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Duffy 時尚締造者

要數英國傳奇音樂歌手David Bowie最經典的造型,相信好多人腦海中會閃過1973年專輯《Aladdin Sane》的紅藍色閃電形象,2016年Bowie逝世,專輯背後的故事再度被人提起。照片拍攝者是英國攝影師Brian Duffy,一位1960至1970年代英國時裝與攝影界的叱咤人物,鏡頭下名人有Brigitte Vardot、John Lennon、Michael Cane等,與Davie Bowie更是合作無間,多次為其拍攝專輯封面照片,當中最經典的就是《Aladdin Sane》。

在1972年的美國巡迴演出之旅,Bowie一方面期待在舞台上表演,另一方面又對巡演巴士上古怪的人反感,從而產生強烈的矛盾情緒,想透過專輯表達出這種狀態。專輯名稱據聞源自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Aladdin Sane》即A Lad Insane,意思是「一個瘋癲的少年」。當時他想用閃電呈現其雙重人格,而閃電的靈感,就是來自Brian Duffy工作室樂聲牌電飯煲的Logo。

Brian Duffy曾為Bowie拍攝過「Ziggy Stardust」造型,翌年再度合作拍攝《Aladdin Sane》。當時Bowie想用閃電呈現其雙重人格,由化妝師Pierre La Roche創作,據知化妝師原本畫的是一道小閃電,後來傳世的版本由Brian Duffy所設計,當時他讓噴槍(airbrush)藝術家Philip Castle在Bowie的鎖骨加上水滴,成為整個造型的點睛之處。

這張由Bowie自己創作的專輯熱賣,Aladdin Sane也成為Ziggy Stardust之後另一個經典造型,之後Brian Duffy也替Bowie操刀拍攝《Lodger》及《Scary Monsters》兩張專輯的封面。

你或會覺得《Aladdin Sane》令攝影師一戰成名,但其實在1962年,他與David BaileyTerence Donovan三人,已被另一時裝攝影師Norman Parkinson稱為「Black Trinity」。他捨棄攝影棚刻板的拍攝風格,與Norman Parkinson一樣將時裝舞台搬到街頭,所不同的是,Brian Duffy運用一種寫實主義的手法去拍攝,他鏡頭下的模特兒不是乖巧地擺著優雅動作,而是記錄式地拍攝下模特兒自然動作。當時倫敦非常流行彩色褲襪及迷你裙,可愛與俏皮並存,他的鏡頭見證了1960年代Swinging London(搖擺倫敦)的時尚風格。

Brian Duffy年輕時曾在Central Saint Martins修讀繪畫,後來轉到服裝設計,畢業後成為時裝設計師助手。之後為《Harper’s Bazaar》雜誌畫插畫,有次他見到菲林照片的印樣(Contact Sheet),萌生成為攝影師的念頭。輾轉跟隨過幾位攝影師之後,1957年,24歲的他開始在英國版《Vogue》任職攝影師,短短數年間打響名堂,六年後成立工作室,為《Elle》等多本雜誌拍攝。1967年,他成立電影製作公司DEIGHTON DUFFY,為後來離開攝影界埋下伏筆。

1979年,厭倦廣告攝影的他,毅然轉到影片拍攝,更燒毀自己的部份作品,之後近三十年沒有拍攝,也謝絕一切訪問及展覽。到90年代,兒子Chris Duffy眼見好多人遺忘這位出色的攝影師,不斷說服他整理檔案。起初他亦不願意,直至2006年患上肺病,才讓兒子整理。 2010年他離世那年,終於在倫敦Chris Beetles Gallery舉辦首次展覽,同年BBC拍攝的紀錄片《The Man Who Shot The Sixties》播出,讓這位昔日的攝影師重新被人認識,之後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多間畫廊及博物館展出,2013年更被評為最有影響力的百位攝影師之一。

Nelson Mandela by Yousuf Karsh

由於林鄭月娥胡亂引用曼德拉名言(沈旭暉已指出所謂語錄乃是fake news),一時間令這位南非前總統成功「洗版」,正好來回顧這張三十年前由著名加拿大人像攝影師Yousuf Karsh拍攝的曼德拉照片。

1990年2月從監獄釋放後,曼德拉隨即馬不停蹄在世界各地會見政要人物(如戴卓爾夫人、老布殊總統、卡斯特羅),6月份時來到加拿大,時任總理Brian Mulroney親自到渥太華機場接機,然後陪他到Chateau Laurier酒店。當時82歲的Yousuf Karsh正在酒店大堂等候,介紹過後不久便開始拍攝,據攝影師憶述,72歲的曼德拉非常友好,不過狀態十分疲累,這自然不利於拍攝。

Yousuf Karsh在1930年代開始為加拿大拍攝名人及政要人像照片,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1941年拍攝的邱吉爾,照片鼓舞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戰爭的鬥志。面對脾氣暴躁的邱吉爾,他絲毫沒有退怯,面對曼德拉,他同樣有辦法,以一個笑話打開話題,令頓時曼德拉笑逐顏開,拍攝過程亦變得順利,這從照片裏也可見一斑。

PS:做人不能無中生有,別人沒說過的,不能生安白造,正如曼德拉高舉着手掌,我們也沒說他支持五大訴求。

圖片來源:https://karsh.org/

魔幻時尚攝影 Melvin Sokol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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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攝影史冊裡,我們能輕易數出Guy BourdinHelmut Newton這些響當當的名字,但從來沒有人如美國攝影師Melvin Sokolsky這樣,單憑一輯照片就奠定不可磨滅的地位,而且在往後半世紀裡不斷被後人提起。Melvin Sokolsky當年為《HARPER’S BAZAAR》拍攝BUBBLE系列作品時年僅三十歲,之後數十年儘管他拍攝過無數出色作品,但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仍是1963年的經典之作,因為這輯照片在今天看來,依然充滿魔幻及前衛性。

出生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紐約,Melvin SokolskyEdward WestonCecil Beaton這些偉大攝影師一樣,童年時期也是因家中的柯達相機懵懂地對攝影產生興趣。他從沒學過正規攝影,小時候喜歡拿著父親的BROWNIE BOX CAMERA拍攝,學習構圖。說他無師自通也好,說他天資聰穎也好,年輕時的他對攝影已有一套獨特見解。

上天總是眷顧那些聰明的人,同時也不忘開玩笑。21歲那年,他受邀為《HARPER’S BAZAAR》雜誌拍攝一輯照片,結果他不但不負所托,更贏得雜誌攝影師一職。當時雜誌美術總監HENRY WOLF致電邀請他拍攝照片時,他覺得難以置信,以為是朋友的惡作劇,於是掛斷電話。幸好HENRY WOLF再次打通電話說清緣由,不然Melvin Sokolsky這名字,或許要多年以後,才逐漸為人所認識。

HARPER’S BAZAAR》曾孕育過無數著名攝影師,Bill BrandtNorman ParkinsonRichard AvedonPeter Lindbergh⋯⋯Melvin Sokolsky當時在雜誌裡資歷不夠,名氣也不及前輩大,但他經常有天馬行空的想法,在藝術、繪畫及攝影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令他的作品能在雜誌界脫穎而出。1963年,他的創意與前衛再一次得到證明。當時他為雜誌拍攝一輯時尚照片,竟然想到將模特兒置身一個巨大的球形樹脂玻璃裡,然後用起重機將玻璃懸掛起來,令模特兒看起來像漂浮在半空。當他在巴黎街頭、在塞納河上拍攝照片時,路人眼中的好奇目光,正預見作品的成功。他的這輯BUBBLE系列作品不但在當時轟動一時,即使放諸數碼年代的當下,依然創意十足。更何況,當年尚未有PHOTOSHOP,有此前瞻性的創作確實非常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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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後,他並沒有停下創新腳步,不但與著名時尚編輯DIANA VREELAND創造眾多出色的時裝特輯,甚至沒將自己局限在時尚及雜誌領域。1969年,他開始拍攝電視廣告,前後為他贏得25次CLIO AWARDS廣告獎,當中許多廣告作品更被MUSEUM OF MODERN ART列為永久收藏。

Melvin Sokolsky說自己不單追求完美,也著力發現生活中的新事物,燃點自己的興趣與創意,直到今天,他依然為眾多雜誌等拍攝,由時裝、美容、人像到紀實攝影,即使逾八十歲高齡,依然努力耕耘創作。2022年8月29日,Melvin Sokolsky與世長辭,終年89歲。

【Classic Photo】Demi Moore by Annie Leibovitz

今日母親節,想起這張著名的母親照片。

照片主角是荷李活影星Demi Moore,由著名攝影師Annie Leibovitz操刀拍攝,刊登在1991年8月號的 《Vanity Fair》雜誌封面,相信許多人仍有印象吧。

當年她29歲的她正與第二任丈夫Bruce Willis懷着第二胎,懷中女兒已七個月大,剛憑電影《人鬼情未了》(Ghost, 1990)一炮而紅的她,大腹便便赤裸上陣,一改孕婦給人的「論盡」形象,原來大肚婆也可以如此動人、性感。當時Leibovitz拍攝多張她赤裸上身、身穿內衣及華麗衣服的照片,當然最廣為人知的是這張左手托着腹部、右手遮住乳房的照片。

這張封面照片隨即引來很大爭議,有報攤拒絕入貨,也有報販將其與色情雜誌一樣遮擋起來。沒錯,照片很provocative,但絕對不是色情,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某個現象。曾經,即使大家對名人的私生活興致勃勃,但也覺得懷孕是件相對私人的事情,自從這張照片出現後,這種手法在行業裏已屢見不鮮,至今仍不時在雜誌封面見到懷孕女人。事隔28年,57歲的她再度全裸上陣,擔任為時尚雜誌《Harper’s Bazaar》封面人物,然而不論美感還是藝術感,均不能與當年的經典照片同日而語。

榮榮與中國先鋒攝影

攝影是攝影家表達自我的工具,就如畫家手中的畫筆。但這種忠於自我的陳述,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時間裡,卻是尋不可覓,因為攝影在中國僅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以至這種追求自我、獨立態度的攝影1980和1990年代出現時,紛紛被冠以先鋒攝影的頭銜。

藝術家榮榮說,「觀念攝影、實驗攝影、先鋒攝影等這些說法都無所謂,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是真正發自自己內心的聲音,像張海兒、洪磊等藝術家,他們站在社會的另一面,走在主流攝影之外,是引領這個時代的先行者。」1996年,榮榮創辦的《新攝影》雜誌曾記錄了這些先行者的影像,十多年後在香港,他以策展人和藝術家的身份,策劃展覽《新建構:中國八十至九十年代先鋒攝影》,將中國攝影史的一次重要變革重現眼前。

榮榮《東村 1994 No.19》

Q:這次展覽名為《新建構:中國八十至九十年代先鋒攝影》,顧名思義所著墨的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國攝影,為何這段時期如此特別?在這之前和之後的攝影氛圍又是怎樣的?

A:中國攝影的崛起,嚴格來說就是8090年代這段時間。在這之前攝影當然也存在,比如說民國時期已有私人相機,也有玩得很純粹的攝影沙龍,但1949年後整個體系發生很大的變化,從這往後很漫長的三十多年裡,攝影基本上是政治宣傳的工具,主流的攝影都是來自報社、雜誌社指定的拍攝,個人幾乎沒有拍攝的器材,中國當代攝影在這段時間是空白的。80年代開始漸漸有了一點脈絡,南方的張海兒創作了《壞女孩》系列,上海的顧錚,北方的莫毅、韓磊等,也對這個制度發生異樣的聲音。90年代有更多的藝術家加入到這個脈絡裡,像我、邱志傑、洪磊、蔣志和趙亮等。我覺得這段時間是有區別於大眾對中國攝影的認識的,這些邊緣的聲音恰恰構成了一個體系。

當時社會上經商的氛圍很濃烈,很少談論藝術和精神上的東西,更不要說畫廊和關於攝影的出版、傳播。幸好我們那時年輕有活力,對藝術也有追求和嚮往,想聚在一起談論,把內心真實的聲音表達出來,所以才有東村的行為藝術,像張洹的《12平米》、《65公斤》在當時是引起很大爭議的,我也參與其中,拍攝整個現場。那時社會上對這些行為藝術根本沒有認同感,也不了解這些人想表達的是什麼,而國內的報道也大多是負面的,像馬六明就以「傳播色情」的罪名被警察抓走。後來因為要申請奧運會、加入WTO,國外的學者投資者紛紛到北京來,政府也開始開放。2000年後,畫廊開始在中國出現了,798藝術區也是在2002年之後出現的事。

劉錚 《打水的囚犯,河北保定》 1995

Q:80年代的藝術界發生「85美術新潮」等重要事件,在攝影領域是否也有相關的事件呢?

85年的美術新潮運動,還有後來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攝影在裡面幾乎是沒有出現的。主流的機構沒有參與,反倒有一些以民間形式出現的攝影組織,像1979年成立的攝影組織「四月影會」,還有由李媚主編的深圳的《現代攝影》雜誌,這些都是在89年之前出現的,但幾年後都夭折了,且沒有跟國際攝影界接軌。89年之後,由於中國已壓制太長時間,到90年代就迸發出來,而且速度很快,馬上跟國際接軌,像岳敏君、方力鈞等所在的圓明園畫家村,我和馬六明、左小祖咒等所在的東村,和後來我和劉錚創辦的《新攝影》刊物。

Q:《新攝影》雖然只存在兩年,但它的影響卻是毋庸置疑的,當時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新攝影》創辦於96年,當時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在主流媒體裡幾乎不能發表,當時因為我們想就交流,於是便用最簡單的方法,把照片貼在紙上複印,然後用線把他們串起來,裝訂成冊。當時每期只印數十冊,交流時遇到其他藝術家很喜歡這本雜誌的,便送他一本。從96年第一期到98年第四期(即最後一期),涵蓋的藝術家也達1516位,像這次展覽有不少作品當時都有了,那是非常豐富的。當時誰對這樣的攝影作品都漠不關心,也看不懂,那時候沒有任何市場,僅僅是因為我們的內心要發出聲音。沒想到就這樣慢慢傳播,最後這本雜誌變成中國當代攝影的一個先鋒。 

當時有很多國外的學者、專家到北京,想了解一些藝術家的作品,當在我們手裡看到一些這樣的作品時,覺得很新鮮、很吃驚,也非常意外有年輕人在做這樣的事情,他們很感興趣,然後邀請我們到國外做展覽,讓外界看到不一樣的中國、不一樣的聲音。也是因為在國外陸續做展覽,形成一個很好的氛圍,我們才可以持續下來。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新攝影》一開始在主流不被認可,是被排斥的,但現在他們已端正看法,反而會邀請我們做展覽,因為我們這一些人代表著中國先鋒攝影的面孔,而且這些作品也在影響著老一代的攝影家。

Q:既然這麼成功,又為何只存在了兩年時間?

我想《新攝影》的使命早就完成了。如果它在2000年後產生,那它的意義應該是零,因為2000年後已經有畫廊出現,像2000年的上海雙年展也把攝影包括進去了。但在這之前出現的意義就非同一般,因為當時還沒有畫廊,主流的媒體如《大眾攝影》《攝影之友》刊出的也都是風景山水,但這樣的雜誌卻出現了,如果說是先鋒,那是真正的先鋒。 

韓磊 《開封 1988》

Q:所以說,攝影和它所處的社會環境、背景是密切聯繫的。

攝影是通過一個實際的物件來拍攝的,它不可能沒有社會背景,你個人也是生活在這攝影背景裡。攝影最重要的是跟現實發生關係,所以要傳達的東西自然是離不開社會的。有些人這些作品帶有一定的政治性,難道政治就不可以表達、不可以發生聲音嗎?

Q:那你覺得中國攝影所面對的困境是什麼?

我剛提到2000年後當代攝影的情況有所好轉,但所謂的好也是一個假象。中國本土對中國攝影的認識、從學術角度探討中國攝影的傳播,這些幾乎都是空白的。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攝影博物館,對攝影的認識仍是非常滯後。還有是教育的問題,中國人不尊重自己的歷史,這是很可怕的。短短這一百年裡發生了很多事情,攝影恰恰就是最重要的見證,我們看不到歷史的真相,看不到影像跟生活的關係。在我們生活的土壤裡,應該通過影像去了解過去,但這些東西恰恰是缺失的,如果有人在做這樣的東西讓公眾了解,那中國的攝影也可以很偉大。因為這不止是表面上的好,影像的傳播也能讓外界通過攝影了解中國的文化、社會,因為攝影是最容易讀懂的、最直接。我所了解的日本攝影之所以很厲害,就是因為他們透過攝影、出版物,向世界傳播日本文化,很多外國人認識日本,也是通過畫冊、攝影認識的。通過影像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這些都是文化的輸出,這很重要。

莫毅 《街道的表情 No.6 (天津,1988)》

Q:所以這也是你成立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的原因嗎?

從我88年偶然接觸並愛上攝影,我覺得攝影為自己打開了一個世界,透過攝影認識了很多人,包括我的太太映里。我們一起生活一起創作,後來我們的作品被國外所接受,也有一定的市場,那時我所想的,不是去拍更多的作品,而是發出一個針對攝影的聲音,它不是快門的聲音,而是跟世界發生交流,所以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這個空間對我而言非常重要。三影堂不僅有圖書館、暗房等,我們也出版攝影刊物、舉辦攝影展覽和攝影獎,讓它成為一個影像傳播者的角色。因為在中國,我們的國民對攝影毫無認識性,對影像傳播也沒什麼概念,即使有一些展覽,也大多是被商業利用,跟精神上、生活上的關係不大。在發明攝影術的法國,照片跟人們的生活是聯繫在一起的,攝影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這值得我們反思。

Q:最後我想把話題回到展覽本身,你既是展覽的策展人,又是展出的藝術家之一,這背後有何特別原因嗎?

這次選題的脈絡是80年代到90年代,這段時間裡我參與了很多事情,也算是介入中國當代攝影其中。我本來也不是策展人,要以藝術家的身份兼任策展人我也覺得很尷尬,因為寫文章真的好頭疼。然而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它不像歐洲那樣分工都很仔細,中國幾乎沒有攝影的策展人,也很少批評家,像顧錚、邱志傑和艾未未等藝術家都做過策展人或批評家。既然這個體系是空白的,還不如自己動手,畢竟我很了解這些藝術家,我對攝影也有認識,這是我的優勢。

榮榮,中國藝術家。1968年生於福建漳州,1988年開始接觸攝影,1990年代因參與東村藝術家的行為藝術而備受注目。1996年與劉錚創辦《新攝影》雜誌。2007年與太太映里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個展與聯展散見於中國、日本、美國和歐洲等地,包括2011年在刺點畫廊舉辦的香港首次個展《三生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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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見於2013年《號外》雜誌

·圖片由Blindspot Gallery提供

日本人像攝影先驅 藤井秀樹


201說起日本攝影師,你或會想起荒木經惟森山大道,但要數日本最享負盛名的人像攝影師,藤井秀樹(Hideki Fujii)絕對當之無愧(操上和美也十分出色),集日本寫真藝術專門學校校長、日本廣告寫真家協會會長等諸多頭銜於一身,他的一生見證二十世紀下半葉日本商業攝影的發展歷程,而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攝影生涯裏,成功結合商業廣告與人體藝術,堪稱日本人像攝影先驅。

藤井第一次拍攝照片的經歷頗具戲劇性,當時他還是中學生時,班裏有個男生想約會女生,由於害羞說不出口,就叫上藤井一起去看電影。碰巧戲院起火,眾人都在逃命,手握相機的藤井,卻情不自禁站在座位上,將整個火災的場景拍攝下來。戲院對面是《朝日新聞社》(The Asahi Shimbun),藤井將菲林交給報紙編輯,讓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日報紙出街,整整三版都是他拍攝的照片。

這不僅令他獲得優秀報導攝影獎,他同時亦因這次難得的體驗,從此對攝影深感興趣。高中畢業後,藤井如願考入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攝影學科。當時媽媽並不想兒子成為攝影記者,而是希望他當商業攝影師,因此在大學二年級時,哥哥介紹他到著名攝影家秋山莊太郎(Shotaro Akiyama)的工作室當助手。秋山可謂藤井的啓蒙老師,藤井在那裏學到很多學校沒有教授的知識和經驗,後來隨着工作越來越繁忙,他索性退學,專心投入攝影工作。

三年之癢

跟隨秋山三年後,當時東京有一本《DRESS》雜誌創刊,秋山於是推薦25歲的藤井去雜誌社任職攝影師。當時日本雜誌流行用女明星當封面,藤井開始大量拍攝人像,為日後的人像攝影奠下基礎。任職雜誌社期間,他幾乎每晚都在工作室度過,暗房技術也大有長進。如是者又過三年,他正尋求新突破,恰好這時日本設計中心(Nippon Design Center)剛成立,他於是二話不說辭去雜誌社工作,轉而在日本設計中心工作,負責豐田等汽車的廣告攝影。

1960年代,美國才是汽車界的龍頭大哥,而日本國內的汽車攝影也不發達,藤井於是買來玩具汽車,利用不同的角度、亮度等去研究汽車造型,更試驗出一種新方法去消除拍攝環境在車身的反射,拍攝出風行一時的汽車廣告照片。三年後,害怕陷入墨守成規的風格,藤井又辭去工作,開創工作室拍攝他最喜愛的人像攝影。

人像攝影
在1970年代之前,日本廣告攝影基本上仍以歐美模特兒為主,然而他認為,和服代表日本傳統美,應該在攝影中呈現日本文化的精髓,於是利用日本女性及和服進行實驗性的創作。當時他聘請芳齡美少女做專用模特兒,過程中也對人體美感有獨到見解,他注重呈現出鮮明的日本特色,更帶有日本歌舞伎的文化烙印,這種手法令他開始聲名大噪。不久後,彩妝品牌Max Factor邀請他拍攝化妝品,他開始拍攝彩色人像作品,同時與化妝師小林照子一起探索人體彩繪,結合光影、色彩及完美的構圖,將人體攝影提升到藝術層次。

創作,歸零

看藤井的作品,有時像照片,有時又像繪畫,充滿視覺震撼,同時展現出女性身體美感。雖言為商業攝影師,但他的作品卻從來不乏藝術色彩,將商業和藝術完好結合。藤井最令人值得敬佩之處,是他時常以一種不滿足的心態進行創作,也經常反思照片的拍攝手法和技巧,他說創作就猶如杯子一樣,如果你想裝入新水,就必須把舊水倒空。也許正是這種歸零的想法,令他沒有局限在既有規條,而是不停的創新,在人像攝影領域領先於人前。

藤井秀樹(193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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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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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五月風暴」 by Gilles Caron

1970年4月5日,法國攝影記者Gilles Caron在紅色高棉控制的領土消失,之後便絕跡於人世,那時他只三十歲。

Gilles Caron的一生短暫而精彩,高中畢業後,曾在巴黎學習過一年新聞學,然後前往阿爾及利亞服役,當時他拒絕參與軍方策劃的政變,因此還被拘禁兩個月。回到巴黎後,僅僅數年時間,他已在攝影界闖出名堂,曾參與過尚盧·高達的電影拍攝工作、為時尚icon名模Twiggy拍攝照片,並在1967年與攝影師Raymond Depardon成立著名的Gamma Agency,及後三年他在世界各地拍攝重要事件,如以色列的六日戰爭、尼日利亞內戰、阿拉伯之春一週年,當然最廣為人知的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Mai 68)。

這場由學生發起的運動,引致全國大罷工,雖然最後以失敗收場,但卻影響法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抗爭意識。Gilles Caron是少數完整紀錄這場運動的攝影師,他既同情示威者,指控政治的暴力;同時拍攝過實行「高壓統治」的戴高樂總統。一方面記錄激烈衝突的場面,另一方面也有和平集會及遊行的瞬間。2018年,運動五十年之際,巴黎市政廳(Hôtel de Ville)曾展出這些照片。

1970年,他前往乍得拍攝內戰時,曾作為人質被綁架一個月。獲釋後不久,當得悉柬埔寨國王施漢諾(Sihanouk)被罷免時,他仍馬不停蹄前往當地拍攝。4月5日,他消失在紅色高棉控制的領土,至今下落未明,恐怕當時已凶多吉少,因此這日也被視為他的死忌,至今剛好半世紀。

照片來源:https://www.instagram.com/fondationgillescaron/

植田正治 沙丘上的夢幻寫真

多得已故日本攝影師植田正治(Shoji Ueda,1913-2000),鳥取沙丘之名變得更廣為人知,福山雅治1994年專輯《Hello》的封面照片,正由植田正治在鳥取沙丘操刀拍攝。翌年,日本首間以個人名義的寫真美術館——植田正治寫真美術館落成,更吸引世界各地的遊人慕名而來。

2020年是植田正治逝世20周年,台北亞紀畫廊與植田正治事務所合作舉辦「植田正治逝世20年紀念回顧展」,呈現他在沙丘上的夢幻寫真。

《爸爸、媽媽與孩子們》,1949年。

很多人以為植田正治的照片只要有沙丘,就是在鳥取拍攝的,其實他直至1949年,才在這片沙丘拍攝出一幅幅猶如超現實主義般的作品。不過,他的一生的確離不開沙灘與沙丘,出生在鳥取縣境港市,家中附近就是弓之濱海灘,他第一次拿起相機拍攝,就是在弓之濱,1931年在該地拍攝的《海濱少年》照片還刊登在攝影雜誌《Camera》。

植田最初是喜歡繪畫的,伊藤彥造的武士針筆畫、高畠華宵的摩登女性,都是他的臨摹對象,還夢想過成為畫家。十多歲時偶然見識過沖曬菲林的過程,開始熱衷攝影,1932年前往東京入讀東洋寫真學校,之後回到境港開設「植田照相館」,當時他才19歲。

植田幾乎每日都在拍攝,只要他覺得當天的雲朵很美,就會踩單車外出拍攝,將照相館交由妻子打理,後來連照相館的拍攝工作也由自學成才的妻子操刀。孩子眼中十分愛笑的他,一旦拍攝就會非常認真,也熱衷於嘗試新事物,早於1930年代已嘗試實物投影等技巧,而他最喜歡的是擺拍,1939年,他在弓之濱拍攝的《少女四態》,就是他在二戰前擺拍攝影的代表作;1949年,發表在《Camera》的以家人為主題的《家庭》系列,這種手法更顯而易見,作品充滿療癒,讓人百看不厭。

植田正治曾說過:「只有普通人看得懂的照片,才是真正的好照片。」以業餘攝影愛好者自居的他,一生主要以沙丘為舞台,拍攝家人與家鄉鳥取的人文風景,雖然大部分作品都如舞台攝影般以「擺拍」進行,但卻絲毫不顯生硬,反而有一種魔幻的趣味,令人想起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Rene Magritte的作品。

很多人將植田正治與鳥取沙丘畫上等號,其實這片沙丘在戰爭期間是軍事用地,二戰前也不輕易從境港前往,1949年當他踏足這個日本最大的觀光沙丘時,才將自己的擺拍攝影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當時鳥取經常舉辦攝影活動,植田有時會與妻子同行,照片《有妻子的沙丘風景》便是如此由來。1949年,《Camera》雜誌曾邀請攝影師土門拳與植田正治一同前往鳥取,在沙丘上進行一場「攝影對決」,土門拳以紀實攝影家自居,因此這次活動也被視為是現實主義攝影與非現實主義的較量。

植田有時會與妻子一同前往鳥取,拍攝下這張「有妻子的沙丘風景」,1950年。

當時日本攝影界普遍認為,只有紀實攝影才能呈現出真實的日本面貌,翌年土門拳提出「絕對要抓拍,不能擺拍」的攝影口號,在戰後的日本攝影界旋即風行,熱衷於擺拍的植田,自然在這股風氣中敗下陣來。他曾如此感嘆:「我鍾愛的擺拍攝影,曾在戰爭時期一度中斷,其後又在現實主義攝影浪潮中再度中斷。」對植田而言,他純粹享受攝影的樂趣,他的攝影理念也並非呈現所謂的日本真實面貌,為此他曾質疑過攝影的價值,也質疑過自己,直至後來「當代攝影」的概念進入日本,他才有一種死而復生的感覺。

1983年,一直支持他的妻子紀枝離世,對他造成巨大打擊,他變得沉默不語,甚至喪失對攝影的興趣。讓植田重燃熱情的人,是身為藝術總監的二兒子充,他委託父親為設計師菊池武夫的品牌Takeo Kikuchi拍攝時尚寫真。一向以業餘自居的植田正治,忽然要拍攝商業攝影,震驚當時的攝影界。不過對植田而言,這卻是難得的經歷,他重回熟悉的鳥取沙丘,模特兒自由地表演,他則透過鏡頭重拾攝影的樂趣。

沙丘上的地壇與煙花、錯落有致的黑色衣架、還有模特兒身穿西裝與禮帽飛起的畫面,這種充滿舞台感的超現實畫面,正是為人熟悉的「植田調」。其實當時他已年屆七十,然而他的作品卻在年輕世代流行,一直至今。

植田正治逝世20年紀念回顧展  |地址:台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西五館  |日期:至202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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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攝影師 David Bailey

稱呼David Bailey為名流攝影師,不是因為他鏡頭下星光熠熠,從David Bowie到英女王都不或缺,而是他影名人影到連自己都變成明星。這樣的例子其實比比皆是,Annie LeibovitzTerry Richardson均是以攝影師身份揚名,繼而成為社會名人,不過說到這方面的先行者,非82歲英國攝影師David Bailey莫屬,成名於1960年代的他,被譽為時裝史上首位名流攝影師,至今仍活躍於人像拍攝。

Jean Shrimpton, 1965.

若要論資排輩,David Bailey恐怕稱不上第一代時尚攝影師,在他之前法國攝影師Richard Avedon及英國攝影師Norman Parkinson已分別闖出一片天,更遑論十九世紀中期已出現的時尚影集。之所以有如此稱號,一來自然與1960年代名人輩出的時代有關,如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等;二來也因他的獨特風格得到雜誌及名人青睞,平步青雲走進名人堂;再者也因他與當時另兩位攝影師Terence DonovanBrian Duffy,共同創造1960年代Swinging London(搖擺倫敦)的風格。

Swinging London風潮

在這之前,雖然偶有先行者如Norman Parkinson將時尚攝影帶出影樓,但主流時尚雜誌的拍攝手法仍是端莊高貴的攝影棚照片,David Bailey當時以不拘一格的手法,掀起Swinging London的風潮,喇叭褲加上迷你裙,那是屬於1960年代的倫敦街頭時尚。與他共同成就時尚事業的,還有模特兒Jean Shrimpton,1960年,僅22歲的他成為英國《VOGUE》雜誌合約攝影師,主動找來之前在攝影工作室認識的Jean幫忙,共同創造Swinging London風潮。

Taschen在2019年出版David Bailey同名攝影集,收錄他半世紀以來拍攝的人像作品。

這位自小有讀寫困難的攝影師,擺脫大片幅相機的掣肘,輕鬆地帶上一部小相機與Jean到郊外拍攝,沒有閃光燈也不用腳架,拍攝時捨棄標誌性建築物,而是街頭雜亂的背景及歪斜的水平線。沒有優雅的指定動作,更多的是他捕捉Jean不經意的動作,當時雜誌編輯也覺得他離經叛道,作品雖然有所爭議,最後卻獲得空前成功。

John Lennon and Paul McCartney, 1965.

1965年他出版攝影集《Box of Pin-Ups》,收錄Jean Shrimpton、Andy Warhol、Mick Jagger、The Beatles甚至黑幫兄弟Kray Twins等icon人物,成為這次風潮的經典之作。1966年,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電影《春光乍現》(Blow-Up) ,劇中玩世不恭的攝影師正是以他為原型。而他與Jean的羅曼史,後來在2012年也被BBC電視台搬上螢幕,拍成傳記電視電影《We’ll Take Manhattan》。

David Bowie, 1982

時裝照片重要的是人

David Bailey雖以時裝攝影成名,不過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卻是他的人像作品。由早期的Jean Shrimpton、John Lennon到近年拍攝的英女王,利用白色背景去捕捉拍攝對象最自然的一面,影像簡單而直接,不過在這些看似重複的構圖中,卻捕捉了獨一無二的神緒和情感。他覺得自己沒有甚麼風格可言,只是他需要許多時間與被攝者建立對話與關係,發掘對象的內心世界。

他曾說,時裝照片其實是關於人的照片,而不是模特兒,是她們的個性令照片變得突出,而非樣貌,他關注的是照片中的情感——這種風格也貫徹在其人像作品裏。

Her Majesty by David Bailey, 2014

2014年,英國王室為慶祝女王88歲壽辰,邀請David Bailey來到白金漢宮為她拍照。他形容英女王有一雙慈祥、親切的眼睛,同時閃耀著頑皮、淘氣的光芒。拍攝時,攝影師故意問女王佩戴的珠寶是否真貨,頓時讓她哄堂大笑,現場氣氛也變得十分輕鬆,David Bailey隨即捕捉英女王笑容滿面的時刻,這張照片也被印在加拿大發行的郵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