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鵬奕 以繪畫思維創作攝影

中國攝影藝術家蔣鵬奕在香港舉辦第五次個展《太陽!太陽!》,展出的作品並非傳統的攝影作品,走進黃竹坑刺點畫廊,隨即被牆上的大幅抽象作品吸引目光,藍色影像裏有一個個白色小孔、粉紅色畫面中佈滿黑色斑點,難免令人感到一頭霧水。此系列作品與展覽同名,顧名思義是以太陽光線進行影像創作。

刺點畫廊展覽現場。

如太陽光壓 力量太集中成傷害

太陽光常用來創作藍曬影像,蔣鵬奕則利用放大鏡聚集太陽光,透過光線的熱量在菲林上形成一個個灼熱的光暈,這些小孔最終成為影像的斑點。由於菲林不能直接暴露於光線下,所以他在表面覆蓋一層黑色的遮光紙,影像中的黑色正是由此而來,當聚焦的太陽光線在遮光紙上移動時,彷彿創造出如刀割般的傷痕。畫面中的一整片粉紅色或藍色,來自叠加在菲林表面的不同顏色玻璃紙,令影像呈現出夢幻般的效果。

以太陽光線進行創作,表面上是藝術家對於攝影媒介的探索,當中也摻雜着他兒時的回憶,例如物理課的放大鏡科普小實驗、包裝糖果的彩色玻璃紙等,還有一層隱晦的想法。「太陽是有壓力的,稱為光壓(或輻射壓),如果它能量集中的話,是能對事物造成破壞的。」太陽是很強大及不可取代的,放諸現實社會也有相似之處,當一個國家或機構很集中一種力量時,也很容易給平民百姓造成傷害。表面上千瘡百孔的影像,由於事先的佈局和排列,卻是帶着美感的——如此看來,也增添一層諷刺意味。

蔣鵬奕沒有修讀過攝影,也沒有傳統攝影的創作包袱,現年44歲的他,自小已開始學習繪畫,因繪畫無法找到工作,輾轉在一間地產開發公司拍攝樓盤廣告,從而踏上攝影之路,開始沉迷在影像創作。早期作品如《萬物歸塵》(2006-2007)、《發光體》(2007-2008)等,創作過程均涉及用相機拍攝,2016年及2017年,則用寶麗來相機創作出《消融》和《海洋匹配太陽》。「即影即有是很私密的拍攝行為,拍攝時的狀態是很膠着的,很適合用來表現情色或曖昧的情感。」

寶麗來突破「情色」禁忌

在《海洋匹配太陽》作品中,蔣鵬奕翻拍蒐集得來的成人雜誌照片,然後在影像顯影前進行摺疊及破壞,令照片產生明顯的「傷痕」,從而產生一種「踰越」(transgression)。這個理論源自法國哲學家巴塔耶的《情色論》,他認為禁忌的出現在於創造出一種「踰越的神聖性」,而這種神聖性則會帶來愉悅感。許多宗教禁止婚前性行為,強調生殖的純粹性,所以結婚生子並非情色,只有突破禁忌(踰越)的單純性愛,才叫情色。

這種情色不限於性行為,對于宗教禁忌的突破,也是情色的一種。在另一輯展出的作品《導體》(2017-2018)中,蔣鵬奕以即影即有相機拍攝現成的基督教及佛教藝術圖像,並沿用《消融》系列的創作手法,將寶麗來相片進行移膜、製造出褶皺,令作品成為介於攝影與雕塑之間的獨特形態。「宗教圖像和祭壇畫承載着人的信仰,如果這些宗教畫像壞掉了(突破宗教禁忌),人們是否還能產生感情?」這些作品恍如通電的「導體」,又是否能讓人產生感應。

沒光源照片 藝術無需一言道破

2014年,他創作《幽暗之愛》時,原本想以長時間曝光拍攝螢火蟲,結果在偶然機會下把螢火蟲直接放在菲林上曝光,從而開始無相機攝影的創作方法。「我是以繪畫的思維來創作攝影,總思考如何突破創作的限制、如何透過感光材料進行創作。我並非攝影專業出身,覺得這種方式很適合我的創作。」他喜歡創作時的偶然效果,像《親密》(2014)、《在某時》(2015-2016)這兩個系列的夢幻彩色影像,源自發光的螢光紙與菲林的接觸;另一個在展覽中展出的《預見》(2017-2018)系列,則透過水果和蔬菜在菲林上的化學反應創作而成。

攝影一詞源於古希臘文的Phos(光線)及Graphe(書寫),意思是用光的書寫形式重現事物。在傳統的定義中,攝影一定要有光源,然而他的初衷卻是創作沒有光線的照片,透過化學反應去獲得影像。他將蔬菜、水果放在菲林上,再置於全黑環境,在漫長的時間中,腐爛的蔬果產生的細菌慢慢分解並破壞菲林,從而產生一種獨特的色澤及紋理,恍如一幅抽象水墨畫。

《預見》不僅探索攝影媒介的可能性,同時也沒有從大時代與現實環境中抽離,作品中也投射藝術家的個人想法及思考。「我不太認可目前的社會現狀,在《預見》作品中,菲林上原本是新鮮的水果和蔬菜,最後卻在黑暗的環境裏慢慢腐爛。」誠然,這系列作品有一定的不可預見性,但它所象徵的某種結果,卻是能預見的。藝術無需一言道破,或許如此,才有更多思考及心領神會的空間。

太陽!太陽!

時間:即日至7月3日

時間:10:30am-6:30pm(二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15樓刺點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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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Blindspot Gallery提供

少少鹹多多趣 塗鴉藝術家Lousy的人體繪畫寫真集

當你穿梭在灣仔及上環街頭時,或許曾見過粉紅色的接吻塗鴉,這個可愛的圖案,正出自香港塗鴉藝術家Lousy手筆。

Lousy擅於以簡單線條繪畫出調皮的親吻圖案,充滿童真的塗鴉風格鮮明、直接明瞭,相信不同年齡的人都有所共鳴。說起親吻,很容易令人想起奧地利畫家Gustav Klimt的作品《The Kiss》,回想十多歲時,他見到這幅作品也覺得很震撼,對他現在的創作或多或少有影響吧。Lousy喜歡聽迷幻搖滾,尤其英倫樂隊Sex Pistol,他們的唱片封面以粉紅及鮮黃為主調,他在潛移默化間也受其影響,以鮮豔的粉紅色進行創作。

他並非一直活躍在街頭,繪畫出身的他,喜歡流行文化,也鍾意參觀博物館。他想嘗試不同的創作媒介,覺得與其等別人發掘,倒不如主動在街頭創作。2016年,他膽粗粗在九龍塘後巷嘗試街頭塗鴉,數年下來,塗鴉足跡已去到韓國及台灣、北京、柏林等城市的街頭。「我不是傳統在街上繪畫的人,我是沒有包袱的,在哪裏都可以畫,見到有趣的地方就畫,甚至服裝、貨車也畫。」

對他而言,這些塗鴉或圖案,某程度上只是一種廣告或傳播媒介,它不一定侷限在街頭,也可以出現在貼紙、實體展覽,甚至人體。塗鴉藝術講求自由與率性,起初他會在照片甚至王家衛電影的劇照繪上標誌性圖案,三年前開始,他嘗試在女性身體繪畫,邀請身邊的模特兒朋友進行創作。「我會根據她們的氣質及當時的氣氛,繪畫不同的線條、圖案,整個創作過程是隨意的,她們也覺得幾好玩。」

熟悉的圖案落在女性裸體上,感覺帶點情色意味,可謂少少鹹多多趣,連綿的曲線圖案也有一種旋律般的節奏感。不過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呈現與拍攝者之間的私密性。「有些女性懂得呈現自信及美麗的一面,拍攝出來的效果比較好;有些人則不知道自己的美感,在鏡頭前則有另一種味道。」

在眾多人體繪畫對象中,有本地人、有西方模特兒,也有黑人女性,當中黑人女性的中性造型更令人想起著名模特兒Grace Jones,想當年藝術家Keith Haring也曾在她的軀體進行塗鴉創作。Lousy固然知道這幅作品,但他坦言自己並沒受其影響。「其實很多人都會如此比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比較對象。如果我連這個也介意,就無法創作了。我個人比較喜歡部落文化的山洞壁畫。」 

在進行人體繪畫的過程中,他用手機記錄下創作過程,「我從來沒當自己是攝影師,對技術也沒太高要求,純粹覺得這種模式很適合我。」去年尾,他將十位女性的人體彩繪相片結成寫真集《肉》(YOOK),封面是一個結合女性身體線條的接吻圖像,形象地道出這本寫真集的內容。「我並不認為這是一本攝影書,純粹是自己作品的記錄。我覺得做創作是要持續的,要對自己有所交代,這本書感覺像是完成一份功課。」 


《肉》(YOOK),Blue Lotus Gallery有售。

圖片來自 Lousy Instagram

吳季璁 藍曬法山水畫

踏進中環世界畫廊(Galerie du Monde),迎面而來的是六扇屏風,屏風上氣勢磅礡的山峯像是一幅傳統的山水畫,其實這是台灣藝術家吳季璁利用藍曬作品創作而成的效果。他在與展覽策展人郭瑛的對談中說:「我很喜歡作品能迷惑觀眾,既模糊攝影與繪畫的界線,也探索水墨畫的可能性。」


屏風上氣勢磅礡的山峰像是傳統山水畫,其實《氰山集》作品以多幅藍曬宣紙在畫布上拼貼而成。

吳季璁喜歡探索不同媒介的創作,作品涉及攝影、錄像及裝置藝術,似乎不能將其歸類為傳統的畫家。實際上,他自小已作國畫、水彩畫、素描等練習,「經過15年的繪畫訓練,拿起畫筆時我可以很快地創作,但感覺只能用一種方式進行創作。」現年40歲的吳季璁,2004年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深受東方傳統美學影響的他,大學時期開始探索攝影、錄像及光影裝置等媒介,融合東西方藝術風格,萌生出獨特的創作之路。

2006年的作品《灰塵》,借助攝影機及投影機等工具,將空間裏的灰塵粒子投射出來,隨着觀眾在空間裏走動,灰塵如螢火蟲般在畫面上飛舞閃爍。他認為,數碼攝影雖然拍攝更方便,也能很好地控制效果,但卻缺乏創作的偶然性。他回溯攝影歷史,發現古老的藍曬法/氰版攝影(Cyanotype)其實是一種很開放的攝影方法,它透過陽光進行創作,不同的天氣令作品產生迥異的效果,也更能與其他藝術媒介結合。


《皴法習作》皺摺的宣紙效果很像岩石,藉此呈現出山巒的宏偉氣勢。

與宣紙結合 與水墨融合

誕生於2012年的作品《皴法習作》(Wrinkled Texture),正是以藍曬法替代筆墨,在宣紙塗上感光材料,記錄彼時彼刻的光影明暗,皺摺的紙張效果猶如岩石,藉此呈現出山巒的宏偉氣勢。皴法是一種水墨畫技法,以書法的筆墨精神勾勒出山石的紋理及質感,從而投射畫家內心的山水景物。在《皴法習作》作品中,吳季璁透過藍曬法與宣紙的結合,將水墨與攝影融為一體,用當代方式觀看中國水墨畫。「我的內心是一個畫家,只是用畫筆以外的方式去繪畫。」

藍曬的顏色深受陽光強度影響,當吸收越多紫外線,藍色就會變得更深。一般的藍曬會用水彩紙,它的表面有一層塗層,顏色只會停留在塗層表面。吳季璁則選擇用宣紙做藍曬,宣紙是一種沒有塗層的生紙,雖然很薄,但堅韌,能夠將顏料吸收在紙張的纖維裏,令顏色有更多層次,讓作品有更多可能性。他的作品裏,往往在數十張藍曬宣紙中,只能挑選及裁剪出一幅理想的《皴法習作》作品,透過皴法的紋路呈現出山水畫的意境。

創作如冥想 極消耗體力

之後數年,他繼續研究藍曬法及宣紙,2015年的作品《氰山集》(Cyano-Collage),擺脫畫面的佈局及畫作尺寸的局限,將數十幅藍曬宣紙在畫布上進行剪輯拼貼,從而建構出峯巒雄偉的景象。由於宣紙的質感非常柔薄,方便他將其貼附在畫布上,再塗上壓克力膠進行固定。其間他也會貼上白紙,用手指在畫布上抹走多餘的紙張,以呈現中國畫的留白效果。「我想像自己站在山峯上看着這幅山水畫,這裏應該有瀑布、那裏應該有河流,過程很像創作中國畫,只是我用手指進行創作。」他說創作過程很像冥想,非常有趣,但卻十分消耗體力。

傳統的山水畫以水墨及畫筆呈現山水風景,吳季璁則以藍曬法及拼貼剪裁的實驗手法,演繹山水畫的意象。他的作品遊走於攝影與繪畫之間,不但以當代視野延續山水畫的美學精神,同時也探索東西方藝術媒介的可能性。

/ Exposé

日期:即日至6月13日
時間:10am-7pm(一至六)
地址:中環都爹利街11號律敦治中心108室Galerie du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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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名山增高一米 當代中國攝影最重要作品之一

《為無名山增高一米》,這張充滿顛覆意味的影像不論放在中國當代攝影或行為藝術裏,都是很重要的作品。

蒼鑫 版本《為無名山增高一米》

1995年,一班來自北京東村的藝術家,包括左小祖咒、張洹、馬六明、蒼鑫、朱冥、王世華、高煬、段英梅、馬宗垠、張彬彬,一同裸體創作了《為無名山增高一米》。拍攝之前,他們各自量體重,根據體重進行疊羅漢,最重的在下面,最輕的在上面,最後以32221的組合層層疊,高度正好約一米。

《為無名山增高一米》最初刊登在雜誌上,之後也陸續有藝術雜誌介紹過,令他們聲名鵲起的,是在1999年威尼斯國際雙年展展出這幅作品。如今照片裏的十位裸男女,幾乎都是舉足輕重的中國當代藝術家,掌鏡的攝影師呂楠,現在也相當知名。不過在當時,他們幾乎都是籍籍無名的藝術家,大家都在發掘藝術創作的可能性。

張洹是他們當中走得比較前衛的一個(他的生肉裝比Lady Gaga還要早十多年!),當時構思這件作品後,聯絡許多身在北京的藝術家,結果深感興趣的都是在東村的藝術家。當時這群窮藝術家每人辛辛苦苦才湊夠200元,沒想到回報卻是數以百倍計,還被西方藝術界載入史冊,成為了解中國當代藝術的窗口——這自然是後話,畢竟當時沒人想到這件作品會成名。

相片最初發表時是十人聯署,不過成名之後,大家曾對相片版權歸屬問題起過爭執,最後呂楠建議每人留一張菲林,其他的全部剪掉。換言之,每位藝術家手中都有一張,雖然都是同一畫面,但由於拍攝時大家的動作有輕微不同,所以每一張菲林都是獨一無二的。

最近十年,隨着這群藝術家知名度越來越大,《為無名山增高一米》也越來越受藝術市場追捧,馬六明、蒼鑫、張洹的版本都相繼出現在拍賣會上,根據不同尺寸及數量等,價格由數萬至數十萬都有,過去幾年我也分別在香港蘇富比及佳士得的拍賣會上見過,只是無法分得清不同版本之間的分別,未來相信有更多的版本會出現在拍賣會上,不知價格能否再創新高呢?

PS:蒼鑫的版本曾多次出現在拍賣會上,在2006年保利秋季拍賣會上以275,000成交,2007年在匡時春拍中國油畫雕塑專場中以99,000成交,2014年在香港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上的成交價是108,7632015年北京保利春拍再次出現其身影,最終成交價是25,300。2021年4月在保利香港的「現當代藝術專場」上,以12萬港元成交,原本以為只是作品的再一次拍賣,不料因早前M+收藏的張洹版本遭批鬥波及、在網站上被「打格」,而引起爭議,詳情可瀏覽立場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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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攝影計劃 捕捉街頭日常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改變世人的生活方式,在空閒時間忽然變多的日子裏,居港瑞典攝影師Andrea Björsell沒有妥協於百無聊賴,反而展開「百日攝影計劃」,漫遊香港街頭、捕捉平凡日常。

在韓國出生、瑞典成長、歐美讀書的Andrea,一直渴望接觸不同國家文化,數年前定居香港後,隨即愛上這個東西滙聚的都市。「以前對香港的印象只是摩天大樓,來港後才發現這裏的大自然、漁村很漂亮。」對她而言,新地方總能帶來源源不絕的拍攝靈感,香港也不例外。實際上,她7歲時已擁有相機,喜歡拍攝身邊朋友及花朵等,這個樂趣一直延續至今逾四十載。1990年代,她曾在倫敦傳播學院修讀攝影,之後成為一名商業攝影師,拍攝時尚、室內設計等不同題材,也曾為瑞典皇室掌鏡,來港後繼續從事攝影工作。

途人稀落 反映人心惶惶

回想去年,武漢肺炎忽然而至,她頓時變得清閒,因而萌生百日拍攝計劃。「當時樂觀地以為疫情會在數月後完結,於是給自己一個挑戰項目,利用這段時間好好記錄香港。」Andrea的照片微妙地捕捉香港人在疫情期間的轉變,在4月初開始拍攝計劃時,正值第二波疫情高峯期過後不久,大家人心惶惶,她選擇在夜晚時分進行拍攝,那時的街頭只有稀落的行人,彷彿映照當時的心情。

4月中開始,疫情漸趨穩定,之後更有多日沒有本地確診病例,她鏡頭捕捉的,是人們在街頭拍照、在遊樂場玩樂、在沙灘上寫意地慢走,感覺十分開心自在。加上當時仍未有口罩令,這些照片看起來完全不像在疫下拍攝,「我不想誇大負面、沮喪的情緒,拍攝時我也是懷着樂觀心態的,完成拍攝計劃時,我其實很不捨得。」拍攝計劃完結之時,第三波疫情正慢慢步向高峯,若她堅持拍攝至第四波,相信會是不一樣的光景。

復古暖調 美好而不真實

Andrea的鏡頭不見壯觀的建築物,反而透過捕捉街頭的點滴、日常生活的微妙瞬間,呈現香港的活力。「每日堅持拍攝照片,這聽起來很簡單,困難之處是作品的主題既要豐富多元,同時每張照片都有趣味的故事。」家住西營盤的她,有天在街上見到店舖內有兩隻小狗,其中一隻更好奇地望向鏡頭,她於是蹲下來以狗狗的視覺拍攝,整個畫面非常有趣,令人想起美國攝影師Elliott Erwitt的小狗作品。在她經常途徑的鴨巴甸街,人們撐着傘在雨夜下彳亍而行,由於行人路比較狹窄,經常有人在馬路邊行走,她的鏡頭正好捕捉這個很日常的時刻。

細心留意Andrea的照片,會察覺有種很典雅、暖調的效果,她以往經常在黑房裏進行這種名為Lith Printing的特別曬相技巧,著名荷蘭攝影師及導演Anton Corbijn也喜好這種風格。如今,她依靠電腦代勞來模擬風格,同樣令照片充滿柔和及復古的感覺,一切顯得十分美好,若說這就是疫下的香港,反而顯得不太真實。

Photography Exhibition-Andrea Björsell

日期:即日起至2月28日

時間:9:30am-6:30pm(星期二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26號建德工業大廈4樓A室Sin Sin Fin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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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y Chu 當口罩成為香港新日常

It’s been a year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pandemic emerged, photographer Birdy Chu document the life under the epidemic in 2020. Although everyone has been accustomed to living in the epidemic, it is still incredible to relive the past year’s mom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demic, there were crowds of people lining up to buy masks. Meanwhile, the deserted shops on the streets also became the epitome of Hong Kong.

In one of the pictures, people line up to buy toilet paper and disinfection supplies, which became the new normal. “At that time, pharmacies would occasionally bring out things to sell. I tried to ask the first person waiting in line on the street. It’s sad and absurd that sometimes they didn’t even know what was in the li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te puppy wearing a mask and the masked girl contrast the young lady with long flowing hair in the billboard. Everything looks unusual. “Even during the festive Christmas holidays, there was still a depressive atmosphere. In one of the shopping malls in Tsim Sha Tsui, everyone lined up to take photos. In front of the beautiful Christmas illumination, three girls didn’t have any happy expressions even though they were photographed. ” It’s realistic yet rather strange.

武漢肺炎去年初在香港爆發,恍如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轉眼已持續逾一年,疫情一波又一波,而今不僅不降反升、確診病例逾萬,佐敦更成為封鎖區,the best is yet to come。攝影師朱迅(Birdy)用紀實的鏡頭記錄疫症下的2020年,雖然大家早已習慣活在病毒氾濫時,然而重溫過去這年的大小瞬間,卻仍覺不可思議。

看着展覽現場的黑白照片,荒謬及超現實的畫面一幕幕浮現眼前。疫症開始時,到處是排隊買口罩及領口罩的人龍,鬧市中的藥房貼出「疫情告急求現金,全場貨品吐血價」的告示,冷清的店舖成為香港的縮影。在其中一張照片中,人們排隊買廁紙及消毒用品,畫面中的人龍望不到盡頭。「那時藥房會不定期拿東西出來賣,經常在街頭見到排隊的人龍,試過問排在首位的人,有時連本人也不知道在排甚麼。」很寫實,卻很荒謬。

不久後,口罩成為新日常,經歷過動盪不安的2019年,那種不能捉摸的恐慌情緒,仍繼續在蔓延。在朱迅的鏡頭下,穿着鞋子的可愛小狗戴着口罩、一對情侶在空曠冷清的尖沙嘴海旁互相依偎,一切日常均顯得不尋常。「即使在歡慶的聖誕假期,仍籠罩着壓抑的氣氛,在尖沙嘴商場的打卡位,大家排隊影相,在漂亮燈飾前面,三位少女望向拍照的手機,卻絲毫沒有開心的表情。」同樣寫實,卻很詭異。

寫實又超現實 生活習慣非必然

朱迅曾是攝影記者,2003年沙士的經歷仍歷歷在目,那時他在淘大花園、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等重災區拍攝,「淘大花園冷清得可怕,即使大白天也四處無人;更恐怖是在8A病房拍攝完之後,我忽然發燒,當時真的非常害怕,幸好只是虛驚一場。」當去年武漢肺炎爆發、戴口罩再次成為日常時,他有感疫症又將會持續,於是一直記錄疫症下的香港生活。「雖然今次疫情的感覺不及沙士般恐怖,死亡率及後遺症也不及沙士,但上次到夏天已完結,反觀今次已經一年,還不見減緩的迹象。」

17年後,他的身份是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講師,對他而言,新聞攝影就是要面對社會發生的事情,過去一年的焦點,自然是疫症。由朱迅策展的展覽「罩日」,除了他的黑白作品,也展出16位同學拍攝疫症歲月的照片,令展覽內容更豐富、廣泛,同時道出學生們的疫症經歷及看法。有學生的家庭因疫症出現經濟問題、有學生卻因此拉近與家人的關係、有學生以比較誇張的手法講述疫症,這些多元的照片令人見到香港人在疫症下不盡相同的生活狀態。

展覽是過去一年寫實又超現實的最佳寫照,這場疫症不但令戴口罩成為新日常,也衍生出很多新名詞,如社交距離、599G規例、Work From Home等,「更重要的是令我們明白,很多生活方式及習慣其實不是必然或必要,這值得好好反思。」

罩日

日期:即日至02月11日 /時間:9am-8:30pm(星期一至五)、9:30am-6pm(星期六)

地點:歌德藝廊及黑盒子(灣仔香港藝術中心十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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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閃先驅 Gjon M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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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碼相機普及化的年代,光繪攝影(Light Painting,也稱光影塗鴉)作為一種創作手法早是屢見不鮮,且愈趨天馬行空。不過在大半世紀前,這是一種非常前衛且罕見的攝影方法,連大畫家畢加索也被這種攝影形式所吸引,即興創造一組光影塗鴉作品。當時將這種新鮮玩意介紹給畢加索的,就是Gjon Mili。他是最早進行光繪攝影創作的攝影師之一,也是將這種攝影手法發揚光大的重要推手,而他本身更是頻閃攝影的先驅。

頻閃攝影

1904年生於阿爾巴尼亞,Gjon Mili童年在羅馬尼亞度過,1923年到美國麻省理工(Massas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習電子工程,畢業後一直研究照明相關的項目。除了是工程師,他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攝影師,1930年代中,麻省理工教授Harold E. Edgerton發明電子閃燈後,二人在此基礎上開創頻閃攝影(Stroboscopic Photography),Gjon Mili似乎也找到方向,他變得很有想法,攝影技巧也進步神速。

他利用連續高速的閃燈,在同一次曝光中紀錄下運動員或雜技演員連續運動的過程,高速的頻閃能將肉眼無法看見的效果捕捉下來,而重疊而錯落有致的影像也非常有節奏感,令人物形象頓時生動起來。Gjon Mili還利用這個技術來拍攝舞蹈員、小提琴家、高爾夫運動及Alfred Hitchcock等名人。拍攝時他通常選擇黑色或深色的背景,以更好地突出主體效果,這種拍攝手法在大半世紀後的今天依然不容易掌握,可想而知在當時是多麼有前瞻性及創新性。1939年,他也因此憑著別樹一幟的攝影風格,開始為《LIFE》雜誌擔任客席攝影師,一直持續到1984年他生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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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繪攝影

當然,頻閃攝影只是Gjon Mili為人所讚頌的一部分,1940年在拍攝滑冰運動員時,他在冰靴上裝上了一個小燈泡,以慢快門的拍攝方法捕捉了運動員舞動的光線軌跡,成就光繪攝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後來1949年當他為《LIFE》雜誌拍攝畢加索時,正是向畢加索展示這張光繪照片,介紹這種創新攝影。畢加索對這種攝影形式非常感興趣,並很快激發出靈感,嘗試去進行這個攝影實驗。畢加索拿起一隻小燈泡隨即在空中舞動起來,Gjon Mili在現場擺設兩部相機,分別拍攝正面和側面,在快門的開闔之間,捕捉下畢加索利用燈泡繪畫的痕跡。在15分鐘的過程中,畢加索進行數次嘗試,最著名的一張莫過於半人馬圖案(Centaur)的光繪作品了。蘋果教主Steve Jobs家中,亦掛有當年Gjon Mili拍攝畢加索的作品。之Gjon Mili多次拜訪畢加索,紀錄他的工作與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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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y Winogrand 攝影是對生活的好奇心

美國攝影師Garry Winogrand一生在街頭拍攝30多年,快門下的影像超過五百萬張,卻一直拒絕街頭攝影師的稱號。他鏡頭下的照片並不追求美觀或嚴謹構圖,他想呈現的,是他對攝影及生活的好奇心,究竟眼前這一幕變成影像後會是甚麼模樣。他說自己的照片並無記錄或說明任何東西,純粹只是享受拍攝的樂趣,拍攝後他往往也不急於顯影,甚至在他1984年死後,仍留下數以萬計從未曝光的照片。

街頭攝影

街頭攝影(Street Photography)在二戰後已相當流行,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及Robert Doisneau拍攝戰後的巴黎,另一邊廂在美國,攝影文化更是蓬勃發展,Robert Frank、Elliott Erwitt、Garry Winogrand等人都是街頭攝影的先鋒。Garry Winogrand原本學習的是繪畫,後來在接觸攝影後,便死心塌地愛上它。他1928年生於紐約,父母是東歐移民,1946年高中畢業後曾短暫從軍,翌年回到紐約學習繪畫,之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攝影及繪畫。1951年,他跟隨著名攝影師Alexey Brodovitch學習新聞攝影,1955年,作品已入選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覽。

貴多不貴精

Garry Winogrand總是精力充沛,每天他總背著相機外出拍攝,據知他一生拍攝幾萬卷菲林,每天幾乎都要拍攝數百張照片,如此多產,究竟他是如何拍攝的?街道上,他緩慢地移動,站在行人中間不斷地拍攝,有時候短短一個街區,他已經拍攝完整卷菲林。拍攝時他非常投入,見到要拍攝的場景,更會無視交通規則,穿過馬路去拍攝照片。他曾說,如果猶豫要不要拍攝時,就按下快門吧——他寧可錯拍,也不願錯過。

攝影就如毒藥般吸引着Garry Winogrand,是因為他對生活充滿熱情,想以攝影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說自己拍攝就是為了看看那些東西會變成甚麼模樣,拍攝時他腦海中沒有預先的構圖,也不介意拍攝出來的效果,構圖總是歪歪斜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的照片裡也有一種其他攝影師所沒有的生活氣息。事實上,拍攝後他並不急於沖洗菲林,有時甚至一兩年後才進行沖印。他認為,選取好照片時容易被自己拍攝時的情感及心情所影響,當你情緒最好時,選出來的作品卻未必是最好的,所以他常說攝影師在情感上要保持距離。

走遍美國

Garry Winogrand以拍攝美國生活揚名,幾乎走遍美國大小城市,拍攝五六十年代的街頭眾生相。為了到不同的城市拍攝,有時他也要擔任攝影記者或幫雜誌拍攝廣告攝影等來維持開支,到1970年代則選擇教授攝影。他曾先後三次獲得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第一次是1964年,他得在美國不同城市展開街頭拍攝計劃。1969年再次獲得獎學金,以七年時間拍攝媒介對事件的影響。拍攝時他總以廣角鏡頭拍攝,這不單能包含更多的畫面與信息,誇張的透視也帶來一種視覺衝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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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Nachtwey 「攝影是真相的見證」

Chechnya, 1996 - Ruins of central Grozny.

二十世紀全球各地戰爭不斷,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各國內戰,一張張震撼人心的照片,令戰地攝影師這種身份廣為人知。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代表人物是ROBERT CAPA,他所拍攝的照片非常震撼,至今仍為後人所景仰。來到廿一世紀,以為當今世界格局相對穩定,戰爭似乎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又時刻上演著,戰地攝影師James Nachtwey比前人們走得更遠、走得更久,為的就是把一幕幕的真相公諸於世,在他的個人網頁也有這麼一句話:I HAVE BEEN A WITNESS,AND THESE PICTURES ARE MY TESTIMONY……

戰爭的影響

二戰後不久美國相繼捲入了韓國戰爭與越南戰爭,深刻地影響了戰後一代。成長於戰後美國的James Nachtwey,1960年代時深受越南戰爭和美國人權運動的照片所影響,立志要成為一名攝影師。大學時期他修讀的不是攝影或新聞專業,而是藝術史和政治學,這某程度上也讓他有更開闊的視野。畢業後他一邊工作一邊自學攝影,他先是成為一名商船船員,之後又當過新聞圖片編輯學徒和貨車司機,如是者數年後,在累積一定的經驗與功力後,他最終於1976年在新墨西哥州一份報紙開始其攝影生涯。

從美國到全世界

新聞攝影師的經歷為他累積了經驗,1980年,他決定前往紐約,成為自由攝影師。當時他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北愛爾蘭拍攝當地的絕食示威,受此次經驗所影響,之後他更專注投身拍攝戰爭、衝突及貧窮、愛滋病、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1984年他和美國《TIME》雜誌合作,成為雜誌合約攝影師,開始更多地在世界各地拍攝不同任務,從南美到中東、從巴爾幹到非洲,James Nachtwey的足跡踏遍五大洲,一次次以鏡頭紀錄歷史與真相,將事實告訴世人。以巴衝突、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911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等,甚至早幾年香港的雨傘運動,他都在現場。

隨著他的足跡,James Nachtwey也開始名揚天下,1986年至2001年期間他曾是著名圖片通訊社MAGNUM PHOTOS會員,也是另一著名圖片社VII PHOTO AGENCY創辦人之一。他獲得的獎項及舉辦的展覽也是不計其數,曾五次獲得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頒發ROBERT CAPA GOLD MEDAL及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又稱荷賽獎)等國際攝影攝影獎項,也曾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等地方舉辦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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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旺達大屠殺

老實說,要幫James Nachtwey挑選十幅經典照片,遠比一幅簡單得多。槍林彈雨及屍橫遍野確實震撼,不過盧旺達大屠殺倖存者這張相片,卻令人看得毛骨悚然!

在盧旺達,胡圖族(Hutu)與圖西族(Tutsi)的種族問題由來已久,1994年胡圖族總統空難離世,成為大屠殺導火線,由政府軍支持的胡圖族對支持盧旺達愛國陣線(RPF) 的圖西族進行種族大清洗。忽然間,胡圖族的砍刀忽然劈向了他們圖西族的鄰居、朋友甚至伴侶,在三個月時間裡殺害了近1百萬人。

這張相片叫《Survivor of Hutu Death Camp》,相中男人不是圖西族人,而是胡圖族人。他不支持種族屠殺,被指是同情圖西族人,最後同樣無法逃過同族人的砍刀,一同被送往圖西族人的集中營。

捱過飢餓與痛楚,他最後生存了下來,臉上傷痕仍清晰可見,無法說話也幾乎無法走路及吞嚥食物。James Nachtwey在當地紅十字醫院見到他,從側面拍攝下他的傷痕,他驚恐的眼神,在在顯示了盧旺達那段恐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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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是見證

James Nachtwey總是走在最前線,別人用長鏡頭,他卻總是用廣角鏡將現場的一切展現眼前,為此他也曾多次受傷,2003年他在巴格達拍攝伊拉克戰爭時曾中手榴彈受傷,幸好傷勢不嚴重,恢復後不久又馬不停蹄到東南亞拍攝海嘯災後狀況,2014年在泰國拍攝政治示威時也被子彈擦傷,為的只是將真相呈現眼前。

他說,照片不但紀錄了歷史,某程度也影響了歷史。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90年代當他在印尼拍攝當地人民的貧窮生活狀況時,他拍攝的照片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最後通過捐贈及成立基金,令那名原本居住在鐵路旁邊的傷殘人士及其家人可以有瓦遮頭。James Nachtwey的照片扮演了人道主義的角色,他視攝影為一種媒介,為那些不能發聲的人傳達信息,告訴人們這些被遺忘的世界。這些照片,都是他作為一位目擊者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