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Klein 遊走時尚與紀實

美國攝影師William Klein是屈指可數在紀實攝影及時尚攝影範疇均取得出色成就的攝影師,他與Robert Frank一同被視為是街頭攝影之父,對攝影界有重要影響力。William Klein日前 (9月10日)逝世,終年96歲。

1928年,他出生於紐約一個貧窮猶太家庭,天資聰穎的他兒時已嶄露頭角,年僅十四歲以進入名校紐約市立學院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修讀社會學。二戰後,美蘇進入冷戰時期,18歲時的他應徵入伍駐紮德國,後來被派至法國。1948年,從軍兩年後退伍,當時他並沒回到美國,而是進入巴黎索邦大學,跟法國畫家Fernand Léger學習繪畫。他對抽象畫和雕塑深感興趣,做過短時間職業畫家後,已成功在米蘭舉辦兩次個展,並開始與建築師Angelo Mangiarotti合作做建築設計。 

1950年代初,他接觸攝影後便迷上這藝術,雖沒受過任何專業訓練,但有紮實藝術根基的他,起初嘗試將繪畫的抽象想法融入攝影,後來發現攝影能記錄真實世界後更為著迷。1954年,《VOGUE》雜誌藝術總監Alexander Liberman在巴黎看見他的動態藝術作品(Kinetic art)後,被他的天賦深深吸引,於是說服他為雜誌擔任攝影師。就這樣,他回到紐約開始攝影生涯。William Klein以大膽、前衛的藝術風格拍攝時尚攝影作品,為時尚拍攝注入街頭活⼒,以人來人往的街道映襯華麗雲裳,將⾼級時裝從攝影棚帶到現實世界中。

在為《VOGUE》雜誌拍攝時尚照片的同時,William Klein也在紐約開始拍攝街頭攝影,相比起其創新(如Light Painting)的時尚影像,他的紀實作品更有一種原始的力量,高反差、粗微粒的黑白照片,有時甚至曝光不準或模糊。1956年,他將照片結集成攝影集《William Klein: Life is Good & Good for You in New York》,隨即在攝影界引起轟動,由於這些影像挑戰傳統攝影的規條,初時曾受到評論家和其他攝影師的批評,後來卻被視為經典。

《New York》一書令他聲名大噪,不但贏得Prix Nadar法國攝影出版物年度大獎之餘,也奠定別樹一幟的攝影風格,影響無數後來者,包括將這種風格發揚光大的森山大道。之後,他還拍攝羅馬、莫斯科及東京等城市,儘管在《VOGUE》雜誌任職攝影師達十年之久,但他從不認為時尚攝影是他的職業,他真正喜歡的,是在羅馬等城市所拍攝的樸實而自然的照片。 

1960年代,他開始嘗試電影創作,在1965年辭去雜誌工作後,將精力更多地投放到電影,拍攝拳王《Muhammad Ali》等近二十部電影及逾250部電視廣告。1980年代,他重回攝影之路,這時他的舊作重新得到世人認可,作品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巴黎龐比度中⼼等重要藝術機構收藏,1995年出版的《New York 1954.55》,更被譽為是二十世紀的重要攝影集之一。

同是畫家的William Klein,另一為人所津津樂道之處,是他在1980年代回顧早期作品時,在菲林底片 (Contact sheet) 上用顏色筆圈出合適的相片。他說一般攝影師只會呈現已挑選好的照片,而底片印樣則可見到攝影師拍攝時的猶豫、失敗及選擇,令人見到相片前後的對比。每位攝影師的挑選方法均不盡相同,而William Klein則直接在底片印樣上繪畫,最後演變成《Painted Contact Sheets》作品(「顯影·書櫃」有售)。

《Painted Contact Sheets》

無獨有偶,尖沙咀f22 foto space近日正舉辦William Klein攝影展《Style/別樹⼀格》,哪想到在展覽開幕前夕, William Klein恰好撒手人寰,這個展覽正是再次認識William Klein作品的好時機。

William Klein《Style/別樹⼀格》 

日期:2022年9⽉15⽇起

時間:11am-7pm (星期⼆⾄日) 

地點:尖沙咀半島酒店商場BW11及13號f22 foto space

紀實攝影  凝視露宿者的生活

社會大眾對露宿者的印象,大抵離不開吸毒、酗酒或沉迷賭博,傳媒往往只關注露宿者數字及貧窮率,或者簡單歸因於房屋政策或貧窮問題。當我們把目光凝視這群無家可歸的人,會發現他們不只是冰冷的統計數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樣充滿有溫度的故事。

光影作坊展覽現場

資深攝影記者高仲明近日舉辦展覽「放逐」,他並非藉此探討所謂貧窮問題,也沒強調任何統計數字。雖然以傳統的紀實攝影手法拍攝,不過展覽的形式卻跳出新聞攝影的思維,在光影作坊的空間裏,用三件裝置作品分別重現他們居住或生活的環境,由卡板、紙皮搭建的「房屋」,就是他們的容身之地,相比起一張圖片一句文字的展覽方式去講述露宿者現狀,這樣的處理手法無疑令觀者更加了解、感受他們所處的環境。

展覽以電腦螢幕或投影機結合緩慢的音樂,用照片講述雄叔、在港出生的尼泊爾人阿Sing及「維園犀利哥」Simon Lee三位露宿者的故事,令觀眾沉浸在他們的世界,而他們再不是面目模糊的個案,而是能牽動觀者情緒的露宿者。

在旺角一條小巷,由帆布及木塊支撐的帳篷,就是雄叔的安身之所。

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越趨嚴重,關於露宿者、劏房甚至籠屋的報道,早已屢見不鮮,每位攝影記者或多或少有接觸過這類題材。高仲明與露宿者的相遇緣於2014年,當時他原本到旺角小巷拍攝外國塗鴉藝術家的圖片故事,因緣結識居於小巷的露宿者雄叔。「雖然他長期露宿街頭,但他居住的地方非常整潔,還把小巷打掃得井然有序。」雄叔與一般的露宿者不同,身患癌症的他,寧願自食其力做清潔工,也不願拿綜援。在往後的相處中,二人逐漸成為朋友,高仲明開始定期記錄他的生活,雄叔也慢慢談及他的過去。

雄叔年輕時曾經風光過,他曾吸毒及入獄,有過兩段婚姻,無奈都以妻離子散告終,最後淪落街頭。雄叔是高仲明的樹洞,令他可以抒發情感,「雄叔知道我情緒低落,很懂得關心人,2014年正值雨傘運動,我去旺角拍攝時,他會提醒我工作時要小心,這令我很感動。」不久後,雄叔逐漸消瘦、病情也急轉直下,當高仲明翌日再去找他時,雄叔已氣絕身亡。雄叔曾留下遺願,希望能重見仔女,高仲明在社交網絡尋回他失聯的家人,並拍攝雄叔出殯的畫面。


高仲明曾多次探望及拍攝雄叔,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與雄叔到旺角街頭拍攝。

高仲明說,要進入露宿者的世界殊不容易,其實他們也渴望被人關懷及了解,他透過長時間與雄叔的相處,令照片有出色的紀實效果。高仲明的影像向來比較陰沉,這系列雄叔的照片不見煽情或強烈的視覺衝擊,反而有一種溫柔的凝視,去記錄雄叔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時光,令人動容。拍攝期間,雄叔及攝影成為他的精神支柱,也為照片賦予另一層意義。展覽以「放逐」為名,表面上是在講述被放逐的露宿者,然而這些露宿者居住的地方,也是高仲明的放逐之地。

在世人眼中,露宿或許是被社會放逐的結果,是無奈之下的委曲求全,當走近他們的生活後,才發現情況並不總是如此。患有癌症的雄叔,晚年曾獲發公屋,但他面對着家中白牆,反而覺得不習慣,短住過後重返街頭,他覺得這裏才是他的歸宿,希望有人幫他「收屍」。展覽另一位主角維園犀利哥,很多傳媒曾報道他的故事,他讀過大學、曾過中產生活,有感工作沒有意義才選擇露宿街頭,之後更帶領導賞團,向人介紹他的露宿人生。展覽「放逐」雖然聚焦露宿者的故事,某程度上卻擴闊我們對無家者的想像,「露宿者未必是因為行差踏錯,才導致最後淪落街頭。」

雄叔的遺照

放逐

日期:即日至5月30日

時間:11am-1pm、2pm-6pm (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JCCAC L2-02光影作坊

預約參觀:form.jotform.com/211150388972458

圖片由《壹週刊》及高仲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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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見於果籽

Mary Ellen Mark 攝影是持續的關注 

“Photograph the world as it is. Nothing’s more interesting than reality.”

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當初成立的初衷是紀念國際女權運動,同時慶祝婦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範疇的貢獻及成就。一百多年過後,女性的整體地位及權利雖然有所提升,但在許多國家地區,女性仍面臨悲慘的命運,美國攝影師Mary Ellen Mark(1940-2015)則以紀實的鏡頭長期關注社會邊緣人物,包括印度孟買紅燈區的妓女。

Mary Ellen Mark出版過逾二十本攝影集,不僅在人像攝影、商業攝影及電影劇照取得成就,她的多元化照片堪稱紀實攝影的典範之作。

在賓夕凡尼亞大學修讀藝術的她,22歲時才開始認真拍攝,畢業後拿到獎學金到土耳其進行為期一年的拍攝計劃,並將沿途的所見所聞結集成書,造就她的首本攝影集《Passport》(1974年)。Mark形容自己是屬於街頭的攝影師,她十分喜歡旅行,尤其對印度情有獨鍾。1969年,她首次踏足印度時,已被當地的獨特文化深深吸引,不論是衣著打扮、宗教文化還是馬戲團,均令她感到有種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當時她在孟買紅燈區Falkland Road眼見妓女的悲慘生活,那種不幸與苦難令她萌生拍攝念頭,然而當她嘗試拍攝照片時,卻遭受當地人的謾罵甚至攻擊,令她無從下手。回到美國後,她一直念茲在茲,終於在1978年重返印度,這次她決定全力以赴,即使同樣在Falkland Road受到凌辱,她仍堅持每日前往,久而久之,有些妓女開始對她的堅持感到驚訝,當初的排斥也慢慢變為接受。

身為女性,Mark更容易進入她們的世界拍攝,在三個月的相處中,妓女們不僅允許她進入房間拍攝,後來習慣她的鏡頭存在,連化妝、裸體甚至與嫖客做愛的過程也被一一記錄下來。這些照片充滿震撼,從中可見妓女們身處的惡劣環境,也捕捉她們的孤獨與無奈。1981年,她將照片輯錄成《Falkland Road》,揭露出這群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妓女的悲哀。雖然這本書面世至今四十年,也引起國際關注,但當地女性一旦無法脫離貧困,像Falkland Road這樣的紅燈區依然會存在,而這在全世界只是冰山一角。

A contortionist with her puppy sweety at the Great Raj Kamal Circus in Upleta, India, in 1989.

對Mark而言,攝影是持之以恆的關注,她喜歡重返熟悉的地方拍攝,這樣不僅能更易地與被攝者打開隔膜,自己也覺得更舒服,令拍攝過程更順利。之後她多次回到印度,先用三個月時間拍攝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蘭修女,之後在1990年以半年時間拍攝十八個馬戲團,在攝影集《Indian Circus》中,她不僅進入馬戲團的帳篷後台,拍攝正在熟睡的小女孩們;她還特別拍攝人與動物的關係,那幅大象捲著男子頸部的相片,更成為她的標誌性作品之一。

Ram Prakash Singh With His Elephant Shyama, India, 1990.

Mark對社會邊緣人格外有興趣,希望透過鏡頭令更多人知道他們的存在,她曾在俄勒岡州拍攝精神病患者(《Ward 81》)、在加州拍攝流離失所的家庭,更廣為人知的,是1983年在西雅圖拍攝青少年的《Streetwise》。當時她為《Life》雜誌拍攝離家出走的街頭青少年,認識一位十四歲的女孩Erin Blackwell(暱稱Tiny),當時的Tiny已是一名妓女。

Tiny, Halloween, Seattle, 1983.

Mark拜訪她的家,說服Tiny及家人,從而展開逾三十年的拍攝計劃。Tiny十六歲已懷孕,後來共生育十個孩子,Mark多年來一直跟隨拍攝她的生活,以黑白影像真誠地記錄她的堅強與低落。她的丈夫Martin Bell將Tiny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Streetwise》,獲得1985年奧斯卡提名,後來在2016年將多年拍攝的片段輯錄成另一套紀錄片《Tiny: Streetwise Revisited》。

Tiny with her dogs Bean and Khloe, 2014  

Mary Ellen Mark的照片真實而直接,透過持續關注的影像,訴說一個個觸動人心的故事,她的毅力及拍攝手法,同樣值得後來者景仰。

·原文見於SpillHK

·相片來源:http://www.maryellenm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