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倩衡 抵抗遺忘的六四蠟燭與催淚彈

六四蠟燭與催淚彈,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物件,分別代表1989年六四民運及2019年反送中運動,雖然兩件事相隔30年,但同樣對香港人影響深遠。在展覽現場,一邊是蠟燭照片,一邊是催淚彈照片,映照香港命運。攝影師岑倩衡用象徵性的物件審視歷史與記憶,拒絕真相的遺忘,抵抗政權的打壓,正如歌曲所唱,「我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

說起來,六四那年,岑倩衡尚不到4歲,對當年的歷史事件沒並有深刻印象,反而電影、音樂以及每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觸動她的情感,令她對這段歷史念茲在茲,彷彿有種無形情意結。展覽短片名稱《念你如昔》及其中一幅蠟燭作品《去日苦多》,分別來自關錦鵬及許鞍華的作品,這兩齣紀錄片均是講述港人在六四過後、對回歸及身份的探索,也令她深信,只要有人繼續紀錄歷史、持續創作,就能影響下一代,代代相傳。

B快門曝光三小時 「拍攝過程很痛苦」

岑倩衡做過校園記者,喜歡黑房曬相,鍾意拍攝人像,然而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那種強烈的無力感令她曾放下攝影5年之久,直至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她認識一位儲存18年維園六四晚會蠟燭的朋友,覺得很不可思議,從而令她重拾起久違的菲林相機。「香港人紀念六四已多年, 如何在照片中表達出香港人堅持30年的信念,我思考良久。」

礙於不能燃燒朋友的蠟燭,她一方面拍攝這18支蠟燭的餘燼狀態,同時買來30支六四晚會的白色蠟燭,用長時間曝光,記錄蠟燭燃燒的狀態。她共拍攝四張照片,由於遺失快門線,惟有按着B快門拍攝,最長的一張照片曝光3小時,「原本是想透過燃燒蠟燭記錄痛苦,原來拍攝的過程都很痛苦!」 30年過後,今年還有維園燭光晚會嗎?有可能遍地開花嗎?一切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段歷史在香港人的腦海中,永遠抹不走。

民運上下集 對中共的不信任

若說六四是上集,那麼下集自然是反送中運動,然而不同地方、不同時空發生的事情,又是如何連結在一起?「兩件事同是以學生為主、追求民主與自由的運動,也同樣改變香港的命運。」她說六四後,許多人對中共很抗拒,引發移民潮;經歷過曾蔭權年代的蜜月期,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令港人對中共的不信任再度加深,當中醞釀的情緒與感受,與30年前不乏共同之處。

2019年,她多次走上街頭,儘管沒有站在前線,但身心依然疲累,也沒有把情緒記錄,後來慢慢沉澱,才拾起哈蘇相機,拍攝勾起她回憶的物件,一個醫療口罩、一隻勞工手套上放着幾個催淚彈殼。物件看似很冷靜,然而睹物思人,卻是會勾起記憶與思緒的。「醫療口罩在香港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象徵,2003年SARS時已經有,2019年更有不同的作用與意義。」手套是在抗爭現場別人送的,還有無處不在的催淚彈殼,她一一記錄下來。「催淚彈是香港人2019年的共同回憶,許多人都聞過它的味道,催生出新的悲痛記憶。」

蠟燭與催淚彈,原本是無足輕重的物件,卻在歷史與回憶中,微妙地賦予了新意義,以抵抗記憶的遺忘。

餘燼與安魂曲——時間站在誰的一邊@香港國際攝影節「育成計劃」

日期:即日至5月17日

時間:12pm-7pm(星期二至日)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8號openground

原文見於果籽

為何警察濫暴仍是「潮流」?

「反送中」運動至今快近一年,警方過度使用武力,或者說濫暴,一直被外界質疑,射頭、射眼、射記者、射醫護,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及無辜市民亂棍毆打,對被捕者施以酷刑,甚至凌辱女被捕者!警方每次記招的口吻都是警員表現克制、武力適當,實際上從許多新聞片段中可見,不少警察對示威者充滿仇恨,根本是在發洩個人情緒,毫不專業。

或有人說,某些示威者同樣暴力,但試想想,運動至今已拘捕近8,300人,而警方針對示威者的濫暴行為,一直沒有被追究,是一個都沒有,甚至獲得嘉許!這變相等於包庇,難怪他們會變本加厲,早前更有葵涌警署警長涉「自導自演」汽油彈襲擊警署案,意圖嫁禍抗爭者,造成社會輿論,然後再佯裝調查破案。如此結果,與縱容警暴不無關係。

當然,警察濫暴的情況不是香港專美,2010年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France)法國分部的廣告,就以廣告方式道出暴力的無處不在。作品共有三幅,畫面模仿時裝表演舞台,似乎正在上演一幕幕「流行時尚的畫面」,包括警察毆打示威者的Police brutality is still fashionable、家庭暴力的Domestic violence is still fashionable及強制驅逐時拳打腳踢的Forced expulsions are still fashionable,實際上,這些場面幾乎每日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上演——在所謂的文明社會,這仍是一種「潮流」,許多人仍冷眼旁觀,甚至乎拍手稱快,這才是最可悲的事。

Police brutality is still fashionable
Ignore us. Ignore human rights

沉默就等於幫凶

說到袖手旁觀,不得不提2010年國際特赦組織新西蘭分部的廣告,它言簡意賅指出,沉默就等於幫凶。廣告的標語是「Ignore us. Ignore human rights」,畫面中間的恐怖份子或施暴者,對着無辜的人施暴,而四周的人群卻對選擇背向他們,對暴力視而不見。這輯作品直接而震撼,可謂非常出色,該廣告也在當年的Cannes Lion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reativity獲獎。

或許,這些漠視的人有不同的苦衷或壓力,然而當所有人都沉默面對暴力時,反而助長了施暴者的風氣,是助紂為虐。直至有日當自己也成為受害者時,大概才能深深體會那種傷害與無助,悔恨當初的袖手旁觀。

其實廣告的呼籲很簡單,就是拒絕成為沉默的幫凶,不平則鳴,見到暴力固然應該譴責,執法者知法犯法,更是不可原諒,罪加一等。反觀香港的警暴問題,早已成為了日常,沉默就是幫凶,你真的以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別等警棍打在了你的頭上,才如夢初醒。

魔幻時尚攝影 Melvin Sokol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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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攝影史冊裡,我們能輕易數出Guy BourdinHelmut Newton這些響當當的名字,但從來沒有人如美國攝影師Melvin Sokolsky這樣,單憑一輯照片就奠定不可磨滅的地位,而且在往後半世紀裡不斷被後人提起。Melvin Sokolsky當年為《HARPER’S BAZAAR》拍攝BUBBLE系列作品時年僅三十歲,之後數十年儘管他拍攝過無數出色作品,但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仍是1963年的經典之作,因為這輯照片在今天看來,依然充滿魔幻及前衛性。

出生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紐約,Melvin SokolskyEdward WestonCecil Beaton這些偉大攝影師一樣,童年時期也是因家中的柯達相機懵懂地對攝影產生興趣。他從沒學過正規攝影,小時候喜歡拿著父親的BROWNIE BOX CAMERA拍攝,學習構圖。說他無師自通也好,說他天資聰穎也好,年輕時的他對攝影已有一套獨特見解。

上天總是眷顧那些聰明的人,同時也不忘開玩笑。21歲那年,他受邀為《HARPER’S BAZAAR》雜誌拍攝一輯照片,結果他不但不負所托,更贏得雜誌攝影師一職。當時雜誌美術總監HENRY WOLF致電邀請他拍攝照片時,他覺得難以置信,以為是朋友的惡作劇,於是掛斷電話。幸好HENRY WOLF再次打通電話說清緣由,不然Melvin Sokolsky這名字,或許要多年以後,才逐漸為人所認識。

HARPER’S BAZAAR》曾孕育過無數著名攝影師,Bill BrandtNorman ParkinsonRichard AvedonPeter Lindbergh⋯⋯Melvin Sokolsky當時在雜誌裡資歷不夠,名氣也不及前輩大,但他經常有天馬行空的想法,在藝術、繪畫及攝影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令他的作品能在雜誌界脫穎而出。1963年,他的創意與前衛再一次得到證明。當時他為雜誌拍攝一輯時尚照片,竟然想到將模特兒置身一個巨大的球形樹脂玻璃裡,然後用起重機將玻璃懸掛起來,令模特兒看起來像漂浮在半空。當他在巴黎街頭、在塞納河上拍攝照片時,路人眼中的好奇目光,正預見作品的成功。他的這輯BUBBLE系列作品不但在當時轟動一時,即使放諸數碼年代的當下,依然創意十足。更何況,當年尚未有PHOTOSHOP,有此前瞻性的創作確實非常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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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後,他並沒有停下創新腳步,不但與著名時尚編輯DIANA VREELAND創造眾多出色的時裝特輯,甚至沒將自己局限在時尚及雜誌領域。1969年,他開始拍攝電視廣告,前後為他贏得25次CLIO AWARDS廣告獎,當中許多廣告作品更被MUSEUM OF MODERN ART列為永久收藏。

Melvin Sokolsky說自己不單追求完美,也著力發現生活中的新事物,燃點自己的興趣與創意,直到今天,他依然為眾多雜誌等拍攝,由時裝、美容、人像到紀實攝影,即使逾八十歲高齡,依然努力耕耘創作。2022年8月29日,Melvin Sokolsky與世長辭,終年89歲。

超現實香港 Tommy Fung

如果司空見慣的香港令你覺得麻木,那麼香港攝影師Tommy Fung的超現實主義相片,至少能令你會心一笑,然後你會發覺,其實身邊仍有許多事情值得欣賞、值得關注。2016年,Tommy從委內瑞拉回流香港,翌年初成立「Surrealhk」,在社交網絡分享他在香港的超現實生活,透過攝影與改圖,以趣味及幽默喚醒更多人關注這個社會。

超現實主義攝影不是新鮮事, 早期的Man Ray及當紅的Thomas Barbey,他們的作品都很精彩,不過始終不及見到熟悉的事物或地方變得超現實那麼過癮。

Tommy說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難以想像他自小從跟隨家人移民南美的委內瑞拉,他原本在當地修讀設計,後來才轉為攝影師,主要拍攝婚禮及學生畢業照等,一做就是十年。近年當地動盪不安,貨幣嚴重貶值,導致民不聊生、治安惡劣,令他決心回來香港。畢竟離鄉別井二十多年,生活方式也與委內瑞拉截然不同,香港的一切對他來說都非常新鮮。他想了解香港的事物,回港後不時帶著相機四處去拍攝,「其實我也有留意本地攝影師在做什麼,發現風景、街拍等範疇好多人做,而且做得很好。」

回到香港從零開始,他便從自己熟悉的攝影入手,「香港很流行改圖,不過藝術成份不高,也沒人很認真地做。」近年香港社會發生許多問題,很多人都變得冷漠及不開心,他亦想透過圖片帶來一絲歡樂,透過影像去喚醒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2017年初,他開始用照片結合改圖的方式來創作,令影像變得超現實。這種攝影手法不算新鮮,不過見到熟悉的事物變得超現實,如打結的尖沙咀鐘樓、離地的建築物,看得人大呼過癮。還有維港的沙灘、街道的龍舟,深水埗的一塊「梁添刀廠」招牌插入地面,更令他開始在網絡爆紅。

Tommy的創作題材相當豐富,衣食住行應有盡有,以大家熟悉的街景、交通工具、食物等為主題,變成天馬行空的畫面,至今已創作逾三百幅作品。第一幅作品是他坐在天星小輪之上,及後也創作過多幅交通工具的作品,如九座的士、溶化的雪糕車、識飛的士等,加上搞笑文字,令人覺得很有共鳴。創作時他也貼近時事,行到邊諗到邊,2017年中19座位小巴投入服務,他覺得只加多三個座位於事無補,於是乾脆改為32座巴士,連網民都話「笑到肚痛」,還有人幾乎信以為真。

流行文化也是他的靈感源泉,例如一幅坐在海傍椅子上發夢的照片,靈感就是來自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又如另一幅閃電的士的照片,很自然令人想起八十年代經典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別以為Tommy的照片一味搞笑,很多作品背後都有深層的意思,他希望作品能喚起大家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早在2013年,身在南美的他,已創作過一系列講述香港空氣污染的作品《瓶中香港》(Hong Kong in Bottle),隱喻香港人被困在一個充滿煙霧的玻璃樽裡,這系列作品還入選WYNG大師攝影獎。

這種想法也移植到SurrealHK,在港人打卡熱點的彩虹邨,他將五彩繽紛的大廈無限複製並縮小,寓意居住空間劏完又劏,直指香港的劏完問題嚴重。另一幅在充滿垃圾的沙灘曬太陽的照片,同樣在網絡上引起很大迴響,很多人以為是他一貫的手法,把垃圾移植到沙灘上。「其實那張照片的垃圾是真實的,一片垃圾也沒加過,我只是後期加上了幾個人,令相片更有戲劇效果。」垃圾灣的畫面很現實,但在香港出現就變得很不真實,這何嘗不是一種超現實?

始於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許多人害怕影響生計而噤聲,然而他卻一直用改圖發聲表態。6月9日,百萬人上街表達訴求,那時適逢電影《哥斯拉II:王者巨獸》上映,他以巨型哥斯拉的咆哮,以表達港人團結的力量。之後的催淚煙「放題」、港區國安法等等議題,都成為他創作的靈感。

Tommy坦言自己不算特別有創意,也並非改圖高手,許多技巧都是網上自學的。拍攝時他特別花心思構圖取景,常常要拍攝很多張,然後選擇合適的動作及姿勢來改圖。許多作品都要用上一整日來創作,少則也要五六個小時,才能獲得滿意的效果。超現實香港的背後,一點也不簡單。

圖片來源:https://www.instagram.com/surrea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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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Photo】Demi Moore by Annie Leibovitz

今日母親節,想起這張著名的母親照片。

照片主角是荷李活影星Demi Moore,由著名攝影師Annie Leibovitz操刀拍攝,刊登在1991年8月號的 《Vanity Fair》雜誌封面,相信許多人仍有印象吧。

當年她29歲的她正與第二任丈夫Bruce Willis懷着第二胎,懷中女兒已七個月大,剛憑電影《人鬼情未了》(Ghost, 1990)一炮而紅的她,大腹便便赤裸上陣,一改孕婦給人的「論盡」形象,原來大肚婆也可以如此動人、性感。當時Leibovitz拍攝多張她赤裸上身、身穿內衣及華麗衣服的照片,當然最廣為人知的是這張左手托着腹部、右手遮住乳房的照片。

這張封面照片隨即引來很大爭議,有報攤拒絕入貨,也有報販將其與色情雜誌一樣遮擋起來。沒錯,照片很provocative,但絕對不是色情,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某個現象。曾經,即使大家對名人的私生活興致勃勃,但也覺得懷孕是件相對私人的事情,自從這張照片出現後,這種手法在行業裏已屢見不鮮,至今仍不時在雜誌封面見到懷孕女人。事隔28年,57歲的她再度全裸上陣,擔任為時尚雜誌《Harper’s Bazaar》封面人物,然而不論美感還是藝術感,均不能與當年的經典照片同日而語。

【Exhibition】無聲的牆 各自想像

牆,可以是一種分隔,也可以是一種保護,經過時間洗禮,牆身往往會留下痕跡,恍如人的記憶一樣。攝影師譚昌恒將鏡頭對準不同傷疤的牆身,有些裂痕明顯、有些痕跡微妙,然而用心觀察時,卻彷彿能察覺其過去,它可能是店舖名字,也可能是塗鴉標語。這些顏色、痕跡不一的牆身相片,似是一種無言訊息,攝影師想透過那種不確定的訊息,引發觀者聯想。

「這就如一個中年男性,他不會刻意表露內心世界,但細心觀察時,亦能看出蛛絲馬跡。」2002年,從事解款員的譚昌恆,工作期間遇到劫案,右頸大動脈被割開,雖然幸運地逃出死神之手,但潛意識裏,總有種不能言喻的不安,某程度上也反映在其作品內。他認為只有通過拍攝,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填補人生及時間上的某種空虛,「透過攝影,我一遍又一遍重新認識自己。」

無言訊息@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5月23日

時間:12pm-7pm

地址:佐敦志和街1號Hotel Stage地庫The Muse

金像獎最佳攝影 余靜萍

《少年的你》在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得八項大獎,成為大贏家,除了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重要獎項,還有最佳攝影獎,得獎者是盧凱彤太太余靜萍(Yu Fisher)。

今年47歲的她生於高雄,讀書時期學習美術,因喜歡暗房而愛上攝影。1993年開始當週刊攝影記者,曾任台灣著名MV導演黃中平助手,1998年成立余靜萍工作室,既拍攝商業廣告,也拍攝及執導過不少MV,合作對象包括何韻詩、五月天及盧凱彤等,千禧年後開始為電影掌鏡,代表作包括《九降風》、《百日告別》及《暗色天堂》等。

2016年開始與曾國祥合作,拍攝的《七月與安生》入圍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三年後再度合作拍攝《少年的你》,終於贏得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獎。

黃海輝 捕捉被遺忘的小黃車

曾幾何時,五顏六色的共享單車在香港隨處可見,只是這股熱潮來得快,去得亦快,不到兩年時間,多間共享單車公司相繼結業,被遺棄的單車散落在港九新界不同地方,造就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攝影師黃海輝將鏡頭對準最常見的ofo小黃車,用影像探討這個曾經風行一時的現象,如果說小店敵不過時代巨輪,那麼ofo這間億萬公司,則是被大時代遺下的經濟產物。

出租單車,在香港已有頗長歷史,二〇一七年,多間共享單車公司相繼出現(高峯時共有六間),得到阿里巴巴等公司注資的過江龍ofo亦在同年底高調插旗,一時間,紅黃藍綠的共享單車隨處可見。哪想到,內地驕傲宣稱的所謂「新四大發明」之一,不久後已成為單車墳場。隨着多家公司退出香港共享單車市場(現時只剩下藍色LocoBike正常營運),單車山丘甚至單車墳場也在香港悄然出現,但更常見的,是亂放在街邊或馬路旁的一架架棄車,有的沒有座位,有的連車轆也消失了,可謂苟延殘喘。

一點黃令人無法忽視

家住港島的黃海輝,去年與兒子到馬鞍山踩單車時,瞥見小黃車靜躺在植物叢中,車身被植物「蠶食」,看來已被棄置許久,「我覺得這個畫面很有趣、很有美感,彷彿單車的生命正慢慢消逝,然而植物則充滿生命力。」常人眼中司空見慣的場景,倏然引起他的興趣,開始拍攝共享單車的計劃。他特別聚焦小黃車,畢竟它數目最多,也代表這個潮流,估計有逾萬架單車散落在香港各處。小黃車雖很搶眼,但久而久之,大家對這現象亦習以為常,攝影師以黑白加單色的風格拍攝,突出小黃車的顏色,這種強烈的視覺效果,讓人再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在馬鞍山、屯門、元朗及大埔等地拍攝的過程中,黃海輝也發現小黃車的不同命運,有的靜倚在路邊欄杆、有的棄置在草叢中、有的更沉於城門河底。其實,共享單車最初在香港出現時,已有人蓄意將其丟到河裏,是利益衝突還是同行如敵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單車作為一件產品,它的生命太快凋謝了,河裏的單車恍如屍體,那種畫面令人很傷心。」

周遭環境對比棄車命運

河水退卻後,可見小黃車沾滿黑色污泥,那種狀態不是新簇簇,彷彿遺棄河中已很長時間。有次,他在城門河單車徑旁邊發現一架從河裏打撈起來的小黃車,「可能浸得太久了,整架單車長滿白色微生物,那個畫面很戲劇性。」他不只是拍攝小黃車的狀態,亦「拉闊畫面」捕捉周圍的環境,旁邊兩架單車緩慢經過這架小黃車,形成強烈對比,這個畫面似乎也在隱喻共享單車的命運。

黃海輝說,相比起去年,船灣淡水湖一帶的棄車狀況似乎有所改善,但共享單車的熱潮過後,遺留的產物並未隨之而去,究竟是誰的責任?當小黃車成為明日黃花,當所謂的「創新」成為二輪殘骸,原來還有待城市去慢慢消化,也值得我們反思。

小黃車@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6月12日

時間:8:30am-6pm(星期一至五)

地址:堅尼地城士美菲路12P號祥興工業大廈6樓The Hive

原文見於果籽

榮榮與中國先鋒攝影

攝影是攝影家表達自我的工具,就如畫家手中的畫筆。但這種忠於自我的陳述,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時間裡,卻是尋不可覓,因為攝影在中國僅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以至這種追求自我、獨立態度的攝影1980和1990年代出現時,紛紛被冠以先鋒攝影的頭銜。

藝術家榮榮說,「觀念攝影、實驗攝影、先鋒攝影等這些說法都無所謂,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是真正發自自己內心的聲音,像張海兒、洪磊等藝術家,他們站在社會的另一面,走在主流攝影之外,是引領這個時代的先行者。」1996年,榮榮創辦的《新攝影》雜誌曾記錄了這些先行者的影像,十多年後在香港,他以策展人和藝術家的身份,策劃展覽《新建構:中國八十至九十年代先鋒攝影》,將中國攝影史的一次重要變革重現眼前。

榮榮《東村 1994 No.19》

Q:這次展覽名為《新建構:中國八十至九十年代先鋒攝影》,顧名思義所著墨的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國攝影,為何這段時期如此特別?在這之前和之後的攝影氛圍又是怎樣的?

A:中國攝影的崛起,嚴格來說就是8090年代這段時間。在這之前攝影當然也存在,比如說民國時期已有私人相機,也有玩得很純粹的攝影沙龍,但1949年後整個體系發生很大的變化,從這往後很漫長的三十多年裡,攝影基本上是政治宣傳的工具,主流的攝影都是來自報社、雜誌社指定的拍攝,個人幾乎沒有拍攝的器材,中國當代攝影在這段時間是空白的。80年代開始漸漸有了一點脈絡,南方的張海兒創作了《壞女孩》系列,上海的顧錚,北方的莫毅、韓磊等,也對這個制度發生異樣的聲音。90年代有更多的藝術家加入到這個脈絡裡,像我、邱志傑、洪磊、蔣志和趙亮等。我覺得這段時間是有區別於大眾對中國攝影的認識的,這些邊緣的聲音恰恰構成了一個體系。

當時社會上經商的氛圍很濃烈,很少談論藝術和精神上的東西,更不要說畫廊和關於攝影的出版、傳播。幸好我們那時年輕有活力,對藝術也有追求和嚮往,想聚在一起談論,把內心真實的聲音表達出來,所以才有東村的行為藝術,像張洹的《12平米》、《65公斤》在當時是引起很大爭議的,我也參與其中,拍攝整個現場。那時社會上對這些行為藝術根本沒有認同感,也不了解這些人想表達的是什麼,而國內的報道也大多是負面的,像馬六明就以「傳播色情」的罪名被警察抓走。後來因為要申請奧運會、加入WTO,國外的學者投資者紛紛到北京來,政府也開始開放。2000年後,畫廊開始在中國出現了,798藝術區也是在2002年之後出現的事。

劉錚 《打水的囚犯,河北保定》 1995

Q:80年代的藝術界發生「85美術新潮」等重要事件,在攝影領域是否也有相關的事件呢?

85年的美術新潮運動,還有後來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攝影在裡面幾乎是沒有出現的。主流的機構沒有參與,反倒有一些以民間形式出現的攝影組織,像1979年成立的攝影組織「四月影會」,還有由李媚主編的深圳的《現代攝影》雜誌,這些都是在89年之前出現的,但幾年後都夭折了,且沒有跟國際攝影界接軌。89年之後,由於中國已壓制太長時間,到90年代就迸發出來,而且速度很快,馬上跟國際接軌,像岳敏君、方力鈞等所在的圓明園畫家村,我和馬六明、左小祖咒等所在的東村,和後來我和劉錚創辦的《新攝影》刊物。

Q:《新攝影》雖然只存在兩年,但它的影響卻是毋庸置疑的,當時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新攝影》創辦於96年,當時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在主流媒體裡幾乎不能發表,當時因為我們想就交流,於是便用最簡單的方法,把照片貼在紙上複印,然後用線把他們串起來,裝訂成冊。當時每期只印數十冊,交流時遇到其他藝術家很喜歡這本雜誌的,便送他一本。從96年第一期到98年第四期(即最後一期),涵蓋的藝術家也達1516位,像這次展覽有不少作品當時都有了,那是非常豐富的。當時誰對這樣的攝影作品都漠不關心,也看不懂,那時候沒有任何市場,僅僅是因為我們的內心要發出聲音。沒想到就這樣慢慢傳播,最後這本雜誌變成中國當代攝影的一個先鋒。 

當時有很多國外的學者、專家到北京,想了解一些藝術家的作品,當在我們手裡看到一些這樣的作品時,覺得很新鮮、很吃驚,也非常意外有年輕人在做這樣的事情,他們很感興趣,然後邀請我們到國外做展覽,讓外界看到不一樣的中國、不一樣的聲音。也是因為在國外陸續做展覽,形成一個很好的氛圍,我們才可以持續下來。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新攝影》一開始在主流不被認可,是被排斥的,但現在他們已端正看法,反而會邀請我們做展覽,因為我們這一些人代表著中國先鋒攝影的面孔,而且這些作品也在影響著老一代的攝影家。

Q:既然這麼成功,又為何只存在了兩年時間?

我想《新攝影》的使命早就完成了。如果它在2000年後產生,那它的意義應該是零,因為2000年後已經有畫廊出現,像2000年的上海雙年展也把攝影包括進去了。但在這之前出現的意義就非同一般,因為當時還沒有畫廊,主流的媒體如《大眾攝影》《攝影之友》刊出的也都是風景山水,但這樣的雜誌卻出現了,如果說是先鋒,那是真正的先鋒。 

韓磊 《開封 1988》

Q:所以說,攝影和它所處的社會環境、背景是密切聯繫的。

攝影是通過一個實際的物件來拍攝的,它不可能沒有社會背景,你個人也是生活在這攝影背景裡。攝影最重要的是跟現實發生關係,所以要傳達的東西自然是離不開社會的。有些人這些作品帶有一定的政治性,難道政治就不可以表達、不可以發生聲音嗎?

Q:那你覺得中國攝影所面對的困境是什麼?

我剛提到2000年後當代攝影的情況有所好轉,但所謂的好也是一個假象。中國本土對中國攝影的認識、從學術角度探討中國攝影的傳播,這些幾乎都是空白的。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攝影博物館,對攝影的認識仍是非常滯後。還有是教育的問題,中國人不尊重自己的歷史,這是很可怕的。短短這一百年裡發生了很多事情,攝影恰恰就是最重要的見證,我們看不到歷史的真相,看不到影像跟生活的關係。在我們生活的土壤裡,應該通過影像去了解過去,但這些東西恰恰是缺失的,如果有人在做這樣的東西讓公眾了解,那中國的攝影也可以很偉大。因為這不止是表面上的好,影像的傳播也能讓外界通過攝影了解中國的文化、社會,因為攝影是最容易讀懂的、最直接。我所了解的日本攝影之所以很厲害,就是因為他們透過攝影、出版物,向世界傳播日本文化,很多外國人認識日本,也是通過畫冊、攝影認識的。通過影像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這些都是文化的輸出,這很重要。

莫毅 《街道的表情 No.6 (天津,1988)》

Q:所以這也是你成立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的原因嗎?

從我88年偶然接觸並愛上攝影,我覺得攝影為自己打開了一個世界,透過攝影認識了很多人,包括我的太太映里。我們一起生活一起創作,後來我們的作品被國外所接受,也有一定的市場,那時我所想的,不是去拍更多的作品,而是發出一個針對攝影的聲音,它不是快門的聲音,而是跟世界發生交流,所以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這個空間對我而言非常重要。三影堂不僅有圖書館、暗房等,我們也出版攝影刊物、舉辦攝影展覽和攝影獎,讓它成為一個影像傳播者的角色。因為在中國,我們的國民對攝影毫無認識性,對影像傳播也沒什麼概念,即使有一些展覽,也大多是被商業利用,跟精神上、生活上的關係不大。在發明攝影術的法國,照片跟人們的生活是聯繫在一起的,攝影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這值得我們反思。

Q:最後我想把話題回到展覽本身,你既是展覽的策展人,又是展出的藝術家之一,這背後有何特別原因嗎?

這次選題的脈絡是80年代到90年代,這段時間裡我參與了很多事情,也算是介入中國當代攝影其中。我本來也不是策展人,要以藝術家的身份兼任策展人我也覺得很尷尬,因為寫文章真的好頭疼。然而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它不像歐洲那樣分工都很仔細,中國幾乎沒有攝影的策展人,也很少批評家,像顧錚、邱志傑和艾未未等藝術家都做過策展人或批評家。既然這個體系是空白的,還不如自己動手,畢竟我很了解這些藝術家,我對攝影也有認識,這是我的優勢。

榮榮,中國藝術家。1968年生於福建漳州,1988年開始接觸攝影,1990年代因參與東村藝術家的行為藝術而備受注目。1996年與劉錚創辦《新攝影》雜誌。2007年與太太映里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個展與聯展散見於中國、日本、美國和歐洲等地,包括2011年在刺點畫廊舉辦的香港首次個展《三生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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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見於2013年《號外》雜誌

·圖片由Blindspot Gallery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