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CAPA – 顯影-PhotogStory

畢加索的五張經典照

April 8, 2023March 13, 2025Posted in Classic PhotoTagged 畢加索, Gjon Mili, Irving Penn, ROBERT CAPA, Yousuf Karsh

著名藝術家畢加索生於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在法國逝世，享年92歲，藉此來說說五張關於他的經典照片吧。

最經典及最有趣的一張，絕對不能不提Irving Penn在1957年拍攝的這幅。當時攝影師根據約定時間來到法國南部見畢加索，這位西班牙畫家卻假裝不在家，沒有應門，後來Penn的助手爬過鎖着的大門，見到畢加索正在畫畫，最後他允許十分鐘拍攝時間。當時他身穿運動衫，Penn問他可否換衫，畢加索於是披上外套戴上帽，故意不太配合來為難攝影師。這並沒難倒攝影大師，Penn很快地試了幾張不同角度的相片，最後傳世的那張以強烈的光影呈現出畢加索的輪廓，深邃的左眼深深吸引觀者的目光。

許多攝影師都試過在畢加索法國南部的別墅拍攝他，這裏也被喻為是攝影師的惡夢，因為他的兒子總是在不同的房間踩單車，家中又處處是畫布。攝影師Yousuf Karsh在1954年拍攝他時，畢加索曾建議到他的陶瓷畫廊拍攝，當攝影師到達他家中時，他不但記得這個拍攝的約定，還很快地穿上了一件新恤衫，非常配合地試過好幾個姿勢，這張托腮的照片後來也成為Yousuf Karsh攝影集的封面，可見攝影師本人也十分喜歡。

1940年，攝影師Gjon Mili拍攝滑冰運動員時，在冰靴上裝上一個小燈泡，以慢快門的拍攝方法捕捉了運動員舞動的光線軌跡，成就光繪攝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後來1949年當他為《LIFE》雜誌拍攝畢加索時，正是向他展示這張光繪照片。畢加索對這種攝影形式非常感興趣，也很快激發出靈感，嘗試去進行這個攝影實驗。畢加索拿起一隻小燈泡隨即在空中舞動起來，Gjon Mili在現場擺設兩部相機，分別拍攝正面和側面，在快門的開闔之間，捕捉下畢加索利用燈泡繪畫的痕跡。短短十五分鐘，畢加索已進行了數次嘗試，成功創作出他那標誌性的半人馬圖案（Centaur）光繪作品。

為畢加索掌鏡的攝影師比比皆是，拍攝他與兒子的溫情瞬間的人，卻不多見。著名戰地攝影師Robert Capa與畢加索是好友，二人同樣反對殘酷的戰爭，一個用畫筆創作出《Guernica》，一個用相機拍攝出《The Falling Soldier》及《D-Day》等著名照片。

Robert Capa曾為畢加索與孩子拍攝許多生活照，這張照片在1948年拍攝，畢加索第三度做爸爸，66歲老來得子，顯得很份外開心。孩子名為Claude，由畢加索與相差四十歲的Francoise Gilot在1947年所生。在Capa拍攝他們一家三口的照片裏，畢加索幾乎都是笑逐顏開的，可惜好景不常，二人關係也並非一直穩定，1953年，Gilot帶孩子離開年逾七十的畢加索，讓他再次進入痛苦孤獨，幸好枯樹逢春，畢加索很快認識第二任妻子Jacqueline，直至1973年離世，這自是後話。

美國攝影師David Douglas Duncan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拍攝畢加索的相片。1956年由好友Robert Copa介紹，認識比他年長35歲的大藝術家畢加索，二人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直至1973年畢加索逝世。畢加索居於法國康城的別墅，David Douglas Duncan經常來拜訪他，為此更搬到鄰近的小鎮居住。他拍攝下許多罕見的畢加索影像，如沐浴、跳舞、扮鬼扮馬、用餐等日常生活畫面。在他出版的28本書籍中，就有八本是關於畢加索的，不僅如此，他也與畢加索的妻子Jacqueline及女兒Catherine成為好友。他說自己感覺就像他的家人，拍攝這些照片是很簡單及自然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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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之吻締造者 Alfred Eisenstaedt

August 14, 2021March 7, 2022Posted in Photo NoteTagged Alfred Eisenstaedt, 紐約, Life, Margaret Bourke-White, ROBERT CAPA, Robert Doisneau, 勝利之吻, 時代廣場

二十世紀經典吻照有兩張，第一張是二戰勝利時美國攝影師Alfred Eisenstaedt在紐約時代廣場所拍攝的《勝利之吻》（V-J Day in Times Square），第二張是法國攝影師Robert Doisneau在1950年拍攝的年輕情侶擁吻的照片《市政廳前之吻》（Kiss by the Town Hall），前者被喻為二戰勝利的象徵，後者則成為浪漫的代名詞，而兩張照片的男女主角，都曾引起一段關於身份的小風波。

勝利之吻

美國東部時間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佈投降，象徵著二戰結束。當時紐約街頭到處是慶祝的人群，Alfred Eisenstaedt正好在時代廣場的人群中拍攝慶祝勝利的畫面，他一連拍攝一些路人擁抱親吻的照片，但並不滿意。這時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水手引起了他的注意，當水手抓著白衣護士親吻時，他馬上按下快門，捕捉下這個經典之吻。

當時他用Lecia IIIa相機拍攝四張照片，而《Life》雜誌全版刊出的也即最廣為流傳的那張。在《Life》刊登這幅照片前，原來另一攝影記者Victor Jorgensen剛好從另一角度拍攝同一場景，照片名為《Kissing the War Goodbye》，並登在《New York Times》。可惜照片沒有展示出時代廣場的背景，而且沒有拍攝到二人的腳部，結果後來《Life》刊登Alfred Eisenstaedt的作品後，這一幅「勝利之吻」便被人遺忘。

Alfred Eisenstaedt回憶當時正快速地拍攝身邊發生的事情，拍下照片後也沒有機會記下被攝者的名字及資料，而這也為日後的冒名者埋下伏筆。

1980年，護士Edith Shain寫信告知攝影師她正是照片中的女人，當時她聽到二戰終結的消息後搭地鐵前往時代廣場，到達後不久水手便親吻了她。當時27歲的她在雜誌出版後認出自己就是相中女子，礙於害羞一直秘而不宣。

2012年，學者George Galdorisi及Lawrence Verria出版《The Kissing Sailor: The Mystery Behind the Photo that Ended World War II》一書，指出Shain身高只有1.47米，與照片中男子的高度相比顯得太過嬌小，認為她沒可能是相中人，而被廣泛認為是女主角的是Greta Zimmer Friedman。

至於聲稱是男主角的人則更加多，至少有十多位，當中George Mendonsa及Glenn McDuffie是較廣為人知的兩位，後者不僅通過多次測謊機及科學測試，連法醫及臉部辨識專家經過對比他現在與過去親吻姿勢，也得出相應結果。

雖然世人無法百分百肯定「勝利之吻」的真實身分，然而這些男女主角的故事都被傳媒廣泛報道，可見這張照片的重要性及象徵意義。

《Life》雜誌台柱

Alfred Eisenstaedt年輕時已著迷於攝影，1912年，在徠卡相機誕生前一年，他已拿著柯達相機開始拍攝照片。一戰時他曾服役於德軍，1920年代初曾當過銷售員，並成功在1929年成為全職攝影師，這段時期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希特拉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見面等。當時眼見納粹迫害猶太人，身為猶太裔的他在1935年舉家遷往紐約，並於翌年加入創刊的《Life》雜誌，與Robert Capa、Margaret Bourke-White等著名攝影師共事。

他為雜誌一直效力至1972年，成為該雜誌的台柱，多年來他為雜誌拍攝名人、政客、哲學家、藝術家、作家等二千個故事，以及近百個封面照片，離開後也為《Harper’s Bazzar》、《Vogue》等雜誌拍攝。Alfred Eisenstaedt喜歡用35mm相機，尤其徠卡相機，他推崇自然光拍攝，這樣便於營造輕鬆的氛圍，更易於捕捉自然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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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Nachtwey 「攝影是真相的見證」

December 20, 2020January 14, 2021Posted in 香港Tagged James Nachtwey, MAGNUM PHOTOS, ROBERT CAPA, VII PHOTO AGENCY, 戰地攝影師1 Comment

Chechnya, 1996 - Ruins of central Grozny.

二十世紀全球各地戰爭不斷，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各國內戰，一張張震撼人心的照片，令戰地攝影師這種身份廣為人知。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代表人物是ROBERT CAPA，他所拍攝的照片非常震撼，至今仍為後人所景仰。來到廿一世紀，以為當今世界格局相對穩定，戰爭似乎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又時刻上演著，戰地攝影師James Nachtwey比前人們走得更遠、走得更久，為的就是把一幕幕的真相公諸於世，在他的個人網頁也有這麼一句話：I HAVE BEEN A WITNESS，AND THESE PICTURES ARE MY TESTIMONY……

戰爭的影響

二戰後不久美國相繼捲入了韓國戰爭與越南戰爭，深刻地影響了戰後一代。成長於戰後美國的James Nachtwey，1960年代時深受越南戰爭和美國人權運動的照片所影響，立志要成為一名攝影師。大學時期他修讀的不是攝影或新聞專業，而是藝術史和政治學，這某程度上也讓他有更開闊的視野。畢業後他一邊工作一邊自學攝影，他先是成為一名商船船員，之後又當過新聞圖片編輯學徒和貨車司機，如是者數年後，在累積一定的經驗與功力後，他最終於1976年在新墨西哥州一份報紙開始其攝影生涯。

從美國到全世界

新聞攝影師的經歷為他累積了經驗，1980年，他決定前往紐約，成為自由攝影師。當時他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北愛爾蘭拍攝當地的絕食示威，受此次經驗所影響，之後他更專注投身拍攝戰爭、衝突及貧窮、愛滋病、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1984年他和美國《TIME》雜誌合作，成為雜誌合約攝影師，開始更多地在世界各地拍攝不同任務，從南美到中東、從巴爾幹到非洲，James Nachtwey的足跡踏遍五大洲，一次次以鏡頭紀錄歷史與真相，將事實告訴世人。以巴衝突、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911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等，甚至早幾年香港的雨傘運動，他都在現場。

隨著他的足跡，James Nachtwey也開始名揚天下，1986年至2001年期間他曾是著名圖片通訊社MAGNUM PHOTOS會員，也是另一著名圖片社VII PHOTO AGENCY創辦人之一。他獲得的獎項及舉辦的展覽也是不計其數，曾五次獲得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頒發ROBERT CAPA GOLD MEDAL及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又稱荷賽獎）等國際攝影攝影獎項，也曾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等地方舉辦展覽。

盧旺達大屠殺

老實說，要幫James Nachtwey挑選十幅經典照片，遠比一幅簡單得多。槍林彈雨及屍橫遍野確實震撼，不過盧旺達大屠殺倖存者這張相片，卻令人看得毛骨悚然！

在盧旺達，胡圖族（Hutu）與圖西族（Tutsi）的種族問題由來已久，1994年胡圖族總統空難離世，成為大屠殺導火線，由政府軍支持的胡圖族對支持盧旺達愛國陣線（RPF）的圖西族進行種族大清洗。忽然間，胡圖族的砍刀忽然劈向了他們圖西族的鄰居、朋友甚至伴侶，在三個月時間裡殺害了近1百萬人。

這張相片叫《Survivor of Hutu Death Camp》，相中男人不是圖西族人，而是胡圖族人。他不支持種族屠殺，被指是同情圖西族人，最後同樣無法逃過同族人的砍刀，一同被送往圖西族人的集中營。

捱過飢餓與痛楚，他最後生存了下來，臉上傷痕仍清晰可見，無法說話也幾乎無法走路及吞嚥食物。James Nachtwey在當地紅十字醫院見到他，從側面拍攝下他的傷痕，他驚恐的眼神，在在顯示了盧旺達那段恐怖的歷史。

攝影是見證

James Nachtwey總是走在最前線，別人用長鏡頭，他卻總是用廣角鏡將現場的一切展現眼前，為此他也曾多次受傷，2003年他在巴格達拍攝伊拉克戰爭時曾中手榴彈受傷，幸好傷勢不嚴重，恢復後不久又馬不停蹄到東南亞拍攝海嘯災後狀況，2014年在泰國拍攝政治示威時也被子彈擦傷，為的只是將真相呈現眼前。

他說，照片不但紀錄了歷史，某程度也影響了歷史。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90年代當他在印尼拍攝當地人民的貧窮生活狀況時，他拍攝的照片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最後通過捐贈及成立基金，令那名原本居住在鐵路旁邊的傷殘人士及其家人可以有瓦遮頭。James Nachtwey的照片扮演了人道主義的角色，他視攝影為一種媒介，為那些不能發聲的人傳達信息，告訴人們這些被遺忘的世界。這些照片，都是他作為一位目擊者的見證。

David Douglas Duncan 從二戰到韓戰越戰

June 7, 2020October 25, 2021Posted in 香港Tagged 畢加索, David Douglas Duncan, Life, national geographic, ROBERT CAPA, This Is War!, 戰地記者Leave a comment

2018年6月7日，美國著名攝影記者David Douglas Duncan（DDD）在法國逝世，享年102歲。論知名度，他或許不及好友Robert Capa出名，不過二十世紀的重要戰爭中，包括二戰、韓戰及越戰等，他都留下重要的歷史紀錄。此外他與畢加索的友情，也為人所津津樂道。

生於1916年，自小就想探索廣袤的世界，18歲時家人送給他一部相機，從此開擴他的視野。他很快在攝影領域展現天賦，修讀考古學的他大學時期在中南美洲拍攝許多照片，並開始為當地報紙《Kansas City Star》及《National Geographic》等供相。 1943年，他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開始戰地記者生涯，期間拍攝所羅門群島戰役及沖繩島戰役等。1946年，他從美軍退役後，隨即被《Life》雜誌聘用，前往伊朗拍攝，當時蘇聯拒絕從伊朗撤軍，情況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David Douglas Duncan較多人認識的作品，大概是韓戰時期拍攝的照片。1950年當北韓軍隊跨過三八線時，他正身處日本，於是很快到達前線，拍攝下一系列驚心動魄的照片，並在1951年出版《This Is War!》，當時他接受訪問時如此說道：“My objective always is to stay as close as possible and shoot the pictures as if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nfantryman, the Marine or the pilot.”，與Robert Capa的名句正好不謀而合。之後的越戰，他也出版兩本重要的戰爭影集《I Protest》（1968年）及《War Without Heroes》（1970年），揭示戰爭的殘酷。

與畢加索的友情

戰爭照片之外，David Douglas Duncan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拍攝畢加索的相片。1956年由好友Robert Copa介紹，認識比他年長35歲的大藝術家畢加索，二人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直至1973年畢加索逝世。

畢加索居於法國康城的別墅，David Douglas Duncan經常來拜訪他，為此更搬到鄰近的小鎮居住。他拍攝下許多罕見的畢加索影像，如沐浴、跳舞、扮鬼扮馬、用餐等日常生活畫面。在他出版的28本書籍中，就有八本是關於畢加索的，不僅如此，他也與畢加索的妻子Jacqueline及女兒Catherine成為好友。他說自己感覺就像他的家人，拍攝這些照片是很簡單及自然的瞬間。

用生命來拍照 Robert Capa

May 25, 2019May 25, 2019Posted in Photo NoteTagged 西班牙內戰, gerda taro, MAGNUM PHOTOS, ROBERT CAPA, 戰地攝影師2 Comments

“If your photograph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在Robert Capa短短的41年生命裡，戰爭似乎與他一直相隨。他討厭戰爭，卻將戰爭作為鏡頭下的題材，為的不是刺激，而是以赤裸的事實，去揭露戰爭的殘酷。但始料不及的是，在一次平靜地拍攝任務中，誤中地雷命喪戰場，結束自己短暫而戲劇性的人生。每次進行拍攝時，這位前線記者總喜歡潛伏於人前，在關鍵時刻拍下最震撼的場面，他的那句名言就是最好的詮釋——「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

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一名共和軍民兵中槍即將倒地，這一瞬間正好被他拍攝下來，也是他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

Robert Capa原名Endre Friedmann，1913年生於奧帝國時期的布達佩斯，兒時夢想成為一個作家，然而17歲時在柏林找到一份攝影工作後，從此癡迷於藝術，並立志成為一名攝影師。在柏林大學求學期間，他曾在一間通訊社從事暗房工作，後來到巴黎當記者時，被委派到戰地進行採訪，第一個拍攝的專題就是當時如火如荼的西班牙內戰，拍攝了著名的《The Falling Soldier》（1936年，後來有說此照片是由Gerda Taro拍攝）。

CHINA. Hubei. Hankou. March, 1938. Young women being trained as Nationalist Chinese soldiers. After having lost Shanghai and Nankijng to the Japanese troops, CHANG KAI SHEK retreated to Hankou, where he resisted until late 1938.

當時他與同是攝影記者女友的Gerda Taro（1937年在拍攝西班牙內戰時犧牲）虛構Robert Capa這名字，女友死後他沿用此名字，自此之後與戰爭結下「不解之緣」，先後親臨中國抗日戰爭、二戰歐洲戰場、第一次中東戰爭及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最前線。

二戰後期，同盟軍開始在歐洲反攻，在登陸諾曼第時，他跟隨軍隊前往前線，拍攝了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D-DAY》。1944年6月6日，他作為自由記者為《生活》雜誌拍攝，隨第一波突擊部隊登陸奧馬哈海灘，拍攝了這張流芳後世的作品。然而，美國攝影評論人A. D. Coleman去年撰文指出，Robert Capa只是在戰事大致結束時，拍攝清拆阻礙物的軍方工程小組，而非槍林彈雨下的搶灘士兵，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詳情可參考此文章：https://bit.ly/2wiWreT）

1944年6月6日，第一批美國軍隊在黎明時分在法國諾曼第奧馬哈海灘（Omaha Beach）登陸，為諾曼第戰役拉開序幕。

Robert Capa的攝影生涯多以戰爭為題材，然而他卻非常憎恨戰爭，他說之所以要拍攝戰爭，是想藉著影像喚醒人們的良知，不再彼此殺戮，「相機本身並不能阻止戰爭，但它拍攝出來的照片卻可以揭露戰爭，阻止戰爭的發展。」他一次又一次冒險進入戰場的最前線，在槍林彈雨的戰壕間用血肉之軀去換來相機中的一格格菲林，而他的死亡正是人類戰爭提出的最後諫言。　

在傳統的攝影美學中，失焦的照片往往會被歸類為壞照片，不過在他鏡頭下的這些照片卻有另外一種美學，一種用生命在拍照的美學。雖然所拍攝出來的照片模糊、失焦，但卻沒有人批評他的作品不夠技巧、場面不夠精緻，反而讓人忽略技巧的重要性，去感受他用生命換取影像的精神。他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因為他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機器。1954年5月25日，他在越南採訪印度支那戰爭時誤中地雷而客死異鄉，終年41歲。

畢加索是他鏡頭下的常客，照片攝於1948年8月，畢加索正和兒子CLAUDE在沙灘玩耍。

除了將戰爭攝影推向一個高度、影響無數後來攝影師外，他的另一重要貢獻就是創辦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攝影社——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1947年，他與布列松和David Seymour等攝影師成立公司專門發行亂世戰爭的照片，正當大家苦思公司名字時，靈機一動的他忽然想起經常與朋友暢飲的Magnum香檳，因而以此來命名攝影通訊社。直至去世前，他一直是馬格蘭的靈魂人物，而在他離世後的大半世紀以來，每一代的馬格蘭攝影師依然深入每一件世界大事現場，拍攝一張張有血肉的照片，繼續為新聞攝影的內容和形式樹立典範。

盧廣用鏡頭揭露中國社會問題

November 30, 2018September 19, 2019Posted in Photo NoteTagged 環境污染, 盧廣, Eugene Smith, 荷賽獎, 西部大淘金, 解海龍, ROBERT CAPA, Sebastiao Salgado, World Press Photo, 攝影師Leave a comment

現年58歲的中國攝影師盧廣，自1990年代開始，專注拍攝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以及底層人民生活，被譽為「攝影界的良心」，作品獲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及荷賽獎等。根據其妻子徐小莉的Twitter發文，2018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他到新疆出席活動及旅行，然而11月3日起失去聯繫，據悉被當地的國保警察帶走。

消息旋即在網絡上廣為傳播（更新：根據《美國之音》中文版2019年9月9日報導，徐小莉日前在twitter證實，盧廣在幾個月前已回到家中，因不想被打擾而暫時沒有發布消息，這也是盧廣去年失蹤之後，外界首次得知他的安危。），連BBC也有報導，這裏反而想寫寫他的故事，看完之後你大概便知道，當權者為何想讓他「被消失」。

盧廣1961年生於中國浙江省，讀書不多的他半路出家自學攝影，自1980年拿起相機，便對攝影充滿熱情。最初他邊在家鄉永康縣的工廠工作，邊在農村為朋友拍攝全家照，1987年他在當地開設照相館，一直到1993年。照相館為他賺到十萬元，但他明白不能單純為了賺錢，便拿著積蓄到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進修。

攝影師有責任去記錄及改變現狀

盧廣喜歡Robert Capa、Sebastiao Salgado與Eugene Smith等攝影師，他們的作品都帶有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在學校時他還接觸了中國攝影師解海龍的《希望工程》作品，這些照片某程度改變了中國貧窮學童無法上學的命運。這也令他明白，攝影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他的首個拍攝計劃是《西部大淘金》，1994年開始拍攝，在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逾萬人在金礦裏淘金，這些工作不僅辛苦，而且死亡率很高，淘金過程又嚴重地破壞了大自然。這些作品轟動一時，也令他更加堅定，要用相機來記錄及揭發重要的社會議題。

2001年，他在北京讀到一篇河南愛滋病小孩到北京求醫的新聞報導，深有感觸的他很快找到孩子父母，仔細調查了解，知道這些人因家裏貧苦去賣血，最後竟感染上愛滋病。他在河南省的不同村莊拍攝近三年，在國內發表作品後引來一定迴響，令部份孩子得到救助，但仍無法真正解決愛滋病問題。當時他將照片送到國外參賽，結果贏到荷賽獎一等獎（World Press Photo/Contemporary Issues），此事也促使河南省政府下令調查當地愛滋病狀況，加快官方救助當地愛滋病人的步伐。

在中國，此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然而要進行拍攝卻並非易事，畢竟這些影像間接地批評掌權者，因此盧廣的拍攝過程常常受到阻擾，他試過被抓、試過被搶相機、試過被人按在地上打，家人也收過恐嚇電話，但他從沒想過放棄，因為他明白，照片一旦曝光，便意味著有機會改變現狀。他曾在訪問中提及，「其實我做的許多專題，很多人是知道的，不過政府壓著不讓說而已，當地人不敢說也不敢拍攝，所以當地的問題就需要外地攝影師去拍攝。」作為一個攝影師，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紀錄、發表、改變這些現狀。

中國式污染

盧廣長期關注中國的污染問題，2005年開始拍攝，他用四年時間走遍中國西部及東部沿海，拍攝環境污染致病、海洋污染等，期間他與地方官員及排放污染物的公司企業鬥智鬥勇，他追蹤污染來源，拍下許多驚人的畫面，最後這輯《關注中國污染》作品獲得2009年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W. Eugene Smith Memorial Fund）。

污染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歐美國家甚至日本，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都發生過類似問題，Eugene Smith拍攝的日本水俁病作品，堪稱紀實攝影的典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過去十多年間因為不斷開發，嚴重破壞了環境，廢料及廢氣的排放導致農田及空氣污染，不僅使草原變成沙漠、農民失去家園，也使呼吸疾病的患者越來越多，連食物及飲用水也受到污染，許多地方都出現「癌症村」。盧廣曾在訪問中提及，自己對環境的改善是抱有希望的，畢竟某些工廠是改善了污染情況，然而許多企業卻「化明為暗」，選擇在夜晚偷偷排放，或者將污水通道建在地底下，直接排放到河流或海洋。

2015年，這系列拍攝因經濟發展而造成環境污染問題的《開發與污染》作品，為盧廣獲得荷賽獎長期拍攝題材（Long-Term Projects）的三等獎，是國際社會對他的再一次肯定。拍攝社會議題逾二十載，獲獎無數，盧廣說自己更像是一位調查者，不斷去挖掘社會上被隱藏的問題，從而引起世人關注。只可惜，相比起改變或改善，某些地方政府或當權者，更多地是選擇了隱瞞，或者直接令人噤聲甚至消失。

What is Happiness？80+老友記的快樂告白

August 9, 2018May 15, 2020Posted in 香港Tagged 80＋快樂是……, Benny NG, 王小亭, 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 Frank Fischbeck, HKIPP, ROBERT CAPA, 吳華, 亮光文化

快樂是甚麼？81歲的屈葉美琼婆婆說，快樂是保持年輕的心境；86歲的廖六根伯伯說，快樂是盡本份，不強求；96歲的蔡彼德伯伯說，快樂是專注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孔子說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那80歲呢？在「50+」攝影師吳華（Benny）的攝影集《80＋快樂是……》裏，50位耄耋老人分享了他們對快樂的看法。聆聽過不同的人生故事，Benny說最大啟發是每個人都應該力所能及做好自己的事情，「盡力每天活出生命。」

黃丹陽/80歳/ 畫家/快樂是追夢及圓夢。王陳甜 86歳/古法線面師傅/快樂是與家人共聚天倫。

尋找快樂的鑰匙，源於Benny多年來的一個夢，一個推出攝影集的夢。Benny中學時已喜歡攝影，見到王小亭的《中國娃娃》、Robert Capa的戰爭相片，發現原來影像有如此大的震撼力。那時他在觀塘職業訓練中心學習攝影，畢業後見到有商業影樓請助手，便這樣進入這行業。1986年他開設影樓，千禧年開始加入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HKIPP），後來專注於食物攝影。年過半百，驀然回首，若有所失，便想圓夢。「攝影師要出攝影集才夠完整，難道將來我要拿着餐牌跟孫仔說自己是攝影師嗎？」

多年前，他曾見過外國攝影師Frank Fischbeck的攝影集，裏面收錄了不同行業的香港人照片，他心想這件事為何不是由香港人來拍攝呢？然而，香港人那麼多，又該如何拍攝呢？「我拍攝的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家，因為今天的香港都是這班人付出的，我想拍攝不同行業的人，向他們致敬。」

2016年初，他首先撥通教授他攝影的老師古少成的電話，開始這個拍攝計劃，及後拍攝了畫家、漁民、馬姐、魚商、太極師傅、製衣廠女工等等，年紀最輕的畫家黃丹陽已80歲，最大年紀的是101歲的教車師傅黃德泉。Benny說最難是尋找拍攝對象，他不時從傳媒及朋友口中留意相關的長者故事，遇着合適的便聯絡請求拍攝，有時甚至要硬着頭皮登門拜訪碰運氣。「試過邀請香港刀王陳華拍攝，可惜吃閉門羹。」有一次，他買上生果去銅鑼灣拜訪二次大戰退役軍人協會榮譽主席——96歲的二戰華籍英兵蔡彼德（原名蔡炳堯），帶上照片說明來意，幸好蔡伯伯答應拍攝。

古少成 / 95歳 / 攝影老師/快樂是一種選擇，不是一個結局。葉澤民 / 85歳 / 單車店東主/快樂是和家人合唱。

4×5大底機拍攝　職業身份做背景

Benny希望每張相片都有故事，去表現老人過往的職業身份，例如畫家是在畫室拍攝，單車店東主葉伯伯坐在其店舖彈結他，拍攝印刷廠東主時，更特意借來一間印刷廠拍攝。仔細閱讀，攝影集的編排及文字也是有心思的，他將一對漁民夫婦的照片放在一齊，90歲的鄭堅勝伯伯說，「我們是盲婚的，19歲結婚當天才知道她的模樣。」翻去下一頁，88歲的黃金好婆婆說，「結婚當日覺得他真人比照片好看，因媒人已經讓我先看了他的照片呢！」短短兩行字，已經講出一個簡單而不平凡的故事，看着他們如此恩愛的畫面，伴隨那句「快樂是家人相處融洽」，令人動容。

鄭堅勝 / 90歳 / 漁民/快樂是每早去釣魚。鄭黃金好/ 88歳/ 漁民/快樂是家人相處融洽。

拍攝時他捨易取難，用傳統的4×5大底相機來拍攝，這是他學習攝影時所用的相機，也是這班長者年輕時代的相機。「雖然拍攝過程比較麻煩，但也很開心，許多長者見到這部相機都會覺得親切。」每次訪問及拍攝時，Benny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你覺得快樂是甚麼？有人說放開懷抱、有人說學到老活到老。「我想借助影像傳遞他們這些正面的訊息。」他說最大得着是眼界及心境變得開闊，嘗試不要鎖住自己、不要限制自己的想法。

拍攝完，攝影集也幾乎無法出版，Benny找遍香港多間出版社，卻屢吃閉門羹。「後來找到亮光文化出版社時，他們第一句就跟我說，這肯定會虧本，難得是他們肯陪我儍。」他們決定將攝影集的收益，全數捐贈給亮光文創慈善行動的「光食計劃」，用來購買飯券派發給有需要的老人家及弱勢人士。「我親眼見到老人家在垃圾桶拾食物，那種滋味很不好受。」重提籌備攝影集以來經歷過的事情，他依然百感交集。

·原文見於果籽

捕捉占士甸 Dennis Stock

March 13, 2018September 29, 2021Posted in 香港Tagged Audrey Hepburn, Berenice Abbott, Billie Holiday, Dennis Stock, East of Eden, Gjon Mili, James Dean, Life, Louis Armstrong, MAGNUM PHOTOS, Mike Davis, ROBERT CAPA, 占士甸, 夢露, 嬉皮士

攝影師與明星，往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互惠互利，也可成為知己。2015年有部電影叫《捕捉占士甸》（Life），就是講述美國攝影師Dennis Stock與一代不羈影星占士甸（James Dean）的故事。

1955年，Dennis憑藉一輯拍攝占士甸的照片成名，之後也拍攝過Louis Armstrong等爵士歌手、夢露及Audrey Hepburn等名人；記錄過19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也為建築物與自然風光留下倩影。從影近60年，風格多變，人們最念念不忘的，仍是他與占士甸的回憶。

Dennis Stock生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紐約，兒時家中經濟拮据，經常搬家，甚至住過沒暖水的公寓。19歲時加入海軍服役，四年後回到紐約，曾在學校跟隨著名攝影師Berenice Abbott短暫學習攝影，之後也曾擔任另一著名攝影師Gjon Mili學徒。1951年，他憑藉一系列拍攝當地東德移民圖片故事，贏得《Life》雜誌舉辦的年輕攝影師獎項，之後更獲攝影師Robert Capa邀請，成為著名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的合作會員。浮浮沉沉幾年，曾在巴黎拍攝，後來到hollywood拍攝名人生活，卻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他遇見占士甸，一個改變他一生的人。

占士甸是那個時代的icon，發生車禍身亡時僅24歲，生前拍過三部電影，絕對是天妒英才。憑藉不羈的造型，他在影迷心中留下的印象至今不滅，當中尤以1955年Dennis Stock拍攝的形象最廣為人知。當時占士甸剛拍攝完首部電影《East of Eden》，Dennis認識他時電影仍未上映，看完首映後，他覺得這位小伙子會一舉成名。Dennis生活捉襟見肘，長期與妻兒分離，攝影生涯也迷茫，極需一個機會來證明自己。占士甸也很迷惘，雖然離成功一步之遙，卻無法確定自己想要甚麼，兜兜轉轉下，最終還是接受Dennis邀請。

在紐約時代廣場前，占士甸穿着外套、口中咬着香煙，在微雨中緩步前行，Dennis在他前面邊走邊拍攝，造就出那個經典的不羈形象。之後也有幾個攝影師拍攝過占士甸，不過Dennis是唯一一個與他一齊踏足家鄉拍攝的攝影師，那批作品與時代廣場的照片一同登在《Life》雜誌上，獲得了很好迴響。

照片改寫了兩個人的命運，但軌跡卻截然不同，占士甸因車禍命赴黃泉，僅留下不羈象徵為後世所傳頌，Dennis則平步青雲，繼續探索不同的題材，拍攝過Louis Armstrong、Billie Holiday、Mike Davis等爵士音樂家，也在加州、新墨西哥州等地記錄方興未艾的嬉皮士運動。他算是彩色攝影的先行者之一，晚年的他繼續不停探索，拍攝了許多自然風景的彩色照片，對拍攝建築物及花朵也甚有研究。

(一)Martin Parr 彩色紀實攝影的實踐

March 10, 2018May 23, 2022Posted in 香港Tagged MAGNUM PHOTOS, Martin Parr, ROBERT CAPA, William Eggleston, 布列松, 攝影師

看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的作品，色調鮮豔飽滿、鏡頭畫面看似隨意卻又充滿詼諧，同時帶有諷刺味道，令人忍俊不禁。相比起其他Magnum Photos攝影師，他沒有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而是在遊人如織的景區拍攝旅遊景點的人生百態。他或許未能像Robert Capa般拍攝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他捕捉的每一個畫面，往往帶有獨特看法，同樣也值得觀者去反思。

1952年，Martin Parr生於倫敦東南部的Surrey County，在業餘攝影師爺爺的耳濡目染下，小時候的他希望成為一名紀實攝影師。懷著這樣的夢想，1970年至1973年期間，他進入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前稱Manchester Polytechnic）學習攝影，並於畢業後不久正式成為一名職業攝影師。

最初他以黑白攝影為主，早期的作品集《Bad Weather》（1982年）便是以黑白菲林拍攝，後來他受美國新彩色攝影（New Color Photography）運動影響（尤其是William Eggleston），轉而在1984年開始將彩色手法帶入紀實攝影。兩年後，他推出一本彩色攝影集《LAST RESORT》，這些作品與傳統的彩色照片截然不同，色彩濃烈之餘又帶有俗媚的感覺，在當時也被批評為低俗。

GB. England. New Brighton. From ‘The Last Resort’. 1983-85.

然而Martin Parr卻不以為然，他覺得紀實是一種很主觀的東西，攝影師所呈現的畫面與真相有時並不是同一回事。他或許不及通訊社其他攝影師般充滿使命感，踏上戰場揭示戰爭的殘酷與無情，但他認為自己也在拍攝世界的真實面貌，他只是用自己的形式去表達想法，去呈現他主觀的紀實。雖然身為Magnum Photos攝影通訊社攝影師（後來還成為主席），但世人對他這位「異類」攝影師一直不乏爭議，當他仍是Magnum見習生時已有反對聲音，然而在1994年倫敦會議上，他還是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成為通訊社成員。

儘管如此，爭議與批評並未隨之而去，1995年他在位於巴黎國家攝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Photographie）舉辦展覽，當時布列松看完展覽後，更形容他是來自不同的星球。Martin Parr看似隨意詼諧的攝影手法，固然缺乏布列松的那種浪漫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作品沒有深度，他只是以獨特的色彩和構圖，去呈現他心目中的紀實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