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廣 用鏡頭揭露中國社會問題

現年58歲的中國攝影師盧廣,自1990年代開始,專注拍攝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以及底層人民生活,被譽為「攝影界的良心」,作品獲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及荷賽獎等。根據其妻子徐小莉的Twitter發文,2018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他到新疆出席活動及旅行,然而11月3日起失去聯繫,據悉被當地的國保警察帶走。

消息旋即在網絡上廣為傳播(更新:根據《美國之音》中文版2019年9月9日報導,徐小莉日前在twitter證實,盧廣在幾個月前已回到家中,因不想被打擾而暫時沒有發布消息,這也是盧廣去年失蹤之後,外界首次得知他的安危。),連BBC也有報導,這裏反而想寫寫他的故事,看完之後你大概便知道,當權者為何想讓他「被消失」。

盧廣1961年生於中國浙江省,讀書不多的他半路出家自學攝影,自1980年拿起相機,便對攝影充滿熱情。最初他邊在家鄉永康縣的工廠工作,邊在農村為朋友拍攝全家照,1987年他在當地開設照相館,一直到1993年。照相館為他賺到十萬元,但他明白不能單純為了賺錢,便拿著積蓄到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進修。

9《開發與污染》
《開發與污染》系列作品

攝影師有責任去記錄及改變現狀

盧廣喜歡Robert CapaSebastiao SalgadoEugene Smith攝影師,他們的作品都有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在學校時他還接觸了中國攝影師解海龍的《希望工程》作品,這些照片某程度改變了中國貧窮學童無法上學的命運。這也令他明白,攝影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他的首個拍攝計劃是《西部大淘金》,1994年開始拍攝,在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逾萬人在金礦裏淘金,這些工作不僅辛苦,而且死亡率很高,淘金過程又嚴重地破壞了大自然。這些作品轟動一時也令他更加堅定,要用相機來記錄及揭發重要的社會議題。

2001年,他在北京讀到一篇河南愛滋病小孩到北京求醫的新聞報導,深有感觸的他很快找到孩子父母,仔細調查了解,知道這些人因家裏貧苦去賣血,最後感染上愛滋病。他在河南省的不同村莊拍攝近三年,在國內發表作品後引來一定迴響,令部份孩子得到救助,但仍無法真正解決愛滋病問題。當時他將照片送到國外參,結果贏到荷賽獎一等獎(World Press Photo/Contemporary Issues),此事也促使河南省政府下令調查當地愛滋病狀況,加快官方救助當地愛滋病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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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村》系列作品

在中國,此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然而要進行拍攝卻並非易事,畢竟這些影像間接地批評掌權者,因此盧廣的拍攝過程常常受到阻擾,他試過被抓、試過被搶相機、試過被人按在地上打,家人也收過恐嚇電話但他從沒想過放棄因為他明白,照片一旦曝光,便意味著有機會改變現狀。他曾在訪問中提及,「其實我做的許多專題,很多人是知道的,不過政府壓著不讓說而已,當地人不敢說也不敢拍攝,所以當地的問題就需要外地攝影師去拍攝。」作為一個攝影師,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紀錄、發表、改變這些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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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中國污染》 系列作品

中國式污染

盧廣長期關注中國的污染問題2005年開始拍攝,他用四年時間走遍中國西部及東部沿海,拍攝環境污染致病、海洋污染等,期間他與地方官員及排放污染物的公司企業鬥智鬥勇,他追蹤污染來源,拍下許多驚人的畫面,最後這輯《關注中國污染》作品獲得2009年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W. Eugene Smith Memoria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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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中國污染》 系列作品

污染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歐美國家甚至日本,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都發生過類似問題,Eugene Smith拍攝的日本水俁病作品,堪稱紀實攝影的典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過去十多年間因為不斷開發,嚴重破壞了環境,廢料及廢氣的排放導致農田及空氣污染,不僅使草原變成沙漠、農民失去家園,也使呼吸疾病的患者越來越多,連食物及飲用水也受到污染,許多地方都出現「癌症村」。盧廣曾在訪問中提及,自己對環境的改善是抱有希望的,畢竟某些工廠是改善了污染情況,然而許多企業卻「化明為暗」,選擇在夜晚偷偷排放,或者將污水通道建在地底下,直接排放到河流或海洋。

2015年,這系列拍攝因經濟發展而造成環境污染問題的《開發與污染》作品,為盧廣獲得荷賽獎長期拍攝題材(Long-Term Projects)的三等獎,是國際社會對他的再一次肯定。拍攝社會議題逾二十載,獲獎無數,盧廣說自己更像是一位調查者,不斷去挖掘社會上被隱藏的問題,從而引起世人關注。只可惜,相比起改變或改善,某些地方政府或當權者,更多地是選擇了隱瞞,或者直接令人噤聲甚至消失。

超現實治癒 Valentina Loffredo

說來難以置信,眼前這些充滿超現實主義意味的照片,其實是在香港的沙灘拍攝,是居港意大利藝術家Valentina Loffredo創作的Staged Photography作品《Stillness》,想像一個人在創傷後如何重回生活的故事。

每個人都會經歷創傷,重要的是如何治癒,如何重返正常生活。Valentina的作品就是建基於這樣一個設想,她事前先繪畫好想拍攝的畫面,以海洋來隱喻生命,浮標是穩定我們生活的重心。一開始浮標出現在沙子裡,與畫面中的模特兒一樣迷失在無盡的沙灘上,期間海洋與沙灘的比例、浮標的數量不斷出現變化,到最後一幅作品完好地平衡,浮標也正常地出現在海面上,回歸心靈的靜止。這系列作品以反復出現的充滿象徵性的浮標及特別的構圖,用一系列(11張)視覺影像來講述一個抽象的故事,儘管抽象,但的確頗具心思。

細小與留白的藝術

Valentina Loffredo憑著創意及童趣的照片,迅速在Instagram上走紅,觀乎她的照片,不難發現她對顏色、幾何比例很敏感,也很注重留白,她作品的人物,常常顯得很渺小,以對應偌大的簡潔空間,帶來無限想像。她的作品看似隨意,一道門、一扇窗、一幅牆都可能是一張創意之作,實際上每幅作品都是精心策劃的,她會事先把有趣的畫面記下來,再進行構思,例如她在街道牆上看到一條黃色,便想到讓模特兒站在牆下撐傘,成就作品《!》,畫面充滿趣味,確實不得不佩服其天馬行空。

現年40歲的她之前曾在香港從事珠寶行業,2012年誕下第二個孩子後,以全職媽媽的身份重回這個曾經光輝的都市。在沉悶的生活中,有日她在Ted Talks見到「30日挑戰」的演講,於是展開一系列挑戰,包括跑步、閱讀等,直至在2013年遇上攝影,並在Instagram上發佈自己創作的照片,結果反應熱烈,至今有超過8萬追隨者,更得到畫廊青睞,去年在灣仔Novalis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舉辦首次個展《As for me, I’m very little》,更近再與畫廊合作舉辦《Stillness》個展,以11幅Staged Photography作品,想像一個人在創傷後如何重回生活的故事。

《Stillness》2018年11月27日至12月15日 於灣仔秀華坊5號地下Novalis Art Design Gallery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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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卓馬》策展人黃亞紀:我覺得他是很可憐的人

日本攝影家中平卓馬的一生起伏跌宕,從1973年燒毀作品、1977年酒精中毒失憶,到後來不帶情感的彩色直幅作品,他一直是個難以看透的人。華文世界裏,對中平卓馬有較深認識的,有台灣攝影策展人黃亞紀,十年前首次為他舉辦個展,及後也多次策劃相關展覽,包括最近的香港國際攝影節(HKIPF)重要展覽《中平卓馬》。黃亞紀說:「他的每段時間其實都過得很不好,我覺得他是一位很可憐的人。」

說他可憐,倒不只因為他生活潦倒,不及亦敵亦友的森山大道名成利就。黃亞紀說,中平卓馬做藝術時是很焦慮的,這與他的個性有重要關係,他總是不斷地重新追尋自己,「我對他最大的評價,在於他樹立了一個不斷追問『攝影是甚麼』的好典範。」從事攝影創作的人,往往十多年後便缺乏能量繼續往前,而且甚少探索攝影本質。她指出,像中平卓馬這樣,每五年或十年都有新想法的攝影家,是非常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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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疊1970年的《為了該有的語言》作品。


世人因中平卓馬是《PROVOKE》的重要人物而認識甚至崇拜他,其實西班牙語學系畢業的他,先是一位熱血的社運青年,在《現代之眼》擔任編輯期間,認識了東松照明,才踏上攝影之路。東松照明不但送贈他相機,還撮合他結識了森山大道。19681970年間,日本社會因全共鬥、續簽美日安保條約等事件情緒激昂,《PROVOKE》的誕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應與探索。沒想到1970年代初,熾熱的社會氣氛完全被打壓下來,這對社會運動充滿憧憬的中平卓馬來說,無疑是很大的衝擊,「他一直以為所謂的激進時代,竟然在數年之間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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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循環:日期、場所、行為》系列作品,在巴黎即興創作及展出。


中平卓馬結合過往在刊物發表的影像,在1970年出版了首本攝影集 《為了該有的語言》。這些搖晃、高反差的影像,成為展覽首部份內容,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叠影像,去呈現他內心的不安感。1971年,他到巴黎參加青年雙年展,創作了《循環:日期、場所、行為》這系列作品,他每日漫步巴黎街頭拍照,夜晚沖曬後翌日就展出,強調了攝影的happening。還有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彩色照片拼貼裝置作品《氾濫》,都是他對攝影的持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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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裝置作品《氾濫》,以48張彩色照片拼貼而成。

自毀作品 酒精中毒失憶


1973年,他出版了攝影論述《為何是植物圖鑑》,批判過往的觀點,只是大家始料不及,他一把火燒毀了所有的照片與菲林,此後也與森山大道分道揚鑣。政治上的挫折,更一度令他失去拍攝的動力,那段時間他常常與酒精為伴,直至1976年《朝日相機》編輯邀請他與篠山紀信連載《決鬥寫真論》專欄,才慢慢重燃起他的熱情,只是意想不到,他在1977年《決鬥寫真論》出版前夕,因酒精中毒喪失記憶。失憶後的他不再文采飛揚,也不再滔滔雄辯,及後卻仍依稀記得自己攝影家的身份。在1980年代往後的漫長日子裏,他每天踩着單車在屋企附近拍照,在重複的攝影中慢慢醞釀出新的想法。黃亞紀說,1980年代及後的日本社會非常富裕,早已沒有抗爭迹象,「說時代或社會背叛他也好,說他捨棄對抗社會的想法也罷,那個時期的中平卓馬,其實很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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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紀認為,中平卓馬的彩色直幅照片是其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中平卓馬曾在《決鬥寫真論》提及,人的知識與素養,會令眼睛蒙上一層濾鏡,然而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早已沒有「挑釁」的熾烈,幾乎是不帶情感地拍攝,按下快門時也不為美學所牽動,到後來慢慢發展出彩色的直幅作品。這些照片色彩飽滿,圍繞着花、火、獸、樹等元素,黃亞紀認為,這才是中平卓馬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對照森山大道的名氣及遭遇,更有才華的中平卓馬的確顯得悲哀,尤其是他在攝影界的長期沉寂,他的貢獻也一直被忽視了。2003年,橫濱美術館為65歲的中平卓馬舉辦回顧展,因此契機意外發現他早年沒被燒毀的作品。「對我來說,中平卓馬是2003年誕生的攝影家,令世人重新認識他的作品。」中平卓馬三年前離世後,他的作品及攝影成就才再次得到肯定,姍姍來遲,這是攝影界的悲哀。

《中平卓馬》
時間:即日至1127
地址:中環砵典乍街45H CODE三樓及五樓

·原文見於果籽

黃曉亮 從回憶的黑白到彩色的當下

黑白與彩色、回憶與當下,在中國藝術家黃曉亮三十歲那年,劃下一條界線。在這之前,擅長光影的他喜歡懷舊及夢幻,創作出朦朧而有詩意的投影黑白作品。而立之後他感受當下,連攝影風格也有所轉變,以彩色影像呈現當下生活細節。33歲的他早前在中環Over The Influence畫廊舉辦首個個展《夜幕》,展出18幅黑白及彩色作品,從回憶說到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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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回憶,是因為黃曉亮的黑白作品裡瀰漫著懷舊氣息。2009年大學畢業時,他結合攝影與投影的手法,創作了黑白影子作品《一個期待或新的奇蹟》,之後的《叢林日記》、《春-人間景》等作品都延續了這種創作手法,畫面中出現的孩童、動物、花草等若隱若現的事物,代表著他對過去的懷緬,是他童年時的回憶景象。黃曉亮挖空心思改善畫面,在工作室搭建場景,正如他這次展覽的作品所展示,「畫面的上半部份是投影,下半部份則是真實的水面,虛實結合,去呈現回憶那種模糊不清、難以辨識的感覺。」

攝影是種思考方式,也是一種視覺閱讀,黃曉亮經常思考投影與攝影的關係,通過燈光的投射及影像的疊加,令畫面顯得更有立體感。作品中的模糊影子,不禁令人聯想起傳統的皮影戲,對他而言,靈感反而是來自兒時玩耍的手影遊戲。影子也貫穿在他的動態影像中,展覽現場有兩個動態投影作品——不停轉動的電風扇及一直在行路的孩童。「影子是有共性的,能讓觀眾產生聯想,孩童的背影或會勾起大家的某些回憶。如果是真實的影像,反而會束縛了你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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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 捕捉當下

古人常說三十而立,香港導演彭秀慧的《29+1》就講述女生踏進三十歲後的心態變化,沒想到對黃曉亮而言,也是一個心理關口,在展覽開幕現場,他不時提起三十歲的變化。「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忽然發現身邊許多事情都不一樣了,商場大廈好像也是突然出現的,變化很大,這讓我感到很迷惘。」他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有段時間甚至放下了創作,同時也不再追求對過去的回憶了,反而對日常的、真實的事物感興趣。

「成長後被社會的信息填滿,你的想法、生活方式處理態度,都會發生變化,在過程中變成熟了,也懂得了接受日常普通的東西。」2014年及2015年,他每天用手機拍攝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照片,數量達數萬張。「很多照片都是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拍攝的,之後篩選時發現,很多照片都是有共性的,畫面中都帶有一種不確定感,可能已經或即將發生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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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系列作品多在傍晚時分拍攝,黃曉亮用冰冷的藍色調呈現出夜幕降臨的現場氣息,畫面中的人物都在做些瑣碎的事情,像在街上遊走,在窗前打電話,在橋下商量事情,「平時我們不太在意這些生活上的細節。」這系列彩色作品創作始於2015年,創作手法比起黑白作品更為複雜,黃曉亮利用電腦把手機拍攝的相片中的多餘元素去除,保留現場畫面的單純感覺,創作成畫作之後再打印成幻燈片,最後拍攝下幻燈片投影出來的畫面。如此大費周章,在真實世界提取虛構的元素,再還原為真實,黃曉亮故意將影像處理得曖昧不清,其實與其舊作一脈相承,同樣模糊了真實與夢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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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亮,生於1985年,2009年畢業於青島大學現於北京及長沙工作。他獲得北京三影堂攝影獎及今日美術館的方駿藝術獎,也曾於上海M97畫廊、北京ChART ContemporarySee+ Gallery舉辦個展,最近在香港中環Over The Influence畫廊舉辦首個個展《夜幕》

·原文刊於《Photography is Art》雜誌八月號

倒模攝影負負得正 還原缺失的士多風景

負片是常見的菲林,拍攝後會得到反轉的負像,底片影像的明暗與現實相反。90後藝術家李卓媛(Sharon)借用負像的概念,來拍攝倒模士多物件後的水泥,內凹的負空間在負像顯示下,負負得正重現物件消失的空間,還原缺失的士多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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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豉鯪魚罐頭、珍寶珠、樽裝可樂、益力多等都是士多常見的東西。

事情緣起整理奶奶遺物時,發現一批關於士多的照片。「原來爺爺一家1970年代曾在柴灣經營士多,在當時的木屋區前舖後居,後來這區要發展,搬遷前爺爺把店舖空間及每個角落仔細拍攝。」無意間挖掘出塵封的往事,她深感好奇,然而當她與爸爸重臨故地時,卻發現士多原址已成為一片水泥牆,過去的痕跡便這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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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豉鯪魚罐頭、珍寶珠、樽裝可樂、益力多等都是士多常見的東西。

畢業於中大藝術系,及後從事陶瓷創作,她原意是用水泥為士多物件做標本,參考照片中見到的物件,在土瓜灣士多買來豆豉鯪魚罐頭、益力多、珍寶珠等食品,又問起父親關於士多的印象,再找來生抽王、高露潔牙膏等物件,然後在工作室一一倒模這60多件物品,儼然一項偌大工程。

李卓媛說,在倒模過程中,許多關於物件的資料會流失,只保留了形狀,文字及色彩均無法辨識。她想以此來借喻,近年香港的倒模式發展,也令某部分的城市景象慢慢消失。近些年她不時遠赴外國做藝術交流或當駐村藝術家,「每次回來,總覺得好似又再稍微不認得這個城市了,這種狀態與倒模一樣,是一種介於熟悉與陌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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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令我的立體作品多有一重閱讀空間。」

倒模是一種「攝影」

她沒接受任何攝影的訓練,然而影像總與她的創作不時偶遇,畢業作品以錄像拍攝陶瓷裝置,去年她在光影作坊舉辦首個個展時,展出多元化陶瓷作品,其中一系列以影像拍攝倒模手心的作品,看起來像一座山峰,令人嘖嘖稱奇。 「從事陶瓷創作的人對物料比較敏感,影像令我的立體作品有多一重閱讀的空間,提供另一個角度去呈現作品。」

對她來說,倒模就像是對物件的第一重「攝影」,留住了物件的形狀,同時製造出一個負的空間;第二重攝影是用相機對倒模水泥的拍攝,拍攝時她特意用測光,令物件留下很深的影子,她故意將影像轉為負像,遠看恍如炭筆畫,照片中的影子變成了光亮之處,原本水泥中消失的物件空間亦得以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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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奶奶1970年代曾經營士多,亦是這系列作品的緣起。

這系列作品啟發自舊照片,以倒模及攝影作為創作媒介,最後以裝置的形式來呈現。李卓媛為每張負片影像加上白鐵框,框身厚度正是物件原來的厚度,還原物件原來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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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以物件原大的尺寸來呈現影像,框身厚度正是物件原來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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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景》

日期:即日至11月18日

時間:星期三至六(2pm-6pm)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522私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吉行耕平 偷窺野戰

看畢香港國際攝影節重頭戲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最難忘不是森山大道或細江英公的作品,而是澤渡朔的《KINKY》及吉行耕平的《公園》(The Park)。PROVOKE》攝影展的策展人長澤章生說,一個展覽要除了學術,也要兼顧娛樂元素,看罷整個展覽,最能對號入座的,就是吉行耕平的《公園》系列作品。展覽現場有一個用黑布圍起的空間,觀眾要用電筒「照田雞」,裏面作品正是吉行耕平拍攝人們偷窺情侶野戰的照片,似在還原拍攝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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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行耕平《公園》——偷窺野戰「照田雞」

事緣吉行耕平(Kohei Yoshiyuki)在新宿一個公園發現一群人正在偷窺一對情侶做愛,隨即萌生拍攝下這種公園奇景的念頭。不過他並不急於拍攝,而是用半年時間實地考察,令那些偷窺者相信他也是其中一員,同時研究用紅外線菲林加濾色片閃光燈拍攝的技巧。《公園》系列照片在東京的新宿、代代木公園拍攝,把偷窺者窺看情侶撫摸及做愛的畫面拍攝入鏡(之後也在青山公園拍攝同性戀),有些躲在草叢旁觀,有些甚至趁機上前「抽水」撫摸女生。

實際上,他自己也是偷窺者之一,不過吉行耕平卻不承認這是偷拍行為,反而認為是一種時代記錄,記錄了那個年代的放縱,也紀錄了日本攝影鮮為人知的一面。粗糙及混亂的畫面,某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的氣氛。相比起荒木經惟或森山大道的尺度,這些照片似乎還稱不上暴露或色情,然而那些含蓄而又張力的畫面,卻比二人的作品更有可讀性。

更深一層思考,這些照片其實也在探討人性的慾望、隱私及偷窺的議題,放諸當下通通成立。想想看,這些偷窺者,不正是無處不在的閉路電視嗎?天眼恢恢,人人不自覺被監視,然而總有人做出踰矩的行為。

吉行耕平生於1946年,1974年成為電信公司攝影師,1978年成為自由攝影師。這批照片是他在1971年至1973年拍攝的,1979年展出這些照片時,在日本社會也引來關注及討論。正如當時許多日本攝影師一樣,吉行耕平的作品在國外也鮮為人知,直至2007年在紐約Yossi Milo畫廊舉行首次海外個展,他的名聲才開始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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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Cheung 在深水埗發現佐丹奴的哲學家

哲學家與佐丹奴有何關係?有的,因為一款Slogan Tee。

2016年夏天,攝影師張俊謙(Jeremy Cheung)在街頭上發現好些路人穿着同款文字的Slogan Tee,尋根究底後發現,是佐丹奴推出的平價T恤,99元兩件。這個系列T恤在胸前印上作家、哲學家的至理名言,例如蘇格拉底的「To Find Yourself, Think For Yourself」、作家Joseph Hall的「Perfection is the Child of Time」等,不一而足。

連續三年夏天,Jeremy在沙田、荃灣及深水埗等地方拍攝,根據他個人的非正式統計,大多是中年男士及外籍傭工,甚至在深水埗見到同樣的Slogan Tee。「有趣的現象是,這些字句充滿哲學意味,是很形而上的,而穿在身上的人,則是相對草根階層的人。他們產生了一種反差。」這也令他好奇,究竟這些人是因為真心喜歡語句,還是單純因為價錢相宜而購買,忽略了T恤背後傳遞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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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gan Tee向來是時尚界的長青產品,許多人都會以此來表達自己特立獨行的態度,甚至在民權及示威運動中也很常見。事實上1989年民運期間,正是佐丹奴印製大量T恤,寫着示威標語「您好!請您下來!」、「下來!我們憤怒了!」,當年許多港人正是穿上這些Slogan Tee上街遊行。

從文字角度看城市

其實從六年多前開始玩Instagram,Jeremy已時常留意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文字與符號,試過結合文字及城市風景創作雙重曝光的影像,以另一種方法去觀察這個城市。正如這一系列T恤文字的照片,拍攝時,Jeremy也注重語句與環境的關係,例如有一幅在麥當勞拍攝的照片,中年男人身上T恤的標語是老羅斯福總統的「Believe you can and you’re halfway there」,正好對照畫面中的男人訓話給小朋友的情景。

若你有留意Jeremy的instagram,大概知道他擅長以唯美的鏡頭紀錄我城大小事,畫面中的人物往往是有距離感的,然而這系列照片卻截然不同,構圖也不是盡善盡美。「我想捕捉文字與環境的moment,因為它稍縱即逝,常常一發現便要立刻拍攝,甚至只是用手機近距離拍攝。」

《路邊的哲學家》

日期:即日起至11月30日(10am-10pm)

地址 :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3樓誠品生活店

霓虹都市 懷舊香港

達明一派1987年的歌曲《今夜星光燦爛》裏如此唱道:霓虹亮透晚上/把城內也照亮。霓虹燈曾是香港夜景的標誌,五光十色的招牌,承載着工藝與美學,也記錄了香港的歷史與文化。

為霓虹燈深深着迷的,有英國攝影師Keith MacGregor2002年他曾出版以霓虹燈為題材的攝影集《Neon City, Hong Kong, at Night》,把密密麻麻的霓虹招牌拼貼在同一街景裏,充滿超現實意味。事隔十多年,72歲的他最近在香港展出這輯《霓虹幻想》(Neon Fantasy)作品,以及近半世紀以來鏡頭下的香港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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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在真實的街道上拼貼標誌性的霓虹招牌,看起來很超現實。

LED欠靈魂 「太boring了」

霓虹光管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先在歐洲流行,二戰後才逐漸傳入香港。霓虹燈招牌與香港的發展息息相關,19601970年代,隨着工業蓬勃發展,許多飯店、國貨公司、夜總會,甚至公司企業等,紛紛使用霓虹燈招牌來宣傳品牌。在未有互聯網的年代,以大取勝來突出形象,是慣常的做法,加上當時未有完善的法例規管,結果招牌數目越來越多,爭芳鬥艷互相遮擋。Keith鏡頭下1970年代的莊士敦道及1980年代的上海街,都是招牌林立的場景。
霓虹燈招牌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一部份,在王家衛導演的《重慶森林》與《墮落天使》裏,不難見到霓虹招牌的都市景象,達明一派的《今夜星光燦爛》MV更是如此。Keith雖然不太明白招牌上的中文字,但他仍為招牌的圖像及設計着迷,「霓虹燈招牌是一種藝術,它塑造了香港的特色,令香港的街道變得獨一無二。」只可惜,政府在1990年代開始,不斷拆卸舊式霓虹招牌,取而代之的是燈箱或LED招牌,曾經的霓虹之城,已逐漸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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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n Fantasy」系列之軒尼詩道街景。

相比起霓虹燈招牌,LED的確較省電,卻毫無特色,「太boring了,無法呈現香港的靈魂。」在香港拍攝近半世紀,見證過舊時代的美好事物,他說霓虹招牌與大排檔、老店、街頭小食都是香港的一部份,香港正慢慢拆掉它的文化。「我也明白城市要發展,但不是建設一些毫無美觀可言的東西。」2001年開始,Keith嘗試把霓虹燈招牌從菲林照片的背景中剪出來,然後在真實的街道上密密麻麻地拼貼出霓虹招牌,包括某些已經消失的標誌性招牌,看起來很超現實,恍如外國遊戲中的香港典型印象,同時又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歷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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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維港景色與中式帆船。

Keith深感可惜的,不只霓虹招牌的逐漸消逝,還有中式木帆船(Junk)的消失。「這些帆船看起來像蝴蝶,有帆船的維多利亞港才是最漂亮的。它某程度上是香港的象徵。」Keith生於印度,畢業於牛津大學,無師自通學懂攝影,後來在紐約學懂黑房技巧。他的家族與中國有很大淵源,其時家人在香港從商,1969年他移居香港後,卻決定成為一名攝影師,從事人像及婚禮攝影,也拍攝了許多香港市民的生活百態。那時候他也為船務公司拍攝商船,時常乘坐直升機拍攝維港,航拍了許多帆船的照片。

香港掌鏡半世紀 72歲仍有passion

1974年是他的一個轉捩點,他在怡東酒店舉辦個人攝影展,反應很熱烈,結果有出版商邀請合作推出日曆,再一次獲得成功。朋友於是建議他做明信片生意,一年大賣二百萬張,那年代外國人對香港的認識,或多或少由Keith的影像所塑造。「明信片生意成功之後,很快被人複製,後來漸漸就沒再推出了。」1992年,Keith舉家遷回英國,之後每年仍會來港兩三次,繼續拍攝香港不斷變化的城市景觀。1997年,他推出首本攝影集《An Eye on Hong Kong》,六版全部售罄,大賣數萬本,以攝影集來說是非常驕人的數字。


Keith的照片裏,可以見到香港的黃金時代,充滿殖民地及本地文化的懷舊街景,「我很喜歡19701980年代,那時候的街景很美麗。當時我忙於工作,像港島西區等地方並沒有仔細拍攝,我希望能拍攝更多。」 Keith有時也會搞搞新意思,把照片轉成黑白,僅僅保留某些巴士及招牌的彩色,「我覺得看起來很漂亮,更加突出街景的特色。」現在許多相機已有這種功能,然而在黑房的年代,卻並非易事。眼見近年香港變化之大,他也嘗試用新舊對照的方法,在相同位置拍攝全景照片,這個城市的變改、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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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在1970年及2016年分別用全景方式拍攝同一位置,照片見證香港的變化。

Keith今年72歲了,他說現在經常背痛,不能像以往一樣揹着相機四處拍攝,「不過我仍有拍攝這座動人都市的動力,我來香港時,總是感覺很有passion,這也是我能拍攝近半世紀的原因。」

PS:2018年Keith MacGregor在Blue Lotus Gallery舉辦攝影展《The Way We W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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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KE》五十載 日本攝影的挑釁時代

1968年,日本二戰後最傳奇的攝影雜誌《PROVOKE》首度發行,以晃動模糊高反差的黑白影像,顛覆傳統攝影美學;誕生於日本社會運動的熾熱年代,它同時像利刀一般,向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及制度發出一種「挑釁」。雜誌由攝影家中平卓馬擔大旗,只發行了三期,但其攝影觀念及風格對後世影響深遠,至今仍孜孜不倦貫徹自我「Provoke」(挑釁)精神的森山大道,便是在第二期加入。半世紀之際,香港國際攝影節的重頭戲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呈現《PROVOKE》的前生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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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山大道作品《醜聞》,受美國攝影師William Klein影響,開始用高反差的風格拍攝。

要談《PROVOKE》,先來說VIVO1957年,攝影家細江英公參與了寫真評論家福島辰夫策劃的《10人之眼》展覽,及後在1959年與東松照明、奈良原一高等人成立攝影團體VIVO,以主觀、個人的攝影風格,來抗衡當時主流的寫實主義攝影。這團隊體影響了很多熱愛攝影的年輕人,1961年,23歲的森山大道慕名前往東京想加入VIVO,碰巧團體解散,輾轉成為細江英公助手。另一方面,寫評論出身的中平卓馬,受東松照明影響開始攝影生涯,在其召集下參與了《攝影一百年:日本人攝影表現的歷史》展覽的籌備工作,回顧及整理日本老照片的過程中,慢慢對「攝影是藝術」之說產生懷疑,開始思考攝影的定義及意義,遂與攝影評論家多木浩二、詩人岡田龍彥及攝影家高梨豐等人創辦《PRO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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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江英公《薔薇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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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


中平卓馬深受東松照明影響,又是《PROVOKE》核心人物,所以有些人把《PROVOKE》視為VIVO的延續,在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看來,VIVO雖有抗衡主流的意味,但始終更像一個攝影團體,沒有像《PROVOKE》一樣有強烈的反叛精神。不過他也覺得,「《PROVOKE》誕生前,VIVO發出的聲音是重要的。它作為一種精神,對《PROVOKE》的誕生是關鍵的。」所以在展覽開端,是細江英公最著名的《薔薇刑》及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然後才是森山及中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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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隆作品《京都大學校園抗爭》,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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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隆作品《戰慄的成田機場》,1971年。

PROVOKE不是風格 是一種精神

PROVOKE》雜誌裏的照片,是模糊、高對比、搖晃的黑白影像,這已成為森山大道的標誌(早期的中平卓馬亦如是),世人紛紛以此來形容《PROVOKE》的風格。然而長澤章生卻說大家都誤解了《PROVOKE》,「它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種精神、一場運動。雖然後來這成為人們了解《PROVOKE》的關鍵詞,但當時他們不是故意嘗試創出這種風格,只是借助一種手法來表達心中感覺,是時代的產物。」策展人想呈現《PROVOKE》反抗精神的多元,19601970年代,攝影家濱口隆拍攝校園抗爭及成田機場抗爭的作品,展覽現場除了激勵的衝突場面,也有寫實彩色的瞬間。


雜誌在當時稱不上受歡迎,更遑論主流,領軍的中平卓馬向來有自省精神,覺得雜誌無法表達心中所想,決定解散,之後更否定《PROVOKE》粗獷失焦的實踐與美學,在1973年一把火燒毀了大部份作品。曾為中平卓馬出版攝影集的長澤章生回應,「像他這樣的攝影師,先要推翻自己的言論,才有新的想法出來,否則他無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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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出版過多本森山大道攝影書。

森山大道當時反對解散,之後也繼續踽踽獨行,「他曾跟我透露,《PROVOKE》的精神從未消失,那種感覺仍與當初一樣。」《PROVOKE》某程度上改寫戰後的日本攝影面貌,長澤章生認為其精神一直存在,影響力從未消失,只是呈現的方法不盡相同。展覽末端是日本新晉攝影組合SPEW的作品,他們不斷挑戰攝影的媒介,在長澤章生看來也是一種《PROVOKE》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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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度朔在1968年創作的《KIN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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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出自吉行耕平的《公園》,1971年。

在《PROVOKE》誕生的平行時空,日本攝影也有輕鬆及夢幻一刻,攝影家澤度朔1968年創作的《KINKY》,透過沙灘上的美麗少女,從東京激烈的抗爭場面中抽離出來。策展人說一個展覽在學術的基礎上,也要兼顧娛樂的元素,「我希望觀眾能感受日本攝影的多元及有趣。」展覽現場有一個用黑布圍起的房間,觀眾要用電筒「照田雞」,裏面的作品正是攝影家吉行耕平拍攝偷窺客窺看情侶親熱的照片,大概是展覽自身的一種Provoke

《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2019年曾於香港JCCAC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