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經典攝影集《The Decisive Moment》再版

如果只可擁有一本攝影集,你會選擇哪一本?相信很多人的答案會是已故攝影師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 的著作《The Decisive Moment》(決定性瞬間)。

1952年推出的法文版《Images à la sauvette》,同年美國出版社推出英文版《The Decisive Moment》。

原著在1952年推出,收錄布列松過去20年在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埃及、印度、中國、巴基斯坦、伊朗等地拍攝的照片,周遊列國的他見證多個國家的政權交替與動盪時刻,以充滿人文主義的鏡頭記錄不同人的生活。

書中的照片構圖精緻、畫面中的元素動靜皆宜,充滿故事性;攝影師面對苦難不刻意渲染,有時卻能捕捉驚鴻一瞥的瞬間,正如他1932年的名作《Behind the Gare Saint-Lazare》,更成為他捕捉決定性瞬間風格的標誌。他的照片與攝影理論,至今持續影響幾個世代的攝影師,因此《The Decisive Moment》一書也被喻為紀實攝影界的聖經。


作為二十世紀的偉大攝影家,同時也是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的創辦人之一, 布列松的影響力無庸置疑,加上攝影集封面由著名畫家馬諦斯(Henri Matisse)創作,《The Decisive Moment》可謂攝影史上的一冊鉅作。而他與馬諦斯的忘年之交,最後成就經典的封面插畫。

二戰期間,布列松為法國共產黨晚報《CE SOIR》拍攝照片,1940年曾被德國納粹俘虜,囚禁近三年。1943年,35歲的他成功逃離德國魔爪後,加入一個幫助囚犯的地下組織。當時有出版商邀請布列松拍攝多位作家及藝術家,當中就有年逾七旬的畫家馬諦斯。


1944年,布列松曾數次造訪馬諦斯位於法國南部阿爾卑斯省的別墅,那時的馬諦斯在完成手術後,大部份時間均臥床不起,布列松就這樣靜靜地與他相處,為他拍攝照片。布列松自小已對繪畫產生濃厚興趣,在1930年代轉向新聞攝影之前,他曾師從法國立體派藝術家Andre Lhote學畫。他曾大膽地向馬諦斯展示他的一幅水粉畫,卻被畫家的諷刺回答逗笑了:「我的火柴盒也不及你的畫更讓我心煩。」

時間來到1952年,當布列松向馬諦斯展示他第一本作品集的樣書,當時馬諦斯已82歲高齡,視力衰退,他仍主動提出為攝影集創作封面,由多款剪紙圖案拼貼而成,成為最廣為人知的攝影集封面之一,這本書也可謂見證二人深厚的友誼。


其實攝影集最初的法文版名稱是《Images à la sauvette》意思是匆忙拍攝的影像,同年美國出版社推出英文版,才首次提出「The Decisive Moment」這個表述,如今反而成為決定性瞬間的代名詞。

原著早已絕版多年,去年布列松基金會 (Fondation Henri Cartier-Bresson) 推出復刻版同名攝影集,推出較小尺寸的版本 (176 x 237 mm),不僅完整復刻1952年由紐約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出版的攝影集內容,還附上法國策展人及布列松基金會館長Clément Chéroux撰寫的文章,剖析此書的歷史故事。

《The Decisive Moment》2024年再版攝影集,香港攝影書店 顯影堂 有售。

Robert Doisneau 捕捉巴黎的動感與魅力

巴黎是很多攝影師的靈感,布列松、Robert Doisneau和Willy Ronis某程度上代表二戰後的巴黎攝影,還有Brassai、Ilse BingEd van der Elsken和Izis Bidermanas等攝影師,共同為巴黎的浪漫及活力留下見證。今天是法國攝影師Robert Doisneau(1912.4.14-1994.4.1)的110歲冥壽,齊來翻閱他近半世紀的巴黎時光。

Robert Doisneau的名字總是與布列松相提並論,身為二十世紀法國攝影界的代表人物,Doisneau與布列松都以紀實攝影為人所認識,然而風格及題材上卻不盡相同。周遊列國的布列松關切世界,經常穿梭世界各地拍攝當地人的生存狀況;Doisneau則一生以他所居住的巴黎為主要拍攝對象,在日常生活中捕捉風趣幽默的瞬間。

布列松在1947年成立馬格蘭通訊社(Magnum Photos)後,曾邀請他加入通訊社,Doisneau明白自己的根在巴黎,並不嚮往國際性的拍攝任務,因此婉拒布列松的邀請,繼續留在Rapho Agency,終其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花都拍攝,至今遺下45萬張菲林底片。2012年4月14日是他的百歲誕辰,Google Doodle用他的四幅巴黎照片來紀念他,可見他在法國攝影界乃至二十世紀攝影史的重要地位。

畢業於工藝學校的Doisneau,最初學習的是雕刻及平版印刷,畢業後在廣告公司負責寫字及製圖,後來才慢慢轉向他的業餘興趣——攝影,及後曾擔任法國藝術家André Vigneau助手。1934年,他成為雷諾車廠的攝影師,拍攝工廠的流水線、汽車零件及廣告照片,可惜由於經常遲到,他在1939年遭到解僱。他後來回憶說,這段歲月既標誌著他攝影師生涯的開始,也象徵著他青年時代的結束。

之後他加入攝影通訊社Rapho Agency,直至二戰爆發後被徵召入伍,擔任士兵和攝影師,因傷緣故僅服役至1940年。在巴黎淪陷後,他利用自己的製圖及刻字技術,在這段時間為法國抵抗軍偽造文件,同時以製作明信片謀生。二戰結束後,Doisneau曾被《Vogue》雜誌聘為時尚攝影師,他把模特兒從攝影棚帶到街頭,拍攝出不一樣的時尚照片。

1950年代可說是Doisneau的巔峰時期,很多著名照片都是在這段時間拍攝,包括那幅最廣為人知的《市政廳前之吻》《Le Baiser de l’Hôtel de Ville, 1950》,這幅作品現在幾乎已成為浪漫巴黎的代名詞。當年他在巴黎街頭見到一對擁吻的情侶卻來不及捕捉,於是邀請他們再次擺出親吻姿態。兩位從事戲劇工作的情侶於是再次進行「演繹」,造就這幅浪漫經典的照片,可惜他們在九個月後分開了。  

Robert Doisneau的鏡頭拍攝巴黎人的生活百態,即使在平凡的日常裏,他也總能發掘出耐人尋味的瞬間,用快門捕捉那轉瞬即逝的幽默與歡樂,例如用手擋住相機的小女孩、倒立而行的男孩們、還有人們從橋上一躍跳進塞納河……他的照片也記錄巴黎的街頭巷尾,彷彿正在觀看一齣齣靜態的法國電影,這段時間他也出版多本關於巴黎的照片,也令他幾乎與花都畫上等號。

在風靡的1950年代過後,隨著攝影畫刊銷量下降以及電視的普及,雜誌和報社的拍攝工作越來越少,他轉而拍攝商業和廣告攝影,但他仍堅持拍攝巴黎的風情,只是這些照片不及在1950年代時那般大受歡迎。不過無可否認的是,Robert Doisneau的照片的確為上世紀巴黎的魅力,留下最動人的視覺記錄。

圖片來源:https://www.robert-doisneau.com/en/portfo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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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hu Rai 捕捉多元印度

I want an image that says many things—— Raghu Rai 

印度攝影大師Raghu Rai(洛古雷)年輕時曾在布列松引薦下加入Magnum Photos,是圖片社裡屈指可數的亞洲人。Raghu Rai的鏡頭聚焦印度的人生百態,他非常注重細節及善於捕捉畫面,所拍攝的照片層次非常豐富,展現出多元文化的印度社會。現年78歲的他年輕時曾做過工程師,23歲開始投身攝影工作,多年來共出版過逾30本攝影集。在他半世紀的攝影生涯中,曾拍攝過戰爭、政治、社會等議題,最為人所知的攝影作品包括年邁的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 in Her Prayer, Kolkata, 1995

德蘭修女生於巴爾幹國家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Skopje),當時屬奧斯曼帝國,1929年她來到印度,後加入印度籍,一生主要為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所以有「加爾各答的天使」之稱。這張照片正是在加爾各答拍攝,由印度著名攝影師Raghu Rai操刀,修女雙手合十緊貼臉部進行禱告。攝影師原本在修女後面拍攝,見她正在禱告便行到前面拍攝。事後攝影師向修女告解,修女笑說是神的旨意。

2014年,他曾現身香港國際攝影節在太古坊ArtistTree舉辦的《微光中的印度:洛古雷攝影展》展覽現場,展覽共展出100張Raghu Rai的黑白及彩色照片,他一身黑色衣服加紅色圍巾仿似聖人,從容地回答記者提問。

Traffic at Chawri Bazar, Delhi, 1964

是什麼原因令你堅持拍攝這麼多年?而且一直堅持拍攝印度題材? 

印度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有喜馬拉雅山、沙漠、山谷等不同的面貌,有不同的宗教和語言,不同地區的人也有多不同的故事,有很多事情都是值得紀錄的。大自然和生命每分每秒都在變化,即使你窮盡一生去拍攝,又能拍攝其中的多少呢? 

什麼情況下你會按下快門? 

以前有採訪任務時,是我的報社或編輯安排我去拍攝題材。現在我的經驗是,當我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場景時,那個場景似乎會告訴我,來吧,按下快門吧。 

你經常在訪問中提及達顯(Darshan)一詞,它所指的是一種什麼境界? 

Darshan是印地語裡簡單說就是看見,但不只是看見全部,而是指體驗整個情境。現在網上有各式各樣的知識,你可以隨時知道不同資訊,但很多東西只有你真正經歷過,才是你自己的。 

攝影之外,有何興趣呢? 

我喜歡大自然、聽古典音樂,也非常喜歡小孩子。我有三個孫子,他們眼中的純潔,令人感到年輕及活力。

1970年代的美國 靜態版公路片

儘管彩色影像誕生已逾百年,但今時今日,當我們討論彩色攝影時,仍狹義地定義為一張彩色照片。1976年,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彩色攝影展,開始改變世人對彩色攝影的偏見。展覽被認為是彩色攝影的分水嶺,提升攝影媒介的藝術地位,令其成為一種備受認同的藝術形式,而Eggleston也被譽為彩色攝影先驅。


相片由Eggleston Artistic Trust及David Zwirner畫廊提供。

轉化平凡日常 時代感覺載體

說起Eggleston,還是不難避免地談到他對彩色攝影的貢獻。雖然彩色更接近事物原貌,但攝影界一直以黑白攝影為正宗,Eggleston最初也是從黑白攝影開始,當時他受布列松及Robert Frank的作品影響,曾用徠卡相機拍攝過一系列黑白照片。1960年代中期,他開始嘗試拍攝彩色照片,1969年,當MoMA攝影部總監John Szarkowski看到他的彩色作品時,已為之驚訝,這也為後來的展覽埋下伏筆。

「藝術家展示的視角,今天看來或許平凡無奇,但在那時是很前衞和特殊的。當時很多畫家利用彩色照片或寶麗來當成畫素描的工具,Eggleston的出現令人知道彩色攝影並非附屬品,是有其獨有的地位及意義。」中環卓納畫廊高級總監許宇如是說。

南部城市陽光普照,令加油站、汽車及可口可樂標誌的顏色更鮮艷。

縱使當時已有不少攝影師開始拍攝彩色照片,但甚少能真正找到彩色攝影的語言,Eggleston的作品不是對黑白攝影的反叛,亦非引人注目的廣告照片,而是一種時代感覺的載體,他透過生動飽和的畫面,將美國南部城市的平凡日常,轉化為一種充滿時代感的影像。

Eggleston對色彩的領悟,也與他的成長息息相關,生於田納西州,兒時跟隨父母搬至密西西比州,南部城市常年陽光明媚,一切景色看起來都是顏色鮮艷,無形中令他對色彩有特別感覺,而他在南部拍攝的照片,作品亦有較高的飽和度。他鏡頭下盡是平常的生活畫面,如汽車、廣告牌、街道、房屋等,有時在空曠的背景下,以明快色彩呈現出恍如超現實的畫面;有時則將不同色塊元素組織在同一畫面,帶來強烈的視覺效果。

開車拍攝 窺見不同階層

1970年代,Eggleston嘗試各種相機及不同規格菲林,還率先將中片幅、大片幅結合彩色菲林拍攝,令作品呈現出質感豐富的細節。卓納畫廊最近舉辦William Eggleston同名展覽,作為藝術家在大中華地區的首次個展,展出他在1970年代拍攝的中畫幅與大畫幅攝影作品。畫廊現場不見他的紅色天花板、三輪車等標誌性作品,更多是他在孟菲斯街頭拍攝的生活片段,路燈、餐廳、加油站、汽車以及在當地邂逅的居民。

美國被喻為車輪上的國家,汽車文化是美國人生活方式的一部份。Eggleston身為一名汽車收藏家,汽車在其相片中更扮演重要角色,他的作品也可視為靜態版的美國公路片。「他時常開車到不同城市和州分拍攝,大部份作品都是隨着汽車的移動而拍攝的,令人感受到車輪衍生出來的時代感。」許宇說。在這些照片中,可窺見美國不同階層的經濟狀況,透過不同商店的外觀、汽車與路牌、加油站的可口可樂標誌等,呈現出當時美國人的物質生活。

William Eggleston

日期:即日至10月17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 5-6樓卓納畫廊

相片由Eggleston Artistic Trust及David Zwirner畫廊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跨藝術攝影家——布列松

愈是著名的攝影師愈難介紹,一來是害怕言不盡意,無法在短短的文字裡呈現其精彩的一生;再者也因為攝影師本身已非常著名,感覺已沒有再介紹的必要。2013年,有緣在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看過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展覽,看到他在攝影以外的創作,包括他早年與晚年的素描、所拍攝的電影以及當演員的電影片段,對他稍微有多點認識,覺得或可談談這位大師,從攝影、素描、電影等方面,建構他完整的一生。

攝影

布列松生於一個富有的紡織家庭,是五兄妹中的老大,讀書時期已對藝術深感興趣,既喜歡攝影,也經常到劇院、博物館及音樂會,而家裡十分支持他各方面的興趣。1930年,他前往科特迪瓦 、喀麥隆、多哥等非洲國家拍攝,回來後他前往法國南部,擁有人生第一部Leica相機,並很快在1932年於紐約Julien Levy Gallery舉辦首次展覽。不久後,他結識Robert Capa,一位開始嶄露頭角的戰地攝影師,布列松也因為他而更堅定地走上新聞攝影之路,先是拍攝西班牙內戰,二戰期間為法國共產黨晚報《CE SOIR》拍攝照片,期間被德國納粹俘虜,囚禁近三年。

1947年,他和Robert Capa等人成立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為紀實攝影奠下重要基礎,1952年的著作《The Decisive Moment》,更被譽為紀實攝影的聖經。戰後至1970年,他繼續在世界各地旅行及進行新聞攝影,拍攝過甘地的葬禮,甚至成為冷戰後第一位進入蘇聯的西方記者。1948至1949年,他在中國停留十個月,期間在《LIfe》、《Paris Match》等雜誌發表在中國所見所聞。雖然時值國共內戰時期,但在這些照片不見戰爭煙硝,反而突顯出大時代之下的人間煙火。

1970年代,他辭去Magnum Photos的職務,逐漸放棄攝影報道,更專注在人像和風景攝影。布列松一生偏愛黑白攝影,因為他覺得彩色照片太不自然(但亦拍攝過),且彩色菲林比黑白菲林需要更長的曝光。他說,彩色照片是一種紀錄手段,不是一種藝術表達。

電影

布列松說,電影教他如何去觀察,不僅可接觸更多的觀眾,而且敘事和傳達信息也更有力量。1935年,他在美國跟隨攝影師及導演Paul Strand拍攝紀錄片時,學識基本的電影技能。翌年回到法國時,他希望成為德國默片大師Georg Wilhelm Pabst或西班牙導演Luis Bunuel的助手,可惜未能成功,最後他成為法國導演Jean Renoir助手,合作拍攝《Life Belongs to Us,1936》、《A Day in the Country,1936》和《The Rules of the Game,1939》,並在三部電影分別擔任簡單角色。

1937年,他拍攝首部講述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Return to Life》,之後再拍攝兩部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紀錄片——《With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in Spain,1937》和《Spain Will Live,1938》。之後在1945年,他又拍攝一部講述戰爭囚犯歸家的故事《The Return》。

繪畫

布列松的叔父是畫家,兒時曾跟隨叔父短暫學過油畫,當時他受後印象派畫家塞尚影響,同時間也接觸超現實主義,創做過拼貼作品。20歲時他就讀私人藝術學院,跟隨法國雕刻家、立體主義畫家Andre Lhote學習畫畫。他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深感興趣,不過在1930年從非洲回到法國後,反而將更多的熱情投放在攝影上,逐漸放下畫畫這興趣,直至1972年,他才重拾畫畫樂趣,並於三年後在紐約Carlton Gallery舉辦首個素描畫展。他說,Photography is an Immediate Action, Drawing is Meditation.。   

·照片@Fondation Henri Cartier-Bresson / Magnum Photos

「阿凡達」與「變裝皇后」 Martin Parr鏡頭下的牛津大學

作為首屈一指的頂尖學府,牛津大學給人的典型印象總是很嚴肅,以為學生們只懂得「狂讀書、寫論文」?其實他們的生活哲學是「work hard, play even harder」。現年67歲的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以他一向風趣的鏡頭,還原牛津莘莘學子們幽默的一面。

踏足f22 foto space觀賞展覽前,我一直好奇,Martin Parr與牛津大學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究竟是如何演變成同名書籍與展覽的?早於十九世紀,英國攝影先驅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已拍攝牛津大學建築,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ies)早幾年籌款收藏該批作品時,身為攝影書籍收藏家的Martin Parr亦有份支持。逾一個半世紀後,圖書館負責人Richard Ovenden邀請Martin Parr拍攝校園生活,呈現不一樣的牛津面貌。

2015年的牛津劍橋賽艇比賽,一名觀眾將面部塗上象徵牛津大學的藍色。

別開生面划艇比賽

談及牛津大學,腦海中浮現出古老建築的畫面,其實它不僅有驕人的學術成就,還有豐富有趣的傳統。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Martin Parr穿梭校園每一處角落,捕捉學生與不同崗位人物的生活日常。一般的課堂照片、開學儀式、學院宴會及畢業照等固然有,最有趣是學院的不同傳統。在Wadham College舉辦的Queerfest活動上,男士們化身「變裝皇后」,飲酒跳舞玩得不亦樂乎。學校自1970年代起有一個名為「Trashing」的活動,當學生們完成最後考試時,便會互噴香檳及泡沫慶祝,現場恍如嘉年華,雖然校方對此活動不甚滿意,但學生們卻置若罔聞,繼續盡情玩樂,可見牛津學子們及時行樂的精神。

The Bedels officiate at University events, and are drawn from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the town. 2015.

最著名的傳統,當然是有190年歷史的牛津劍橋賽艇比賽,每年在泰晤士河舉辦時,都引來大量群眾觀看,一名觀眾將面部塗上象徵牛津大學的藍色,令人想起電影《阿凡達》。另一邊廂,牛津大學學院之間每年亦舉辦「Summer Eights」划艇比賽,玩法非常獨特,不同賽艇前後出發,如果後面賽艇撞到前面艇隻,就可在翌日比賽取代其排位,最後冠軍隊的艇手更會被拋落河。更有趣是,原來牛津大學裏有許多特別崗位,在典禮時捧持儀杖的人員(Bedel),令人聯想起《魔戒》裏甘道夫的法杖;許多學院都有養龜,因此衍生養龜人的身份,每年學院之間還會舉辦烏龜比賽。

被畢業帽的帽穗遮住眼睛的人,是很典型的Martin Parr照片。

顛覆嚴肅 捕捉日常

五年前,Martin Parr曾在香港舉辦展覽「Hong Kong Parr」,顧名思義是他鏡頭下的港式生活場景,這些照片乍眼望去平平無奇,當仔細觀賞時,卻又能發現畫面中的趣味點,牛津大學的照片某程度延續這種風格。阿凡達式的藍面人、派對上的變裝皇后、被畢業帽的帽穗遮住眼睛的人、名為小貓的狗隻……完全顛覆牛津大學嚴肅觀感,其實他們也是普通而真實的人。

或許有人會覺得Martin Parr的照片不外如是,實際上他一直是位有爭議性的人物,當他在1994年加入著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時,曾引來許多其他會員的非議之聲,幸好最後仍以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並在2013至2017年間擔任主席。攝影大師布列松看完他的展覽曾說:「You are from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lanet to me」,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不過對Martin Parr而言,紀實攝影不一定要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亦不一定烽火連天或千鈞一髮的場景才值得拍攝,他更喜歡將鏡頭聚焦在瑣碎之事,這些畫面看似隨意卻又充滿詼諧, 而且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就如這系列牛津大學的照片。他或未能像布列松一樣拍攝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他捕捉的每一個畫面,往往帶有獨特看法,同樣值得觀者思考。

Martin Parr: Oxford

日期:即日至2020年2月15日

時間:2p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灣仔摩理臣山道70-74號凱利商業大廈5樓f22 foto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

土耳其攝影師Ara Güler逝世 享年九十歲

土耳其Magnum Photos攝影師Ara Güler的照片,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說,構成了許多人對伊斯坦堡及土耳其的想像。

ARA 22.tif
ARA 22.tif

一生在亞非歐洲及中東拍攝,可Ara Güler最愛的仍是伊斯坦堡,為這座城市捕捉了豐富而詩意的瞬間。Ara是帕慕克最喜歡的攝影師,因他紀錄了最美好的伊斯坦堡。上週(1017日),這位有「The Eye of Instanbul」之稱的土耳其攝影師逝世,享年九十歲。

生於1928年,Ara Güler父母是亞美尼亞人,父親與藝術界朋友相熟,年少的他想成為一名劇作家,及後才轉向攝影。1950年,22歲的他一邊在伊斯坦堡大學修讀經濟學,一邊在當地的Yeni Istanbul報社擔任攝影記者,及後轉職到另一間報社Hürriyet。1958年,美國雜誌公司Time Life在土耳其開設分部,他成為該地區的第一位近東攝影記者,開始走向國際之路,為英國的《The Sunday Times》及德國的《Stern》雜誌工作。

服完兵役後,1961年,他成為Hayat雜誌社攝影部門負責人,繼續攝影師生涯。同一年,他在巴黎認識了布列松及Marc Riboud,並接受他們的邀請成為Magnum Photos一分子,當時通訊社只有十多位攝影師。1960年代,他在肯亞、印度、中亞等地方拍攝任務,1970年代他拍攝了畢加索、達利等藝術家,以及邱吉爾、甘地等政治家。然而, 要說他最令人記得的照片,仍是1950及1960年代拍攝的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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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開始,伊斯坦堡開始興建新廣場及大樓,許多歷史建築被拆除,Ara Güler的照片留住這座城市的美好時光。街頭與店舖、碼頭與郵輪、馬車與電車、白天與黑夜,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霧氣縈繞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餘暉,他鏡頭下的伊斯坦堡有種淡淡的鄉愁,同時又是充滿詩意的。

他說一座城市的靈魂,是人們的生活與記憶,以及周遭的環境,Ara Güler為他們一一留下珍貴影像,是伊斯坦堡的視覺歷史學家(Visual Historian)。

 

(一)Martin Parr 彩色紀實攝影的實踐

看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的作品,色調鮮豔飽滿、鏡頭畫面看似隨意卻又充滿詼諧,同時帶有諷刺味道,令人忍俊不禁。相比起其他Magnum Photos攝影師,他沒有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而是在遊人如織的景區拍攝旅遊景點的人生百態。他或許未能像Robert Capa般拍攝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他捕捉的每一個畫面,往往帶有獨特看法,同樣也值得觀者去反思。

 

1952年,Martin Parr生於倫敦東南部的Surrey County,在業餘攝影師爺爺的耳濡目染下,小時候的他希望成為一名紀實攝影師。懷著這樣的夢想,1970年至1973年期間,他進入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前稱Manchester Polytechnic)學習攝影,並於畢業後不久正式成為一名職業攝影師。

最初他以黑白攝影為主,早期的作品集《Bad Weather》(1982年)便是以黑白菲林拍攝,後來他受美國新彩色攝影(New Color Photography)運動影響(尤其是William Eggleston),轉而在1984年開始將彩色手法帶入紀實攝影。兩年後,他推出一本彩色攝影集《LAST RESORT》,這些作品與傳統的彩色照片截然不同,色彩濃烈之餘又帶有俗媚的感覺,在當時也被批評為低俗。 

GB. England. New Brighton. From ‘The Last Resort’. 1983-85.

然而Martin Parr卻不以為然,他覺得紀實是一種很主觀的東西,攝影師所呈現的畫面與真相有時並不是同一回事。他或許不及通訊社其他攝影師般充滿使命感,踏上戰場揭示戰爭的殘酷與無情,但他認為自己也在拍攝世界的真實面貌,他只是用自己的形式去表達想法,去呈現他主觀的紀實。雖然身為Magnum Photos攝影通訊社攝影師(後來還成為主席),但世人對他這位「異類」攝影師一直不乏爭議,當他仍是Magnum見習生時已有反對聲音,然而在1994年倫敦會議上,他還是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成為通訊社成員。

儘管如此,爭議與批評並未隨之而去,1995年他在位於巴黎國家攝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Photographie)舉辦展覽,當時布列松看完展覽後,更形容他是來自不同的星球。Martin Parr看似隨意詼諧的攝影手法,固然缺乏布列松的那種浪漫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作品沒有深度,他只是以獨特的色彩和構圖,去呈現他心目中的紀實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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