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系列之三】林超賢 我一直在尋找空間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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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見於2014年4月《號外》雜誌。

觀眾總是很喜歡定性導演的風格,越出名的人越容易被定性,在香港導演中,杜琪峯和林超賢算是典型例子,一說起警匪片,就會想起他們的名字,2014年《魔警》上映前,曾訪問過林超賢,連他自己也坦然承認,「我大部份電影都是動作片或警匪片,初出道時也是拍警匪片,可能因為如此,在市場上定型了。香港電影是沒以前那麼好,但在外地仍有市場。林超賢和警匪這個組合,對發行來說會更容易。」

今天的觀眾提起林超賢,印象最深刻大概是他執導的《紅海行動》,電影取得36億票房,成為中國大陸2018年度電影票房冠軍。不過在包括筆者在內許多八十後的眼中,反而覺得《野獸刑警》、《江湖告急》最經典,在2015年《破風》之後的林超賢,早已不是香港人熟悉的港產片導演,相信他也不在乎。作為商業片導演,固然要向投資人交代,但仍可在題材或創作空間上尋求突破與轉變,林超賢執導的片種算是多元,災難片、勵志片、愛情片、喜劇片、動畫電影,還有最廣為人知的動作片及警匪片。個人認為,他早期的作品雖以警匪片為框架,但仍看得出他的轉變,近年的他彷彿找到成功的方程式,卻反而有故步自封的感覺。

金像獎後的低迷

林超賢在1980年代進入電影圈,早期為陳嘉上擔任副導演,拍攝過《霹靂火》和《天地雄心》等警匪片。1997年算是他電影生涯的第一個轉捩點,這年他首執導演筒,拍攝警匪動作片《G4特工》,翌年與陳嘉上聯手拍攝《野獸刑警》,一同獲得金像獎最佳導演獎,算是對他執導生涯的一個肯定,然而他卻說這個獎對自己沒特別意義。「那部電影是和陳嘉上一起合拍,很多功勞都是他的,我是摱車邊(順風車)才拿到獎。當時我剛走進這個崗位,也算很新,還在捉摸,所以和那個獎的感情很單薄。」

他說有意義的反而不是頭銜,而是整部電影的風格,令自己有所啟示。「以前陳嘉上的電影不是這樣,這部電影比較貼近我的風格,甚至後來的警匪片也能找到《野獸刑警》痕跡。」導演說當時整體環境還未算很低迷,反而壓力是來自翻版的影響,不過《野獸刑警》之後,整個市場就一落千丈。「那部電影在那個階段令我得到一些想法,似乎剛找到方向,但接著就面對整個市場的低潮,自己感覺也不再有情緒去繼續探索,這很可惜。」

儘管低迷,但也不至於一潭死水。2000年他執導《江湖告急》,這部黑色幽默之作勉強稱得上絕處逢生,後來更被譽為早期林超賢的經典之作。「說反應很好,是後來人們定義它為cult片之後的事。當時反應尚算可以,但也稱不上很cult。很多人跟我說很喜歡看,我覺得那是因為時間關係,之後張家輝主演的《走投有路》,大家也說好看好笑,那也是因為經過時間的洗禮。」

他說當時純粹是覺得好玩,沒有票房的壓力,老闆也沒要求,只求大家一齊開工。「《江湖告急》始終不是合拍片,有空間去做很多東西。而且當時整體的氣氛比較低迷,很多人想眾志成城合作做一件事。」之後林超賢拍攝《戀愛行星》、《戀情告急》、《至尊無賴》等愛情片及喜劇片,反應褒貶不一,07、08年還執導兩部動畫片,對他而言是新嘗試。

「當時已拍攝過一堆戲,但覺得都不太理想,那時想停一停,突然有人找我做動畫,覺得可以一試。」他說拍動畫電影自由很多,不需考慮很多東西,很多東西想到就能做到,畫出來就可以。「在香港拍戲,你想到沒用,能否做到、如何做到才重要。」

在類型片中尋找轉變

真正的轉變是2008年,林超賢回歸他所熟悉的警察片題材,從《證人》到《魔警》,六年間執導六部警匪片。「拍《證人》時,大家都在拍合拍片,而且大部份是古裝。當時沒什麼警匪片,因為警匪片要通過內地審查比較艱難,大家會退而求其次拍攝較易通過的題材。當時我反而覺得有空間拍警匪片,雖然會面對不知能否開拍的情況,但起碼有空間。」之後四年他連續掌鏡《神鎗手》、《火龍》、《線人》及《逆戰》,彷彿宣告警匪片再次回歸,人們自然也將標籤為警匪片導演。

他說警匪來自正邪與黑白,塑造戲劇衝突時,已有既定身份。「困難的是,警匪片始終拍了很多年,要在歷史悠久的類型片裡尋求新意,絕對不是易事。可能有一天我想不到了,就不拍警匪片了,但起碼現在每次都能找到電影的中心。」

2012年的《逆戰》之後,林超賢忽然來個大轉變,執導勵志片《激戰》,結果名利雙收,成為2013年香港最高票房的港產片。「《逆戰》之後,我覺得將有很多警匪片,因為近年這類型電影打開市場,審查沒那麼難,大家回去拍警匪片也很正常。當時我覺得又有空間去做新嘗試,就拍攝《激戰》,主角不再拿槍了,而是靠拳頭。」

《激戰》雖在澳門取景,但觀眾不難找到港產片那熟悉的味道。「香港的感覺是無法脫離的,因為你在這裡成長,無論在哪裡拍,你的思想、看東西的目光,都是很港味的。澳門是以前經常去的地方,和香港人的關係也很密切,所以看上去也很有香港的感覺。」

《激戰》之後,當人們渴望再看到多一部這樣充滿香港情懷的電影,林超賢又再回歸警匪題材,執導《魔警》。「始終香港電影幾有香港味都好,內地依然重要,有些類型片在內地是看不到的,警匪片是其一。」《魔警》這片名令人聯想到徐步高事件,不過劇情其實沒多大聯繫。「最初醞釀故事時,對這案件有很大興趣,當進一步發掘時,找到現在這個主題,以吳彥祖的心魔貫穿整個故事。畢竟這件事傳媒有很多報道,如果只是尋找案件未知的東西,就不值得拍成電影。」

警匪片的內心戲

從《證人》開始,他電影裡的角色明顯多了心理戲份的呈現,之後的《線人》也是如此,開闢出警匪片的新戲路,而這兩部電影也分別為張家輝和謝霆鋒帶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導演說以前的戲太注重在所謂動作片的架構,每場戲都會用動作片的思維去構思,拍攝《證人》時更多是從文戲的角度出發。「雖然電影有很多打鬥場面及槍戰,但背後完全不是動作片的思維。一開始我就不想當《證人》是一部動作片,所以轉變風格,以純粹文戲的想法去講一個故事,這已經有別於之前所有的電影。」

他說自己一直想在這方面做得更好,畢竟以前確實做得不太好。「戲劇就是角色的心路歷程。以前電影的角色心路歷程可能很單薄,單薄得不能令你投入。但這是電影很基本的東西,所以後來思考多了這方面的東西。」《證人》裡謝霆鋒的焦慮與害怕,《火龍》的黎明抓不到罪犯的心結,《魔警》的更將精神崩潰演得活靈活現。導演說自己一直在找空間轉變,不想被警匪片的框架約束自己。「《魔警》自然要兼顧警匪的元素,但故事是圍繞著主角的心魔去展開,這和以前的警匪片是很不同的。相比起以前警匪片,《魔警》的動作成份也是很低的。」

2014年前寫這篇文章時,林超賢尚未放眼內地市場,執導的電影也大多扎根於香港,他說港產片相比市場更大的大陸,仍有自己的優勢。「大部份港產片都是商業片,香港片的商業元素是很準確的,台灣和內地考慮商業片時,沒有香港那麼狠,商業計算也沒有香港拿捏的準確。」但面對著競爭,他說最重要的,是做好電影的本質。

反觀他近幾年拍攝的電影,包括《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以及最近的《緊急救援》等,完全是北望神州,雖然政治很正確、票房也很成功,但卻看不到他的轉變精神,連一點港產片味道也沒有了。是好是壞當然見仁見智,不過筆者現在對他的電影,已完全沒有任何期待。

【電影人系列之二】賈樟柯的電影音符與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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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於2105年11月,當時賈樟柯應香港亞洲電影節邀請來港出席開幕禮。

對賈樟柯這位憑《三峽好人》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中國導演來說,香港似乎沒有在他的記憶裏存在,他不了解這裏的街道、不熟悉這裏的語言與食物。然而三十多年前流行音樂進入中國後,粵語流行曲卻成為他成長記憶裏無法抹去的情感,他喜歡聽Beyond的《情人》、許冠傑的《浪子心聲》、葉蒨文的《珍重》等,這些歌曲也先後成為他電影裏的插曲。

電影與音樂相輔相成,在電影裏能察覺他對流行曲有明顯的偏好,從《小武》裏毛寧的歌曲《心雨》、《站台》裏林子祥的《成吉思汗》、《任逍遙》裏任賢齊的《任逍遙》到《山河故人》裏葉蒨文的《珍重》,他說自己對流行音樂有種特殊感情。

「我生於70年代,童年時沒有流行音樂,當80年代流行音樂進入中國時,突然發現它可以替你唱出很多感受,所以對流行音樂充滿熱愛。正因為流行音樂伴隨着成長,很多音樂都成為自己情感的一部份,或者說成為某個時代記憶的一個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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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曲伴隨導演成長,他時常在作品中加入流行曲,由趙濤飾演的電影女主角與兒子正在聽葉蒨文的《珍重》。

是時代記憶 喜歡Beyond葉蒨文

他說自己最喜歡Beyond與葉蒨文、許冠傑等流行歌手,在紀錄片《無用》裏他用上Beyond的《情人》,背景是製衣工廠的工人。葉蒨文的《珍重》,則是電影中兩位女主角之間的關聯,一位從沒離開過故土;另一位一直在漂浮,她們同樣愛上這首歌。「《珍重》這首歌我一直在聽,最近幾年越喜歡,汽車裏也保留這曲目,我覺得現在不論華語還是粵語,很多音樂都沒有那種深情厚意,葉蒨文的歌裏有,電影中的人物有,所以借用這首歌曲來表達。」

賈樟柯電影裏出現的音樂,早在他寫劇本時已敲定,《山河故人》裏他也用上英國電子音樂組合Pet Shop Boys的《Go West》。「這首歌是我青春無法抹去的記憶,90年代大陸開始流行disco後,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舞廳裏混,當時最喜歡的歌曲就是《Go West》,因為它表達自由,有往前走的瀟灑感覺。」電影分為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99年,開場戲就是一群年輕人在《Go West》的音樂下跳舞,這也是他年輕時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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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電影中的故事多發生在故鄉,這次是他首次到國外取景,《山河故人》第三個故事發生在澳洲。

故鄉山西汾陽 真實又虛擬存在

賈樟柯時常在電影裏融入自己的經歷,印刻在他記憶裏的,除了流行曲,還有故鄉,從《小武》、《站台》、《天注定》到《山河故人》,故鄉山西汾陽始終存在。「它把我生活的區域呈現在特定的地域裏,它有別於農村,也有別於廣州、上海這些大城市,這樣的美學角度讓我獲得觀察中國的視點。」

然而,這個故鄉並非完全真實的存在,「電影中的汾陽由各種我喜歡的元素構成,始終會出現城牆與黃河,實際上我真實的家鄉已沒有城牆,距離黃河也有150公里。」近年中國經濟起飛,許多地方正快速改變,汾陽也經歷變遷,《站台》裏的城牆,只留存在影片中。

故鄉與流行曲一樣,某程度上是導演將現實建構在虛構的世界裏,有時他也刻意將寫實與虛構的界線模糊,2008年的《二十四城記》是新嘗試,他在影片中訪問五位真實人物,以及四個由演員扮演的人物故事。劇情片裏有很強的紀錄片美學,觀眾在真實與虛構間遊走,有時甚至根本無法分辨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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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武》、《站台》、《天注定》到《山河故人》,女演員趙濤與賈樟柯一直合作無間,二人在2011年結婚。在電影中,賈樟柯的故鄉山西汾陽也經常出現。


以電影手法拍攝紀錄片

早於2006年,他應畫家劉小東邀請前往三峽拍攝紀錄片《東》,從側面拍攝三峽移民的故事,其間他醞釀出《三峽好人》,以另一種「真實」來敍述故事。「電影是我了解社會一種方法,當時長江三峽兩岸居民面臨遷移問題,但很多現實並沒有發生在電影鏡頭前,僅靠紀錄片表達不出複雜的情緒,我想用紀錄片與劇情片同時拍出社會的複雜性。」

賈樟柯拍紀錄片跟電影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影片的剪接與節奏都是緩慢的,他其實在以電影的手法在拍攝紀錄片。2007年的《無用》原本是拍攝中國時裝設計師馬可,惟在紀錄片下半部份,他突然回到家鄉汾陽,拍攝一位曾是裁縫的煤礦工人,與服裝品牌無用相對應的,正是裁縫在現實中的無用。2010年的《海上傳奇》訪問多位上海人,女演員趙濤在影片中平靜地穿梭,感覺正如導演的替身,在真實中他融入虛構,觀眾或會誤認這是另一部《二十四城記》。

不論劇情片還是紀錄片,賈樟柯的鏡頭中總是帶有人文關懷,《三峽好人》關注三峽居民的遷移,《山河故人》則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人的漂泊動盪在中國社會始終存在,《世界》裏人們從小城市到北京生活工作,這是一個流動的大趨勢,這些年連沒有移民傳統地區的家庭也突然舉家外遷,這樣的漂泊跟移動讓我們覺得劇烈,因為我們自小就有根深柢固的故鄉概念,這種故鄉的概念也讓這種漂泊顯得更劇烈。」

在《山河故人》開端,他又回到故鄉,不過他想探討並非移民問題,而是當代社會人們在情感上的荒蕪,以及對情感的渴望。「人們常忙碌在應對生存的問題上,這讓我們喪失很多情感生活,連注意力也沒放在情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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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山河故人》 訴說人的情感

除社會因素外,他覺得新的科技也有這種趨勢,「互聯網與手機固然很方便,但是過去那種人與人密切的情感關連可能會被減弱。」在社會的洪流中,導演也無法獨善其身,「我28歲拍電影到現在,注意力全在事業上,當中肯定會忽略很多情感層面的東西,但是隨着時間推移,我覺得自己會後悔,正是這些感受促使《山河故人》的形成。」

他想透過電影訴說人的情感問題,香港觀眾或許難對山西及澳洲產生共鳴,但導演覺得人類的情感有很大的共同性,自然有共鳴感。電影裏其中一個故事發生在未來的2025年,導演一開始寫劇本時沒想到會寫這個故事,而是依舊從過去講起,「電影中人物的情感是隨時間推移在改變,很吸引我去想像他們將來會怎樣,女主角生命中的幾次選擇都給她帶來傷害,未來她帶着這樣的傷害,還能不能開始新的感情與生活,這是我很想知道的事情。」

他想像自己2025年的電影生涯應該更孤獨,「這是你在電影藝術走得更遠所必然面臨的問題,孤獨就是可能人家不明白你在做甚麼,可能會做一些實驗性的美學。」賈樟柯對歷史感興趣,他說自己想拍一部關於1949年香港的間諜片,「香港這個城市所銜接起來的現代歷史很重要,而近年也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這種變化無疑影響許多人的生活。」

名導屢拍大陸禁片

1970年生於山西汾陽,1997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翌年完成首部長篇作品《小武》。《小武》與2000年的《站台》及2002年的《任逍遙》因題材敏感雖無法在中國上映,卻在國際影展上獲得肯定,2004年的《世界》是首部可以在國內上映的電影。2006年,他憑着《三峽好人》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天注定》於2013年康城影展獲最佳劇本獎,由於影片揭示中國黑暗面,也無法在中國上映。2015年的《山河故人》回到康城,入圍競賽單元,也在台灣金馬獎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七項提名。2018年的《江湖兒女》在康城電影節提名「金棕櫚獎」,2020年執導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

PS:當時與賈樟柯閒聊時,他說山西人很喜歡住香港的四季酒店,很多朋友會在四季酒店住很久,他經常在酒店大堂聽到山西方言。四季酒店有「望北樓」之稱,許多內地有錢人喜歡入住四季酒店,肖建華失蹤前一直住在這裏。近年內地大力反貪腐,賈樟柯在《山河故人》中借2025年的故事,安排一群攜款外逃的山西老鄉在澳洲坐看異國風雲,着實不無調侃之意。

·原文見於蘋果日報

【電影人系列之一】侯孝賢的武俠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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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於2015年8月,電影《刺客聶隱娘》前夕。通常100分鐘的電影,大概拍攝約1.5萬呎菲林,但《刺客聶隱娘》卻拍了44萬呎,很多精采畫面因導演覺得不合時宜而遭捨棄,侯導笑言:「基本上是浪費一堆,就當是test吧。」

曾經,台灣導演侯孝賢笑言自己拍攝的電影沒一部完美,即使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悲情城市》,也僅以「爛片」來形容。如今,《刺客聶隱娘》(下稱《聶》)上演在即,他一改口風說終於有勉強完美之作,還有所期待。「假使這個片子賣得不錯的話,我還想拍多一部古裝片。我比較喜歡唐朝,因為《唐人小說》裏的故事很多,這個成功了,下一個找錢也比較容易,容易就可以再拍。」

記憶還停留在侯孝賢在康城得獎後,他一身西裝、戴着煲呔見記者的場面,所以當看到一身牛仔褲襯白T恤黑風褸的導演時,忍不住定了睛,畢竟這種樸素的風格,才更像真正的他。一向少做訪問的侯導,當天卻一口氣接受了七、八個訪問,他亦毫不掩飾,直認不諱:「我去歐洲以前也很少宣傳,主要是因為這個片子在康城得獎,很多地方都買了版權,影片上映就要你去宣傳。你說去不去呢?不去也不行。」原來,大導演也有無奈之時。

侯孝賢是一位很真的人,於電影,是種真實感,時代的背景、角色的狀態,他務求自然寫實,做到盡善盡美,八年磨一片拍攝《刺客聶隱娘》,用數年時間籌備資料、劇本前後易稿三十多次,為的正是更好地還原唐代背景。於個人,是種坦誠,他不羞於談起過去時常打架的壞孩子經歷,也敢於向社會不公發聲。聊起「台灣高中歷史新課綱」淡化二二八事件一事,他有所感觸說:「人,不能夠隨便殺人。」1989年,解除戒嚴後他的首部電影《悲情城市》講的正是這段歷史,透過一個啞巴角色為台灣鏗鏘發聲。「我感覺最終還是會還原歷史,該是鎮壓就是鎮壓,逃不掉的,不用刻意掩飾。」

回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年,他生於廣東梅縣,出生翌年被家人抱到台灣,這段國民政府軍隊鎮壓台灣人民的歷史他沒有親身經歷,之後讀書才得以了解,得悉真相後很憤怒,最終以一部《悲情城市》來直接挑戰當時台灣社會的禁忌話題。「我的想法是人不能為任何目的殺人,包括政治,任何國家也不能隨便侵略別的國家,絕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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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導從2001年的《千禧曼波》開始與舒淇合作,之後是2005年的《最好的時光》,《刺客聶隱娘》是第三度合作,侯導說聶隱娘的角色非舒淇莫屬。

「人不能夠隨便殺人」

26年後的這部《聶》,理念仍如出一轍。聶隱娘自小被道姑訓練成殺手,先是因為有小孩在,動了惻隱之心而不忍殺人,後則因怕殺一人而天下大亂,選擇捨身取義。侯導想呈現的世界不是武俠片裏的江湖俠義,而是「人不能夠隨便殺人」。刺客殺人猶懂得要有名目,不能淪為執行任務的工具,當權者又何以不明白?「《聶》基本上是一個刺客不能殺人,最終了解自己的過程。」

未讀懂侯導的人,或許會認為他口中的「真」永遠充滿矛盾。一個不主張殺戮的人,卻拍刺客武俠片;喜歡寫實,卻從芸芸唐代武俠故事中,千挑萬選情節神怪的聶隱娘。原來,侯導早有拍武俠片的想法,小學五、六年級開始愛上武俠小說,之後看日本的武士道影片,甚至在《讀者文摘》追看《教父》小說。他的武俠世界觀不是少林武當,而是更寫實的歷史背景。「讀藝專時看了《唐人小說》,覺得聶隱娘這個刺客很有意思,聶是三個耳朵,是隱藏在樹上聽聲音的,就想把這個結合唐代背景來拍。」想法醞釀許久,直至遇到舒淇,一位從《千禧曼波》到《最好的時光》一直合作的演員,小說裏的聶隱娘,終於有了人選,《刺客聶隱娘》也慢慢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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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呈現更真實風貌,侯導(右)捨棄多數古裝電影在大陸片廠搭景的做法,遠赴日本、台灣及中國等地取景。

《聶》收錄於唐代文學家裴鉶的短篇小說集,原文只有1,700多字,有不少神怪奇異的情節,如其中一場打鬥戲聶隱娘變成了一面旗幟。追求真實感的侯導覺得沒說服力,就把整個故事改編了,幾乎成了原創劇本。「我覺得還是要符合真實情況與歷史背景,所以把後面的情節都捨棄了,只保留聶隱娘被道姑帶走的情節。」最後的劇本基本上與原著迥異,是侯導在研究小說之後,把《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等書中的相關內容找出來,然後在這個框架裏,與朱天文、鍾阿城兩位編劇慢慢整理出來的。

傳統的武俠片,千軍萬馬、飛簷走壁,打鬥場景你來我往驚心動魄,《聶》裏只有很短的寥寥數場,難免有人大呼不過癮。「刺客都不是光明正大打來打去的,不是正常武俠片那種打法,都是在一個地方埋伏刺殺的,《刺客列傳》裏都是這樣。」侯導冷靜解釋道,答案似乎已重複多次。他從小對武俠片的夢想,原來不是童年經歷的打打殺殺,而是一種以靜制動的人生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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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導(右)從不給演員講戲,讓演員在拍攝現場自由發揮。

「經歷是活過的痕迹」

侯導善於用獨特的電影語言訴說情感,是現實也是個人經歷的反映。早期的《風櫃來的人》、《悲情城市》、《南國再見,南國》,是他審視台灣歷史及個人經歷的代表作,電影中的打鬥場景,源自他的自身體驗。「小時候住在(高雄)鳳山,以前有角頭,就是地方的聚落,那時候常打架。」他說男生喜歡耍酷,動不動就打架,單打獨鬥、群毆都試過,警察都記住了這個壞小孩。那時候他愛看武打片,尤其日本武士道影片,《里見八犬傳》、《三日月童子》、《宮本武藏》等,奇連伊士活(Clint Eastwood)的西部片也看,如《荒野大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男孩都喜歡看打鬥的,比槍決鬥的,日本就是武士道。因為武士道一直仍在,拍起來比較真實,所以喜歡看。」

高中沒畢業,侯孝賢跑去服兵役,服完兵役回鳳山還因有案底差點被抓去管訓。之後輾轉到台北的藝術專科學校讀電影,由場務做到導演。匆匆數十年,贏盡掌聲與名譽,他反而覺得自己最好的時光是那段渾沌的日子。「感覺那段時間甚麼都不懂,對很多事情都好奇,看小說看電影打架服兵役,經歷了很多事情,加上家庭的變化,父母祖母去世,都是那段時間。這段時間是我成長當兵之前的一個了斷,這段經歷對我很特別,其實就是面對自己,逃無可逃。」

這份真性情,對應《聶》中的寫實:風來了吹動紗帳、光線曼妙變化,在破舊木屋裏用鐵鍋煮湯及取暖,他為重現唐朝生活質感做了許多考究,點點滴滴都在創造出真實生活的感覺,正如與過去經歷赤裸裸地面對面,逃無可逃,都是生命中活過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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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震成名於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曾與舒淇、侯孝賢在《最好的時光》合作。

後記:文字訪談vs影像Trailer

侯導說若沒有童年那段閱讀的經驗,不可能有今天這些影片。「閱讀的影響很大,如果沒有養成閱讀文學的習慣,可能就會停留在某個階段。」他看孫中山傳記、看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看卡爾維諾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文字是有結構、輕重的,影像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說起文字,他忽然有些感慨,「有時候覺得做訪問也沒甚麼意思,還是把預告片剪輯好更重要。」他說網絡時代,好的預告片效果更強,能夠引起大眾關注的,應該是影像。「世代不同了,現在讀文字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那種深度的訪談,可以留着給想看的人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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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台灣電影新浪潮

侯孝賢在1973年踏入電影界,曾為李行、賴成英等導演擔任場記、編劇、副導演等職務。1980年執導首部電影《就是溜溜的她》。從1983年《風櫃來的人》開始轉向寫實風格,開創台灣新浪潮電影之風,《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均獲好評,1989年的《悲情城市》更讓他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2003年,侯孝賢應邀為紀念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百年誕辰拍攝日語電影《珈琲時光》,2007年應法國奧塞美術館之邀拍攝法語電影《紅氣球之旅》,2009年起擔任金馬獎主席。卸任後籌備拍攝首部武俠電影《刺客聶隱娘》(2015年),並在康城影展勇奪最佳導演獎,2020年獲得台灣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原文見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