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攝影做保育 巴西傳奇攝影師Sebastião Salgado逝世

5月23日,巴西著名攝影師Sebastião Salgado (1944-2025) 在巴黎逝世,終年81歲。

這位享譽全球的攝影師,每幅作品均猶如一幅格局恢宏的史詩。本身是經濟學者的他,29歲時才開始接觸攝影,從此瘋狂迷上,在超過120個國家展開拍攝計劃,逾半世紀持續記錄這個世界,將不為人知的一面展現於世人眼前,以影像提醒世人保護地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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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經濟學博士

1944年出生於巴西,Sebastiao Salgado是家中八個小孩的獨子。原本是經濟學者的他,曾在世界咖啡組織(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工作,1973年他去非洲旅行時,拍下了不少照片。回來之後,他選擇放棄經濟學家的生涯,投身攝影工作,他先後在SygmaGamma兩間新聞通訊社工作,1979年更獲邀加入著名的馬格蘭通訊社(Magnum Photos),到1994年成立自己的圖片通訊社 Amazonas Image,在世界各地展開宏偉的攝影計劃。他的故事更被拍攝紀錄片《The Salt of the Earth》,由他兒子Juliano Ribeiro Salgado及著名導演Wim Wenders一齊操刀,更獲奧斯卡提名為最佳紀錄片。

Icebergs near Paulet Island
Icebergs near Paulet Island, Situated East of the Antarctica Peninsula from Genesi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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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的專注

Sebastiao的作品以高度戲劇性的景觀照片而著名,而且往往是強大對比的黑白照片。他覺得彩色照片容易令人將集中力分散到五光十色的畫面,反而黑白照片不易令人迷失在顏色中,能將注意力集中在照片的故事上。他說一張好的照片在於攝影師與被攝者的關係,拍攝時他會先投入被攝者的生活方式,與他們一起生活,讓他們適應鏡頭的存在。他曾在訪問中說坦言靈感是來自甘地,很欽佩甘地能融入不同的團體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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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攝影計畫

自小在巴西的鄉村地區成長,令他對大自然有一份特別的熱愛與崇敬,也造就他日後充滿人文關懷的攝影風格。Salgado關注很多議題,喜歡對一個拍攝的題材進行深入的拍攝記錄,1986年他推出的第一本書《Other Americas》,便用了七年時間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等國家拍攝;《Workers》用六年時間拍攝,記錄26個國家的勞動階層;《Migrations》在35個國家拍攝因戰亂、災害等造成的移民,歷時近七年;鉅著《Genesis》更耗時長達八年,在南極、亞馬遜河、非洲等地拍攝山脈、海洋等,以及未曾受到文明侵擾的動物與民族。在照片中,他展現出對大自然及世界的關注,提醒世人,這個星球上有近一半的樣貌,仍維持著原始狀態。但這些美麗動人的畫面背後,其實也是一個警告,如果我們沒有照顧好環境,很可能亦會失去這些亮麗的風景。

Kuwait: A Desert on Fire

Kuwait: A Desert on Fire

1990年,伊拉克以鄰國開採兩國邊境石油為由,下令軍隊入侵科威特,並迅速控制全境。翌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擊敗伊拉克,2021年2月28日正是波灣戰爭結束30周年。

當伊拉克軍隊退出科威特時,故意燃燒約700座油田作為報復,造成嚴重的環境災難。巴西攝影師Sebastião Salgado前往當地拍攝這場油田火災,到處是熊熊烈焰及令人窒息的烏雲,高溫的環境甚至連相機也變形。一位記者及攝影師穿過油田時,忽然燃燒的浮油奪去他們的性命。Salgado冒着生命危險,拍攝正在燃燒的油田、救火的消防員、為油田裝上新井口的工人等。

這場大火持續逾大半年,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大火不但把沙子燒焦成黑色,所引起的烏雲遮擋當地的陽光,連動物也被迫要遷徙。Salgado這輯驚心動魄的照片首先刊登於當年的《紐約時報雜誌》,成為攝影師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之一,更獲得Leica Oskar Barnack Award,之後他將相片集結成《Kuwait: A Desert on Fire》一書。

·圖片來源: Sebastião Salgados / Amazonas Images / TA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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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廣告照片的影響力!Oliviero Toscani如何用影像警醒世人

意大利攝影師Oliviero Toscani (1942-2025) 在1月13日逝世,終年83歲,藉此來回顧他的經典廣告作品。

身為著名攝影師,他早於70年代開始,已為Mick Jagger、Patti Smith等音樂家及Andy Warhol等藝術家拍攝人像;他也是重要雜誌《COLORS》創辦人之一,操刀拍攝過多個封面,當年我從事雜誌行業時,對《COLORS》可謂愛不釋手。

若說Oliviero Toscani最廣為人知的作品,無疑是擔任時裝品牌Benneton創意總監時,所創作的一系列廣告照片。他說傳統的廣告總是試圖透過美麗的影像來兜售幸福感,而他則認為媒體及廣告均有責任提出社會問題,促使人們進行思考。

1982年,他開始擔任Benneton創意總監,自此至2000年,由他創作的Benetton廣告聚焦種族主義、愛滋病、戰爭、饑荒等主題,無不引人注目,同時也引來爭論。1991年正值海灣戰爭,當時他創作的廣告是一張在墳場拍攝的照片,以傳達出反思戰爭及呼籲和平的訊息。整齊排列的十字架墓碑充滿視覺衝擊,然而廣告也引起非議,結果被多個國家禁止刊登。另一幅更具爭議的是1994年的廣告,他以一名波斯尼亞士兵在戰爭中死去時沾滿鮮血的衣服為主角,造成很多人不安。

他的作品灌輸「世界大同」的觀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不得不提1996年的廣告《Tre Cuori》(三顆心),畫面是三顆心臟 (來自肉市場的豬心),分別寫著WHITE、BLACK、YELLOW三種顏色的英文。人的膚色雖然各有不同,但心臟都是一樣的,藉此宣揚種族平等的理念。

另一經典之作,是1991年的廣告《Prete e Suora》(神父與修女),照片中身穿黑衣的神父,與穿著白衣的修女忘情親吻,作品原意是傳達「愛情不分神聖與世俗」的理念。然而兩名神職人員的接吻畫面,對於較為保守的宗教界而言,自然難免一頓批評。

Oliviero Toscani的創作道路一直無畏無懼,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依然非常前衛,令人拍案叫絕。作為一個服裝品牌,Benetton的廣告所著墨並非衣服,而是透過震撼人心的影像引來世人關注某些話題,儘管每次廣告均有審查及反對的聲音,但無可否認,這些廣告的確引起極大迴響,成功為品牌製造話題。

不過,他也並非每次作品均能安然無恙,2000年,他就因一輯死囚廣告令品牌蒙受巨大損失,從而被辭退,然而這並不代表緣分已盡。2018年,Benetton再次邀請76歲的他操刀廣告,他以九位不同膚色的裸男裸女互擁的畫面,呈現種族多元的議題,又成功引起關注。

Oliviero Toscani的攝影作品前衛且充滿啟發性,不僅挑戰傳統商業攝影模式,在全球引起社會大眾對社會議題的啟蒙與關注,也影響許多年輕攝影師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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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rojects promoting diversity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the images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AIDS, the legendary photographer Oliviero Toscani’s work for 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 had the power to tur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into a tool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late Italian photographer Oliviero Toscani (1946-2025) is known for Benneton’s advertising images. For him, conventional advertising always sells happiness by representing a fantasy world. Yet, he believes the media and advertising are responsible for raising social issues and making people think.

Toscani was Benetton’s creative director from 1982 to 2000. His advertisements focused on racism, AIDS, and war, sparking striking yet controversial reactions.

The 1991 ad was a cemetery photograph that conveyed a message of reflection on war. The neatly arranged cross tombstones are shocking. This image caused criticism and was banned by many countries during the Gulf War. Another controversial ad was in 1994, which featured a photograph of the blood-soaked clothing of a dead Bosnian soldier.

Benetton’s advertisements are not about clothes but attract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particular topics through shocking images. Although these images caused censorship and objections, the advertisements undoubtedly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However, he was fired after campaign photos of death row prisoners in the US in 2000, which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for the company. But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Benetton invited him to photograph advertisements again in 2018. He presented the issue of racial diversity with a picture of naked men and women of different skin colors embracing each other, which is captivating.

9.11經典影像——在紐約世貿中心廢墟升起美國旗

2001年9.11恐襲後,兩座世貿中心大樓倒塌,現場頓成一片廢墟。事件發生後,大批消防員進入廢墟進行搜救工作,紐約消防員McWilliams在世貿中心一街之隔的碼頭看見一面國旗,於是把它帶到廢墟現場。當時他與另外兩位消防員George Johnson和Bill Eisengrein在廢墟高處發現一根旗桿,於是換上這面美國旗。那時傍晚的陽光剛好照亮這個場景,風起了,旗幟開始飄揚,不禁令人想起二戰經典照片《硫磺島升旗》。

當時有三名記者拍攝到這個畫面,包括為《People》雜誌拍攝的Lori Grinker、《The Journal News》攝影師Ricky Flores和《Bergen Record》報社記者Thomas E. Franklin,後者由於拍攝角度較低較近,而且捕捉到升旗一刻,因此多間報社均選用這張照片作為封面,令其變得廣為人知。Thomas E. Franklin不僅憑此入圍普立茲獎,相片還被製成紀念郵票,他更因此前往白宮獲得時任總統喬治布殊接見。

Lori Grinker的照片雖然不及Thomas E. Franklin知名,然而之後卻得到業界認可,甚至同樣拍攝這畫面的Ricky Flores也認為她的照片整體上更好。Lori是一名自由攝影師,剛完成化療的她當日正準備去看醫生,在電視見到恐襲新聞後,身穿涼鞋的她來不及換上運動鞋,帶上相機及菲林便立即衝到世貿中心現場。

當日她並沒有帶很多菲林,只好向其他攝影師借用,選擇性地拍攝那些觸動她的畫面:被灰燼覆蓋的廢棄鞋子、懸掛的交通燈、消防隊員抬起遺體等等,當她穿梭在人群中,還不時停下來讓別人借用她的手機報平安。

當她爬上一部破損的自動扶梯後,從破碎的窗戶看到消防員正在不遠處展開旗幟。那時她的相機只剩下19格菲林,她知道這個畫面很重要,還因此緊張得顫抖。Lori從高處拍攝三位消防員升旗的過程,當時一束斜陽穿過場景,旗幟與後方的廢墟遺址及濃煙形成強烈對比,看起來像是世界末日的景觀,同時結合悲劇與希望的元素。

回看歷史,Joe Rosenthal拍攝的《硫磺島升旗》象徵著二戰盟軍的勝利,而這張攝於9.11事件的升旗照片,則彷彿代表另一場戰爭的開端,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造成生靈塗炭以及數以千萬的人流離失所。

Images Credit to Lori Grinker @contactpressimages

畢加索的五張經典照

著名藝術家畢加索生於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在法國逝世,享年92歲,藉此來說說五張關於他的經典照片吧。

Picasso by Irving Penn

最經典及最有趣的一張,絕對不能不提Irving Penn在1957年拍攝的這幅。當時攝影師根據約定時間來到法國南部見畢加索,這位西班牙畫家卻假裝不在家,沒有應門,後來Penn的助手爬過鎖着的大門,見到畢加索正在畫畫,最後他允許十分鐘拍攝時間。當時他身穿運動衫,Penn問他可否換衫,畢加索於是披上外套戴上帽,故意不太配合來為難攝影師。這並沒難倒攝影大師,Penn很快地試了幾張不同角度的相片,最後傳世的那張以強烈的光影呈現出畢加索的輪廓,深邃的左眼深深吸引觀者的目光。

Picasso by Yousuf Karsh

許多攝影師都試過在畢加索法國南部的別墅拍攝他,這裏也被喻為是攝影師的惡夢,因為他的兒子總是在不同的房間踩單車,家中又處處是畫布。攝影師Yousuf Karsh在1954年拍攝他時,畢加索曾建議到他的陶瓷畫廊拍攝,當攝影師到達他家中時,他不但記得這個拍攝的約定,還很快地穿上了一件新恤衫,非常配合地試過好幾個姿勢,這張托腮的照片後來也成為Yousuf Karsh攝影集的封面,可見攝影師本人也十分喜歡。

Picasso by Gjon Mili

1940年,攝影師Gjon Mili拍攝滑冰運動員時,在冰靴上裝上一個小燈泡,以慢快門的拍攝方法捕捉了運動員舞動的光線軌跡,成就光繪攝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後來1949年當他為《LIFE》雜誌拍攝畢加索時,正是向他展示這張光繪照片。畢加索對這種攝影形式非常感興趣,也很快激發出靈感,嘗試去進行這個攝影實驗。畢加索拿起一隻小燈泡隨即在空中舞動起來,Gjon Mili在現場擺設兩部相機,分別拍攝正面和側面,在快門的開闔之間,捕捉下畢加索利用燈泡繪畫的痕跡。短短十五分鐘,畢加索已進行了數次嘗試,成功創作出他那標誌性的半人馬圖案(Centaur)光繪作品。

Picasso by Robert Capa

為畢加索掌鏡的攝影師比比皆是,拍攝他與兒子的溫情瞬間的人,卻不多見。著名戰地攝影師Robert Capa與畢加索是好友,二人同樣反對殘酷的戰爭,一個用畫筆創作出《Guernica》,一個用相機拍攝出《The Falling Soldier》及《D-Day》等著名照片。

Robert Capa曾為畢加索與孩子拍攝許多生活照,這張照片在1948年拍攝,畢加索第三度做爸爸,66歲老來得子,顯得很份外開心。孩子名為Claude,由畢加索與相差四十歲的Francoise Gilot在1947年所生。在Capa拍攝他們一家三口的照片裏,畢加索幾乎都是笑逐顏開的,可惜好景不常,二人關係也並非一直穩定,1953年,Gilot帶孩子離開年逾七十的畢加索,讓他再次進入痛苦孤獨,幸好枯樹逢春,畢加索很快認識第二任妻子Jacqueline,直至1973年離世,這自是後話。

美國攝影師David Douglas Duncan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拍攝畢加索的相片。1956年由好友Robert Copa介紹,認識比他年長35歲的大藝術家畢加索,二人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直至1973年畢加索逝世。畢加索居於法國康城的別墅,David Douglas Duncan經常來拜訪他,為此更搬到鄰近的小鎮居住。他拍攝下許多罕見的畢加索影像,如沐浴、跳舞、扮鬼扮馬、用餐等日常生活畫面。在他出版的28本書籍中,就有八本是關於畢加索的,不僅如此,他也與畢加索的妻子Jacqueline及女兒Catherine成為好友。他說自己感覺就像他的家人,拍攝這些照片是很簡單及自然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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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Hurrell  捕捉1920至1940年代荷里活明星光影

在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期,George Hurrell(1904-1992)是美國電影界家喻戶曉的名字,他曾為不同電影公司及明星拍攝照片。1930年成名於米高梅,及後在華納兄弟電影公司任職攝影師時,曾為Betty Davis、Ann Sheridan和James Cagney等巨星拍攝照片,之後在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擔任攝影師,為性感女星Rita Hayworth留下倩影。十多年間,他為多位一線明星拍攝肖像,包括Dorothy Jordan、Myrna Loy、Jean Harlow、Joan Crawford和Clark Gable等,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得主Norma Shearer更指明只與他合作。

二戰後,他開始為J. Walter Thompson Agency從事廣告業務,不過他出色的明星照片並沒被世人遺忘。1965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的人像展覽《Glamour Portraits》,收錄Richard Avedon、Irving PennCecil Beaton等著名攝影師的作品,George Hurrell的肖像相片也赫然在列。那時他的攝影創作十分多元,既為《Planet Of The Apes》(1968)等電影拍攝劇照,也為Paul McCartney專輯《Press To Play》(1986)拍攝封面,1984年為雜誌《Playboy》拍攝年屆五十的Joan Collins,也是令人津津樂道之作。

「棄畫從攝」

年少時,George Hurrell(1904-1992)在芝加哥藝術學院(Chicago Art Institute)學習繪畫和平面設計,經常要用相機拍攝各種場景,作為繪畫時的參考。儘管十分熟悉相機的操作,但他對攝影並不太感興趣,只當相機是協助繪畫的工具。1923年,攝影師Eugene Hutchinson邀請他擔任助理,才令他開始對肖像攝影感興趣,他發現攝影比繪畫更容易獲得報酬,於是展開「棄畫從攝」的職業生涯,不過私底下仍有繼續繪畫。

搬到洛杉磯後,他開設攝影工作室, 為加州的藝術家、名流和遊客拍照。1928年,他為富二代女飛行員Pancho Barnes拍攝申請執照的照片,也為她拍下迷人的肖像作品。Pancho很喜歡這些照片,還把他帶進荷里活的花花世界。她的好友Ramon Novarro是著名無聲電影明星,她向他推薦George Hurrell為其拍照。這些照片發表在《洛杉磯時報》,米高梅宣傳部負責人Howard Strickling看到照片後,隨即邀請他擔任公司的肖像攝影師,可惜這次合作好景不長,Hurrell在1932年因與公司意見分歧而離開米高梅。之後的他自立門戶,也先後任職過不同的電影公司,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明星攝影師。

油畫般的藝術感

晚年的George Hurrell一直飽受膀胱癌折磨,1992年5月17日死於癌症併發症,至今恰好三十年。自他去世以來,George Hurrell在192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初期的作品,深受博物館及拍賣會歡迎,他以復古格調開創出獨特的人像攝影,為黃金年代的荷里活明星留下大銀幕以外的美麗一面,她們性感而嫵媚。George Hurrell用出神入化的燈光塑造出一幅幅經典的肖像作品,如油畫般的光影效果令照片更有藝術感,難怪那些年的荷里活名人,都渴望坐在他的鎂光燈之下。(照片來源:George Hurrell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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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記者Dmitri Baltermants 記錄二戰殘酷與蘇聯士氣

說起二次世界大戰,衝突、傷亡、殘酷、悲傷是大家會首先聯想到的詞語,在蘇聯戰地記者Dmitri Baltermants(1912-1990)的鏡頭下,還有一份或許不應讚揚的美感。5月13日是Dmitri Baltermants的百歲誕辰。1912年,他出生於波蘭華沙,兒時移居俄羅斯,父親在沙皇軍隊擔任軍官,可惜在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自小成長在軍人家庭,年紀輕輕已感受過戰爭的殘酷,令他擁有過人的堅韌能力。

1930年代,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修讀數學,其間對攝影產生興趣,當1939年歐洲爆發二戰後,他隨即開始攝影記者的生涯,為蘇聯官方報紙《Isvestia》拍攝照片。最初他常在克里姆林宮拍攝官方活動,1941年,德國開始進攻蘇聯,戰火才蔓延至蘇聯本土。這場戰爭是二十世紀傷亡最慘烈的軍事鬥爭,造成逾二千萬人死亡,當中更有不少人是因疾病、飢餓及俄羅斯的嚴寒天氣而身亡。Dmitri Baltermants雖然兩次受傷,卻幸運地逃過一劫,然而他身邊的許多士兵及攝影記者,卻無法逃離這厄運。

從1941年到1945年盟軍獲勝,Baltermants拍攝紅軍在蘇聯和烏克蘭的戰鬥、史太林格勒戰役和柏林戰役等,捕捉士兵們的衝鋒陷陣、躍身跨過戰壕的瞬間、用望遠鏡觀察敵情的畫面、被遺棄在郊外泥濘道路上的士兵屍體、夜戰時砲彈的光線和白色煙霧十分絢麗,還有1942年納粹在克里米亞半島東部城市Kerch屠殺猶太人過後滿地屍體的場景⋯⋯由於當時蘇聯有非常嚴厲的審查制度,只有有助提升蘇聯士氣的照片,才會被官方報紙刊登出版,因此他拍攝的許多精采而殘酷的影像,一直到赫魯曉夫時期才得以展示,因此西方攝影界對他的認識,並非一直很全面。

二戰過後,他成為蘇聯圖片雜誌《Ogoniok》攝影師,在官方場合拍攝蘇聯國家領導人及愛國宣傳活動,也拍攝毛澤東及卡斯特羅等共產主義同盟國家的領導人。1990年,Dmitri Baltermants與世長辭,終年78歲;翌年蘇聯解體,也標誌著冷戰的結束。他的一生見證蘇聯的誕生以及它如何走向滅亡,他的鏡頭捕捉過戰火的無情與人類的悲痛,在殘酷的戰爭底下,Dmitri Baltermants的相片早已超越單純的政治宣傳,出色的構圖也令其作品充滿電影感。

戰地攝影師Horst Faas 記錄越南戰爭十年

5月10日是德國戰地攝影師Horst Faas逝世十週年,這位享譽盛名的新聞攝影師曾在世界各地拍攝戰爭及重要事件,不但兩次贏得普立茲新聞獎, 多幅標誌性的越南戰爭照片,也是經由他編輯。

1933年,Horst Faas生於德國;1951年,18歲的他開始任職Keystone Agency通訊社。在1956年加入美聯社前,他曾於1954年拍攝在日內瓦舉行的越南和平談判。加入美聯社後,他先是踏足非洲,在剛果拍攝難民及在阿爾及利亞拍攝衝突,1962年被分配到越南,在中南半島拍攝逾十年,長時間在越南記錄陷入暴力衝突的軍隊和平民。

Horst Faas拍攝的多幅越南戰爭照片均廣為人知,其中一張是南越士兵從裝甲車上往下看著一位父親抱著孩子的屍體;一位用布蒙著口鼻的南越士兵,穿行在士兵的屍體之間;婦女和兒童蹲在泥濘的水溝裏躲避炮火襲擊;一位越南婦女在她丈夫的屍體旁哀嚎。憑藉這些令人震驚的照片,他在1965年贏得普立茲新聞獎。

1967年,他的腿部被火箭榴彈擊中重傷,當這無阻他從事新聞攝影的決心。越戰以外,Horst Faas也拍攝孟加拉戰事,1972年,他憑藉一輯拍攝孟加拉士兵用刺刀殺死巴基斯坦叛軍的照片《Death in Dacca》,令他在1972年獲得第二次普立茲獎。

Horst Faas不僅以戰地攝影師而聞名,也以圖片編輯的身分為人所認識,包括Eddie Adams在1968年拍攝的《Saigon Execution》,以及美聯社越南攝影師Nick Ut在1972年拍攝的《The Napalm Girl》。這張照片講述一位裸體女孩在凝固汽油彈爆炸後,驚恐地在路上奔跑,由於小女孩的正面裸體,當時美聯社拒絕發送這張照片。Horst Faas隨即與紐約總部爭辯,他認為這張照片的新聞價值超越對於裸體的爭議,最後美聯社決定發送這張照片,這幅作品也令攝影師獲得1973年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1976 年,他移居倫敦,擔任美聯社歐洲高級圖片編輯,他一直工作至2004年才從美聯社退休,之後他的健康開始惡化,2005年腰部以下癱瘓,2012年逝世,終年79歲。

張國榮反串花旦 為《霸王別姬》程蝶衣角色推波助瀾

「說的是一輩子,差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算一輩子!」大家應該仍記得哥哥張國榮在電影《霸王別姬》的這句對白吧。他在戲中飾演命運多舛的程蝶衣,現實中關於程蝶衣的選角一事,同樣一波三折。

故事可能還得從《霸王別姬》的監製徐楓說起。今年72歲的她,1976年憑電影《刺客》獲得第13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1984年轉往幕後發展,創立「湯臣電影事業有限公司」,親自擔任電影監製。1980年代中,他先後監製由鍾楚紅及費翔主演的《竹籬笆外的春天》(1985年),以及由張曼玉主演的《黃色故事》(1987年),鍾楚紅及張曼玉都是「金牌經理人」陳自強旗下的藝人,他向徐楓推薦李碧華的小說《霸王別姬》,她閱讀過後深為感動,於是買下小說版權,李碧華還推薦由張國榮飾演程蝶衣。

張國榮在《霸王別姬》飾演程蝶衣。

當年徐楓在康城電影節觀看陳凱歌的《孩子王》後頗為震撼,於是邀請他擔任《霸王別姬》導演,二人就電影的選角進行多次詳談,她建議讓張國榮出演程蝶衣的角色,還向陳凱歌提供五部哥哥的作品錄影帶。儘管當時的Leslie已憑 《烈火青春》、《英雄本色》、《倩女幽魂》及《胭脂扣》等電影成為香港家喻戶曉的明星,但那時陳凱歌尚未認識張國榮,他一開始並不覺得哥哥適合這角色,後來他們在文華東方酒店會面後,陳凱歌也覺得程蝶衣的角色應該由張國榮飾演,但選角一事並未塵埃落定。

1989年,歌唱事業如日中天的哥哥宣布告別歌壇,不過33歲的他在紅館開33場封咪演唱會前,已落實接拍吳宇森的電影《縱橫四海》,原本他打算在演唱會及拍完這套戲後,就會移居加拿大,誰知中間王家衛也找他拍攝《阿飛正傳》。當時哥哥的檔期很滿,而且扮演程蝶衣前,還要花時間學習京劇,短時間內(四個月)肯定無法拍完《霸王別姬》。談不妥檔期後,徐楓找來憑《末代皇帝》而聲名大噪的尊龍,他有感程蝶衣與個人經歷有幾分相似,對這個角色深感興趣,加上尊龍當時的名氣,電影公司當時已決定讓他來演繹這角色,然而事情很快又出現轉折。

2018年《號外》500封面展覽,《號外》邀請當下香港新一代的歌手及演員,重新演繹當年的十個經典封面。無獨有偶,當年為張國榮創造造型的劉天蘭,今次也女兒岑寧兒演繹另一次反串的封面。

1991年在台灣舉辦的「亞太影展」及金馬獎,張國榮與尊龍同時現身台北,徐楓見到尊龍本人後,覺得他樣貌雖然英俊,但卻不夠柔美,於是又重新想起張國榮。為哥哥的程蝶衣角色推波助瀾的,不得不提1991年12月的《號外》雜誌,張國榮以花旦造型登上封面,負責造型的劉天蘭曾分享當年的拍攝情景,當時她有兩個造型想法讓哥哥挑選,張國榮選擇京劇花旦,那時他尚未接觸京劇,於是劉天蘭請來老師教他擺出花旦的動作姿態。全黑封面的花旦造型媚態橫生,封面標題是「反串」,徐楓及陳凱歌看到照片後均大感驚艷,於是再次與張國榮洽淡角色,還邀來李碧華幫忙說服。

其實,哥哥也有認真閱讀《霸王別姬》劇本,覺得程蝶衣的角色及電影劇本很難得,再三思考下最終推掉其他工作,接下程蝶衣這角色,《號外》雜誌的封面照片,無疑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為飾演京劇花旦的角色,張國榮提早前往北京,用數月時間學習京劇及發音,憑藉他在戲中的精湛演出及電影的出色故事,《霸王別姬》不僅獲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還在1993年獲得法國康城影展最高榮譽的金棕櫚獎,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獲得這獎項的華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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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經典相片 「硫磺島升旗」

10月9日是美國攝影師Joe Rosenthal(1911-2006)誕生110週年,他最廣為人知的照片,是1945年拍攝的《硫磺島升旗》(Raising the Flag on Iwo Jima)。相片捕捉六位美軍士兵在日本硫磺島摺鉢山(Mount Suribachi)豎立美國國旗的情形,成為二戰的經典照片,也獲得當年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Pulitzer Prize for Photography)。

生於華盛頓特區的Joe Rosenthal,在美國大蕭條時期對攝影產生興趣。1932年,21歲的他前往三藩市為《The San Francisco News》擔任攝影師記者,後來成為美聯社攝影師。1944年,他跟隨美國陸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太平洋戰區擔任戰地記者,拍攝硫磺島等戰役。二戰後,他在《三藩市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任職攝影師35年,直至1981年退休。

1945年2月19日,美軍進攻硫磺島,四天後攻下摺鉢山,並在山頂插上美國國旗。當時Joe Rosenthal尚未身處山頂,拍攝下這張照片的是海軍陸戰隊雜誌《Leatherneck》攝影記者Louis R. Lowery。豎旗國旗後不久,現場發生一輪槍戰,一枚日軍的手榴彈在攝影師不遠處爆炸,雖然Louis R. Lowery並無大礙,不過相機卻已損壞,無奈終止當日的拍攝任務。

出乎眾人意料的是,由於這幅旗幟尺寸太小,軍方高層要求換上一幅更大的國旗,這也為後來的士兵身分爭議埋下伏筆。兩個多小時後,執行第二次插旗任務的士兵分別有Harlon Block、Michael Strank、Franklin Sousley、John Bradley、Rene Gagnon及Ira Hayes。這時Louis R. Lowery已不在現場,拍攝下這個歷史性瞬間的,是美聯社攝影師Joe Rosenthal,而另一名攝影記者Bill Genaust則負責拍攝短片。

當局眼見這張照片深得人心,隨即將照片製成海報,並將存活的三名士兵送回國內,用來推銷戰爭債券募集資金。他們被塑造成戰爭英雄,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情擁戴,連日來更在逾三十個城市籌得263億美金。面對別人的歡呼及對戰場的一次又一次回憶,對他們卻是一種折磨,因為他們明白,真正的英雄大多已葬身硫磺島。

這個故事被海軍醫護兵John Bradley的兒子、美國作家James Bradley及另一位記者作家Ron Powers寫成歷史小說《Flags of Our Fathers》,此書被《紐約時報》評為2000年暢銷書。書籍出版後不久,夢工廠電影公司買下出版權,並由Clint Eastwood在2006年執導成同名電影《戰火旗蹟》。電影在硫磺島戰場及推銷戰爭債券的畫面之間不斷來回切換,同時凸顯出三名士兵的內心矛盾。

當時參與巡迴活動的三位士兵,除了印地安人士兵Ira Hayes,其餘兩位並沒有真正出現在第二張升旗照片中。John Bradley曾出現在第一張照片中,後來被他的身分被證實是海軍下士Harold Schultz,通訊兵Rene Gagnon的身分是另一名海軍下士Harold Keller,而Harlon Block則被錯認為是出現第一張升旗照片的Henry Oliver Hansen。其實,當時軍方高層也知道部分士兵的身分不符事實,奈何為銷售戰爭債券,此事最終不了了之。或許對當時的他們而言,募集資金才是當務之急,後來海軍陸戰隊才調查及證實所有士兵的身分。

《硫磺島升旗》不但影響美國人,同時鼓舞遠在歐洲的蘇聯攝影師Yevgeny Khaldei。當時他很想拍攝戰場上紅軍旗幟飄揚的照片,不過由於當時缺乏真正的旗幟,他還拜託叔叔用紅色桌布縫製出一面臨時的蘇聯旗幟前往柏林。當他第一次舉起這面旗幟時,並沒有攝影師拍攝這個畫面,數日後,當蘇聯佔領柏林國會大廈後,他找來三位士兵前往柏林國會大廈樓頂,拍攝下這幅勝利旗幟飄揚的照片,成為歐洲戰場的標誌性相片之一。

PS:美國時間2024年7月13日在出席演講活動時遭受槍擊,許多人將美聯社記者Evan Vucci拍攝的照片比喻為還原「硫磺島升旗」,從而令這篇文章的瀏覽量大幅增加,這也是令我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