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1992年波黑戰爭  冒險拍攝塞爾維亞武裝部隊的殺戮

相信許多人都聽過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這首歌,故事講述一對年輕戀人想逃離戰火中的薩拉熱窩,最後被軍隊殺死的真實故事。發生於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戰爭(Bosnian War)造成逾十萬人死亡,1993年由美國記者Mark H. Milstein拍攝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由於被製作成紀錄片及改編成流行曲,固然廣為人知。另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則由美國攝影師Ron Haviv在1992年3月31日拍攝,他現時正身處烏克蘭拍攝由俄羅斯入侵所引起的戰爭。

當時波黑戰爭尚未正式展開,在波黑東北部城市Bijeljina,Ron Haviv是第一批進入當地的攝影記者,他獲准跟隨當地塞爾維亞武裝部隊Serb Volunteer Guard(也稱Arkan’s Tigers)在街上巡邏。儘管事前被警告不能拍攝任何殺戮的照片,不過當他目睹三名穆斯林被士兵槍殺時,還是冒險按下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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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見到一名穆斯林男人中槍倒地,他的妻子走過去看他,結果也被射殺了。不僅如此,Arkan’s Tigers在殺人之後,還用皮靴踢女人頭顱,Ron Haviv在千鈞一髮之間,捕捉下這個震撼的畫面。事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自己正在發抖,幸好拍攝時三名士兵都沒有發現,當他把相機放下之後,士兵才轉過頭來。

《時代週刊》一週後出版這張相片,很快引起國際關注,後來還被雜誌選為100張最重要的相片之一。武裝部隊指揮官Arkan(原名Zeljko Raznatovic)得悉後非常惱火,將Ron Haviv綁架及毒打,最後在西方干預下釋放,不過之後仍把Ron Haviv列入死亡名單。照片拍攝後不久波黑戰爭全面展開,持續三年八個月,Ron Haviv仍冒險在當地拍攝,記錄下這場種族屠殺。

戰爭初期,Arkan’s Tigers向當地的穆斯林進行種族清洗,這位青年名為Harush Ziberi,是一名居住在Bijeljina的阿爾巴尼亞穆斯林,當他Arkan’s Tigers抓住後,雙膝跪地向對方求饒,最後仍是被殺害,被丟在亂葬崗。他的家人後來透過DNA確認他的身分,再為他舉行葬禮。戰爭結束後,這些照片成為海牙國際法庭指證Arkan種族清洗的罪證,然而Arkan否認殺人的事實,也沒有被審判,直至2000年被人槍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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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Lucky Hole》 荒木經惟的日本色情產業體驗與記錄

日本色情產業十分發達,除了傳統的紅燈區,新興的色情服務在1970至1980年代曾經非常蓬勃。被喻為日本情色大師的荒木經惟,在1983年至1985年間,在東京新宿區為主(大阪也有)的多間色情場所記錄當時五花八門的性服務。由Taschen在2019年出版的《Araki. Tokyo Lucky Hole》攝影集,收錄逾800張黑白照片,展示日本性產業的蓬勃與創意。荒木經惟不是單純的拍攝者,也是一位親身體驗的光顧者,全情投入在這些色情場所中,而攝影彷彿只是他身體力行的見證。

No-Panties Coffee Shop

1978年,第一間無底褲咖啡店「No-Panties Coffee Shop」在京都出現,標誌著新興色情服務的開端。裏面的女大學生服務員身穿迷你裙卻沒穿內褲,這個消息很快傳開,好奇的大眾隨即在門口排起長龍,男人們花三倍平常咖啡的價錢,只期待服務員端來咖啡時,可以一瞥年輕女性不經意的裙底風光。這種咖啡店頓時大受歡迎,隨即傳到東京、大阪,第一間在東京出現的無底褲咖啡店名為Lourdes,不過它並非位於歌舞伎町,而是開設在東京都豐島區的東長崎,可見是故意避開傳統的紅燈區。相比起傳統的歌舞伎町,這種咖啡店無疑更親民,不會令人卻步,也不易被外人察覺。

眼見Lourdes生意興隆,其他咖啡店自然照辦煮碗,一年後,東京都中央環状線的所有車站附近都不難找到這種咖啡店。伴隨行業競爭而來的,是尺度逐漸加碼,慢慢演變成「無上裝咖啡店」。在大阪一間兩層的咖啡店,底層的天花板裝上透明玻璃,令上層女服務員的春光無限外洩。女服務員只要脫下底褲,就可以輕鬆找到快錢,這種咖啡店的出現,也令更多業餘的年輕女性投身色情行業。

咖啡店的顧客通常「眼看手勿動」,數年時間的新鮮感過後,這種咖啡店迅速沒落,不過色情行業從未式微。 無底褲咖啡店消失後,隨即又興起不穿內褲的按摩店「No-Panties Massage Parlour」,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按摩店在名古屋起家,它受歡迎的原因,是女服務員可為顧客自瀆。很快地,按摩店也出現在歌舞伎町,從而掀起一場情色服務大激戰。

那時日本紅燈區的老闆們,絞盡腦汁想新方法與對手競爭,各種色情服務千奇百趣,有的女服務員可按顧客要求變成護士或空姐進行色情表演,有的上演電車癡漢、處女情意結、相撲手,或提供各種變態性虐待服務。其中一間荒木經惟親自體驗的趣怪場所是「棺材屋情色算命」(Coffin Coffee House and Pornographic Fortune-Telling),裏面到處是乾冰產生的霧氣,顧客赤裸進入棺材,棺材蓋上有個洞,赤裸的女性扮演屍體,然後跨坐在棺材上,更可以進行性交「算命」。

若說最標奇立異的一間,無疑是Lucky Hole。客人站在隔板的一端,隔板中間有一個洞,足以容納男性的某個器官,另一端則是進行服務的女性。隔板畫有女性的身體線條,頭部則貼著松田聖子、原田知世等當紅女明星的照片,成為男士們的性幻想對象。顧客雙手抓住上方的扶手,耳機傳來女性的呻吟聲,這種前衛的性體驗,感覺就如21世紀的虛擬現實。在2014年的喜劇片《金雞SSS》裏,由黃偉文飾演的拓也哥,就是在一間Lucky Hole門店工作。

當時荒木經惟在《Photo Age》主編Akira Suei的陪伴下,體驗並記錄日本蓬勃的情色場所,與因貧窮而從娼的妓女不同,這些年輕女性並非無奈下海,在攝影師的鏡頭下,她們絲毫不覺羞恥或內疚,對於從事色情工作也沒有太多忌諱,盡情與慾望玩遊戲。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當時的荒木經惟在日本已頗有知名度,許多女性均不介意成為他鏡頭下的女主角,荒木的鏡頭可能變相令她們更投入地表演。

1985年,日本政府實行「改正風俗営業法」(New Amusement Business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Act),這種類似的場所逐漸被取締(有說是為保護傳統的性產業,以免新的競爭產生混亂?),不過日本的色情產業依然很發達。《Araki: Tokyo Lucky Hole》一書,便記載新法例實行前日本情色服務的鼎盛期,若撇除當中的色情元素,這些照片是對這行業很完整的視覺記載,然而荒木經惟的參與介入,卻打破單純客觀的攝影記錄,令照片變成很個人化的作品。

《Araki. Tokyo Lucky Hole》,Hardcover,14 x 19.5 cm,1.08 kg,704頁,HK$250,PhotogShop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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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攝影的標誌性開端——19世紀克里米亞戰爭

在俄羅斯轟炸烏克蘭境內多個城市之際,3月18日,普京在莫斯科慶祝「克里米亞『回歸』八週年」集會,再次合理化當年入侵克里米亞的行為。這次始於2014年的吞併行動稱為「克里米亞危機」,尚未定義為戰爭,不過回顧歷史,真正的克里米亞戰爭發生在1853年至1856年,作戰的雙方分別是英法與鄂圖曼帝國等國的聯軍,以及向歐洲擴張的俄羅斯帝國,最後以俄軍退出克里米亞半島並向聯軍投降告終。

Roger Fenton(1819-1869)

克里米亞戰爭被視為「第一次現代戰爭」,壕溝戰、電報、鐵甲艦(Ironclad warship)、戰地醫院等均是首次在戰爭中被使用。這場戰爭令兩個人的名字變得廣為人知,第一位是英國護士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她在戰爭期間向英軍爭取在戰地開設醫院,為士兵提供醫療護理,後來她的名字也成為護士精神的代名詞。另一位則是Roger Fenton(1819-1869),他普遍被認為是首位官方戰地攝影師。

攝影術在1839年發明,戰地攝影的誕生,有人認為始於美墨戰爭,因為在1847年,曾有佚名攝影師以銀版攝影法(Daguerreotypes)為當時的士兵及將領拍照。至於第一位知道名字的戰地攝影師,歷史學家認為是記錄第二次英國錫克戰爭(The Second Anglo-Sikh War)的蘇格蘭外科醫生John McCosh,他以卡羅法(Calotype)拍攝當時的英軍及錫克人。也有人認為戰地攝影始於克里米亞戰爭,畢竟正是Roger Fenton及克里米亞戰爭,才將「戰爭攝影」一詞變得更廣為人知。

Roger Fenton原本是一名畫家,1851年在倫敦參觀《The Great Exhibition》展覽時接觸當時誕生不久的攝影,開始對這們工藝深感興趣,翌年更到基輔及莫斯科拍攝。1853年,他成立至今歷史最悠久的皇家攝影學會(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並在1854年為英國王室拍攝。當克里米亞戰爭在英國引起公眾注意後,他在英國政府及王室贊助下,乘船前往克里米亞拍攝戰爭。

相比起現在的戰爭攝影,Roger Fenton的照片絲毫不顯得血腥,他拍攝的主要是英國軍官及士兵的肖像(也有為南丁格爾拍照)、軍隊的營地生活,甚少記錄戰鬥過程及戰後場景。這主要局限於當時的攝影技術,Roger Fenton以濕版攝影法進行拍攝,需要長時間曝光才能拍攝一張照片,而且需要即時在四輪車搭建而成的黑房進行顯影,所以只能拍攝靜止的畫面。擺拍的士兵照片英姿煥發,加上濕版攝影法成像細膩典雅的效果,本應血腥的戰場,結果在其鏡頭下被拍成優美的風景畫。當這些照片後來在英國展出時,也有人批評攝影師刻意迴避拍攝死亡,選擇不描繪戰爭的恐怖,也沒有改變人們對戰爭的看法。

其實這麼說也並非完全正確,因為Roger Fenton拍攝克里米亞戰爭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一幅貧瘠山谷的相片,不毛之地的土地上滿佈圓石,仔細觀察才發現是戰爭過後遺留下來的砲彈,頓時令照片產生陰森的死亡氣息。當然,這張照片與二十世紀的戰爭攝影相比,無疑顯得平淡及平靜。然而無可否認的是,Roger Fenton的照片確實開創「戰爭攝影」、「戰地攝影師」的先河,讓後人得以透過攝影去了解歷史及戰爭,尤其在這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每天均有大量的戰場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相比起Roger Fenton拍攝的照片,無疑要血腥、恐怖得多,也更能牽動觀者的情緒。

戰爭照片之外,Roger Fenton也拍攝許多英國著名的教堂、修道院,他在英格蘭、威爾斯及蘇格蘭拍攝的風景照片,令人想起John Constable和William Turner等英國畫家的作品。在攝影剛誕生的年代,它大多數是被視為輔助繪畫追求重現真實的「配角」(法國畫家Gustave Courbet更說利用照相機才能製作極度客觀的圖像) ,而Roger Fenton拍攝的風景照片,則證明攝影在表達及視覺方面,絕對能與繪畫媲美。

Roger Fenton的攝影生涯只有十餘年,1862年,他變賣所有的攝影設備及底片,退出他有份創立的皇家攝影學會,並以大律師的身分重返法律界。在他1869年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的名字已被世人遺忘,幸好後來到藝術史學家重新認識他的開創性作品,Roger Fenton的名字才被寫入攝影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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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騎士Danny Lyon 記錄美國電單車黨的不羈歲月

今天80歲生日的美國攝影師Danny Lyon,不但影響Nan Goldin等攝影師,他的成名作《The Bikeriders》攝影集更是1969年經典公路電影《逍遙騎士》(Easy Rider)的靈感源泉。

1942年,Danny Lyon生於紐約中產家庭,196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已開始記錄民權運動,拍攝在學校參與種族平等靜坐的Bernie Sanders。1950至1960年代,美國電單車黨方興未艾,年輕人都嚮往擁有一部電單車,當時美國已有正規的電單車協會American Motorcyclist Association(至今仍有),要求會員遵守交通規則及要安裝滅聲器。此外也有一班不遵守規則的電單車黨,成為他人眼中的「不法之徒」(Outlaw Clubs)。

USA. Elkhorn, Wisconsin. 1966. Cal.

Danny Lyon在機緣巧合後認識芝加哥電單車黨The Chicago Outlaw Motorcycle Club會員,及後更成為他們一員。雖然Outlaw成員大多駕駛Harley-Davidson,但這也無阻騎著Triumph電單車的Danny Lyon,與他們建立起親密關係。在1963至1967年間,他與電單車黨成員朝夕相處,全然融入拍攝群體,一同橫穿美國,在公路上馳騁,一齊聚會、賽車,將他們原始而自由的生活方式一一記錄下來。他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叛逆不羈的生活,同時完好刻畫這群人的生存狀態。

在主流傳媒的報導中,Outlaw成員連群結黨,無所事事、放浪形骸,手中總是拿著啤酒瓶,微醺醉駕乃家常便飯,甚至崇尚速度帶來的刺激與危險。他們的不羈本質上是追求自由,而這種擺脫社會束縛的方式,無疑讓他們被貼上反對主流的標籤。在Danny Lyon鏡頭下,他們是活生生的年輕人,他們重視友情、也尊重生命,為逝世的會員扶靈,並非世人印象中的冷酷無情。Danny Lyon將這些照片結集成書《The Bikeriders》,記錄他們特立獨行的生活,或許最後仍無法改變他們的聲名狼藉,至少透過攝影呈現出他們的人性光輝。

《The Bikeriders》是報導攝影領域的典範之作,之後他延續這種拍攝方式,關注社會邊緣人的生活狀態,用一年多時間拍攝德州多間監獄的囚犯,最後集結成攝影集《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ad》。還有拍攝曼哈頓市中心的拆遷的《The Destruction of Lower Manhattan》、記錄黑人民權運動的《Memories of the South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對於後來的新聞報導攝影,均有深遠影響。

圖片來源:Magnum Photos

Today marks the 80th birthday of American photographer Danny Lyon. His famous photobook “The Bikeriders” inspired the classic road film “Easy Rider” in 1969 and influenced photographers such as Larry Clark and Nan Goldin.

Danny Lyon was a member of The Chicago Outlaw Motorcycle Club. From 1963 to 1967, he got along well with the motorcycle outlaws,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ir life. They traverse the United States, partying and racing together. Danny photographed their primitive and free way of life. He deeply felt their rebellious and uninhibited lifestyle and portraye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se people.

Under the lens of Danny Lyon, The Chicago Outlaw members value friendship, respect life, and carry the hearse for the deceased members. They are not ruthless people. Danny Lyon compiled these photos into a book, “The Bikeriders.” Although the book documenting their maverick lives can’t change its notoriety, it shows their humanity through photography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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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模特兒到攝影師  Corinne Day見證名模Kate Moss誕生

現年48歲的英國名模Kate Moss在時尚圈活躍逾三十年,當年發掘她的伯樂,是英國時尚攝影師Corinne Day(1962-2010),相比之下,她的故事便顯得較鮮為人知了。

Corinne Day年少時已四處打工,曾在銀行實習(可笑是她透露父親是一名銀行劫匪),18歲開始成為模特兒。1985年,她認識熱愛電影及攝影的男友模特兒Mark Szaszy,是他教懂Day操作相機,他與身邊的模特兒以及他們旅行中認識的人,紛紛成為她最早的拍攝對象。

1989年,她認識英倫流行雜誌《The Face》藝術總監Phil Bicker,開始為雜誌拍攝照片。當時她找來一間模特兒公司,對方給她一張失焦的Kate Moss寶麗來照片,當時她只有十五歲,對模特兒來說太年輕、也太瘦(Day曾在學校因為瘦而被嘲笑,因而感同身受),但她身上的氣質卻讓Corinne Day感到很舒適,這也是選擇拍攝她的原因,不過首次拍攝的照片並未引起關注。

1990年,《The Face》雜誌的一輯時尚攝影作品「The Third Summer of Love」令兩個人嶄露頭角,第一位固然是操刀拍攝的Corinne Day,第二位則是年僅16歲的模特兒Kate Moss。二人十分投契,她們大談著音樂,Nirvana、Stone Roses和Happy Mondays……在照片中,半裸的Kate在海灘上大笑,瀰漫著青春與不羈氣息,雜誌封面的她頭戴羽毛,也是Day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如今重看仍十分經典。

然而在1993年,二人卻因《Vogue》雜誌一輯照片「UnderExposed」而分道揚鑣。當時Kate的攝影師男友Mario Sorrenti不想Corinne Day在他們倫敦的公寓拍攝,二人曾為此大吵一架,因此照片中的Kate看起來有些傷感。Corinne Day不喜歡造作的姿勢或表情,也無需刻意的髮型或造型,她想捕捉的是被攝者的情緒。在Day看來,這些照片記錄她真實自然的一面,而不是傳統時尚雜誌上那種濃妝豔抹以性感為賣點的相片,然而《Vogue》卻覺得這些照片看起來便宜又俗氣,不符合雜誌格調。

更甚的是,由於Kate Moss身穿輕薄內衣或緊身衣,當時《獨立報》更批評照片令人厭惡及近乎兒童色情(hideous, exploitative, verging on child pornography)。雖然Day認為這是傳媒對照片的過度解讀,不過《Vogue》仍停止與她的合作,模特兒公司及Kate Moss刻意與她遠離,二人的友誼也因此暫時告一段落。

之後Corinne Day曾離開過時尚攝影圈,不過她從未停止過攝影,繼續以漫不經心、寫實的鏡頭記錄身邊的朋友,包括好朋友Tara St Hill。她是一位貧困、生病的單親媽媽,那時候的生活很凌亂,Corinne Day的鏡頭捕捉她悲傷及親密的時刻。2001年,Day將這些照片集結成《Diary》一書,這些照片誠實地記錄年輕人的生活,看似平淡、時而憂傷,有如一本私密日記,這種風格也令她被Nan Goldin和Larry Clark等攝影師相提並論。事實上,Nan Goldin一早已留意到她的照片,也很喜歡她的作品,而她也一直堅持這種自由、真實的拍攝方式。1996年,Corinne Day患上腦瘤,即使在這段最痛苦的住院日子裏,她也沒有忘記放下相機,用鏡頭記錄下這段最令人痛心、同時也是最感人的回憶。

那段時間裏,儘管Corinne Day沒有活躍於時尚界,她也為很多音樂雜誌操刀封面人物,拍攝過Pearl Jam、Placebo、The Cranberries、Red Hot Chili Pepper等音樂人,Radiohead《Creep》、Oasis《Supersonic》等MV都是她操刀拍攝。千禧年時,她再次與《Vogue》合作拍攝Kate Moss,她鏡頭下的Kate依然是很私密與自在的,而非那種以奢華見稱的大場面。2006年,她受英國國家肖像館委託,為Kate Moss拍攝九個特寫鏡頭,這些照片是在她們進行深入對話後才拍攝的,揭示她的不同情緒。2010年,Corinne Day因腫瘤復發逝世,終年48歲。

照片來源:https://www.corinneday.co.uk/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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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面孔——不要讓孩子捲入戰爭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移居美國的烏克蘭攝影師Yelena Yemchuk,在Instagram連續發佈三張身穿軍服的年輕女孩照片,她如此寫道:請不要讓這些孩子捲入戰爭,請讓我們美麗的國家烏克蘭擁有和平(Please don’t let these children be in a war please let there be peace in our beautiful, peaceful country Ukraine)。

說起著名的反戰照片,許多人會想起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的《鮮花與刺刀 The Flower and the Bayonet》。在Yelena Yemchuk發佈的照片中,身穿軍服的女孩笑容燦爛地望向鏡頭(另一位則流露著堅定的眼神),與戰場上的殘酷無情形成強烈的對比,同樣帶出反戰的訊息。

Yelena Yemchuk在1970年生於烏克蘭首都基輔,11歲時與家人移居美國,14歲生日時爸爸贈送她一部相機,自從對攝影感興趣。她曾為美國搖滾樂隊The Smashing Pumpkins的《Zero》和《Thirty-Three》等歌曲執導MV,也為《iD》及《Vogue》等雜誌拍攝時尚攝影作品。雖然移居美國多年,但她仍心繫烏克蘭,每年回去故鄉,2011年出版的首本攝影集《Gidropark》,正記錄人們在基輔聶伯河畔的公園度過夏日,近年則籌備另一本攝影集《Odessa》——位於黑海西北岸的烏克蘭港灣都市。

The images of young girls in military uniforms that photographer Yelena Yemchuk posted on Instagram impressed the world. She wrote: Please don’t let these children be in a war, please let there be peace in our beautiful, peaceful country Ukraine.

Speaking of famous anti-war photos, Marc Riboud’s “The Flower and the Bayonet” is probably the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our mind. In Yelena Yemchuk’s images, girls in a military uniform look at the camera with a bright smile, which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brutality on the battlefield and carries an anti-war message.

Yelena Yemchuk was born in Kyiv in 1970. Sh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er family when she was 11 years old. On her 14th birthday, her father gave her a camera, and she beca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ever since. Yelena first gained public attention by directing music videos for The Smashing Pumpkins and later created fashion photography for magazines such as iD and Vogue.

The photographer keeps visiting her home country every year. Her first photo book “Gidropark,” published in 2011, documented people are spending summers in the parks near the Dnieper River in Kyiv. She also made two short films and a photobook in Odessa, a Ukrainian port city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the Black Sea.

烏克蘭女士兵、基輔教堂合唱團、頓巴斯地區的小男孩,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現居烏克蘭的英國藝術家Mark Neville陸續發佈過去數年在當地拍攝的照片。2015年,他開始記錄烏克蘭人的生活,包括Odessa海灘的度假者、匈牙利邊境的羅姆人社區,以及生活在烏克蘭東部前線的平民和士兵。深深被這片土地吸引的他,2020年更從倫敦移居烏克蘭,更投入地記錄這個東歐國度,然而他鏡頭下的烏克蘭人,這刻或許現在正面臨著流離失所或不同程度的威脅。

早在五年前開始,他已籌備攝影集《Stop Tanks With Books》,希望透過影像及文字改變人們對戰爭的看法。此書匯集80張烏克蘭人的照片,也收錄烏克蘭小說家Lyuba Yakimchuk書寫關於衝突的文字。在攝影集即將推出之際,俄軍侵略了烏克蘭,他於是準備將其中750本寄給世界各地有影響力的人士,既帶出反戰的訊息,同時希望國際社會幫助烏克蘭,以阻止俄羅斯的進一步入侵。

A female soldier, Kyiv church choirs, a little boy in the Donbas region, British artist Mark Neville has successively posted Ukrainian portraitures after Russia invaded Ukraine. Mark started documenting life in Ukraine in 2015, devotedly photographing holidaymakers on the beach of Odessa, the Roma communities on the Hungarian border, soldiers and civilians living on the frontline in Eastern Ukraine. Mark was deeply attracted by the nation and moved to Ukraine from London In 2020.

Five years ago, he prepared the photo book “Stop Tanks With Books,” hoping to change people’s view of war through images and words. The book brought together 80 of his Ukrainian photographs and short stories about the conflict from Ukrainian novelist Lyuba Yakimchuk.

With the Russian troops invading Ukraine, many Ukrainians face displacement or death threats. Mark is sending out 750 complimentary copies of the book to influential people worldwide. The book not only brings out anti-war messages but also call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Ukraine and help deter further Russian intrusion urg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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