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是我毒癮的救贖 Antoine d’Agata

大概沒有其他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師如法國人Antoine d’Agata一樣,是個癮君子,而且一吸毒就是四十年!Antoine的生活很狂野,經常與毒販妓女為伍,面對面交談時才發覺他是個很隨和、很真誠的人,只是不說話時顯得有點抑鬱。注射毒品多年,57歲的他坦言身體很差,但每日仍會抽兩包煙,一個多小時的訪問,他先後兩次到後樓梯抽煙,「抽煙令我感到很平靜。」其實攝影何嘗不是如此,30歲時他接觸了攝影,在失焦的人生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攝影與毒品,同樣支撐著他的人生。毒品是種深深的癮,而攝影,就是這種癮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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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出現在他而立之年,但毒癮,早在他十多歲時已種下。成長在1960及1970年代,Antoine深受由法國哲學家Guy Debord創辦的左翼組織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影響,這個組織提倡打破常規、解放自我,那時的他曾參與政治抗爭,十多歲離家出走,在街頭遊蕩,酒精、海洛因、性愛就是他的生活。說出來也難以置信,年少時他曾想成為一名牧師,分擔人們的苦難,沒想到陰差陽錯,自己成為了苦難。

「我曾與不同的社會邊緣人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在柬埔寨時跟一位愛滋病女人渡過一段時間,當生命即將完結、一無所有時,這些人最需要的是陪伴,而非同情或人道主義。」這聽起來很瘋狂,相比起牧師,Antoine以陪伴分擔了這些人最後的苦難。親眼目睹過許多死去的人,也令他明白死亡是避無可避的,「生命不是追求舒適,而是去體驗生活,感受好與壞,感受渴望與害怕。」多年後他抽著香煙重提往事,說這些事情令他感到自己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哪管代價是大腦及身體都幾乎變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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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力量

毒癮無法擺脫,但有救贖,只是三十歲前他與攝影一直無緣,對此亦毫無認識,啟發他前往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學習攝影,源自一次與患有愛滋病的攝影師朋友的墨西哥之旅。「那是他生命中最後一趟旅程,我們相處了幾個月,旅途中他不停地拍攝,是攝影讓他感覺仍生存著。這讓我感受到攝影是如何給了他力量。」

從1983年離開法國周遊列國,前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經歷了常人一輩子也無法體驗的事情,當他拖著疲憊的身軀到紐約,尋找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時,他想到了攝影,於是去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求學。儘管姍姍來遲,可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卻讓他拿起相機後擁有常人缺乏的視野與感受。在那裡他遇上了Larry ClarkNan Goldin這兩位名師,「他們教我要真誠,要在乎拍攝時的感受。」在老師身上他也有所領悟,原來可以這樣來拍攝吸毒及性愛。   

在紐約期間,他曾在馬格蘭編輯部實習,1993年離開紐約後回到故鄉馬賽,期間也放下了攝影。「我其中一位女朋友為我生了兩位女兒,那四年我做過建築工人、調酒師等不同工作,賺錢養家、照顧孩子。」這樣的日子注定不會長久,當他1997年才重拾相機時,妓女、癮君子、露宿者、飽受戰爭蹂躪的人……不同國家的邊緣人,通通成為了攝影集De Mala Noche》(From Bad Night的意思)主角。畢竟,這才是真實的Antoine d’Agata

白天與黑夜的暴力

活在黑暗世界四十年,他自然把犯罪、吸毒、妓女這些主題搬入攝影,「我的作品分為兩種暴力,一種白天一種黑夜。」黑夜的暴力容易理解,其實就是他所經歷的生活,白天的暴力是從上到下的,關於移民、難民、偏遠地區的人,四月份他啟程去孟加拉,拍攝從緬甸逃亡的穆斯林(羅興亞人)。仔細想想,這何嘗不是暴力?「這系列是我攝影的一種平衡,如果只是拍攝night work,現在可能已經死了。」

性與暴力是Larry Clark為人所熟悉的元素,Antoine d’Agata橫空出世後,時常有人將二人相提並論。對Larry Clark來講,這種場面或許是一種紀錄,不過Antoine而言,攝影就是生活。在他看來,過程遠比照片本身更重要,所以他的作品充滿矇矓與動感,構圖也未必很完美——他在乎的是拍攝時的感受。有時他會把相機安放在三腳架上,用time lapse拍攝自己與女人做愛的過程。有時甚至直接把相機交付他人,由別人來拍攝。「我有時會感到迷失,相機令我持續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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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是傳染的媒介

Antoine有許多女朋友,與不同女友育有四個女兒,她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自己也居無定所。他的瘋狂人生,女兒也有所聽聞,已離世的父親生前曾因此很難過,母親相對比較了解他,儘管不接受他吸毒的行為,心底裡仍覺得他是個好孩子。相比起他的作品,世人對他自身故事更有興趣,身為攝影師,我問他會否因此感到尷尬?「我明白大家的好奇心,我的攝影其實就是我的人生,就是關於我與拍攝對象的關係。」

最近,他在黃竹坑畫廊舉辦展覽《Contamination》,展出不同時期拍攝的三十幅彩色及黑白照片,算是一個階段的總結嗎?他直接否認,「不同的展覽可以令更多人思考及質疑攝影甚至是這個世界,我會形容自己的攝影是一種傳染(Contamination)的媒介,傳染大家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他說,過去這些年在世界各地做過逾150個工作坊,學生逾1500人,數十本書籍及大量的小型展覽,這些都是他的「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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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的作品被許多博物館收藏,但他從來不聲稱自己是藝術家,也抗拒主流的攝影方法。2004年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人們對他的抗議聲音一直持續,他也一直身體力行與之對抗。「通訊社許多人以傳統的紀實方式拍攝,但我並不在乎這些所謂攝影的風格,我的作品只是展示了我對世界的理解。」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何不退出呢?「如果你要反抗這個制度,就要在制度裡發聲,在其他地方講,作用不大。當然Magnum有權力開除我,但我不介意,我只做我認為對的事情,也不太介意別人的讚賞與批評。 」

他再次強調,生命只有一次,很想去感受。訪問期間他不斷提起一句話「Too Much is Not Enough」,這是一名妓女跟他說的,「很多人說我的作品很dark,但這些人的生命比我更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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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即日至525日(免費入場)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六1pm7pm(周一及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44號盛德工業大廈8CHARBON art space

PS:作為今年法國文化節《法國五月》(Le French May)活動之一,展覽期間亦特別上演獨腳戲《Odysseia。文本取材自Antoine d’Agata,由法藉資深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Fabrice Michel及法國女演員Julie Garance共同剖析攝影師作品的內心世界。《Odysseia將於510日每晚八時在展覽場地CHARBON上演,法語演出,附英文字幕。

捕捉占士甸 Dennis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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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與明星,往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互惠互利,也可成為知己。2015年有部電影叫《捕捉占士甸》(Life),就是講述美國攝影師Dennis Stock與一代不羈影星占士甸(James Dean)的故事。

1955年,Dennis憑藉一輯拍攝占士甸的照片成名,之後也拍攝過Louis Armstrong等爵士歌手、夢露及Audrey Hepburn等名人;記錄過19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也為建築物與自然風光留下倩影。從影近60年,風格多變,人們最念念不忘的,仍是他與占士甸的回憶。

Dennis Stock生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紐約,兒時家中經濟拮据,經常搬家,甚至住過沒暖水的公寓。19歲時加入海軍服役,四年後回到紐約,曾在學校跟隨著名攝影師Berenice Abbott短暫學習攝影,之後也曾擔任另一著名攝影師Gjon Mili學徒。1951年,他憑藉一系列拍攝當地東德移民圖片故事,贏得《Life》雜誌舉辦的年輕攝影師獎項,之後更獲攝影師Robert Capa邀請,成為著名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的合作會員。浮浮沉沉幾年,曾在巴黎拍攝,後來到hollywood拍攝名人生活,卻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他遇見占士甸,一個改變他一生的人。

占士甸是那個時代的icon,發生車禍身亡時僅24歲,生前拍過三部電影,絕對是天妒英才。憑藉不羈的造型,他在影迷心中留下的印象至今不滅,當中尤以1955年Dennis Stock拍攝的形象最廣為人知。當時占士甸剛拍攝完首部電影《East of Eden》,Dennis認識他時電影仍未上映,看完首映後,他覺得這位小伙子會一舉成名。Dennis生活捉襟見肘,長期與妻兒分離,攝影生涯也迷茫,極需一個機會來證明自己。占士甸也很迷惘,雖然離成功一步之遙,卻無法確定自己想要甚麼,兜兜轉轉下,最終還是接受Dennis邀請。

在紐約時代廣場前,占士甸穿着外套、口中咬着香煙,在微雨中緩步前行,Dennis在他前面邊走邊拍攝,造就出那個經典的不羈形象。之後也有幾個攝影師拍攝過占士甸,不過Dennis是唯一一個與他一齊踏足家鄉拍攝的攝影師,那批作品與時代廣場的照片一同登在《Life》雜誌上,獲得了很好迴響。

照片改寫了兩個人的命運,但軌跡卻截然不同,占士甸因車禍命赴黃泉,僅留下不羈象徵為後世所傳頌,Dennis則平步青雲,繼續探索不同的題材,拍攝過Louis ArmstrongBillie HolidayMike Davis等爵士音樂家,也在加州、新墨西哥州等地記錄方興未艾的嬉皮士運動。他算是彩色攝影的先行者之一,晚年的他 繼續不停探索,拍攝了許多自然風景的彩色照片,對拍攝建築物及花朵也甚有研究。

  

(一)Martin Parr 彩色紀實攝影的實踐

看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的作品,色調鮮豔飽滿、鏡頭畫面看似隨意卻又充滿詼諧,同時帶有諷刺味道,令人忍俊不禁。相比起其他Magnum Photos攝影師,他沒有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而是在遊人如織的景區拍攝旅遊景點的人生百態。他或許未能像Robert Capa般拍攝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他捕捉的每一個畫面,往往帶有獨特看法,同樣也值得觀者去反思。

 

1952年,Martin Parr生於倫敦東南部的Surrey County,在業餘攝影師爺爺的耳濡目染下,小時候的他希望成為一名紀實攝影師。懷著這樣的夢想,1970年至1973年期間,他進入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前稱Manchester Polytechnic)學習攝影,並於畢業後不久正式成為一名職業攝影師。

最初他以黑白攝影為主,早期的作品集《Bad Weather》(1982年)便是以黑白菲林拍攝,後來他受美國新彩色攝影(New Color Photography)運動影響(尤其是William Eggleston),轉而在1984年開始將彩色手法帶入紀實攝影。兩年後,他推出一本彩色攝影集《LAST RESORT》,這些作品與傳統的彩色照片截然不同,色彩濃烈之餘又帶有俗媚的感覺,在當時也被批評為低俗。 

GB. England. New Brighton. From ‘The Last Resort’. 1983-85.

然而Martin Parr卻不以為然,他覺得紀實是一種很主觀的東西,攝影師所呈現的畫面與真相有時並不是同一回事。他或許不及通訊社其他攝影師般充滿使命感,踏上戰場揭示戰爭的殘酷與無情,但他認為自己也在拍攝世界的真實面貌,他只是用自己的形式去表達想法,去呈現他主觀的紀實。雖然身為Magnum Photos攝影通訊社攝影師(後來還成為主席),但世人對他這位「異類」攝影師一直不乏爭議,當他仍是Magnum見習生時已有反對聲音,然而在1994年倫敦會議上,他還是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成為通訊社成員。

儘管如此,爭議與批評並未隨之而去,1995年他在位於巴黎國家攝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Photographie)舉辦展覽,當時布列松看完展覽後,更形容他是來自不同的星球。Martin Parr看似隨意詼諧的攝影手法,固然缺乏布列松的那種浪漫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作品沒有深度,他只是以獨特的色彩和構圖,去呈現他心目中的紀實手法。

狗狗觀察者 Elliott Erw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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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observation. It’s about finding 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an ordinary place.” 

說「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的人,是攝影師Elliott Erwitt。現年92歲的他曾擔任過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主席,在他超過半世紀的攝影生涯裡,重要作品包括美國總統尼克遜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1959年在莫斯科的重要會面、1961年瑪麗蓮夢露拍攝電影《亂點鴛鴦譜》(The Misfits)的情景,以及1963年美國甘迺迪總統夫人在丈夫喪禮上的痛哭神情等,當然為人所知的還有一系列拍攝小狗及生活趣事的畫面。 

踏入2018年狗年,就來看看大師眼中的狗狗相片吧。 

Elliott Erwitt二十年前曾推出過一本叫《Dog Dogs》的攝影集,收錄由1950年代至90年代近500幅狗狗的黑白相片,在在顯示出他對小狗的喜愛。當時他是這樣形容這本書的:“This is not a book of dog pictures but of dogs in pictures.”

四年前Elliott Erwitt來港出席F11攝影博物館的展覽時,曾接受傳媒訪問,當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問起他喜歡拍攝狗隻的緣故。他不慌不忙地說,狗到處都有,是很好的拍攝對象。「既然我喜歡狗,那為何不拍攝呢?我覺得狗狗跟人類有很多相似之處,而且牠不介意你拍攝。」我記得在場的人都笑了,他的說話一如其相片的幽默與戲謔。

細看其相片,不難發覺有時他其實是以狗狗的視覺在拍攝,看到的當然只是人類的腳踝或小腿了。他鏡頭的小狗,有的開心、有的憤怒,而他卻能精確地捕捉了這些情感,或者他正是他所說的,人與狗的相似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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