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藝術攝影家——布列松

愈是著名的攝影師愈難介紹,一來是害怕言不盡意,無法在短短的文字裡呈現其精彩的一生;再者也因為攝影師本身已非常著名,感覺已沒有再介紹的必要。2013年,有緣在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看過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展覽,看到他在攝影以外的創作,包括他早年與晚年的素描、所拍攝的電影以及當演員的電影片段,對他稍微有多點認識,覺得或可談談這位大師,從攝影、素描、電影等方面,建構他完整的一生。

攝影

布列松生於一個富有的紡織家庭,是五兄妹中的老大,讀書時期已對藝術深感興趣,既喜歡攝影,也經常到劇院、博物館及音樂會,而家裡十分支持他各方面的興趣。1930年,他前往科特迪瓦 、喀麥隆、多哥等非洲國家拍攝,回來後他前往法國南部,擁有人生第一部Leica相機,並很快在1932年於紐約Julien Levy Gallery舉辦首次展覽。不久後,他結識Robert Capa,一位開始嶄露頭角的戰地攝影師,布列松也因為他而更堅定地走上新聞攝影之路,先是拍攝西班牙內戰,二戰期間為法國共產黨晚報《CE SOIR》拍攝照片,期間被德國納粹俘虜,囚禁近三年。

1947年,他和Robert Capa等人成立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為紀實攝影奠下重要基礎,1952年的著作《The Decisive Moment》,更被譽為紀實攝影的聖經。戰後至1970年,他繼續在世界各地旅行及進行新聞攝影,拍攝過甘地的葬禮,甚至成為冷戰後第一位進入蘇聯的西方記者。1948至1949年,他在中國停留十個月,期間在《LIfe》、《Paris Match》等雜誌發表在中國所見所聞。雖然時值國共內戰時期,但在這些照片不見戰爭煙硝,反而突顯出大時代之下的人間煙火。

1970年代,他辭去Magnum Photos的職務,逐漸放棄攝影報道,更專注在人像和風景攝影。布列松一生偏愛黑白攝影,因為他覺得彩色照片太不自然(但亦拍攝過),且彩色菲林比黑白菲林需要更長的曝光。他說,彩色照片是一種紀錄手段,不是一種藝術表達。

電影

布列松說,電影教他如何去觀察,不僅可接觸更多的觀眾,而且敘事和傳達信息也更有力量。1935年,他在美國跟隨攝影師及導演Paul Strand拍攝紀錄片時,學識基本的電影技能。翌年回到法國時,他希望成為德國默片大師Georg Wilhelm Pabst或西班牙導演Luis Bunuel的助手,可惜未能成功,最後他成為法國導演Jean Renoir助手,合作拍攝《Life Belongs to Us,1936》、《A Day in the Country,1936》和《The Rules of the Game,1939》,並在三部電影分別擔任簡單角色。

1937年,他拍攝首部講述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Return to Life》,之後再拍攝兩部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紀錄片——《With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in Spain,1937》和《Spain Will Live,1938》。之後在1945年,他又拍攝一部講述戰爭囚犯歸家的故事《The Return》。

繪畫

布列松的叔父是畫家,兒時曾跟隨叔父短暫學過油畫,當時他受後印象派畫家塞尚影響,同時間也接觸超現實主義,創做過拼貼作品。20歲時他就讀私人藝術學院,跟隨法國雕刻家、立體主義畫家Andre Lhote學習畫畫。他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深感興趣,不過在1930年從非洲回到法國後,反而將更多的熱情投放在攝影上,逐漸放下畫畫這興趣,直至1972年,他才重拾畫畫樂趣,並於三年後在紐約Carlton Gallery舉辦首個素描畫展。他說,Photography is an Immediate Action, Drawing is Meditation.。   

·照片@Fondation Henri Cartier-Bresson / Magnum Photos

Marc Riboud 中國視覺筆記

鞏利 1993
鞏俐 1993年

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1923-2016)是1950年代首幾位進入中國的西方攝影記者之一,過去半世紀曾踏足中國22次,拍攝無數經典照片,記錄下中國現代史的一幕幕重要場面,他鏡頭下的照片可謂中國歷史的視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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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ffel Tower’s Painter 1953年

中國淵源

享年93歲的Marc Riboud與中國的淵源始於1957年,當時他加入著名攝影圖片社Magnum Photos不久,憑着《LIFE》雜誌刊登的《Eiffel Tower’s Painter》累積一定知名度。1955年,他對東方國家產生濃厚興趣,跨越中東、阿富汗到達印度,並在當地停留拍攝一年。1956年尾,他在新德里拍攝當時正訪問印度的周恩來,在法國外交界幫助下認識周恩來秘書,獲得中國簽證。

當時中法尚未建交,中國簽證來之不易,對中國充滿好奇的他隨即在1957年1月1日踏足這個東方共產主義大國,從香港途徑廣州前往北京,開始斷斷續續逾半世紀的拍攝旅程。當時還是純真年代,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尚未發生,期間他拍攝很多雜技表演等風俗文化,還有美術學院的裸體模特。他在一次大型宴會上看到毛澤東,當時毛澤東設宴歡迎波蘭總理,Marc Riboud是宴會上屈指可數的外國攝影師,拍攝下珍貴照片。

1950年代,關於中國的影像相當匱乏,他的這批照片是碩果僅存的回憶。 他結束訪華後不久,國內相繼發生了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導致饑荒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災難,人們的生活更加艱苦樸素,這在他後來的鏡頭裏也可見一斑。

fenêtres d'antiquaire
琉璃廠 1965年

琉璃廠回憶

離開中國後,他的攝影行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南斯拉夫等。1965年,他第二次取得中國簽證。那時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方面,他看見在田地裏工作的學生衣衫襤褸;另一邊廂,成百上千的學生在廣場上手持木槍遊行。當時他雖然可在京城內自由拍攝,但身為外國人,他的一舉一動時刻被人「監察」着。

當他與藝術家太太Barbara Chase到達琉璃廠古玩街時,窗外的紅領巾女孩試圖偷看店裏發生的情況,Marc Riboud隨即拿起徠卡相機按下快門,透過櫥窗將女孩與街上居民生活的場景一併拍攝下來,成為他關於中國最著名的一張照片——《琉璃廠》。結束中國的旅程後,他將兩次訪華期間拍攝的照片結集成《 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中國的三面紅旗),事緣當時他到處見到三面紅旗,上面的口號寫着「人民公社萬歲、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寫照。

細節收藏者

1971年,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Marc再次拍攝周恩來,這位受人景仰的總理對着鏡頭擺出「V」字。最初看到照片時,以為是勝利手勢,原來當時法國部長Alain Peyrefitte問他年輕時在巴黎留學時學到甚麼,周恩來伸出兩個手指說學習了兩樣東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然而,這個手勢動作也相當有趣,是難得一見的領導人照片。Marc之後不僅為鄧小平掌鏡,也拍攝過滿臉童真的鞏利、稚氣未脫的藝術家方力鈞。一向喜歡山水畫的他,1980年代在法國籍華裔畫家趙無極的建議下,多次踏上黃山拍攝風景,但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場景。

儘管多次踏足中國,但他刻意不學習中文,把語言交付鏡頭與眼睛。他堅持以局外人的冷靜視角,拍攝那些生動的情節,向西方國家還原真實的中國。他曾說過,「我不創作故事,而是瑣碎細節的收藏者。」正是這種心態,他在攝影道路上踽踽獨行大半世紀,甚至年近九十歲時,他仍背着相機在中國街頭拍攝,這些照片近十餘年陸續在國內展出,在內地也逐漸變得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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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1967年

反戰照片

中國以外,Marc Riboud最著名的照片是1967年拍攝的反越戰照片。1967年10月21日,近十萬人遊行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抗議美國介入當時的越南戰爭,Marc Riboud拍攝了整個遊行過程,最後一格菲林拍攝的畫面也是最著名的一張,一位名為Jan Rose Kasmir的17歲高中女生手握鮮花,站在阻擋示威者的士兵前面。其實當時Jan並不知道這畫面被Marc Riboud拍攝下來,但鮮花與刺刀對立的畫面,卻成為反戰的象徵。

·圖片來自marcriboud.com

Abbas Attar 宗教儀式的詩意   

“My photography is a reflection, which comes to life in action and leads to meditation.”

伊朗有兩位著名的阿巴斯,一位是康城金棕櫚獎導演Abbas Kiarostami(1940-2016),第二位是這次要介紹的馬格蘭攝影師Abbas Attar(1944-2018)。

AFGHANISTAN. Near Kabul. A Mujahid of the Hezbi-Islami (Islamic party led by Gulbuddin HEKMATYAR) guards the road to the capital. 1992.

阿巴斯可謂一名「世界公民」,在交通不太便利的年代,他已踏足全球各地,拍攝生活在衝突地區人們的生活面貌,以及不同教徒的信仰及宗教儀式。這自然與他的出身息息相關,二戰結束前一年,他生於伊朗,成長在動盪的年代,其後移居巴黎。中東人的臉孔,生活在西方國家,令他對歷史、宗教甚至戰爭尤其感興趣。

1970年代開始,他專注拍攝生活在動亂地區的人們,揭示世上的苦難,例如以巴邊境的孟加拉難民、北愛爾蘭的炸彈襲擊等,尤其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對他影響至深。伊朗的君主制王朝被推翻,什葉派領袖建立起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他的鏡頭紀錄下許多苦難場面。拍攝過程中,他試過被阻擾、也曾被要求不要公開照片,但他總會回答「一切是為了歷史。」

伊朗革命翌年,隨即發生兩伊戰爭,伊斯蘭世界的生靈塗炭,以及西方國家的強力介入,令他無法留在伊朗,於是他離開首都德黑蘭,在世界各地自我放逐十七年,直到1997年才重返國家。其時,他再用五年時間拍攝祖國,結合當年的伊朗革命照片,以個人視角完成關於伊朗歷史的著作《Iran Diary: 1971– 2002》。

離開伊朗的日子裏,他的腳步及攝影生涯走得更遠,除了攝影,他也開始寫作。1981年,他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並在1985年成為正式成員。1983至1986年,他以充滿詩意、唯美的鏡頭拍攝墨西哥,寫下墨西哥日記,出版的《Return to Mexico: Journeys Beyond the Mask》著作,一舉奠定其攝影美學地位。

SAUDI ARABIA. Plain of Arafat. Hajj pilgrimage. Pilgrim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ray on Mount Rahma. 1992.

如果說早期的作品是關於衝突與苦難,那麼後期他更側重宗教的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猶太教……他不只關注宗教的儀式,還有宗教滲入日常生活的細膩描寫。1987至1994年,他在四大洲29個國家拍攝不同的伊斯蘭教文化,從生活、儀式及體制等方面拍攝穆斯林,最後集結成《Allah o Akbar: a Journey Through Militant Islam》一書,是了解伊斯蘭文化的視覺窗口,此書在2001年九一一襲擊後,再次獲得世界關注。與其說他是一名攝影師,阿巴斯更儼然是一位宗教學者與作家。

SOUTH AFRICA. Cape Town. 1999. Every Sunday, at dawn, priests of the Zion Church, from the Khayelitsha black township, take their newly converted congregation to the sea to be baptised through immersion.

阿巴斯有過人的攝影觸覺及悟性,他捕捉戰爭的慘烈與恐怖、也拍攝小人物的莊嚴;既能捕捉大場面的恢宏氣勢,也能拍攝宗教儀式的神聖感。不論是拿着機關槍的士兵,還是身穿白袍的婦女,在他鏡頭的演繹下,無不是充滿光影或詩意的瞬間。或許正如他所說,「我的作品是那些正在生活中發生的、能帶給人思考的事物的倒影。那些從觀景器中看過去的時刻,彷彿自己跑進來一般凝固在那裏。」   

圖片來源:Magnum Photos

原文見於:Spill

「阿凡達」與「變裝皇后」 Martin Parr鏡頭下的牛津大學

作為首屈一指的頂尖學府,牛津大學給人的典型印象總是很嚴肅,以為學生們只懂得「狂讀書、寫論文」?其實他們的生活哲學是「work hard, play even harder」。現年67歲的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以他一向風趣的鏡頭,還原牛津莘莘學子們幽默的一面。

踏足f22 foto space觀賞展覽前,我一直好奇,Martin Parr與牛津大學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究竟是如何演變成同名書籍與展覽的?早於十九世紀,英國攝影先驅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已拍攝牛津大學建築,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ies)早幾年籌款收藏該批作品時,身為攝影書籍收藏家的Martin Parr亦有份支持。逾一個半世紀後,圖書館負責人Richard Ovenden邀請Martin Parr拍攝校園生活,呈現不一樣的牛津面貌。

2015年的牛津劍橋賽艇比賽,一名觀眾將面部塗上象徵牛津大學的藍色。

別開生面划艇比賽

談及牛津大學,腦海中浮現出古老建築的畫面,其實它不僅有驕人的學術成就,還有豐富有趣的傳統。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Martin Parr穿梭校園每一處角落,捕捉學生與不同崗位人物的生活日常。一般的課堂照片、開學儀式、學院宴會及畢業照等固然有,最有趣是學院的不同傳統。在Wadham College舉辦的Queerfest活動上,男士們化身「變裝皇后」,飲酒跳舞玩得不亦樂乎。學校自1970年代起有一個名為「Trashing」的活動,當學生們完成最後考試時,便會互噴香檳及泡沫慶祝,現場恍如嘉年華,雖然校方對此活動不甚滿意,但學生們卻置若罔聞,繼續盡情玩樂,可見牛津學子們及時行樂的精神。

The Bedels officiate at University events, and are drawn from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the town. 2015.

最著名的傳統,當然是有190年歷史的牛津劍橋賽艇比賽,每年在泰晤士河舉辦時,都引來大量群眾觀看,一名觀眾將面部塗上象徵牛津大學的藍色,令人想起電影《阿凡達》。另一邊廂,牛津大學學院之間每年亦舉辦「Summer Eights」划艇比賽,玩法非常獨特,不同賽艇前後出發,如果後面賽艇撞到前面艇隻,就可在翌日比賽取代其排位,最後冠軍隊的艇手更會被拋落河。更有趣是,原來牛津大學裏有許多特別崗位,在典禮時捧持儀杖的人員(Bedel),令人聯想起《魔戒》裏甘道夫的法杖;許多學院都有養龜,因此衍生養龜人的身份,每年學院之間還會舉辦烏龜比賽。

被畢業帽的帽穗遮住眼睛的人,是很典型的Martin Parr照片。

顛覆嚴肅 捕捉日常

五年前,Martin Parr曾在香港舉辦展覽「Hong Kong Parr」,顧名思義是他鏡頭下的港式生活場景,這些照片乍眼望去平平無奇,當仔細觀賞時,卻又能發現畫面中的趣味點,牛津大學的照片某程度延續這種風格。阿凡達式的藍面人、派對上的變裝皇后、被畢業帽的帽穗遮住眼睛的人、名為小貓的狗隻……完全顛覆牛津大學嚴肅觀感,其實他們也是普通而真實的人。

或許有人會覺得Martin Parr的照片不外如是,實際上他一直是位有爭議性的人物,當他在1994年加入著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時,曾引來許多其他會員的非議之聲,幸好最後仍以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並在2013至2017年間擔任主席。攝影大師布列松看完他的展覽曾說:「You are from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lanet to me」,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不過對Martin Parr而言,紀實攝影不一定要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亦不一定烽火連天或千鈞一髮的場景才值得拍攝,他更喜歡將鏡頭聚焦在瑣碎之事,這些畫面看似隨意卻又充滿詼諧, 而且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就如這系列牛津大學的照片。他或未能像布列松一樣拍攝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他捕捉的每一個畫面,往往帶有獨特看法,同樣值得觀者思考。

Martin Parr: Oxford

日期:即日至2020年2月15日

時間:2p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灣仔摩理臣山道70-74號凱利商業大廈5樓f22 foto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

用生命來拍照 Robert Capa

“If your photograph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在Robert Capa短短的41年生命裡,戰爭似乎與他一直相隨。他討厭戰爭,卻將戰爭作為鏡頭下的題材,為的不是刺激,而是以赤裸的事實,去揭露戰爭的殘酷。但始料不及的是,在一次平靜地拍攝任務中,誤中地雷命喪戰場,結束自己短暫而戲劇性的人生。每次進行拍攝時,這位前線記者總喜歡潛伏於人前,在關鍵時刻拍下最震撼的場面,他的那句名言就是最好的詮釋——「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 

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一名共和軍民兵中槍即將倒地,這一瞬間正好被他拍攝下來,也是他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

Robert Capa原名Endre Friedmann,1913年生於奧帝國時期的布達佩斯,兒時夢想成為一個作家,然而17歲時在柏林找到一份攝影工作後,從此癡迷於藝術,並立志成為一名攝影師。在柏林大學求學期間,他曾在一間通訊社從事暗房工作,後來到巴黎當記者時,被委派到戰地進行採訪,第一個拍攝的專題就是當時如火如荼的西班牙內戰,拍攝了著名的《The Falling Soldier》(1936年,後來有說此照片是由Gerda Taro拍攝)。

CHINA. Hubei. Hankou. March, 1938. Young women being trained as Nationalist Chinese soldiers. After having lost Shanghai and Nankijng to the Japanese troops, CHANG KAI SHEK retreated to Hankou, where he resisted until late 1938.

當時他與同是攝影記者女友的Gerda Taro(1937年在拍攝西班牙內戰時犧牲)虛構Robert Capa這名字,女友死後他沿用此名字,自此之後與戰爭結下「不解之緣」,先後親臨中國抗日戰爭、二戰歐洲戰場、第一次中東戰爭及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最前線。

二戰後期,同盟軍開始在歐洲反攻,在登陸諾曼第時,他跟隨軍隊前往前線,拍攝了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D-DAY》。1944年6月6日,他作為自由記者為《生活》雜誌拍攝,隨第一波突擊部隊登陸奧馬哈海灘,拍攝了這張流芳後世的作品。然而,美國攝影評論人A. D. Coleman去年撰文指出,Robert Capa只是在戰事大致結束時,拍攝清拆阻礙物的軍方工程小組,而非槍林彈雨下的搶灘士兵,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詳情可參考此文章:https://bit.ly/2wiWreT

1944年6月6日,第一批美國軍隊在黎明時分在法國諾曼第奧馬哈海灘(Omaha Beach)登陸,為諾曼第戰役拉開序幕。

Robert Capa的攝影生涯多以戰爭為題材,然而他卻非常憎恨戰爭,他說之所以要拍攝戰爭,是想藉著影像喚醒人們的良知,不再彼此殺戮,「相機本身並不能阻止戰爭,但它拍攝出來的照片卻可以揭露戰爭,阻止戰爭的發展。」他一次又一次冒險進入戰場的最前線,在槍林彈雨的戰壕間用血肉之軀去換來相機中的一格格菲林,而他的死亡正是人類戰爭提出的最後諫言。 

在傳統的攝影美學中,失焦的照片往往會被歸類為壞照片,不過在他鏡頭下的這些照片卻有另外一種美學,一種用生命在拍照的美學。雖然所拍攝出來的照片模糊、失焦,但卻沒有人批評他的作品不夠技巧、場面不夠精緻,反而讓人忽略技巧的重要性,去感受他用生命換取影像的精神。他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因為他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機器。1954年5月25日,他在越南採訪印度支那戰爭時誤中地雷而客死異鄉,終年41歲。

畢加索是他鏡頭下的常客,照片攝於1948年8月,畢加索正和兒子CLAUDE在沙灘玩耍。

除了將戰爭攝影推向一個高度、影響無數後來攝影師外,他的另一重要貢獻就是創辦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攝影社——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1947年,他與布列松和David Seymour等攝影師成立公司專門發行亂世戰爭的照片,正當大家苦思公司名字時,靈機一動的他忽然想起經常與朋友暢飲的Magnum香檳,因而以此來命名攝影通訊社。直至去世前,他一直是馬格蘭的靈魂人物,而在他離世後的大半世紀以來,每一代的馬格蘭攝影師依然深入每一件世界大事現場,拍攝一張張有血肉的照片,繼續為新聞攝影的內容和形式樹立典範。

土耳其攝影師Ara Güler逝世 享年九十歲

土耳其Magnum Photos攝影師Ara Güler的照片,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說,構成了許多人對伊斯坦堡及土耳其的想像。

ARA 22.tif
ARA 22.tif

一生在亞非歐洲及中東拍攝,可Ara Güler最愛的仍是伊斯坦堡,為這座城市捕捉了豐富而詩意的瞬間。Ara是帕慕克最喜歡的攝影師,因他紀錄了最美好的伊斯坦堡。上週(1017日),這位有「The Eye of Instanbul」之稱的土耳其攝影師逝世,享年九十歲。

生於1928年,Ara Güler父母是亞美尼亞人,父親與藝術界朋友相熟,年少的他想成為一名劇作家,及後才轉向攝影。1950年,22歲的他一邊在伊斯坦堡大學修讀經濟學,一邊在當地的Yeni Istanbul報社擔任攝影記者,及後轉職到另一間報社Hürriyet。1958年,美國雜誌公司Time Life在土耳其開設分部,他成為該地區的第一位近東攝影記者,開始走向國際之路,為英國的《The Sunday Times》及德國的《Stern》雜誌工作。

服完兵役後,1961年,他成為Hayat雜誌社攝影部門負責人,繼續攝影師生涯。同一年,他在巴黎認識了布列松及Marc Riboud,並接受他們的邀請成為Magnum Photos一分子,當時通訊社只有十多位攝影師。1960年代,他在肯亞、印度、中亞等地方拍攝任務,1970年代他拍攝了畢加索、達利等藝術家,以及邱吉爾、甘地等政治家。然而, 要說他最令人記得的照片,仍是1950及1960年代拍攝的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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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開始,伊斯坦堡開始興建新廣場及大樓,許多歷史建築被拆除,Ara Güler的照片留住這座城市的美好時光。街頭與店舖、碼頭與郵輪、馬車與電車、白天與黑夜,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霧氣縈繞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餘暉,他鏡頭下的伊斯坦堡有種淡淡的鄉愁,同時又是充滿詩意的。

他說一座城市的靈魂,是人們的生活與記憶,以及周遭的環境,Ara Güler為他們一一留下珍貴影像,是伊斯坦堡的視覺歷史學家(Visual Historian)。

 

Magnum攝影家張乾琦 「家就像風箏的線把我拉回來」

來自台灣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家張乾琦,形容以前的自己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總是無邊無際地飛,「孩子出生後,現在那個線特別短,一拉就回來了。」讓他成為斷線風箏的是攝影,自從1995年加入享負盛名的Magnum Photos後,這位唯一的台灣攝影家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創作。一對兒女出生後,他依然像《寡佬飛行日記》(Up in the Air)裏的佐治古尼一樣,經常穿梭在不同的機場與城市,卻有一條無形的線牽引着他——家與孩子,「現在我會更兼顧孩子,也不想離開他們太久,遇到重要的日子我一定會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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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乾琦在攝影群展《Home》中展出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生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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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m Photos最近在香港舉辦大型攝影群展《Home》,展出16位攝影家逾190張相片,包括Elliott ErwittTrent Parke及久保田博二等,張乾琦是唯一出席的攝影家。一如以往「空中飛人」的生活,展覽前一日他才從奧地利趕來香港,一下飛機就匆匆趕到場館佈展及接受訪問,停留兩三天後繼續飛往下一站。這樣的生活他早就習以為常,2015年出版的攝影集《Jet Lag》,就把多年來與飛機為伴的影像集結成書,現在他每年仍有一半時間飛往世界各地,做創作、演講、展覽、教工作坊。開幕當日一早訪問他,咖啡還未到,他顯得很疲累。張乾琦本來就是不太善於辭令的人,時差作祟下,他的說話更輕柔了,要挨得很近才聽得清楚。

「每個人對『家』有不同詮釋」
展覽以「家」為主題,張乾琦拍攝的是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生活,而非身在台灣的父母或在奧地利的孩子。「每個人對『家』都有不同的詮釋,台灣、紐約、奧地利對我而言都是家,我在紐約住了很長時間,從1992年開始至今,我一直在拍攝紐約的唐人街。」實際上,從最初記錄紐約唐人街非法移民生活的《唐人街》(China Town),到拍攝越南新娘被販賣到台灣的《囍》(Double Happiness),再到記錄逃離北韓生活的《脫北者》(Escape From North Korea),張乾琦的作品裏從來不乏「家」的元素,只是他鏡頭下的家總是與異鄉人結合在一起,這或多或少與他在台中農村成長、美國工作、移民奧地利的經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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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2年至今,張乾琦一直在拍攝紐約《唐人街》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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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7歲的他,1984年從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教育科目,當地的攝影風氣令他愛上了這種視覺藝術。「其實大學畢業後是打算回台灣的,那時候剛好有報社的實習機會,就這樣留在了美國。」1991年至1994年,他先後在《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和《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擔任攝影記者,期間也開始醞釀創作《唐人街》和拍攝高雄精神病院「龍發堂」的《鏈》(The Chain)這兩個重要的作品。


張乾琦的作品向來帶有人文主義關懷,近年也開始有明顯關注自我的轉變,2014年的短片作品《在路上》(On the Road),就把過去多年拍攝的日常照片,結合周遭環境的聲音,變成一部自傳式紀錄。「其實這個作品某程度上是因為孩子做出來的,我在不同的地方邀請當地媽媽唱搖籃曲,當成是給孩子的禮物。」他曾錯過孩子的出生,也曾多次缺席了家人的團聚,《在路上》是一份溫馨的禮物,也把他牽回到他的家。


攝影之外,張乾琦對聲音也深感興趣,早在2004年拍攝《囍》時,他已開始一邊拍照一邊錄像收音,後來的《脫北者》及去年的錄像作品《非戰之戰》(The War That Never Was),他多次把平面影像與聲音結合成短片作品。「攝影與錄像是不同的思考,聲音讓我多了一個說故事的語言。」平面的影像加上聲音後頓時變得立體,也令影像變得更有生命力,更能喚起觀者情感。正如他拍攝唐人街華人的生活,有了聲音後,相片中所呈現出的異鄉與家的感覺,也變得更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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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展出16位攝影家逾190張相片,圖為意大利攝影家Alex Majoli作品。

《Home》 Magnum Photos攝影群展

時間:即日起至8月27日

地址: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照片由Magnum Photos提供

布拉格之春見證者 Josef Koudelka

“I don’t pretend to be an intellectual or a philosopher. I just look.”——Josef Koudelka

在捷克,如果你喜歡攝影,有兩位Josef一定要認識。第一位是已離世多年的Josef Sudek,這位被譽為布拉格詩人的攝影師終其一生在拍攝布拉格的詩意與靜謐,到訪布拉格時可在Josef Sudek Gallery和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看到他的作品;第二位是今期主角Josef Koudelka,他以拍攝布拉格之春成名,同時也因此要流亡海外。他的鏡頭不以詩意見稱,而是一幅幅歷史畫面的見證。

曾是工程師

Josef Koudelka出生於捷克東部摩拉維亞地區一個小鎮,年少時受攝影啓蒙從而開始這方面興趣,早期拍攝對象主要是家人與朋友。大學時期修讀工程學,期間接觸劇場及藝術活動,拍攝不少攝影作品。1961年,當他大學畢業時,已在布拉格舉辦首次攝影展覽。

或許大家覺得他會順理成章成為攝影師,但事實是他當時依然喜歡工程學,於是畢業後成為一名航空工程師。幸好他在攝影方面的興趣並沒因此而停滯,還常常利用業餘時間為雜誌和劇場拍攝照片,也拍攝很多當地的吉普賽人。在航空工程界打拼幾年,終於在1967年決定成為全職攝影師,這一切,與當時社會的局勢不無關係。

布拉格之春   

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對共產黨的批評不斷,1968年共產黨第一書記杜步切克(Alexander Dubček)為當地人民帶來新希望,不但廢除新聞審閱制度,也逐漸改變共產黨的中央集權。老大哥蘇聯當然不會袖手旁觀,8月20日深夜,二十萬華約軍隊駕著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武裝鎮壓這次布拉格之春改革。當時參與這場運動的,有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有後來成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Josef Koudelka也在現場。

米蘭昆德拉之後寫出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文字控訴那段歷史,而Josef Koudelka來得更直接,用他的鏡頭拍攝下蘇聯的惡行。當時蘇聯控制布拉格,包括當地媒體,他所拍攝的底片更要偷偷運出布拉格,才能交到Magnum Photos將真相公諸於世。當時他害怕遭受報復,於是以匿名發表作品。這些照片引起全球迴響,翌年美國權威新聞組織Overseas Press Club也把Robert Capa Gold Medal頒給這位匿名的捷克攝影師。

流浪的吉普賽人

早於大學時期,Josef Koudelka已系統地拍攝四處流浪的吉普賽人,先是在斯洛伐克,後來更前往羅馬尼亞拍攝,並於1975年發表《GYPSIES》一書。布拉格之春後,Josef Koudelka的命運也無奈像吉普賽人般四海為家。當時國內的處境令他不得不流亡,他先是逃到英國,加入Magnum Photos攝影通訊社,之後為拍攝吉普賽人系列作品而在歐洲各地拍攝。流浪十多年後,他終於在1985年加入法國籍,擺脫無國者身份。儘管如此,流亡多年的他依然繼續漂泊,在不同地方拍攝,並於1988年推出《EXILES》(流亡)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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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鄉別井二十多年後,他1990年首次踏足祖國,此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剛發生天鵝絨革命,並於兩年多後分裂為兩個獨立的國家。事過境遷,當年紀錄布拉格之春的攝影集《Invasion 68: Prague》,後來也順利在捷克出版了。

今天的Josef Koudelka,已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東京宮、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等地舉辦過展覽,是許多人心中的大師與英雄。年屆八十的他,依然忠於自己的內心,仍在孜孜不倦地創作。

美國往事 Bruce Davidson

徠卡名人堂獎(Leica Hall of Fame Award)又添一名新成員,繼Steve McCurryThomas HoepkerJoel Meyerowitz、Gianni Berengo Gardin等著名攝影師之後,今年85歲的美國攝影師Bruce Davidson最近也獲得此殊榮。從事攝影工作大半世紀,拍攝過黑幫、民權運動及地下鐵等題材,他的每一輯作品就如一段美國往事,值得世人回味。

The Dwarf

Bruce Davidson自小已展現出對攝影的觸覺,在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及耶魯大學讀書期間,不斷磨練攝影技巧,畢業後應徵入伍成為通訊兵,在法國服兵役時認識了對他影響頗深的布列松。1958年,他以25歲之齡成為Magnum Photos最年輕的預備會員,翌年成為正式會員。Bruce Davidson向來以充滿人文關懷的寫實攝影見稱,1958年至1961年期間,他拍攝的《The Dwarf》、《Brooklyn Gang》等系列作品奠定了其風格,開始在攝影界嶄露頭角。

Brooklyn Gang

The Dwarf》紀錄了馬戲團侏儒小丑Jimmy Armstrong的故事,《Brooklyn Gang》顧名思義拍攝的是紐約黑幫的生活,都是非常出色的報導攝影。他長時間與這些人相處,慢慢與拍攝對象建立關係,捕捉下許多自然而私密的瞬間。1961年至1965年,他用四年時間拍攝如火如荼的美國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見證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爭,期間也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首個個展。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66年創作的《East 100th Street》,是Bruce Davidson的代表性作品。他用兩年時間在紐約東哈林區的East 100th Street拍攝,這條街主要是拉丁裔及黑人聚居的貧民街區,他每日拜訪不同的家庭,包括父子、情侶、母女、朋友等,拍攝下這些不同膚色不同宗教的人的面孔及生活環境,以及他們的喜悅與憂傷。這些充滿關懷的相片,令人想起Robert Frank拍攝的《The American》,Bruce Davidson同樣以寫實的方法,紀錄了當時的美國社會現狀。

East 100th Street

Bruce Davidson一直在紐約生活及拍攝,對這個城市非常熟悉,除了《East 100th Street》,九十年代時他還用近四年時間拍攝《Central Park》。當然,更多人提起的,或許是《Subway》系列。這是他為數不多的彩色攝影作品,1980年他開始拍攝紐約地下鐵,那時候的塗鴉文化非常流行,地鐵成為了流動的塗鴉牆,他利用塗鴉及環境來凸顯拍攝的人物,人們如何在這狹窄的公共空間相處,又是如何表現自己。Bruce Davidson的照片,成為了這座地下世界的最好見證。

Sub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