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es Aldridge的作品帶有些許超現實主義，也常常被人與另一攝影師Guy Bourdin相提並論，遭遇也竟然很類似，二人母親均被父親拋棄，這殘酷真相也似乎一直縈繞攝影師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iles Aldridge照片中的模特兒只有芭比娃娃的華麗，沒有絲毫微笑表情，背後是他的社會的諷刺，也是對自身成長的無形控訴。爸爸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有了情婦，12歲時最後更離開家人，全靠單親媽媽獨力養大幾個孩子。攝影師印象中的媽媽，是個不停煮飯做家務照顧孩子、沒有表情的母親。他將攝影的場景設置在廚房超市或遊樂場，其實正是來自媽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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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Alan Aldridge雖是負心漢，但身為插畫師的他也對兒子的美學觀念也很重要。Alan曾經為The Beatles及Elton John等傳奇音樂人製造唱片封套，兒時的Miles跟隨父親腳步，在聖馬丁學習插畫。後來偶然機會下，英國《Vogue》雜誌刊登了他拍攝模特兒女友的照片，才令他萌生成為時尚攝影師的念頭。現在的他為《Numero》、《GQ》、《Harper’s Bazzar》等雜誌拍攝，與意大利版《Vogue》更合作無間，作品更被倫敦V&A博物館及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等重要美術館永久收藏。
USA. New York City. 1999. American photographer Elliott ERWITT.
踏入2018年狗年，就來看看大師眼中的狗狗相片吧。
Elliott Erwitt二十年前曾推出過一本叫《Dog Dogs》的攝影集，收錄由1950年代至90年代近500幅狗狗的黑白相片，在在顯示出他對小狗的喜愛。當時他是這樣形容這本書的：“This is not a book of dog pictures but of dogs in pictures.”
看法國攝影師Jacques Henri Lartigue的照片，幾乎每張有人或者物件飛在半空中，充滿動感，很自然令人想起另一法國攝影大師Henri Cartier-Bresson在1950年代提出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在這個理論影響後世之前，Lartigue早已純熟地運用了幾十年。大概很少攝影師像他這樣，7歲已經開始拍攝，但到69歲時作品才為世人所認識，迅速奠定在攝影界的地位。
Lartigue爸爸是金融大亨，看他早期拍攝的照片，大概與當下的富二代一樣，不是車、飛機、就是女人。生於1894年，七歲的他已自學成才拿起相機咔嚓咔嚓，以玩票性質拍攝家人與朋友跑跑跳跳放風箏的動感畫面。長大後的他成為了一名畫家，反而攝影一直的業餘，但也許正是如此，他的照片看起來十分輕鬆好玩，也記錄下20世紀初上流社會的生活場景：野餐、游水、飛機、賽車、體育比賽以及巴黎的時尚女性等。他如此描寫自己的攝影：“I have never taken a picture for any other reason than that at that moment it made me happy to do so.”
玩足近80年攝影，Lartigue的一生拍攝超過10萬張照片，不過絕大多數都被他自己收藏了起來，只是偶爾刊登在報紙雜誌上。儘管他的朋友圈中有畫家畢加索等，但在攝影界其實也只是默默無聞。如果不是經朋友將他介紹給Museum of Modern Art（MoMA）攝影部總監John Szarkowski，他或許會像成為另一個Vivian Maier，一個死後作品才被公開的女保姆。雖然當時Lartigue已69歲，但姍姍來遲也好過就此埋沒，MoMA很快為他舉辦個展，獨特風格旋即引起很大迴響，1963年《Life》雜誌也刊登過許多他的攝影作品。
年近七十才舉辦首個展覽，或許有人覺得他是大器晚成，事實上他很快與另一攝影大師Richard Avedon合作，推出攝影集《Diary of a Century》。之後在70年代更曾為法國總統Valery拍攝官方照片及在羅浮宮舉辦個人回顧展，忽然間Lartigue成為了法國炙手可熱的名字，許多雜誌紛紛向他招徠。1979年，在他逝世前7年，他將自己畢生拍攝的菲林及相機收藏捐贈給法國政府，是法國首位生前就將作品捐給國家的攝影師。
這令人想起電視劇《天與地》裏，Joe Junior的金句“This city is dying”，如溫水煮蛙般，所有東西正慢慢衰亡。「最近一年我經常見到食環署人員及清潔工人在清潔後巷，但即使一個月內被清潔，之後還是會出現，因為根本不夠空間。」Michael一矢中的，觀塘後巷「美化」一個月後，雜物、車輛果然又出現在後巷裏。別人眼中骯髒有異味的後巷，在他看來卻處處精采。「我對他們如何使用空間非常感興趣，清潔工人用不同方式來晾曬衣服、手套、拖把，這些都是日常生活文化，而手套、拖把、衣架、彩帶看似雜亂，卻又拼湊出美麗的幾何圖案。」
他舉例德國法國有租金管制，租金平均每年可能只有1%升幅，但香港卻是每年加15%甚至更多，他本身也深受其害。「我這裏的租金兩年加了30%，但相比這區已不算貴，東主很好人，還讓我講價少收2%。」租金越貴也罷，但換來的卻是居住空間越小。Michael有一輯拍攝香港建築物的作品叫《Architecture of Density》，拍攝時他故意裁掉天空和水平線，畫面上盡是密密麻麻的房屋，大廈間沒有間隔，呈現出生活空間的壓迫感。「我拍攝的不只是建築物，也是大城市的隱喻。」在這唯利是圖的社會，小店小市民不正正承受着生活的壓迫感嗎？但除了逆來順受又可以怎麼辦，這值得香港人深思。
時尚攝影總是風花雪月高高在上？對美國攝影師Steven Meisel來講，還是一種宣言。他鏡頭下的模特兒從不缺乏華麗服飾，可他的影像裡還多了一份對社會事件的回應。他說Obviously I feel that fashion is totally racist，不平則要鳴，他以一輯輯照片挑戰社會的既有價值觀，黑人女性、恐怖主義、女性整容⋯⋯他鏡頭下的時尚攝影沒有堅離地的距離感，而是用講故事的攝影手法去描述一個現象或文化，含蓄卻有力量，讓人過目難忘。
Steven Meisel最初並非攝影師，而是一名插畫師，同時兼職在設計學院教插畫。儘管當時他很仰慕Irving Penn、Bert Stern等攝影師，卻從未幻想踏足時尚攝影這行業。1970年代，時尚雜誌還流行用插畫做封面，他輾轉到《Women’s Wear Daily》做插畫師，平時也利用閒暇時間拍攝模特兒的試鏡照片，後來成為著名女演員的Phoebe Cates正是其一，當年她帶着Steven Meisel拍攝的照片去《Seventeen》雜誌試鏡，卻想不到造就了攝影師與雜誌社的合作。
成名於1980年代，1984年麥當娜第二張專輯《Like a Virgin》的封面照片，正是出自Steven Meisel之手，之後長久地為美國及意大利版的《Vogue》攝影，與美國版主編Anna Wintour、意大利版主編Franca Sozzani這兩位時尚女魔頭合作無間，多年來拍攝過無數封面。在時尚圈打滾多年，見盡行業內的光怪陸離，他用自己最擅長的東西去針砭時弊。2005年的《Makeover Madness》及2008年的《Black Beauty》（又稱Black Issue），諷刺的是時尚行業多年來對美的固有看法，前者以一系列整容的時尚照片，呈現出時尚圈所認為的美其實並非自然的，而且往往會造成傷害；後者正正控訴時尚圈長久以來都是白人模特兒壟斷的局面，他找來四位黑人模特兒拍攝封面及收錄百多張照片，以影像做出最有力的控訴，這一期也是據悉也是最暢銷的一期。
不但如此，面對社會的荒謬，Steven Meisel同樣以影像作無聲控訴。2006年九月號的《Vogue》，諷刺美國在恐怖主義的陰霾下，進入草木皆兵的狀態，其中作為弱勢的女性，更是受到不合理的檢視。他鏡頭下《State of Emergency》系列作品，模特兒被全副武裝的警察拖走搜身甚至毆打，這系列照片當時也引起好大迴響。2007年的《Make Love Not War》系列，則是通過美好的生活畫面與戰爭形成強烈對比，藉此呼籲停止伊拉克戰爭。
時尚攝影總是風花雪月高高在上？對美國攝影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