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Classic Photo

（編按：謝三泰(1958)是台灣資深攝影記者、紀實攝影師，1987年在《自立晚報》開始攝影記者生涯，之後曾任職《黑白新聞周刊》、《新台灣周刊》等，曾出版《勞動尊嚴》、《走拍台灣》、《鹹水煙》和《火燒島：流麻溝十五號》等多本攝影集。

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兩天，他被公司派往北京採訪，在天安門廣場上拍攝了四十天，及後報社因安全理由迫使他返回台灣，因此六四當日他並沒身處現場。三十載過後，謝三泰在2019年出版《吼叫一九八九》，將埋藏多年的照片重現眼前。「顯影」得到謝三泰老師首肯授權，刊登序文及部份圖片。）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杯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1989年亞銀年會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沒有網路通訊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鐘，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

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全，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哪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棉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空間擠了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學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唳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回台灣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三十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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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攝影有超過百年歷史，但直至1970年代，彩色攝影作為藝術創作才開始廣泛被接受。1976年，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出的一個彩色攝影展開始改變了人們對彩色攝影的偏見。展覽被認為是彩色攝影的分水嶺，象徵著彩色攝影得到藝術界的承認，作為展覽的主角，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自然也奠定了他在現代彩色攝影的先鋒地位。

 

彩色緣起

早於20世紀初，法國發明家兄弟LUMIERE已發明了彩色底片，不過出來的彩色效果並不自然。1935年，KODAK公司研發初柯達彩色菲林，推動彩色攝影再走一步。儘管彩色更接近事物原貌，但攝影家們一直以黑白攝影為正宗，所以彩色攝影在藝術領域依然難佔一席位，到1950年代依然是黑白攝影的天下。開始出現變化是1960年代，當時Ernst Haas、William Eggleston已嘗試拍攝彩色照片，但多數情況下，彩色菲林只是旅行或一些特定情形下才會拍攝，作為創作的攝影師可謂寥寥可數，畢竟彩色菲林價錢更貴，感光度卻更低。1970年代彩色攝影技術成熟，彩色菲林價錢便宜，感光度也增高了，美國攝影界也開始重新認識、評價彩色在攝影中的表現，但要到1980年代，彩色攝影才成為主流。

彩色探索

最初，William Eggleston也是從黑白攝影開始，小時候喜歡彈琴畫畫的他，大學時期逐漸對攝影感興趣，當時他頗受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及Robert Frank的作品影響，於是拿著朋友送他的LEICA相機，拍攝了一系列黑白照片。1960年代中期，他開始嘗試拍攝彩色照片，與另一重要攝影師William Christenberry一同探索彩色攝影。當時彩色正片菲林（Transparency Film）已很流行，沖印出來的效果也相當理想，當1969年MoMA攝影部主任John Szarkowski看到他的彩色作品時已為之驚訝，並遊說MoMA買下他的作品。1973年，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發現了轉染法（Dye Transfer），這種沖印方法可加強照片的色彩，他用這種方法來沖印自己的照片，效果非常出色。這種方法造就他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品，例如1973年沖印的《The Red Ceiling》，紅色的天花非常有力量及有感染力，照片翌年更被美國搖滾樂隊BIG STAR用作專輯《Radio City》的封面。

 

彩色創作

生於美國南部田納西州，William Eggleston兒時跟隨父母搬至密西西比州，長期在陽光明媚的南部成長，無形中令他對色彩有特別感覺，拍攝場景主要也是在美國南部。他的鏡頭所拍攝的都是很平常的畫面，汽車、路牌、小旅館及一些很生活化的片段。有時是在空曠的背景下，以明快的色彩來凸顯現實的空虛；有時他會將不同的色塊組織在一起，帶來強烈的視覺效果。他對彩色的世界非常感興趣，覺得色彩是一種時代感覺的載體，也紀錄了時代的變化。儘管如此，當時像Ansel Adams及Robert Frank等著名攝影家都對彩色攝影不以為然，直至1976年，MoMA舉辦了William Eggleston的彩色攝影個展，一改業界對彩色攝影的偏見。與此同時，Stephen Shore、Joel Sternfeld、John Pfahl、Jan Groover等攝影師也以彩色攝影進行創作，一同掀起了彩色攝影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