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2020 – 顯影-PhotogStory

蘇慶強直視中國人四十年

January 29, 2020January 29, 2020Posted in Exhibition, HK Photographer, InterviewTagged 華南地誌, 蘇慶強, 香港藝術館, 卡拉瓦喬, 中國, 中國人, 人像Leave a comment

一位老婦姿勢端莊地坐在金色屏風前，臉上皺紋充滿歲月痕迹，屏風上的紋飾是「嚙指痛心」與「行傭供母」兩則二十四孝故事，令人對畫面中人物產生好奇。這幅細膩作品是香港攝影師蘇慶強《中國人》系列其中一張，此系列作品獲得2001年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去年末香港藝術館重開，當中「香港經驗．香港實驗」展覽部份，正展出館藏的這系列《中國人》作品。

早在1981年，蘇慶強已開始拍攝中國，「那時改革開放不久，內地生活環境與香港很不同，我跟家人返鄉探親，印象最深刻是，他們對世界發生的事幾乎一無所知，令我好奇為何大家都是中國人，思考方式會如此不同。」在交通仍不太便利的當年，那時他每逢假期就前往內地拍攝，由雲南、四川到西藏、新疆及哈爾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拍攝眼前的所見所聞。10年前，他曾舉辦「第一個印象中國1981」展覽，顧名思義強調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照片流露出他對周遭事物的好奇目光。

拍攝風景及街頭十多年，他漸漸感到不滿足，覺得攝影不只是如此，於是重回理工大學修讀攝影，「以前是很紀實的，那時對攝影的看法有所改變，從風景轉而拍攝人物，想深入了解人們的真實生活。」他將範圍收窄至與香港鄰近的廣東省，在1995年開始這系列《華南地誌》，也以哈蘇120格式代替最初的135格式，以捕捉更多生活細節。他既拍攝屋內擺設，也聚焦人物的表情神態，這系列《中國人》也是《華南地誌》一部份。

拍攝時，他時常帶上兩部相機，一部儍瓜機拍攝對方想要的照片，一部哈蘇相機捕捉自己追求的畫面。「拍攝過程很有趣，用儍瓜機時氣氛比較輕鬆，當用哈蘇相機拍攝時，他們會覺得很凝重。」在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攝影的他，時常告訴學生，不同的攝影工具，既影響拍攝者觀看事物的方式，也影響被攝者心態，「有時他們見到哈蘇相機，甚至會穿上漂亮的衣服拍照。」

蘇慶強說，中國人向來較抗拒被人拍攝，也不隨便讓人進屋拍攝，因此花不少時間與拍攝者建立關係。「人物的表情、眼神會流露出訊息，我希望他們在鏡頭前自然地呈現自己，這不是隨便就能拍攝出來的。」不論是滿臉皺紋的老人、充滿稚氣的孩童，還是身穿紅色外衣的女人，幾乎都是喜怒不形於色，但他們的舉止似乎又透露出某些訊息。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屏風前的婆婆肖像，「她身穿的藍色衣服令我想起貴族的感覺，於是在金色屏風背景前拍攝，感覺再隆重些，有點西方肖像畫的感覺。」

蘇慶強很喜歡看畫作，覺得攝影與繪畫有密切關係，西方人像畫大多是貴族或有錢人，然而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卻背道而馳，畫過一批社會低下階層扮演歷史和宗教人物的畫作。這啟發他透過鏡頭將普通村民拍攝得恍如西方人像畫般有尊嚴、高貴，照片的顏色、光線與背景等，帶有油畫的影子。2014年，卡拉瓦喬名作《以馬忤斯的晚餐》在亞洲協會展出時，同場亦展示《中國人》照片，那是跨越近400年的藝術傳承。

過去近四十年，蘇慶強一直用類型學的攝影方法，系統地拍攝中國人肖像，從中呈現出他們的變化。回想當年，在偏遠的鄉村地區，純樸的人們似乎仍在維持着某些傳統價值。改革開放後，內地急速發展，如今重看，他坦言，「當中的改變是明顯的，不僅某些傳統改變了，甚至連人的精神面貌，都已截然不同。」

《中國人》@「香港經驗·香港實驗」

日期：即日至5月3日

時間：10am-6pm（星期一至三、五）、10am-7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址：香港藝術館2樓香港藝術廳

圖片由蘇慶強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Liam Wong 　電子遊戲般的東京街頭cyberpunk

January 22, 2020May 15, 2020Posted in 香港Tagged Akira, Blade Runner, cyberpunk, 花樣年華, liam wong, Syd Mead, Ubisoft, 東京

攝影師Liam Wong鏡頭下的東京街頭，濃烈的冷暖色調結合在一起，時而突兀、時而超現實，恍如電子遊戲中的場景。假若這刻背景音樂響起，眼前這個「虛擬」世界，會令人錯覺以為正在進行一場第三人稱視角遊戲，而每一下快門聲，就是他的攝影集《TO:KY:OO》裏面的某一個場景。

攝影師將「Tokyo Nights」系列照片集結成攝影集《TO:KY:OO》(Thames & Hudson，2019年出版)。

最初在誠品書店見到Liam Wong這名字，還以為是香港攝影師，其實他一半是蘇格蘭血統，一半是中國人，在蘇格蘭出生長大。從小，他總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一種文化，這位安靜的男孩，只喜歡躲在房間打機。遠在歐洲的他，原來也為王家衛的電影着迷，《花樣年華》的攝影、服裝、燈光，都深深吸引着他。「看王家衛的電影，令我覺得很親近，有助我認識華人血統的另一面。」踏足香港後，這種感覺自然更強烈，他尤其喜歡旺角，當他夜晚穿梭在街角時，腦海中卻浮現出《攻殼機動隊》的畫面。

電影與動漫，深深影響他的攝影風格，大友克洋的《Akira》、列尼史葛的《Blade Runner》等，令他的照片洋溢着一種cyberpunk風格。「對我影響最深的，是為《Blade Runner》設計場景的美國藝術家Syd Mead，他對顏色及畫面有過人的觸覺，一切畫面都很完美。」為拍攝出心目中的理想效果，他時常在午夜時分，在霓虹燈最燦爛的時刻，漫遊在東京街頭或小巷，捕捉最炫目的場景。他特意為照片進行後期處理，或者是用偏冷調的白平衡進行拍攝，令畫面變得失實，彷彿是模仿現實世界的遊戲場景。

設計遊戲激發攝影靈感

Liam是遊戲公司Ubisoft的藝術總監，負責射擊遊戲《極地戰嚎》（Far Cry）的美術指導工作，他不諱言設計遊戲背景的經歷，塑造他看待這個世界的視角。製作遊戲時，無論是故事、角色還是畫面元素，他時常以現實生活為參考，「設計遊戲的經歷讓我明白風格及視覺識別的重要性，當我將電子遊戲的背景知識與攝影的興趣結合時，這些照片的顏色、構圖及燈光等，不斷激發靈感，讓我變得更有創意。」

攝影開啟他遊戲設計以外的另一種創造力，他不再擔心畫面是否真實，反而視之為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將攝影視作一種藝術。「我把捕捉的真實瞬間變成超現實，從而令觀者質疑眼見的所謂真實。」在他刻意營造的世界裏，一種充滿活力的紅色與冷調的藍色交織着，熱情而憂鬱，正如霓虹燈與雨中行人的對比一樣。Liam以幾近遊戲的畫面，揭開東京入夜後的面紗，揭示東京人的內心世界。

憑藉獨特的風格，他的這系列「Tokyo Nights」照片，在網絡上大受歡迎，作品被BBC、福布斯等傳媒報道，其instagram賬號有逾18萬追隨者。其實他接觸攝影只有短短幾年時間，2015年尾為東京之旅買下一部相機，從而開始拍攝的興趣，沒想到開啟了另一道創意之窗，而今他的攝影師身份反而更廣為人知。不論陰天還是雨天，他每晚都會在街頭拍攝，「攝影同時是我生活的一種紓緩，有時在空無一人的街頭拍攝，反而令我更集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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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 Beaton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January 18, 2020March 4, 2020Posted in 香港Tagged Audrey Hepburn, Cecil Beaton, 窈窕淑女, 英女皇, VOGUE1 Comment

要數二十世紀的傳奇攝影師，每個人的答案可能不盡相同，但在許多人腦海裏，英國攝影師Cecil Beaton（1904-1980）會是首先出現的名字。他既為英國王室掌鏡近四十年，又曾是戰地攝影師；他也是服裝設計師，憑《窈窕淑女》及《金粉世界》兩奪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他的才華橫溢還表現在設計、畫畫、寫作及戲劇等諸多領域的游刃有餘。不論從倫敦、紐約到中國，也不管從街頭、戰場到舞台，為這世界帶來許多精彩美麗的瞬間。

1904年，全名為Cecil Walter Hardy Beaton的他出身倫敦大戶人家，父親Ernest Beaton是位木材商人也是業餘演員，在演出戲劇時認識後來的母親Etty Sissons。或許是遺傳關係，小時候的他對藝術份外感興趣，當時奶奶有部柯達相機，在她的指導下學習攝影和沖曬菲林，時常以妹妹和媽媽為拍攝對象。在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畢業後，他在劍橋大學修讀歷史、建築與藝術，大學期間繼續攝影的興趣，在學校舉薦下，他獲得為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拍攝肖像的機會，這組照片最後刊登在《Vogue》雜誌，成為他在攝影界的敲門磚。

人像攝影與服裝設計

21歲時，他從劍橋輟學，一邊在倫敦工作，一邊利用閒暇時間練習攝影。儘管輟學一事在旁人看來甚為可惜，但後來回看這段經歷，卻是他人生的首個轉捩點。他的作品深受當時英國女詩人Edith Sitwell賞識，在她的贊助下，23歲的他便舉辦首個展覽，憑藉獨特的人像攝影成功吸引大眾目光。英倫雖好，但他相信在紐約會有更好成就，於是在1928年前往美國，而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那裏他認識開始為《Vanity Fair》和《Vogue》拍攝荷里活明星及劇照，1930年代的Marlene Dietrich、1950年代的夢露與Elizabeth Taylor、1960年代的Audrey Hepburn與Grace Kelly，都是二十世紀為人熟悉的照片。

常說攝而優則導，Cecil Beaton是少數跨界設計服裝的攝影師，1956年，他先是為百老匯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設計服裝，獲得很高的評價，繼而為電影《金粉世界》（Gigi）及Audrey Hepburn主演的《窈窕淑女》設計服裝，分別獲得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期間為Audrey Hepburn拍攝的造型照片，對攝影及時尚界都有深厚影響，著名作家Truman Capote受他影響，在1966年舉辦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舞會Black and White Ball。

王室攝影師到戰地攝影師

1937年，他曾為《Vogue》雜誌在法國拍攝溫莎公爵（即那位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卸任皇帝愛德華八世）的婚禮，自此與英國王室結下不解之緣。兩年後，英女皇的媽媽英國王太后（Queen Elizabeth，The Queen Mother）邀請她拍照，之後四十年一直深受皇室喜愛，分別拍攝過英女王與四個子女的溫馨照片，為他贏得王室御用攝影師的稱號。1953年，為英女王拍攝加冕一刻的照片，更是其攝影生涯的巔峰。

如果說這就是他在芸芸攝影師中脫穎而出的原因，那或許並不足夠。二戰時期他回到英國，受英女王推薦，成為英國新聞部的戰地攝影師，在前線拍攝德國對英國的閃電戰，將德國轟炸下滿目瘡痍的倫敦面目記錄下來，他還前往中國等地，拍攝生活在戰火下的人們。1972年，他還被封以騎士爵位（Knighthood），也算是對他一生在藝術領域的肯定。

他的私生活也是人們討論的話題，被認為雙性戀的他，性取向很模糊，擁有無數情人的他，曾和Greta Garbo、Coral Browne等著名女演員在一起，然而他一生的最愛卻是數藝術收藏家Peter Watson，但他們卻從未成為愛人。1970年代中期，他因腦溢血而半身不遂，堅強的他並沒有被病魔所擊垮，他開始學習用左手畫畫、寫作和拍攝照片，延續自己的創作生涯。不過其健康每況愈下，1980年，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在英國家中遠離塵世。

曾廣智當東方符號遇上西方地標

January 16, 2020January 16, 2020Posted in Exhibition, HK PhotographerTagged East Meets West, Keith Haring, Tseng Kwong Chi, 國民黨, 曾筱竹, 曾廣智, 中山裝Leave a comment

一位國民黨後代身穿中山裝，以自身化為一種東方符號，在西方國家的地標前進行「自拍」，用離經叛道的方式挑戰西方人看待東方的刻板印象。他是曾廣智，1950年生於香港，曾活躍於紐約藝術界，1990年因愛滋病逝世。離世30年之際，在中環布朗畫廊的展覽現場，其舞蹈家胞妹曾筱竹回首那段往事。

畫廊2014年首次舉辦曾廣智展覽《Citizen of the World》，部份作品亦出現在今年展出的《East Meets West》展覽。

身穿中山裝化身「政要」

作為國民黨前軍官的後代，曾廣智在父親1949年逃離上海後翌年在香港出世，曾就讀聖若瑟書院，16歲時隨家人移民加拿大。童年時，他已展現出藝術天賦，因父親贈送的祿萊相機對攝影產生興趣，在加拿大完成大學教育後，前往巴黎修讀油畫及攝影。講得一口流利的法文及英文的他，1979年移居紐約後，在東村（East Village）認識Keith Haring、Basquiat及Kenny Scharf等前衞藝術家，他的鏡頭也記錄了1980年代紐約東村的藝術盛況。當然，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創作於1979至1989年的《East Meets West》作品。

這系列作品的開始，源自一套中山裝。有次，他與遠道而來的父母在紐約世貿中心的餐廳共晉晚餐，他身穿一件從滿地可二手店買來的中山裝出現，「父母當時有點驚訝，餐廳人員以為他是外國政要，熱情招待他。」曾筱竹回憶說，更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他因而開始「East Meets West」的創作計劃。他將名字由英文的Joseph Tseng改為本名Tseng Kwong Chi，從一個藝術家搖身變成身份曖昧的「政要人物」，以中山裝化身成象徵東方的符號，開始在歐美各地的旅遊勝地前拍攝。那一年，中美剛剛建交，他這種裝束在紐約東村藝術圈頗受歡迎，「他覺得藝術家應該是世界公民，這在當時是很超前的想法。」

曾廣智身穿中山裝展出歐美標誌性建築物前，圖為《New York(Empire State), 1979》。

從紐約自由女神像開始，到三藩市金門大橋、洛杉磯荷李活標誌，再到巴黎鐵塔、羅馬鬥獸場及巴西等地的著名景點前拍攝，他從美國開始慢慢走向全世界。中山裝是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國人形象，在照片裏，他以幾乎一致的機械式姿勢，結合中山裝和黑超的形象，拍攝了一張張冷峻的自拍照。在西方著名景點前，他塑造出一個充滿東方主義的個人形象，以虛構的身份審視周遭的環境，反映出西方人眼中的典型亞洲人形象。

文明對碰與「女神」合照

他既是攝影師、又是拍攝對象，甚至可以說行為藝術家。他的鏡頭從不缺乏構圖美學，並非隨便站在風景前擺個姿勢便草草了事，而是在特定的地點，通過特定的角度和構圖呈現出東西方之間的微妙關係，正如那幅與自由女神像的合照，他的神態及姿勢恍如雕塑，令人感受到兩種文明之間的對碰。隨着創作持續，後來他放棄使用快門線，讓自己距離相機更遠，構圖上亦有更大空間。他逐漸走進廣袤的自然景觀，甚至隱入景觀深處，過往強烈的東方主義形象，在壯觀的大自然景色前變得模糊。那幅亞利桑那州大峽谷的壯觀磅礡畫面，令人想起19世紀浪漫主義畫家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作品。

Grand Canyon, Arizona 1987 (vista shadows with back)

他從未踏足過中國大陸，在中國甚至香港的藝術史上，也從來沒有曾廣智，不過他的中山裝照片卻在歐美藝術圈廣為人知。藝術評論家Barry Blinderman曾說，在1980年代，不論甚麼時候遇到曾廣智，他要不正準備去拍攝，要不就是剛從外國拍攝回來，可見他對這系列作品的投入。作為一名藝術家，曾廣智與眾不同的是，他以一種類似風景自拍的形式進行創作，強調東西方的符號與文化差異。

TSENG KWONG CHI: East Meets West

日期：即日至3月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

地址：中環畢打行303室Ben Brown Fine Arts

圖片由Ben Brown Fine Arts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尹子聰以風景攝影隱喻香港當下

January 8, 2020Posted in Exhibition, HK Photographer, InterviewTagged 香港藝術館, 尹子聰Leave a comment

闊別四年的香港藝術館月前重開，焦點展覽是與英國泰特美術館共同籌劃的「觀景．景觀：從泰納到霍克尼」，同場舉辦的回應展「覓景．情景：回到香港」，則邀請香港藝術家尹子聰（Simon）及梁嘉賢以不同媒介的創作，回應英國風景畫大師及香港藝術館館藏作品。尹子聰的攝影作品表面上是回應館藏作品，實際上他以隱喻、含蓄手法講述自己對當下香港的感受。

平行時空中的寧靜

踏進展覽現場，目光隨即被黑白分明的牆身吸引，牆上掛着四幅回應館藏作品的照片，兩幅分別在西貢雙鹿石澗及浪茄拍攝的山水相片，以時間地點為作品命名，令人好奇彼時彼刻究竟發生過何事。照片遠看一片昏暗，近看才看得清是瀑布及枯樹，慢快門曝光的照片感覺非常平靜。「之所以特別提及時間是9月4日晚，是想說當日在香港市區的平行時空發生甚麼事情。」

過去半年，大家幾乎每晚都能在新聞片段中見到催淚煙或抗爭的場面，他坦言這系列作品仍在創作中，最後完成的畫面會同時展示facebook上見到的示威現場照片，若果如此，一切將不言而喻。尹子聰修讀紀實攝影出身，讀書時期曾十分期待這些畫面，對紀實攝影師而言，大概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當發生在自己城市時，卻有很大的無力感。」他於是以抽離的方法講述那刻的心理狀態，而非直接地回應事件，從另一角度看我城發生的事情。

《六月十九日凌晨一時零二分西貢夏 2019》，以回應已故畫家彭襲明的西貢水墨畫。

現年44歲的尹子聰十多歲已開始行山，曾踏足香港逾百座山峯拍攝，一切緣於年少時在西貢行山的經歷，因此這次特意選擇以西貢來創作。他通常在月圓日子才拍攝，利用月光的微亮光線長時間曝光捕捉山水，有時天氣不似預期，即使月圓之夜也無功而返，試過多雲而不夠光線曝光，試過夏天時整晚在淋雨，往往入黑拍攝，天光才能走。「這種體驗是很自在舒服的，整個山峯只有自己。」

對一般觀眾而言，這種潛在的想法的確不易理解，他也不想說得太直白，以心理狀態曲線回應局勢。「許多人說，夜晚一個人在山峯很危險，難道白天在熱鬧的市區便更安全？」回想過去大半年的見聞，這種說法似乎不辯自明。尹子聰也將隱喻投射在牆上，四幅作品兩光兩暗，連展覽的牆身也是分明的一黑一白，讓觀眾曖昧地感受。白色牆身的兩幅作品是在中環及美孚拍攝的多重曝光的城市景象照片，美孚是他成長的地方，中環在最近的示威活動中，常常成為「戰場」，多種曝光的影像令畫面變得模糊，象徵着曾經熟悉的城市正慢慢消逝。

麥穗小路　通向未知

挪用作家王朔的書名，這個展覽「一半是風景，一半是隱喻」，另一牆身是尹子聰在英國創作的照片及短片，他根據在港展出的一幅泰特美術館油畫創作回應作品，踏足英國後沿途不斷問人此畫出處，途人異口同聲說是John Constable的作品，指示他前往畫家的創作地Dedham。當他背着簡單行裝行足九日，共32萬步、百多公里時，最後才發現這幅畫是另一位十九世紀畫家William Turner的作品。這是個天大的誤會，而短片就是拍攝他尋找的過程。

「我7月1日在香港起飛，之後雖然人在英倫，但整個旅程都在關心香港的情況。」他步往Dedham途中不時停下來拍攝，最後展出的是一幅黃色麥穗照片，一片麥穗從綠色慢慢變成黃色，中間有條小路通往未知的方向，似乎若有所指，這也是最能代表他這趟旅程心聲的照片。

《覓景·情景：回到香港》

日期：即日至3月4日

時間：10am-6pm（星期一至三、五）、10am-7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址：香港藝術館2樓專題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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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經惟《花曲》「枯萎之前是最美的」

January 2, 2020May 24, 2022Posted in ExhibitionTagged 花曲, 花人生, 荒木經惟, 青木陽子, Nobuyoshi Araki, 感傷之旅3 Comments

說起日本攝影師荒木經惟（Nobuyoshi Araki），許多人腦海中會閃過那些充滿情慾的畫面，他其實也有憂愁及內斂的一面。他的攝影宣言不止赤裸裸的性愛，還借喻花朵的生命力，表達隱藏的情緒及生死觀。

女人與花，是荒木經惟一生孜孜不倦拍攝的主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無疑是已故妻子青木陽子，1963至1972年，他曾在日本最大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任職攝影師，在那裏認識陽子，1971年他發表首本攝影集《感傷之旅》，記錄二人度蜜月的生活片段，捕捉陽子在火車、旅館、睡覺甚至是性高潮的瞬間，描繪他與陽子的私人關係——他將攝影稱為「私寫真」，藉此闡述他的攝影宣言。他的攝影世界不是甚麼「決定性瞬間」，而是日常那些觸動他的事物，在他看來，攝影即是記錄人生，因此他樂此不疲地拍攝生活的大小瞬間，愛貓Chiro、天空、東京街景、性行為、綑綁的裸體，當然還有花朵。

人如繁花　盛放與凋零

過去30年，荒木經惟拍攝過多個以花為主題的作品，對他而言，拍攝花的同時，其實也在投射自己的情感。由童年時代開始，花朵作為生命與情慾的象徵，一直潛藏在他腦海裏，在他東京的家附近有一間淨閑寺，那裏供奉着許多江戶時代青樓女子的亡靈，小時候的他把淨閑寺當成遊樂場，時常見到墓地的獻花，令他對生死有初步認知。朝花夕拾，花朵便是如此刻劃在他腦海裏，1980年代，他曾拍攝淨閑寺裏的彼岸花，然而令他對花朵產生執念的，仍是陽子。

陽子生前愛花，他們家中總有花的蹤影，只是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陽子患上乳腺癌，那時荒木常常帶上鮮花去探望陽子，即使在她彌留之際，亦不忘一束含苞待放的花。他茫然地拍下自己手抱鮮花的影子，記錄被鮮花圍繞的陽子遺體，這系列《花人生》照片令他對生死有更深刻的體會——人與花不乏相似之處，同樣會經歷怒放與凋零，花會枯萎、人會消逝，他以花開花落來借喻人生。1990年陽子離世後，他開始大量地拍攝花朵，寄託對亡妻的思念，慢慢醞釀出《花曲》系列。

越近死亡　越具生命力

有別於《花人生》系列所刻畫的死亡，《花曲》特寫不同盛開的花朵，在灣仔SHOP Taka Ishii Gallery展覽現場，多張《花曲》系列照片拼貼成偌大牆紙，一朵朵生意盎然的花蕊顏色鮮艷，充滿視覺衝擊力，乍看之下充滿無限生命力，荒木經惟以攝影記錄這短暫的美麗。「花在越接近死亡時越具有生命力。即將枯萎之前是最美的。靠上前，聽一首醉於性靈的花曲。」在1997年出版的攝影集《花曲》裏，他如此寫道。

在這片盛開的「花叢」中，掛有兩幅《空景/近景》（1991年）的黑白照片，那是荒木拍攝陽子離世後的物件，包括凋謝的花朵，與《花曲》系列形成強烈對比——這令人想起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句：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精美。如果說盛開的彩色花蕊意味着生命，那麼枯萎的黑白花朵無疑象徵死亡，黑白與彩色的交集，正如荒木經惟身穿粉紅大衣與亡妻黑白照片的合照一樣，那種生死無常才是真實的人生，而愛情卻可以是永恆的。

荒木經惟「花曲」，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在灣仔SHOP Taka Ishii Gallery（進教圍寶豐大廈4A及4B號舖）展出。圖片由SHOP Taka Ishii Gallery提供。

Edward Weston 靜物的生命力

January 1, 2020January 1, 2020Posted in 香港Tagged Alfred Stieglitz, Ansel Adams, Edward Weston, 青椒, 靜物, guggenheim fellowship2 Comments

對美國攝影師Edward Weston（1886-1958）來說，攝影不只是記錄影像，還要精確地呈現主題，他提出「Seeing Photographically」，那是一種預視技巧，即攝影師在拍攝前，透過畫面構圖和攝影角度，已能知道影像最終結果。或許正因他那獨特的眼光與角度，其靜物及裸女作品才如此充滿生命力。

孤獨的藝術家

很多人喜歡用孤獨來形容藝術家，那難怪他自小就有藝術家氣質。母親早逝，身為產科醫生的爸爸於是再婚，他和繼母、繼兄弟相處不融洽，長年由姐姐照顧，姐姐結婚後搬走，孤僻的他整天待在房間，連學校也不上。如此狀態持續幾年，直至十六歲生日時，父親送給他柯達No. 2 Bull’s-Eye盒子相機。他帶着相機去旅行，自此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還買下一部有觀景器的相機。

他的早期作品雖不成熟，但已相當有藝術氣息，還利用工作的閒餘時間學習拍照。二十歲時，滿懷自信的他將照片寄給《Camera and Darkroom》雜誌，沒想到雜誌用一整版刊登，也算是嶄露頭角吧。在姐姐介紹下，他與年長七歲的富家女Flora結婚，利用岳父遺產開設工作室THE LITTLE STUDIO，為朋友及家人拍照，同時其創作亦得到認同，獲得幾個國家攝影比賽獎項後，開始出版照片及為雜誌撰寫文章。當時紐約是美國攝影的文化中心，他專程前往拜訪攝影師Alfred Stieglitz等，慢慢改變他對攝影的看法，與風景攝影大師Ansel Adams的相遇，促成他們在1932年創立攝影團體GROUP F/64。1937年，他成為首位獲得Guggenheim Fellowship榮耀的攝影師，獲獎後更投入自由創作，直至1945年獲得柏金遜症，才逐漸放下相機。

裸女與靜物

Edward Weston以靜物及裸體模特兒照片為人所認識，1920年，他開始拍攝裸體模特兒，最初的拍攝對象就是妻子Flora和兒子們，之後也拍攝助手、情人及舞蹈員等，照片展現女性的曲線美，將人體攝影提升至更高層次。出於對沙灘上海帶形狀的好奇，1930年開始他拍攝蔬菜及水果的特寫，椰菜、芥藍、洋蔥、香蕉，當然還有標誌性的青椒。他用四天時間拍攝至少三十張青椒照片，造就《PEPPER NO.30》這張著名作品，照片看上去有雕塑般的質感，畫面中的平衡、曲線的比例恰到好處，被譽為靜物攝影的典範之一，可見他的美學素養及獨到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