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騎士Danny Lyon 記錄美國電單車黨的不羈歲月

今天80歲生日的美國攝影師Danny Lyon,不但影響Nan Goldin等攝影師,他的成名作《The Bikeriders》攝影集更是1969年經典公路電影《逍遙騎士》(Easy Rider)的靈感源泉。

1942年,Danny Lyon生於紐約中產家庭,196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已開始記錄民權運動,拍攝在學校參與種族平等靜坐的Bernie Sanders。1950至1960年代,美國電單車黨方興未艾,年輕人都嚮往擁有一部電單車,當時美國已有正規的電單車協會American Motorcyclist Association(至今仍有),要求會員遵守交通規則及要安裝滅聲器。此外也有一班不遵守規則的電單車黨,成為他人眼中的「不法之徒」(Outlaw Clubs)。

USA. Elkhorn, Wisconsin. 1966. Cal.

Danny Lyon在機緣巧合後認識芝加哥電單車黨The Chicago Outlaw Motorcycle Club會員,及後更成為他們一員。雖然Outlaw成員大多駕駛Harley-Davidson,但這也無阻騎著Triumph電單車的Danny Lyon,與他們建立起親密關係。在1963至1967年間,他與電單車黨成員朝夕相處,全然融入拍攝群體,一同橫穿美國,在公路上馳騁,一齊聚會、賽車,將他們原始而自由的生活方式一一記錄下來。他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叛逆不羈的生活,同時完好刻畫這群人的生存狀態。

在主流傳媒的報導中,Outlaw成員連群結黨,無所事事、放浪形骸,手中總是拿著啤酒瓶,微醺醉駕乃家常便飯,甚至崇尚速度帶來的刺激與危險。他們的不羈本質上是追求自由,而這種擺脫社會束縛的方式,無疑讓他們被貼上反對主流的標籤。在Danny Lyon鏡頭下,他們是活生生的年輕人,他們重視友情、也尊重生命,為逝世的會員扶靈,並非世人印象中的冷酷無情。Danny Lyon將這些照片結集成書《The Bikeriders》,記錄他們特立獨行的生活,或許最後仍無法改變他們的聲名狼藉,至少透過攝影呈現出他們的人性光輝。

《The Bikeriders》是報導攝影領域的典範之作,之後他延續這種拍攝方式,關注社會邊緣人的生活狀態,用一年多時間拍攝德州多間監獄的囚犯,最後集結成攝影集《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ad》。還有拍攝曼哈頓市中心的拆遷的《The Destruction of Lower Manhattan》、記錄黑人民權運動的《Memories of the South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對於後來的新聞報導攝影,均有深遠影響。

圖片來源:Magnum Photos

Today marks the 80th birthday of American photographer Danny Lyon. His famous photobook “The Bikeriders” inspired the classic road film “Easy Rider” in 1969 and influenced photographers such as Larry Clark and Nan Goldin.

Danny Lyon was a member of The Chicago Outlaw Motorcycle Club. From 1963 to 1967, he got along well with the motorcycle outlaws,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ir life. They traverse the United States, partying and racing together. Danny photographed their primitive and free way of life. He deeply felt their rebellious and uninhibited lifestyle and portraye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se people.

Under the lens of Danny Lyon, The Chicago Outlaw members value friendship, respect life, and carry the hearse for the deceased members. They are not ruthless people. Danny Lyon compiled these photos into a book, “The Bikeriders.” Although the book documenting their maverick lives can’t change its notoriety, it shows their humanity through photography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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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是我毒癮的救贖 Antoine d’Agata

大概沒有其他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師如法國人Antoine d’Agata一樣,是個癮君子,而且一吸毒就是四十年!Antoine的生活很狂野,經常與毒販妓女為伍,面對面交談時才發覺他是個很隨和、很真誠的人,只是不說話時顯得有點抑鬱。注射毒品多年,57歲的他坦言身體很差,但每日仍會抽兩包煙,一個多小時的訪問,他先後兩次到後樓梯抽煙,「抽煙令我感到很平靜。」其實攝影何嘗不是如此,30歲時他接觸了攝影,在失焦的人生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攝影與毒品,同樣支撐著他的人生。毒品是種深深的癮,而攝影,就是這種癮的救贖。

Snapseed

救贖出現在他而立之年,但毒癮,早在他十多歲時已種下。成長在1960及1970年代,Antoine深受由法國哲學家Guy Debord創辦的左翼組織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影響,這個組織提倡打破常規、解放自我,那時的他曾參與政治抗爭,十多歲離家出走,在街頭遊蕩,酒精、海洛因、性愛就是他的生活。說出來也難以置信,年少時他曾想成為一名牧師,分擔人們的苦難,沒想到陰差陽錯,自己成為了苦難。

「我曾與不同的社會邊緣人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在柬埔寨時跟一位愛滋病女人渡過一段時間,當生命即將完結、一無所有時,這些人最需要的是陪伴,而非同情或人道主義。」這聽起來很瘋狂,相比起牧師,Antoine以陪伴分擔了這些人最後的苦難。親眼目睹過許多死去的人,也令他明白死亡是避無可避的,「生命不是追求舒適,而是去體驗生活,感受好與壞,感受渴望與害怕。」多年後他抽著香煙重提往事,說這些事情令他感到自己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哪管代價是大腦及身體都幾乎變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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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力量

毒癮無法擺脫,但有救贖,只是三十歲前他與攝影一直無緣,對此亦毫無認識,啟發他前往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學習攝影,源自一次與患有愛滋病的攝影師朋友的墨西哥之旅。「那是他生命中最後一趟旅程,我們相處了幾個月,旅途中他不停地拍攝,是攝影讓他感覺仍生存著。這讓我感受到攝影是如何給了他力量。」

從1983年離開法國周遊列國,前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經歷了常人一輩子也無法體驗的事情,當他拖著疲憊的身軀到紐約,尋找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時,他想到了攝影,於是去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求學。儘管姍姍來遲,可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卻讓他拿起相機後擁有常人缺乏的視野與感受。在那裡他遇上了Larry ClarkNan Goldin這兩位名師,「他們教我要真誠,要在乎拍攝時的感受。」在老師身上他也有所領悟,原來可以這樣來拍攝吸毒及性愛。   

在紐約期間,他曾在馬格蘭編輯部實習,1993年離開紐約後回到故鄉馬賽,期間也放下了攝影。「我其中一位女朋友為我生了兩位女兒,那四年我做過建築工人、調酒師等不同工作,賺錢養家、照顧孩子。」這樣的日子注定不會長久,當他1997年才重拾相機時,妓女、癮君子、露宿者、飽受戰爭蹂躪的人……不同國家的邊緣人,通通成為了攝影集De Mala Noche》(From Bad Night的意思)主角。畢竟,這才是真實的Antoine d’Agata

白天與黑夜的暴力

活在黑暗世界四十年,他自然把犯罪、吸毒、妓女這些主題搬入攝影,「我的作品分為兩種暴力,一種白天一種黑夜。」黑夜的暴力容易理解,其實就是他所經歷的生活,白天的暴力是從上到下的,關於移民、難民、偏遠地區的人,四月份他啟程去孟加拉,拍攝從緬甸逃亡的穆斯林(羅興亞人)。仔細想想,這何嘗不是暴力?「這系列是我攝影的一種平衡,如果只是拍攝night work,現在可能已經死了。」

性與暴力是Larry Clark為人所熟悉的元素,Antoine d’Agata橫空出世後,時常有人將二人相提並論。對Larry Clark來講,這種場面或許是一種紀錄,不過Antoine而言,攝影就是生活。在他看來,過程遠比照片本身更重要,所以他的作品充滿矇矓與動感,構圖也未必很完美——他在乎的是拍攝時的感受。有時他會把相機安放在三腳架上,用time lapse拍攝自己與女人做愛的過程。有時甚至直接把相機交付他人,由別人來拍攝。「我有時會感到迷失,相機令我持續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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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是傳染的媒介

Antoine有許多女朋友,與不同女友育有四個女兒,她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自己也居無定所。他的瘋狂人生,女兒也有所聽聞,已離世的父親生前曾因此很難過,母親相對比較了解他,儘管不接受他吸毒的行為,心底裡仍覺得他是個好孩子。相比起他的作品,世人對他自身故事更有興趣,身為攝影師,我問他會否因此感到尷尬?「我明白大家的好奇心,我的攝影其實就是我的人生,就是關於我與拍攝對象的關係。」

最近,他在黃竹坑畫廊舉辦展覽《Contamination》,展出不同時期拍攝的三十幅彩色及黑白照片,算是一個階段的總結嗎?他直接否認,「不同的展覽可以令更多人思考及質疑攝影甚至是這個世界,我會形容自己的攝影是一種傳染(Contamination)的媒介,傳染大家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他說,過去這些年在世界各地做過逾150個工作坊,學生逾1500人,數十本書籍及大量的小型展覽,這些都是他的「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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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的作品被許多博物館收藏,但他從來不聲稱自己是藝術家,也抗拒主流的攝影方法。2004年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人們對他的抗議聲音一直持續,他也一直身體力行與之對抗。「通訊社許多人以傳統的紀實方式拍攝,但我並不在乎這些所謂攝影的風格,我的作品只是展示了我對世界的理解。」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何不退出呢?「如果你要反抗這個制度,就要在制度裡發聲,在其他地方講,作用不大。當然Magnum有權力開除我,但我不介意,我只做我認為對的事情,也不太介意別人的讚賞與批評。 」

他再次強調,生命只有一次,很想去感受。訪問期間他不斷提起一句話「Too Much is Not Enough」,這是一名妓女跟他說的,「很多人說我的作品很dark,但這些人的生命比我更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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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mination

日期:即日至525日(免費入場)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六1pm7pm(周一及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44號盛德工業大廈8CHARBON art space

PS:作為今年法國文化節《法國五月》(Le French May)活動之一,展覽期間亦特別上演獨腳戲《Odysseia。文本取材自Antoine d’Agata,由法藉資深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Fabrice Michel及法國女演員Julie Garance共同剖析攝影師作品的內心世界。《Odysseia將於510日每晚八時在展覽場地CHARBON上演,法語演出,附英文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