《Cheung Chau Sunrises》一書,風雲變色的日出拼圖,是他留給香港人的最後回憶。

狹窄而有生命力的後巷

或許他的《Architecture of Density》密集建築系列最廣為人知,個人最欣賞的卻是《Informal Solution》(非常道 巷裡巷外)。2003年開始,他用十多年時間拍攝香港後巷,常人眼中的骯髒發臭之地,卻是他的樂園,足跡遍及灣仔、銅鑼灣、深水埗及西貢等。他幾乎每天都在後巷拍攝,那些手套、拖把、衣架、彩帶看似雜亂,卻又拼湊出美麗的幾何圖案。「每棟大廈都有後巷,它其實也是香港的寫照,反映着這城的性格,狹窄而有生命力。」他稱這種後巷文化為Vernacular,「它正是關於日常生活的文化。」

2015年,我曾跟隨他前往多條後巷拍攝,期間也感受到他的觀察力、他的好奇心,以及對香港日常生活文化的關注,「香港是個追求物質的城市,政府一味講求發展,代價是某部份的香港正在消失。當事物失去,又開始很懷舊。我拍攝了很多建築物,我希望下一代不要在照片上才能看到石硤尾、深水埗是甚麼模樣。」

圖片來源:http://photomichaelwolf.com/

周生 捕捉街頭滑稽日常

如果說商業攝影師的作品是製作嚴謹的荷李活電影,那麼八十後業餘攝影師周生(Fung Chow)的照片,則好比低成本製作的港產片,儘管場面不震撼、技術不到位,偶爾還帶點詼諧,但卻令人覺得份外親切,看完不禁會心一笑。他的最新攝影集《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由Zen Foto Gallery出版)可謂一套無厘頭靜態港產片,不僅戳中觀者笑點,背後還有一套「歪理」。


業餘攝影師周生第三本攝影集《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由Zen Foto Gallery出版,有興趣可聯絡攝影師購買。

周生的「歪理連篇」,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的首本攝影集《旅行》,收錄在香港拍攝的趣味相片,誰說旅行一定要離境?之後的攝影集《日系照片》開宗明義道出,只有在日本拍攝的才是日系照片,在香港拍攝的日系照片即使能模仿那種小清新的風格,也無法呈現日本的風土人情。新作《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單看名字已覺搞笑,而且語法上也怪怪的,這次又有何「歪理」?「1980年代有本攝影教材叫《攝影術無師自通》,我以半桶水的英文直接繙譯書名,想說的是攝影技術並不重要,每日不斷地觀察與拍攝,才是重點!」

不斷拍攝 捕捉街頭滑稽瞬間

如此論調其實並不新鮮,森山大道與荒木經惟這兩位日本攝影界的泰斗,也總是忘我地不停拍攝,森山大道更視攝影是觀察城市的一種手法。對周生而言亦一樣,他本身是設計師,十多年來,他幾乎每天都會帶着Leica M6及儍瓜機,在街頭拍攝那些滑稽的瞬間。拿着手機卧睡石壆的男子、地鐵站內不經意做着相同動作的兩個陌生人、幪面超人打扮的cosplayer在海旁拍照,在太平山頂人力車做一字馬的女子……一一定格在他的菲林裏。當這些照片在攝影書裏以並排的手法呈現時,更加強了觀看時的趣味,原來「港產片」的日常也可以如斯有趣。


幪面超人打扮的cosplayer在海傍拍照,是香港的另一種無厘頭日常。

這些場景看來很無厘頭,與周圍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然而這些詼諧、趣怪的畫面,卻活生生出現在日常生活中,只是許多人忽略了這些另類的細節。周生固然對這些生活細節很敏感,其實也與他的性格息息相關,他坦言自己較隨意、搞笑,所以這些性格也自然反映在照片裏。「這本攝影集的設計師是日本人,後來我們在日本見面時,對方也說我人如其相。」

棄唯美包袱 風趣令人共鳴

有時,他會到西環碼頭、彩虹邨等熱門打卡景點,觀察、捕捉別人拍照的情景;有時,他故意用閃光燈拍攝,以加強畫面的詭異氣氛;有時,當他預計到某些畫面可能出現,便會等待適當的時機才按下快門。或者有人會覺得這種照片很容易拍攝,事實上越是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攝影師,越難卸下傳統攝影那種工整、唯美的包袱,往往也無法捕捉周生這種隨意但詼諧的畫面。

當世人仍對傳統攝影理論奉若神明之際,有時這種貼地、幽默的照片,其實也是一種創作及觀看心態上的平衡,就如前文所提及的,即使港產片未必充滿視覺衝擊,至少那種風趣也能令人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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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Wong  電子遊戲般的東京街頭cyberpunk

攝影師Liam Wong鏡頭下的東京街頭,濃烈的冷暖色調結合在一起,時而突兀、時而超現實,恍如電子遊戲中的場景。假若這刻背景音樂響起,眼前這個「虛擬」世界,會令人錯覺以為正在進行一場第三人稱視角遊戲,而每一下快門聲,就是他的攝影集《TO:KY:OO》裏面的某一個場景。

攝影師將「Tokyo Nights」系列照片集結成攝影集《TO:KY:OO》(Thames & Hudson,2019年出版)。

最初在誠品書店見到Liam Wong這名字,還以為是香港攝影師,其實他一半是蘇格蘭血統,一半是中國人,在蘇格蘭出生長大。從小,他總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一種文化,這位安靜的男孩,只喜歡躲在房間打機。遠在歐洲的他,原來也為王家衛的電影着迷,《花樣年華》的攝影、服裝、燈光,都深深吸引着他。「看王家衛的電影,令我覺得很親近,有助我認識華人血統的另一面。」踏足香港後,這種感覺自然更強烈,他尤其喜歡旺角,當他夜晚穿梭在街角時,腦海中卻浮現出《攻殼機動隊》的畫面。

電影與動漫,深深影響他的攝影風格,大友克洋的《Akira》、列尼史葛的《Blade Runner》等,令他的照片洋溢着一種cyberpunk風格 。「對我影響最深的,是為《Blade Runner》設計場景的美國藝術家Syd Mead,他對顏色及畫面有過人的觸覺,一切畫面都很完美。」為拍攝出心目中的理想效果,他時常在午夜時分,在霓虹燈最燦爛的時刻,漫遊在東京街頭或小巷,捕捉最炫目的場景。他特意為照片進行後期處理,或者是用偏冷調的白平衡進行拍攝,令畫面變得失實,彷彿是模仿現實世界的遊戲場景。

設計遊戲激發攝影靈感

Liam是遊戲公司Ubisoft的藝術總監,負責射擊遊戲《極地戰嚎》(Far Cry)的美術指導工作,他不諱言設計遊戲背景的經歷,塑造他看待這個世界的視角。製作遊戲時,無論是故事、角色還是畫面元素,他時常以現實生活為參考,「設計遊戲的經歷讓我明白風格及視覺識別的重要性,當我將電子遊戲的背景知識與攝影的興趣結合時, 這些照片的顏色、構圖及燈光等,不斷激發靈感,讓我變得更有創意。」

攝影開啟他遊戲設計以外的另一種創造力, 他不再擔心畫面是否真實,反而視之為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將攝影視作一種藝術。「我把捕捉的真實瞬間變成超現實,從而令觀者質疑眼見的所謂真實。」在他刻意營造的世界裏,一種充滿活力的紅色與冷調的藍色交織着,熱情而憂鬱,正如霓虹燈與雨中行人的對比一樣。Liam以幾近遊戲的畫面,揭開東京入夜後的面紗,揭示東京人的內心世界。

他鏡頭下的畫面,濃烈的冷暖色調結合在一起,充滿cyberpunk風格。

憑藉獨特的風格,他的這系列「Tokyo Nights」照片,在網絡上大受歡迎,作品被BBC、福布斯等傳媒報道,其instagram賬號有逾18萬追隨者。其實他接觸攝影只有短短幾年時間,2015年尾為東京之旅買下一部相機,從而開始拍攝的興趣,沒想到開啟了另一道創意之窗,而今他的攝影師身份反而更廣為人知。不論陰天還是雨天,他每晚都會在街頭拍攝,「攝影同時是我生活的一種紓緩,有時在空無一人的街頭拍攝,反而令我更集中精神。」

·原文見於果籽

Cecil Beaton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要數二十世紀的傳奇攝影師,每個人的答案可能不盡相同,但在許多人腦海裏,英國攝影師Cecil Beaton(1904-1980)會是首先出現的名字。他既為英國王室掌鏡近四十年,又曾是戰地攝影師;他也是服裝設計師,憑《窈窕淑女》及《金粉世界》兩奪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他的才華橫溢還表現在設計、畫畫、寫作及戲劇等諸多領域的游刃有餘。不論從倫敦、紐約到中國,也不管從街頭、戰場到舞台,為這世界帶來許多精彩美麗的瞬間。

1904年,全名為Cecil Walter Hardy Beaton的他出身倫敦大戶人家,父親Ernest Beaton是位木材商人也是業餘演員,在演出戲劇時認識後來的母親Etty Sissons。或許是遺傳關係,小時候的他對藝術份外感興趣,當時奶奶有部柯達相機,在她的指導下學習攝影和沖曬菲林,時常以妹妹和媽媽為拍攝對象。在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畢業後,他在劍橋大學修讀歷史、建築與藝術,大學期間繼續攝影的興趣,在學校舉薦下,他獲得為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拍攝肖像的機會,這組照片最後刊登在《Vogue》雜誌,成為他在攝影界的敲門磚。

人像攝影與服裝設計

21歲時,他從劍橋輟學,一邊在倫敦工作,一邊利用閒暇時間練習攝影。儘管輟學一事在旁人看來甚為可惜,但後來回看這段經歷,卻是他人生的首個轉捩點。他的作品深受當時英國女詩人Edith Sitwell賞識,在她的贊助下,23歲的他便舉辦首個展覽,憑藉獨特的人像攝影成功吸引大眾目光。英倫雖好,但他相信在紐約會有更好成就,於是在1928年前往美國,而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那裏他認識開始為《Vanity Fair》和《Vogue》拍攝荷里活明星及劇照,1930年代的Marlene Dietrich、1950年代的夢露與Elizabeth Taylor、1960年代的Audrey Hepburn與Grace Kelly,都是二十世紀為人熟悉的照片。

常說攝而優則導,Cecil Beaton是少數跨界設計服裝的攝影師,1956年,他先是為百老匯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設計服裝,獲得很高的評價,繼而為電影《金粉世界》(Gigi)及Audrey Hepburn主演的《窈窕淑女》設計服裝,分別獲得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期間為Audrey Hepburn拍攝的造型照片,對攝影及時尚界都有深厚影響,著名作家Truman Capote受他影響,在1966年舉辦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舞會Black and White Ball。

王室攝影師到戰地攝影師

1937年,他曾為《Vogue》雜誌在法國拍攝溫莎公爵(即那位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卸任皇帝愛德華八世)的婚禮,自此與英國王室結下不解之緣。兩年後,英女皇的媽媽英國王太后(Queen Elizabeth,The Queen Mother)邀請她拍照,之後四十年一直深受皇室喜愛,分別拍攝過英女王與四個子女的溫馨照片,為他贏得王室御用攝影師的稱號。1953年,為英女王拍攝加冕一刻的照片,更是其攝影生涯的巔峰。

如果說這就是他在芸芸攝影師中脫穎而出的原因,那或許並不足夠。二戰時期他回到英國,受英女王推薦,成為英國新聞部的戰地攝影師,在前線拍攝德國對英國的閃電戰,將德國轟炸下滿目瘡痍的倫敦面目記錄下來,他還前往中國等地,拍攝生活在戰火下的人們。1972年,他還被封以騎士爵位(Knighthood),也算是對他一生在藝術領域的肯定。

他的私生活也是人們討論的話題,被認為雙性戀的他,性取向很模糊,擁有無數情人的他,曾和Greta Garbo、Coral Browne等著名女演員在一起,然而他一生的最愛卻是數藝術收藏家Peter Watson,但他們卻從未成為愛人。1970年代中期,他因腦溢血而半身不遂,堅強的他並沒有被病魔所擊垮,他開始學習用左手畫畫、寫作和拍攝照片,延續自己的創作生涯。不過其健康每況愈下,1980年,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在英國家中遠離塵世。

Edward Weston 靜物的生命力

對美國攝影師Edward Weston(1886-1958)來說,攝影不只是記錄影像,還要精確地呈現主題,他提出「Seeing Photographically」,那是一種預視技巧,即攝影師在拍攝前,透過畫面構圖和攝影角度,已能知道影像最終結果。或許正因他那獨特的眼光與角度,其靜物及裸女作品才如此充滿生命力。

孤獨的藝術家

很多人喜歡用孤獨來形容藝術家,那難怪他自小就有藝術家氣質。母親早逝,身為產科醫生的爸爸於是再婚,他和繼母、繼兄弟相處不融洽,長年由姐姐照顧,姐姐結婚後搬走,孤僻的他整天待在房間,連學校也不上。如此狀態持續幾年,直至十六歲生日時,父親送給他柯達No. 2 Bull’s-Eye盒子相機。他帶着相機去旅行,自此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還買下一部有觀景器的相機。

他的早期作品雖不成熟,但已相當有藝術氣息,還利用工作的閒餘時間學習拍照。二十歲時,滿懷自信的他將照片寄給《Camera and Darkroom》雜誌,沒想到雜誌用一整版刊登,也算是嶄露頭角吧。在姐姐介紹下,他與年長七歲的富家女Flora結婚,利用岳父遺產開設工作室THE LITTLE STUDIO,為朋友及家人拍照,同時其創作亦得到認同,獲得幾個國家攝影比賽獎項後,開始出版照片及為雜誌撰寫文章。當時紐約是美國攝影的文化中心,他專程前往拜訪攝影師Alfred Stieglitz等,慢慢改變他對攝影的看法,與風景攝影大師Ansel Adams的相遇,促成他們在1932年創立攝影團體GROUP F/64。1937年,他成為首位獲得Guggenheim Fellowship榮耀的攝影師,獲獎後更投入自由創作,直至1945年獲得柏金遜症,才逐漸放下相機。 

裸女與靜物

Edward Weston以靜物及裸體模特兒照片為人所認識,1920年,他開始拍攝裸體模特兒,最初的拍攝對象就是妻子Flora和兒子們,之後也拍攝助手、情人及舞蹈員等,照片展現女性的曲線美,將人體攝影提升至更高層次。出於對沙灘上海帶形狀的好奇,1930年開始他拍攝蔬菜及水果的特寫,椰菜、芥藍、洋蔥、香蕉,當然還有標誌性的青椒。他用四天時間拍攝至少三十張青椒照片,造就《PEPPER NO.30》這張著名作品,照片看上去有雕塑般的質感,畫面中的平衡、曲線的比例恰到好處,被譽為靜物攝影的典範之一,可見他的美學素養及獨到的眼光。

志鎌猛 黑白菲林沉澱樹木靈魂

「我發現自己與森林有一種心靈感應,能感受到它的呼喚,這種神秘的感覺令我堅持拍攝它們。」年逾七十的日本攝影師志鎌猛(Takeshi Shikama),對森林及花草樹木情有獨鍾,將對大自然的感性與敬畏,定格在黑白菲林裏。

志鎌猛喜歡在森林漫遊,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力。

自學攝影 「樹林引領我拍攝」

志鎌猛與森林的相遇可謂姍姍來遲,在東京居住40年,他從未認真感受過人類與大自然的微妙關係。有如此覺悟,源於他用10年時間興建林間小屋的經歷,當時他砍伐一些日本紅松樹來建造地基及橫樑等,倒下樹木的飛濺樹液就如傷口上的鮮血,令他感受到樹木的生命能量,「當樹木倒下一刻,我整個身體都在顫抖,雖然已是陳年舊事,但我仍清楚記得那種感覺。」

自此,他對大自然的感性被完全喚醒,彷彿有種神奇的力量引領他探訪不同的森林。2001年秋天的一個傍晚,他在暮光初現的山上迷路,偶然走進一個隱蔽樹林,一種想要拍攝照片的慾望隨即油然而生,當他翌日帶上相機去尋找同一片樹林時,卻無法尋覓。「那一刻我意識到,不是我想拍攝照片,而是樹林引領我去拍攝。」於是在2002年,當他54歲時,決心要成為一名攝影師。

年輕時的志鎌猛曾想成為畫家,奈何礙於現實,在設計公司從事平面設計的工作。數年後,當他發現忙碌的工作無法換來滿足感之時,毅然自立門戶,為醫學院的學生製作畢業紀念冊,記錄他們的大學生活。「因為這份工作,我自學攝影,成為編輯、設計師及攝影師。我一個人工作,一年做三本書,做足30年。」雖然平時的工作涉及攝影,但他從未想過以此為業,哪想到被大自然喚醒了潛意識。

不僅樹木,他也拍攝森林中的動植物。

捕捉細節 愛用大片幅相機

他說,攝影其實也是大自然的一種恩賜,然而環境的破壞有時卻令他難以進行拍攝。「有時我幸運地在樹林裏遇上參天大樹,有時我步行10小時,卻不幸發現地圖上的那片樹林,已變為一個大壩的施工現場。」日本有七成領土是森林與山峯,這個島國自古已有崇拜自然的傳統,只是人類與大自然的微妙共存,在當代猖獗的都市化現象下慢慢被打破,這也是促使他創作首系列作品《森之襞》(Silent Respiration of Forests)的原因。

在樹林漫遊的時間裏,他學懂在森林深處聆聽大自然的聲音,觀察花草落葉的四季變遷,慢慢延伸出另一系列作品《Utsuroi-Evanescence》,由森林、田野、蓮花、花園及風景五部份組成。有時他看着樹木的年輪,彷彿正在透視自己的人生,然後不期然地按下快門,一切頗有禪宗意味。及後他更慢慢延伸至花園、外國的城市綠洲等,這種人造的自然(或稱Urban Forest)同樣令他着迷,「人們即使身處都市環境中,那種親近自然的慾望仍是強烈的。」

《Utsuroi-Evanescence》限量三百本,詳情可向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查詢。

志鎌猛喜歡用大片幅相機拍攝,這固然能捕捉更多細節,而慢慢設置相機的過程,也令他有更多時間去沉澱。「這些照片都是大自然引導我去拍攝的,希望這不會是地球最後的安眠曲。」

原文見於果籽

Raymond Cauchetier 紀錄法國新浪潮電影台前幕後

法國新浪潮是電影史上的重要章節,由杜魯福及尚盧高達等傳奇導演,掀起一場電影革命。當時為電影推波助瀾的,還有2021年初逝世、享年101歲的劇照攝影師Raymond Cauchetier,他曾為尚盧高達的《斷了氣》(Breathless)、杜魯福的《祖與占》(Jules et Jim)等多部新浪潮電影拍攝劇照及幕後花絮。2019年是新浪潮電影60周年,香港法國文化協會與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策劃電影劇照展,透過Raymond Cauchetier的照片重溫新浪潮經典。

1950年代,多位法國電影人不約而同踏足遠東地區,Agnes Varda踏足中國、Chris Marker走進北韓,而Raymond Cauchetier則前往中南半島(如今的越南、柬埔寨及老撾等地)拍攝。令他對這地方深深着迷的,是1931年在巴黎舉辦的殖民地博覽會,小男孩被巧奪天工的吳哥窟吸引,一直在茲念茲,渴望親眼見證。

在杜魯福的《祖與占》裏,女主角Jeanne Moreau與兩個男主角在橋上奔跑一幕,是青春叛逆的見證。

Raymond Cauchetier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從未學過攝影,直至1945年加入法國空軍部門,才開始接觸相機,可謂自學成才。1951年,他隨法國空軍到胡志明市(當時稱西貢)服役,當時正值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他拍攝空軍的行動以及戰役,為此還得到戴高樂將軍的褒獎。

1954年,戰爭結束後,他退役想成為攝影師,當時美國著名的Smithsonian Institution曾在越南為他舉辦展覽,日本雜誌也大篇幅介紹其作品。正當他滿懷希望時,回到巴黎卻屢吃閉門羹,後來他經日本攝影師木村伊兵衞認識布列松,為Magnum Photos拍攝越南首任總統吳廷琰,可惜同樣功虧一簣,照片不獲出版。1956年,法國導演Marcel Camus在越南拍攝電影《Fugitive in Saigon》,製片人得悉他身在當地,邀請他為電影拍攝劇照,就這樣糊裏糊塗踏足電影圈。

拍攝《斷了氣》時,他趁劇組休息,邀請男女主角在香榭麗舍大道拍攝,成為經典「劇照」。

與高達結緣 製經典劇照

重返巴黎後,他開始與電影人、影評人來往,包括初出茅廬的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1959年,他為高達的首部長片《斷了氣》擔任片場攝影師,之後也為Jacques Rozier的《再見菲律賓》(Adieu Philippine)及Jacques Demy的《天使灣》(Bay of Angels)等多部新浪潮電影掌鏡。當時劇照攝影師的角色,其實並不太受重視,通常只是記錄場景,方便核對連戲,同時提供宣傳電影的劇照。

Raymond Cauchetier經過多年的紀實攝影訓練,視自己為攝影記者,而非單純的劇照攝影師,因此他沒有乖乖地站在攝影機旁邊拍攝,據悉拍攝《女人就是女人》時,攝影機正準備拍攝,他忽然出現在鏡頭前拍下高達及電影攝影師,惹來導演批評。當時新浪潮捨棄攝影棚,以真實場景拍攝,其中一幅《斷了氣》劇照,因電影拍攝時引來途人圍觀,因此他趁劇組休息時,邀請男女主角在香榭麗舍大道散步,拍攝成為經典「劇照」。

見證愛情 與國王做朋友

除了拍攝劇照,他也拍攝電影的幕後花絮,拍攝《女人就是女人》時,高達與女演員Anna Karina有不少親密瞬間,更在翌年結婚,他的照片可謂見證二人互生情愫。在另一幅《斷了氣》的照片裏,高達向女主角Jean Seberg解釋劇本,原來當時導演邊拍攝邊寫劇本,往往臨場才有對白,對演員而言絕對是個挑戰。

Raymond Cauchetier的照片,某程度展現了新浪潮電影的特色。不過,他因工資微薄的關係,從此離開電影界。可惜的是,由於版權問題,這些照片沉寂近半世紀,他對新浪潮電影的貢獻也一直被忽視,直到近年才重新得到認可,並在2015年出版《Raymond Cauchetier’s New Wave》攝影集,當時他已95歲。

雖然離開電影圈,但他仍以攝影為生,他一直很喜歡中南半島的風土人情,1950年代時,他空閒時總會帶着相機四處拍攝,甚至和柬埔寨國王施漢諾(Norodom Sihanouk)成為朋友。1967年,他曾應施漢諾邀請到柬埔寨拍攝照片,以推廣當地旅遊,可惜這些照片後來全被赤柬燒毀。之後他沉迷於拍攝古蹟及教堂建築,用20年時間在歐洲及中東拍攝,記錄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

圖片來源: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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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同人誌《Prologue》 記香港被遺忘的人

攝影同人誌作為一種志同道合的攝影作品結集,在香港曾經活躍過,在2008年至2010年間,由朱德華主編的《pH infinity》、由黃勤帶及岑允逸等攝影師出版的《麻雀》、由新聞攝影師梁祖彝發起的《柒菲》、由小丁與何兆南等人籌劃的《傾計會》先後面世,可惜推出三、四期後便無疾而終。

這些年坊間不乏攝影師以不同形式推廣攝影,2018年初,一群本地攝影愛好者成立攝影組織「Ménos 心象社」,不定期舉辦攝影講座及Photo Walk等,2019年中更結集11位成員作品,推出攝影集《Prologue》,首期主題是「Hong Kong Street」。

攝影師盧嘉俊拍攝一位在街頭露宿的長者。

不拍靚人靚景 反映貧窮問題

顧名思義,攝影集主題是香港街頭,有地鐵乘客、街上行人、豬肉檔主或後巷偷閒抽煙的員工,這些人或直視鏡頭,或匆匆行過,這些照片既是街頭百態的寫真,也是香港社會的縮影。閱讀過程中,垃圾桶、露宿者、流浪貓、拾紙皮或推石油氣罐老人家的照片不斷浮現,無形中加強了一種印象,反映香港的貧窮問題。無可否認,在金融都市的光環下,香港仍有許多生活困苦的人。

將鏡頭對準露宿者的攝影師林敬豪說:「香港街拍文化不太廣泛,大家只在拍靚人靚景,我認為不足的是沒有太多人去關注那些被遺忘的人,其實我們總能經常在街頭遇見露宿者或拾荒者,只是有些人沒有選擇去看見。」他鏡頭下的露宿者及流浪漢,有的睡在金舖前,有的徘徊在後巷,這些都並非隨機抽樣能拍攝到的畫面,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後,盡可能在不騷擾對方的情況才按下快門。

攝影師林敬豪認為,香港並沒太多街拍攝影師集中關注露宿者或拾荒者。

仔細翻閱攝影集,有些照片能明顯見到畫面的趣味點,如途人的眼神或舉止。然而更多是編輯的心思,將相似元素的照片並排,如抽煙的人、地鐵的孩童、露出肚腩的伯伯與小孩,既有歸類效果,亦產生另一種趣味效果。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兩張上下並置直視鏡頭的照片,一張是街頭表演者戴着太陽眼鏡及草帽開心唱歌,一張是衣衫襤褸流浪漢的無助眼神,兩種不同的街頭生活照片形成強烈對比,這種效果是單獨觀看時所缺乏的。負責編輯攝影集的鄭偉學說:「無論是順序看或者隨意翻閱,都希望讀者能發掘相片之間的互動,以及段落之間的故事性,然後在腦海內建構各自的想像空間。」

編輯排版見心思 令讀者有好奇心

有別於固定排版的攝影集,《Prologue》的閱讀體驗是有驚喜的。有時是一張跨版照片、有時是對齊或對角的兩張照片、有時是一橫一直,甚至是三張不同尺寸的照片,甚至是一片黑色或紅色,呈現出不同的節奏,閱讀時無法估計下一頁是甚麼畫面,而每一次翻閱,都可能有不同的發現。攝影師梁舒婷說:「這種編輯及排版心思,令讀者有閱讀的新鮮感及好奇心。」當然這種優點同時也可能是缺點,畢竟有時彩色與黑白照片之間的過渡效果並不總是理想,有時難免會顯得跳脫,但無論如何,它至少提供不同的閱讀方式。

某些照片有明顯趣味點,並排的相片能產生另一種趣味效果。

作為一本同人誌,《Prologue》不是逐一介紹每位成員的作品,而是將所有人的作品視為一個整體,再進行編排。這樣固然需要更多的心思去處理,雖然每個人拍攝的地點及風格不盡一致,或是動感畫面、或是曖昧色彩,然而在「香港街頭」這個大主題下,眾人各自發揮,卻合併成更多元化的香港街頭。攝影集最後分別收錄每位攝影師作品的縮略圖,其實也是另一種展示作品的方式,讓人去了解各位攝影師的作品。這種手法令我想起日本東京街頭攝影師創辦的同人誌《VoidTokyo》,然而《Prologue》的主題內容,卻絲毫不比它遜色。

《Prologue:Hong Kong Street》

日期:即日至1月5日

地點:何蘭正(中環蘇豪卑利街65-65A號地舖)

中環大業藝術書店及銅鑼灣攝影器材店Meteor有售《Prologue:Hong Kong Street》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