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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79歲的北井一夫是日本戰後的代表攝影師之一，1944年出生於中國東北鞍山  (當時的東北三省是被日本佔領的滿洲國)，當他從中國被帶回日本時，還是一名不足週歲的嬰兒。入讀日本大學藝術學部寫真學科的他，1960年代曾拍攝過「全共鬥」等大規模學生運動，後來也拍攝反對成田機場建設的三里塚農民抗爭，及後他以記錄農村沒落的作品《走向村莊》，在1976年獲得第一屆木村伊兵衛寫真賞。

北井一夫不但是首屆木村伊兵衛寫真賞得主，與木村本人以及中國均深有淵源。木村伊兵衛與中國有特殊的連結，1937年，他以攝影師身分被派往中國戰場；1956年，他與小說家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及畫家梅原龍三郎等人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後也在文革前後五次訪華。1973年，木村伊兵衛率領攝影團出訪中國，邀請北井一夫等攝影師到中國拍攝。當時北井把這消息告知父母，二人叫他一定要參加這次中國之旅，藉此在旅途中尋找可能包含他過去記憶的畫面。不過那次旅程並沒有踏足鞍山，而是前往北京、上海、蘇州、廣州和深圳等地。

一方面，北井一夫曾多次聽母親講述北京，令他有一種親切感；然而作為侵略者的後代，他的心情也非常複雜。那時的中國正經歷文化大革命，年輕人均前往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週末時的首都，竟是出人意外地寂靜，街上並沒有太多途人。其實當時的他並非太了解中國國情，畢竟作為一名外國旅行者，也無法輕易得知文革的實情。

這次中國之旅為期兩個星期，北井一夫的鏡頭捕捉當時中國人的生活面孔，北京琉璃廠附近的紅領巾女孩、在頤和園觀光的遊客、上海雜技團、人民公社牆上寫著「自力更生」的字樣，可說是那個年代樸素生活的最佳寫照。

回到日本後，當時北井一夫原本打算出版攝影集，但由於一直未想好如何編排照片，結果一拖再拖，直至2010年東京攝影畫廊Zen Foto Gallery舉辦《1973中國》展覽時，才出版這本攝影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事物正在快速消失，北井一夫50年前拍攝的照片，也算是為當時的中國留下一段珍貴的歷史記錄及視覺回憶。  

A photobook that documents Kazuo Kitai’s journey to China in 1973 on invitation by Ihei Kimura. This publication captures a journey that saw Kitai travel back to his place of birth to recreate a “lost childhood experience,” searching for an image within the landscape that would contain a memory of his past.

Kazuo Kitai, born in China in 1944, is best known for his protest photography of the 1960s and 1970s. He earned the prestigious Ihei Kimura Memorial Award for Photography for his work “Mura-e,” a year-long documentation of Japan’s rural life. In the 1980s, he concerned himself with the citizens of Osaka and Tokyo (”Shinsekai Monogatari,” “Funabashi Monogatari”). Recent years have seen him publish a regular column in Nippon Camera magazine (”Walking with Leica”) and a rise in public interest in his work both in Japan and overseas.

北井一夫《1973中國》，捕捉文革後期中國人樸素生活，25 cm × 18 cm，「顯影·書櫃」有售。

文化大革命雖是半世紀前的事，但作為一段重要的歷史，依然值得更多人認識。「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年近八旬的李振盛在其著作《紅色新聞兵》（Red Color News Soldier）裏如此說道，讓歷史告訴未來。文革時期，他是《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十年間拍攝近十萬照片，包括許多敏感畫面，九十年代移居美國後，這批敏感照片才得以重見天日，並於2003年編集成六種外語的文革攝影集《紅色新聞兵》。十五年過後，中文版才姍姍來遲面世，身在紐約的李振盛事隔半世紀越洋再憶往事，那段歲月他依然歷歷在目。

兩萬底片藏地板　躲過一劫

1966年，26歲的李振盛任職《黑龍江日報》，除了報社的攝影任務外，他也把批鬥、槍決、紅衞兵打砸搶燒——他稱之為「抹黑文革」的負面照片一一拍攝下。紅衞兵批鬥的畫面，其他記者都視為是沒用的照片，一來不僅不能登報，更有可能會惹來被批鬥之禍，當時李振盛要等報社的同事下班後，才敢在黑房裏沖曬底片，再藏於抽屜暗格裏。他一直把攝影老師吳印咸的話記在心中：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文革期間，他感覺自己有一種朦朧的歷史使命感，「所以我的想法是先把它記錄下來，留待後人評說。」

為了暢通無阻地在造反大會上拍攝，1966年8月，李振盛特意發起組成一個「紅色青年戰鬥隊」，翌年1月還被北京的「全國新聞界革命造反者總部」認可，得到「紅色新聞兵」的紅袖章。如今這個紅袖章陳列在成都建川博物館聚落的「李振盛攝影博物館」裏，也成為書籍的名稱，是這批文革照片的契機。

文革初期，人人相信毛澤東在防止「黨變修、國變色」，破舊立新是為邁向繁榮富強。李振盛也曾興奮地參與這場運動，然而他發現事情很快已變質，更無法理解紅衞兵以「破四舊」為名大肆毀壞珍貴文物、四處批鬥的行為。1968年春天，在黑龍江的反右傾運動中，他預感自己將被批鬥被打倒，於是將約兩萬張底片藏於家中地板底。結果，他當年年底便遭受批鬥及被抄家，幸好這些菲林躲過一劫。

1969年，他和妻子被發配到偏遠地區的柳河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心知有去日無歸期，便把埋藏菲林底片之事告知好朋友李明達，厚道忠誠的朋友守口如瓶多年，直到2006年日本NHK電視台跟隨李振盛到哈爾濱拍攝紀錄片時，才道出這秘密。「我把這段歷史寫在書中，是想讓讀者知道那個年代也有人性的光輝，在文革的荒唐歲月中，也有好心的人。」

違背操守　修改照片是政治需要

如火如荼的文革，新聞報章也大力配合，當時為了拍攝照片登報，李振盛明知違背新聞攝影道德，也不惜修改照片。集會時群眾高舉的拳頭打在毛主席像上，他便把拳頭塗抹走；其中一張人物照片背景的毛主席像模糊了，便做手腳換上一張清晰的毛像。當時在他的工作枱上，甚至放着各種不同尺寸不同角度的毛澤東像，方便隨時修改照片。「最初是總編要求修改的，自己也覺得有點彆扭，後來慢慢變成記者的自覺行動，習慣成自然了，也沒有痛苦感覺。」
舊事重提，他也覺得好笑，他一早明白，當一切為政治服務時，新聞工作者也要為黨服務，「見報就是政治需要，不見報就白白拍攝了，而且多見報還能多派發菲林呢。」當時人人讀《毛語錄》，游泳健兒下水前、飛行員起飛前都要讀，李振盛在書中寫道：兩名空軍飛行員在起飛前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以免在飛上藍天後迷失航向。如今讀來覺得荒唐，可這就是當時的政治現實，「人人都穿着那皇帝的新衣，誰也不願去捅破。」

還原歷史細節　中文版文字再下工夫

躲過文革劫難，八十年代他在北京國際政治學院教新聞攝影。那段時期的政治氛圍尚算寬鬆，李振盛的一組文革系列照片，曾在全國攝影公開賽得獎並在中國美術館展出。1988年，新華社攝影部理論研究室主任蔣齊生策劃的「中國新聞攝影50年」展覽在國外展出，也把李振盛的文革照片收錄其中。這也引起了聯繫圖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總裁、後來的英文版《紅色新聞兵》編輯普雷基（Robert Pledge）的關注，同年普雷基在北京見到李振盛及其作品後，立即提出合作，其時哈佛大學也邀請他訪問講學——可惜兩事均因天安門事件而耽擱。

1996年，哈佛大學舊事重提，邀請他到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講學，他隨即決定前往美國，及後陸續將三萬多張底片帶到美國。因緣際會下重遇普雷基，結果與他用三年多時間整理底片，最後在2003年出版《紅色新聞兵》，最初擬定有2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最後以英法德意西日六種語言出版。 

《紅色新聞兵》有別於一般攝影集或歷史書，李振盛將自身經歷與文革歷史結合，讀來更引人入勝。當時兩位攝影大師Robert Frank與布列松閱讀此書後，均主動邀約見面，布列松還破天荒地與他合照。他在書中提及四人幫被粉碎後，人人聚餐喝慶功酒，李振盛帶着醉意走在回家路上，打算抱起女兒向上一拋再接住，結果用力過猛向後方拋去，女兒一臉朝天摔在雪地上，「後來Robert Frank的太太看到我女兒，還慈祥地摸着她的頭，好像剛剛摔過似的。」沉重的歷史讀來生動有趣，這就是敍事的力量。

當年《紅色新聞兵》在世界各地引起極大迴響，但他最掛念的，始終是中文版。李振盛對中國歷史格外關心，一直希望能推出中文版，終於在15年後，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相比起外文版本，中文版除了增補及替換50多張照片，自述內容也新增二萬多字，去還原歷史的細節。李振盛不諳外文，當初出版的英文書籍都無法閱讀，「後來我認真閱讀繙譯文稿，覺得有些話都不像我自己說的，所以我特意花了很多工夫在中文版的文字上。」重看舊作重提往事，他唯一遺憾的就是對平民百姓生活的記錄不多，而這些也都是歷史的細節。

·註：李振盛先生2020年6月在美國紐約逝世，終年80歲。

·原文見於果籽 ·照片由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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