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atles經典唱片《Abbey Road》是如何拍攝的?

1969年9月26日,The Beatles發佈專輯《Abbey Road》,這是首張沒有在專輯封面寫上樂隊及專輯名字的唱片,四人在斑馬線的照片更成為搖滾樂史上的經典。

專輯封面由蘇格蘭攝影師Iain Macmillan操刀,他曾為小野洋子拍攝展覽,後來經她認識John Lennon,後者邀請他為專輯拍攝照片。由於The Beatles在位於倫敦Abbey Road的EMI Studios完成大部分的錄音工作,所以他們決定以這條街道來命名這張專輯,照片也在Abbey Road的斑馬線拍攝。

最初兩張照片裏的Paul McCarthy穿著涼鞋,動作也不一致。
第三、第四張相片後面的紅色巴士及汽車太搶眼,步伐同樣不一致。

拍攝時間是同年8月8日中午,其實是為了避開熱情的歌迷,因為歌迷們知道The Beatles通常下午兩三點才會出現在錄音室。由於要在馬路中間拍攝,當日還有一名警察管制交通,攝影師站在馬路中間的梯子上,在短短約十分鐘的時間,共拍攝六張照片。

John Lennon、Ringo Starr、 Paul McCartney及George Harrison四人往斑馬線左右兩個方向分別走過三次,最初兩張照片裏的Paul McCartney穿著涼鞋,第三、第四張相片後面的紅色巴士太搶眼,其他的照片也總會出現行人,或者步伐不一致,最終他們選擇動作一致的第五張照片,作為第十一張專輯的封面,在這張照片中,赤腳的Paul手中正拿著香煙。

第五張(圖左)最完美,成為《Abbey Road》專輯封面。

拍攝完專輯封面後,攝影師以Abbey Road路牌作為專輯的Back Cover,當他按下快門時,剛好有位身穿藍色裙的女生經過入鏡,據悉攝影師當時很生氣,但最後仍挑選這張照片。翌年,The Beatles解散,《Abbey Road》被許多歌迷視為最後一張專輯,因為《Let It Be》在樂隊解散後才發行,錄製時間也比《Abbey Road》更早。

1993年,攝影師再次回到Abbey Road的斑馬線,拍攝牽著牧羊犬的Paul McCartney,再結合1969年拍攝的照片進行數碼合成,作為其《Paul is Live》的專輯封面,專輯名稱似乎也在回應「Paul is dead」的都市傳聞。

1993年,攝影師以《Abbey Road》為靈感進行二次創作,作為《Paul is Live》的專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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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攝影天堂 170年歷史中環街市的前世今生

有逾170年歷史的香港中環街市,在停止運作18年後,終於在2021年8月23日開幕試業。回想當年,這裏曾是攝影愛好者的天堂,像何藩鍾文略邱良、麥烽、趙羨藻等攝影家都曾在中環街市的水磨石樓梯取景。這篇文章藉著他們的照片,來重溫中環街市的前世今生。

保育與活化是香港近年發展的熱門話題,由美利樓、舊大澳警署、雷生春到美荷樓,有重建有完整保留,有褒也有貶, 當中不可避免都涉及建築物的歷史及文化價值。這對中環街市絕對有前車之鑑的作用,作為香港目前屈指可數包豪斯風格的建築物,中環街市從風光一時走向停用,之後更曾一度面臨清拆威脅,幸好最後政府懸崖勒馬將其剔出勾地表。定下活化方案後,社會上對中環街市保留的程度也議論紛紛,眼見同為包豪斯風格的前灣仔街市變得面目全非,不願中環街市步其後塵的聲音也愈來愈強。當我們討論如何保育一座建築物時,自然不能忽視其歷史意義,而中環街市的前世與今生,正好見證香港的歷史發展,極具保育意義。

何藩 《三點九・中環街市》,1950及1960年代,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前世

中環街市位於皇后大道中與德輔道中之間,東、西兩側分別是域多利皇后街與租庇利街。它是香港現代化街市的先驅,在同一座建築物裡,有魚檔肉檔,也有生果蔬菜。中環街市曾是東南亞最大型的肉類市場,當年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和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均有到訪。當然,要了解中環街市的歷史意義,更應追溯至它的前身--誕生於 1842 年的廣州市場(Canton Bazzar),以及前中環街市時期的歷史。

1842年,英軍登陸香港翌年,在中環海旁一帶(即現時中環街市一段的皇后大道中)有不少華人攤販聚集,他們多來自廣州, 因此便有廣州市場之稱。據悉街市曾短暫遷往皇后大道東,約1850年改名為中環街市(Central Market),並遷至現址。1858年,第一代中環街市重建而成,及後在1895年,政府將街市建成一座更優雅的大理石建築。建築樓高三層,中央設有塔式建築,屬維多利亞式房屋設計,於1937年拆卸。1938 年,中環街市再次重建,並於翌年啟用。

何藩 《穩》,1950及1960年代,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當時包浩斯(Bauhaus)建築風格非常流行,像中環街市和灣仔街市都以這個風格建造。中環街市樓高四層,一至三樓是街市,可容納超過200戶攤檔,頂層是職員宿舍及辦公室。街市呈長方形,樑柱採用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建成,角位略圓,特色是以簡單的橫向線條及實用功能為主,設計平實,沒有多餘的裝飾,只有一排排的玻璃窗。建築物中央是長方形中庭,和玻璃窗一樣可加強天然光線及空氣流通,亦可改善人的流動。整個中環街市由當時的工務司署(Public Works Department)負責設計,從街市的功能出發,是建築師吳永順所說的Form Follows Function,所以當時也被視為是最先進的街市。

日軍佔領時期,中環街市曾被改為「中央市場」,這個名字直至1993年,仍見於德輔道中的入口。1967 年,當時的港督戴麟趾曾前來參觀這個東南亞最大的肉類市場,而街市的重要性也吸引另一位總督葛量洪到訪,成為一時佳話。1990年代,隨著中環填海計劃完成及高樓大廈陸續建成,中環街市一帶成為高樓林立的商業金融區,住宅區逐漸向半山遷移。1994年,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啟用後,中環街市上層被改為中環購物廊,並作為恆生銀行總行大廈及行人天橋的連接點。儘管有電梯連接中環至半山,不過街市的使用率仍持續下降,最終於2003年,中環街市完成其使命,正式停止運作,只有德輔道中與租庇利街的兩間公廁持續開放。

關閉後,政府初期有意將中環街市的地皮用作私人發展,將街市拆建成新的商業大廈,並將地皮列入勾地表(即申請售賣土地表)。作為匯聚中西文化及中環歷史發展的見證,中環街市在1990年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但三級歷史建築並不受《古物及古蹟條例》所保護,仍會面臨改建甚至拆除的命運。

鍾文略,1960年代,圖片由F22 Foto Space提供。

今生

2005年,香港建築師學會發表《中環街市之歷史及建築研究》報告,分析中環街市的設計風格、歷史意義、建築價值等,希望保留這座建築物。吳永順當時也在香港建築師學會, 他說當時還未有天星皇后碼頭事件,社會的保育意識並不強, 社會上普遍認為像西港城那種風格的才值得保留。「灣仔街市和中環街市都體現包浩斯形式源於功能的精神。可惜,即使有專業人士建議保留,政府也未必聽你意見,當時另一包浩斯建築物灣仔街市,也已賣給地產商華人置業。」

得悉香港唯一包浩斯建築風格的建築物將面臨清拆命運, 包浩斯發源地的德國對事件也十分關注,德國駐港總領事館向政府表達保留中環街市的立場。2007年,發展局成立,將文物保育納入規程,加上天星皇后碼頭事件後,社會的保育意識及訴求與日俱增,於是政府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保育中環的計劃,希望將中環街市打造成「城市綠洲」,並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由市區重建局進行保育及活化。

在中環街市活化前,市建局將只有數間店舖的中環購物廊近一半的空間開闢為綠洲藝廊(Oasis Gallery),作為中環的休憩及藝術展覽空間,而另外大半的空間則被圍上圍板。綠洲藝廊會不定期舉辦展覽, 也曾是香港本地設計節Detour的活動場地。另外,市建局亦邀請李惠珍、李志清及黃照達三位藝術家,為中環街市外牆加入漫畫元素。

定下保育計劃後,市區重建局邀來中文大學建築學院院長何培斌教授研究中環街市的建築及保育價值。何教授是研究宗教建築史的專家,多年來一直研究香港的建築保育,像灣仔動漫基地(已改名為茂羅街7號)、北角油街實現、中環PMQ及大坑虎豹別墅的保育工作均有參與,有些是文物影響評估(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有些是設計研究或做工程,中環街市前期的評估工作正是由何教授負責。

趙羨藻,1966年。

2011年,何教授帶領團隊做了三四個月研究,從建築及社會的角度,評估對中環街市的影響,究竟哪些一定要保留、哪些又不一定要保存。「我們進去每層都看,很多攤檔都是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像外牆、橫向窗戶、水磨石樓梯等這些定義特徵元素(Character Defining Elements)一定不能改,不然就沒有以前街市的回憶。」

雖然中環街市不是很漂亮的建築物, 但何教授認為街市代表那個時期建築的風格,有歷史價值,是值得保留。他同時又指出,當建築物失去其原本作用時,便不一定要保存所有部份。「中環街市已做過幾次改動,部份建築甚至已消失,屋頂也曾加建過,如果改動能給建築帶來新生命,又不影響我們認為重要的部份,我認為是可行的。」

雖說如此,但早於2009年之前,已有不少民間保育團體呼籲完整保留中環街市,覺得舊建築不應該加入新元素,最起碼不應該破壞舊有建築面貌,因為中環街市是僅有的當代包浩斯風格建築。它作為有逾170年歷史的街市,見證整個社區的變遷,日佔時期被日軍改名也見證歷史事件,更與附近的中區警署建築形成文化建築群。面對社會訴求,市建局展開諮詢工作。

何教授說,保育有兩種方法,一種是top down,由政府由上而下去做;一種是bottom up,由社會發聲,究竟我們要什麼。「中環街市是介於兩者之間,是市建局籌劃一個bottom up的過程,藍屋也是,我覺得這個方案很好,因為這個建築有很多人使用,也有很大的社會價值。他們思考在如何用這個建築時,不是以自己想法出發,而是大家一起去想。」

邱良,《媽姐》,1963年,照片由攝影畫報提供。

曇花一現的建築方案

吳永順也有參與提供中環街市的設計方案,據他表示,市建局從十多個計劃書中選出四個,然後做公眾諮詢,問大家希望街市將來有什麼用途,最後他所在的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AGC Degign Ltd)的漂浮綠洲(Urban Floating Oasis)設計得到最多市民支持。他說,漂浮綠洲的設計較多互動、創意成份也較多。

「大家覺得中環街市應有多些綠色空間,但到我們真正研究結構時,發覺這有一定難度,因為樹、泥土、水都有重量,原有建築物的結構無法支撐這些東西,就算在原有的建築物上種樹,也需要將舊有結構加固。當結構要加固時,我們也想有創意成份,希望既能保留舊建築物,像外牆、橫向窗戶、 長方形中庭、水磨石樓梯及部份攤檔等定義特徵元素都會保留,也會加入新元素,所以最後我們拿走最頂那層,利用懸臂式結構去加高,讓加建上去的綠洲看起來像浮起來,這樣21世紀與20世紀新舊建築之間的空間感覺也有對話。」

決定漂浮綠洲計劃後, 市建局再拿去招標, 最後還是選擇吳永順的建築公司。「當時市建局要求落標時與外國公司合作,於是我們找來日本建築大師磯崎新(Arata Isozaki),他將我們原本設計變得更簡化,讓整個建築的風格及定位更清晰。」

簡單化後的設計方案,看起來像一個裝在玻璃箱裡的綠洲,在四周都是高樓大廈的中環,可以作為城市的呼吸空間。中西區關注組發言人羅雅寧也認同中環街市應該活化為公共空間,但她認為設計的高度遠遠超過規劃署設定的高度限制(即四層或現有高度,後來城規會放寬高度限制),是有違規劃原意的。「整個設計破壞街市原本的建築,將街市貶低為漂浮綠洲的一個基地,裡面的大多數攤檔也沒有得到保留,沒有尊重街市的歷史。」

麥烽,1960年代。

結果,談論多年的漂浮綠洲計劃,最終並沒有出現,中環街市的外觀大致上保留。裏面據悉有1,000平方米的公共空間,以及連接中區至半山自動扶梯的24小時行人通道及公共洗手間。

市區重建局在2021年初公布,中環街市活化項目的營運合約,將由華懋集團旗下的公司營運,為期十年,預計2021年第三季開始首階段營運。何教授則指出,街市在所有國家都是最好、最活躍的社區中心,它的社區價值是無法代替的,如何讓新的中環街市維持舊有的那種氣氛,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原文見於2013年《號外》雜誌,再作修改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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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標誌照片 跨過「柏林圍牆」的歷史時刻

1961年8月13日,柏林圍牆開始興建,長達167.8公里的邊防設施,為的只是阻止東德人奔向自由的西德。

兩天後,19歲的東德士兵Conrad Schumann在東德邊界巡邏時,目睹一位東德的年輕女士向邊界另一端的媽媽送上生日花束,這一幕令他感觸良多。中午時分,西德那邊出現一群高呼著自由的示威者,東德邊境隨即出現更多拿著刺刀步槍的士兵,不知所措而不想開槍的Conrad Schumann,萌生出離開的念頭。初時的邊界不是堅固的石牆,只是簡單的帶刺鐵絲網,趁其他東德士兵不為意時,他稍微按下鐵絲網,當時有西德人叫喊著他跳過去,在一念之間,他迅速起跑,靈巧地跨過鐵絲網,身上的衝鋒槍也掉在地上,一架在旁等候的西德警車隨即將他接走,整個過程僅短短數秒。

這個精采的畫面恰好被漢堡圖片社Contiepress攝影師Peter Leibing定格下來。Peter Leibing與東德士兵年紀相若,他自小已學懂攝影,當時年僅20歲的他,已開始為圖片社拍攝照片。他得悉興建柏林圍牆後,立即從漢堡趕到柏林,當時他見到不斷抽煙的東德士兵看起來很緊張,已開始注意他的一舉一動,然後來到東德士兵的對面。一個多小時後,他成功捕捉士兵躍過鐵絲網的瞬間,這幅《Leap into Freedom》獲得當年Overseas Press Club的年度最佳照片,也成為冷戰時期其中一張最標誌性的相片。

《Leap into Freedom》

Conrad Schumann被塑造成首位跨過柏林圍牆的東德士兵,在接下來的近三十年間,還有逾五千人以他為榜樣(被逮捕及槍殺的也為數不少),成功逃到西德。雖然這一跳躍令他獲得自由,然而也令他陷入孤立及寂寞的景況。他只能透過書信與家人聯絡,東德的秘密警察Stasi也在追捕他,希望他回國認罪。最初他曾以酒精為慰藉,後來在遠離東德的巴伐利亞州安頓,還結婚生子,在奧迪的組裝工廠工作27年。1989年,柏林圍牆開始拆除,他回到家鄉與家人團聚,才首次感到真正的自由。

兩德統一之後,Conrad Schumann曾受邀參加過訪談會,分享當年跨越邊境的感受。然而,並非所有人均認同他的做法,即便東德已不復存在,仍有人認為他當年疏忽職守而不歡迎他,覺得他是背叛者。他內心的孤獨及憂鬱,也沒有在大庭廣眾下真情流露,1998年6月20日,患有抑鬱症的他在家中附近的樹林自縊身亡。對Conrad Schumann而言,他的一生大概更像悲劇,《Leap into Freedom》這張廣為流傳的照片雖然為他帶來名氣,但他卻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利益。這張照片家喻戶曉的原因並非因為他,而是影像背後所象徵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而他恰好是出現在照片中的人而已。

憑藉這張照片成名的Peter Leibing,之後回到漢堡為當地的報紙擔任攝影師及圖片編輯,並在2008年與世長辭,終年67歲。他逝世後,照片的版權由其遺孀Ruth Leibing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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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Lennon私人攝影師   Bob Gruen捕捉搖滾名人的親密瞬間

說起John Lennon與小野洋子的照片,1981年《Rolling Stone》雜誌封面的親吻造型無疑是經典。若想了解二人生活瞬間的畫面,大概只能在紐約攝影師Bob Gruen的鏡頭裏尋覓。作為他們的私人攝影師,Bob很自然地捕捉這對傳奇夫妻在舞台之下的平凡日常,至今恰好半世紀。

現年76歲的Bob Gruen,早在1960年代已開始拍攝音樂演出。1965年,民謠歌手Bob Dylan在一年一度的民謠節Newport Folk Festival演唱,當時這位忠實粉絲還專門找來一張攝影通行證,為了只是近距離拍攝偶像。也是從那時開始,他專注拍攝音樂演出及搖滾人像,有次他跟朋友去看美國雙人組合Ike & Tina Turner的演出,他們很喜歡Bob拍攝的照片,於是將他介紹給出版商認識,而出版商看過他的作品又向MCA Records推薦,當時唱片公司剛簽下前往美國發展的Elton John,於是找他為這位英倫新人拍照。Bob Gruen多年後回憶說,那時的他很幸運,每次拍攝總會遇見不同的人,而這些人往往再邀請他拍攝其他工作,情況就如滾雪球一樣。


Yoko Ono and John Lennon holding flowers by a tree in Central Park, NYC. April 2, 1973.

在其逾五十年攝影生涯中,曾拍攝過The Rolling Stone、David Bowie、Aerosmith、貓王及麥當娜等搖滾名人,當中尤其以John Lennon夫婦的故事最為人所津津樂道。1971年,二人移居紐約,居住的公寓恰好就在Bob家中附近。在一次演出活動中,Bob曾拍攝二人的演出,並將照片送到他們家中,不過當時並未見面。小野洋子後來表示,雖然曾有無數人與他們合照,但二人從未見過這些照片,所以當她收到Bob拍攝的照片時,覺得十分驚喜。

1972年,搖滾作者Henry Edwards在《The Photography of Rock》一書中接觸Bob Gruen的照片,覺得十分喜歡,當時他正在籌備美國搖滾樂隊Elephant’s Memory的故事,他們是John Lennon及小野洋子演出時的樂隊,因此也採訪二人,並邀請Bob為這對名人夫婦拍照。Bob Gruen後來在訪問中回憶說,當時在走廊準備進入房間時,他緊張得全身顫抖,這也是許多其他攝影師都會出現的情況,結果令二人也覺得很緊張。

John Lennon and Yoko Ono at Butterfly Studios

然而不同的是,Bob深呼吸後進入房間,故作鎮定地與他們閒話家常,在和諧的氣氛下,二人也覺得非常輕鬆,結果拍攝的照片,也顯得較為自在。不僅如此,小野洋子還把他當成朋友,Bob很快與二人變得熟稔,成為他們的私人攝影師,拍攝許多二人在台前幕後的照片,包括他們相處的親密瞬間,John Lennon還向他開心展示抱起兒子的瞬間,可見他們之間關係不淺,小野洋子對他的照片也是讚不絕口。

John Lennon, Yoko Ono and Sean Lennon at the Dakota building, NYC. December 12, 1975.

John Lennon及小野洋子的照片固然令Bob Gruen的名字在搖滾世界廣為人知,當時他還跟隨Sex Pistols、New York Dolls、Ramones及Patti Smith等音樂人進行巡迴演出,尤其是拍攝Sex Pistols低音結他手Sid Vicious的照片,更被選為英國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選為上世紀「100 people of the 100 years」,而挑選這張照片的人,正是David Bowie。

Sid Vicious of The Sex Pistols in San Antonio, TX. January 1978

這張Sid Vicious吃熱狗的照片,攝於1978年,當時Bob原本只打算在亞特蘭大拍攝這支年輕英倫龐克搖滾樂隊,卻被經理人邀請登上巡迴演出的巴士,跟隨樂隊進行十天的拍攝,一共拍攝七十卷菲林,將演出途中的大小事情記錄下來。可惜回到紐約後不久,就傳來Sex Pistols解散的消息,這些照片頓時變得乏人問津,而Sid Vicious也在翌年因過量吸毒身亡,年僅21歲。直至1986年,由Gary Oldman主要的電影《Sid and Nancy》上演,他在戲中扮演的Sid Vicious獲得很高評價,Bob Gruen當年拍攝的照片隨即變得十分受歡迎,成為二十世紀英倫搖滾最標誌性的照片之一。

·圖片來自Bob Gruen官方網站 

·原文見於SpillHK

《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 紐約街頭的甜蜜戀人

今天(5月24日)是傳奇詩人、歌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ob Dylan八十歲生日,他的音樂生涯橫跨六十年,2011年及2018年更曾到香港舉辦演唱會。

多年來,為他掌鏡的攝影師多不勝數,在他初出道時,Daniel Kramer 、Ted Russell及Don Hunstein等攝影師都為他留過倩影,之所以特別提及Don Hunstein,全因《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面照片正是由他操刀。在這張專輯裡,有1960年代的代表歌曲《Blowin’ in the Wind》,它影響了無數後來的音樂人。

享年88歲的Don Hunstein(1928-2017)是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攝影師,在其逾三十多年攝影生涯裡,曾拍攝無數著名音樂人,如Miles Davis、Johnny Cash及Billie Holiday等,當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自然要提Bob Dylan的唱片封套照片。

1963年2月一個寒風凜冽的下午,紐約泥濘的街道兩旁停滿汽車,焦點落在一對年輕情侶身上——Bob Dylan及女友Suze Rotolo。雖然Bob Dylan年輕時曾以憤世嫉俗的形象為人所知,不過在這張照片裡,卻是甜蜜的戀人角色,穿著啡色外套的他與女友挽手走在寒冷的街頭,相互依偎。

Don Hunstein讓二人從遠處慢慢走回來,在短時間內拍攝出滿意畫面,並選擇其中一張作為《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套照片,這亦成為1960年代流行文化其中一張最為人熟悉的畫面。

復活節有感 21世紀的耶穌

當耶穌遇上攝影,會是甚麼模樣?正值復活節假期,正好來談美國時尚攝影師David LaChapelle這輯現代「耶穌」照片。

2003年,他見到有人身穿寫有「Jesus is my Homeboy」字句的T-shirt,深受感動的他萌生創作的念頭,如果耶穌來到21世紀,他會有怎樣的門徒?宗教題材向來是他的重要靈感源泉,最經典當然是Michael Jackson扮演的天使,而這系列作品同樣結合時尚與藝術元素,用現代手法重新演繹《聖經》裏的場景,包括五餅二魚、最後的晚餐、寶訓(sermon)及恩膏(anointing)等六幅作品,相片的門徒是流浪漢、妓女及毒販等,他們才是攝影師眼中耶穌在21世紀的門徒。David LaChapelle被喻為「攝影界的費里尼」,他以一向浮誇怪誕的風格,向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提出批判。2008年,這輯作品曾在瑞士一間教堂展出,當「現代耶穌」遇上教堂,應該是個頗有趣的展覽。

What will Jesus look like if he appeared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Easter holiday reminds me of the “Jesus” series by American fashion photographer David LaChapelle. He saw someone wearing a T-shirt written with the words “Jesus is My Homeboy” in 2003, which prompted the idea of Jesus came to the 21st century.

Religious themes have always been essential inspirations for David LaChapelle. One of the most iconic artworks is the “American Jesus: Archangel Michael Jackson.” The Jesus is My Homeboy series also combines fashion and artistic elements to reinterpret the scenes in the “Bible” with contemporary expressions, including Loaves and Fishes, Last Supper, Sermon, Anointing, etc. 

David LaChapelle has always been ostentatious and grotesque to criticize the consumerist society. To the photographer, the homeless, prostitutes, and the poor people are the disciples of Jesus in 21st-century.

攝影師網站:http://home.davidlachapel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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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藝術攝影家——布列松

愈是著名的攝影師愈難介紹,一來是害怕言不盡意,無法在短短的文字裡呈現其精彩的一生;再者也因為攝影師本身已非常著名,感覺已沒有再介紹的必要。2013年,有緣在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看過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展覽,看到他在攝影以外的創作,包括他早年與晚年的素描、所拍攝的電影以及當演員的電影片段,對他稍微有多點認識,覺得或可談談這位大師,從攝影、素描、電影等方面,建構他完整的一生。

攝影

布列松生於一個富有的紡織家庭,是五兄妹中的老大,讀書時期已對藝術深感興趣,既喜歡攝影,也經常到劇院、博物館及音樂會,而家裡十分支持他各方面的興趣。1930年,他前往科特迪瓦 、喀麥隆、多哥等非洲國家拍攝,回來後他前往法國南部,擁有人生第一部Leica相機,並很快在1932年於紐約Julien Levy Gallery舉辦首次展覽。不久後,他結識Robert Capa,一位開始嶄露頭角的戰地攝影師,布列松也因為他而更堅定地走上新聞攝影之路,先是拍攝西班牙內戰,二戰期間為法國共產黨晚報《CE SOIR》拍攝照片,期間被德國納粹俘虜,囚禁近三年。

1947年,他和Robert Capa等人成立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為紀實攝影奠下重要基礎,1952年的著作《The Decisive Moment》,更被譽為紀實攝影的聖經。戰後至1970年,他繼續在世界各地旅行及進行新聞攝影,拍攝過甘地的葬禮,甚至成為冷戰後第一位進入蘇聯的西方記者。1948至1949年,他在中國停留十個月,期間在《LIfe》、《Paris Match》等雜誌發表在中國所見所聞。雖然時值國共內戰時期,但在這些照片不見戰爭煙硝,反而突顯出大時代之下的人間煙火。

1970年代,他辭去Magnum Photos的職務,逐漸放棄攝影報道,更專注在人像和風景攝影。布列松一生偏愛黑白攝影,因為他覺得彩色照片太不自然(但亦拍攝過),且彩色菲林比黑白菲林需要更長的曝光。他說,彩色照片是一種紀錄手段,不是一種藝術表達。

電影

布列松說,電影教他如何去觀察,不僅可接觸更多的觀眾,而且敘事和傳達信息也更有力量。1935年,他在美國跟隨攝影師及導演Paul Strand拍攝紀錄片時,學識基本的電影技能。翌年回到法國時,他希望成為德國默片大師Georg Wilhelm Pabst或西班牙導演Luis Bunuel的助手,可惜未能成功,最後他成為法國導演Jean Renoir助手,合作拍攝《Life Belongs to Us,1936》、《A Day in the Country,1936》和《The Rules of the Game,1939》,並在三部電影分別擔任簡單角色。

1937年,他拍攝首部講述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Return to Life》,之後再拍攝兩部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紀錄片——《With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in Spain,1937》和《Spain Will Live,1938》。之後在1945年,他又拍攝一部講述戰爭囚犯歸家的故事《The Return》。

繪畫

布列松的叔父是畫家,兒時曾跟隨叔父短暫學過油畫,當時他受後印象派畫家塞尚影響,同時間也接觸超現實主義,創做過拼貼作品。20歲時他就讀私人藝術學院,跟隨法國雕刻家、立體主義畫家Andre Lhote學習畫畫。他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深感興趣,不過在1930年從非洲回到法國後,反而將更多的熱情投放在攝影上,逐漸放下畫畫這興趣,直至1972年,他才重拾畫畫樂趣,並於三年後在紐約Carlton Gallery舉辦首個素描畫展。他說,Photography is an Immediate Action, Drawing is Meditation.。   

·照片@Fondation Henri Cartier-Bresson / Magnum Photos

Abbas Attar 宗教儀式的詩意   

“My photography is a reflection, which comes to life in action and leads to meditation.”

伊朗有兩位著名的阿巴斯,一位是康城金棕櫚獎導演Abbas Kiarostami(1940-2016),第二位是這次要介紹的馬格蘭攝影師Abbas Attar(1944-2018)。

AFGHANISTAN. Near Kabul. A Mujahid of the Hezbi-Islami (Islamic party led by Gulbuddin HEKMATYAR) guards the road to the capital. 1992.

阿巴斯可謂一名「世界公民」,在交通不太便利的年代,他已踏足全球各地,拍攝生活在衝突地區人們的生活面貌,以及不同教徒的信仰及宗教儀式。這自然與他的出身息息相關,二戰結束前一年,他生於伊朗,成長在動盪的年代,其後移居巴黎。中東人的臉孔,生活在西方國家,令他對歷史、宗教甚至戰爭尤其感興趣。

1970年代開始,他專注拍攝生活在動亂地區的人們,揭示世上的苦難,例如以巴邊境的孟加拉難民、北愛爾蘭的炸彈襲擊等,尤其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對他影響至深。伊朗的君主制王朝被推翻,什葉派領袖建立起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他的鏡頭紀錄下許多苦難場面。拍攝過程中,他試過被阻擾、也曾被要求不要公開照片,但他總會回答「一切是為了歷史。」

伊朗革命翌年,隨即發生兩伊戰爭,伊斯蘭世界的生靈塗炭,以及西方國家的強力介入,令他無法留在伊朗,於是他離開首都德黑蘭,在世界各地自我放逐十七年,直到1997年才重返國家。其時,他再用五年時間拍攝祖國,結合當年的伊朗革命照片,以個人視角完成關於伊朗歷史的著作《Iran Diary: 1971– 2002》。

離開伊朗的日子裏,他的腳步及攝影生涯走得更遠,除了攝影,他也開始寫作。1981年,他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並在1985年成為正式成員。1983至1986年,他以充滿詩意、唯美的鏡頭拍攝墨西哥,寫下墨西哥日記,出版的《Return to Mexico: Journeys Beyond the Mask》著作,一舉奠定其攝影美學地位。

SAUDI ARABIA. Plain of Arafat. Hajj pilgrimage. Pilgrim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ray on Mount Rahma. 1992.

如果說早期的作品是關於衝突與苦難,那麼後期他更側重宗教的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猶太教……他不只關注宗教的儀式,還有宗教滲入日常生活的細膩描寫。1987至1994年,他在四大洲29個國家拍攝不同的伊斯蘭教文化,從生活、儀式及體制等方面拍攝穆斯林,最後集結成《Allah o Akbar: a Journey Through Militant Islam》一書,是了解伊斯蘭文化的視覺窗口,此書在2001年九一一襲擊後,再次獲得世界關注。與其說他是一名攝影師,阿巴斯更儼然是一位宗教學者與作家。

SOUTH AFRICA. Cape Town. 1999. Every Sunday, at dawn, priests of the Zion Church, from the Khayelitsha black township, take their newly converted congregation to the sea to be baptised through immersion.

阿巴斯有過人的攝影觸覺及悟性,他捕捉戰爭的慘烈與恐怖、也拍攝小人物的莊嚴;既能捕捉大場面的恢宏氣勢,也能拍攝宗教儀式的神聖感。不論是拿着機關槍的士兵,還是身穿白袍的婦女,在他鏡頭的演繹下,無不是充滿光影或詩意的瞬間。或許正如他所說,「我的作品是那些正在生活中發生的、能帶給人思考的事物的倒影。那些從觀景器中看過去的時刻,彷彿自己跑進來一般凝固在那裏。」   

圖片來源:Magnum Photos

原文見於:Spill

Dovima With Elephants 經典是如何練成的?

由傳奇攝影師Richard Avedon拍攝的這幅《Dovima With Elephants》,是時尚攝影史上的經典之作,2010年曾以841,000歐元成交,十年後同樣在蘇富比,這幅作品的成交價是1,815,000美元。5月31日是名模Dovima逝世三十週年,來談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這張照片。

《Dovima With Elephants》

Dovima憑藉過人的氣質,曾在1950年代的時尚圈風靡一時。1955年,她與合作無間的攝影師Richard Avedon,出現在巴黎郊區一間馬戲團裏,大象的粗獷與Dovima的高貴形成對比,優雅的動作充滿美感,一改時尚攝影以服飾為主導的靜態感覺,也成功模糊商業攝影與藝術的邊界。

然而這並非照片成功的唯一原因,Dovima身穿的黑色禮服,是年輕時尚設計師Yves Saint Laurent在Dior的首件作品,那時他年僅19歲,在2014年上演的同名傳記電影中,便重現長裙的創作過程。照片中的模特兒、攝影師、品牌及服裝設計師,全是上世紀響當當的名字,經典就是這樣練成的! 

repost from #MadameFig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