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 Riboud 中國視覺筆記

鞏利 1993
鞏俐 1993年

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1923-2016)是1950年代首幾位進入中國的西方攝影記者之一,過去半世紀曾踏足中國22次,拍攝無數經典照片,記錄下中國現代史的一幕幕重要場面,他鏡頭下的照片可謂中國歷史的視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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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ffel Tower’s Painter 1953年

中國淵源

享年93歲的Marc Riboud與中國的淵源始於1957年,當時他加入著名攝影圖片社Magnum Photos不久,憑着《LIFE》雜誌刊登的《Eiffel Tower’s Painter》累積一定知名度。1955年,他對東方國家產生濃厚興趣,跨越中東、阿富汗到達印度,並在當地停留拍攝一年。1956年尾,他在新德里拍攝當時正訪問印度的周恩來,在法國外交界幫助下認識周恩來秘書,獲得中國簽證。

當時中法尚未建交,中國簽證來之不易,對中國充滿好奇的他隨即在1957年1月1日踏足這個東方共產主義大國,從香港途徑廣州前往北京,開始斷斷續續逾半世紀的拍攝旅程。當時還是純真年代,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尚未發生,期間他拍攝很多雜技表演等風俗文化,還有美術學院的裸體模特。他在一次大型宴會上看到毛澤東,當時毛澤東設宴歡迎波蘭總理,Marc Riboud是宴會上屈指可數的外國攝影師,拍攝下珍貴照片。

1950年代,關於中國的影像相當匱乏,他的這批照片是碩果僅存的回憶。 他結束訪華後不久,國內相繼發生了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導致饑荒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災難,人們的生活更加艱苦樸素,這在他後來的鏡頭裏也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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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廠 1965年

琉璃廠回憶

離開中國後,他的攝影行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南斯拉夫等。1965年,他第二次取得中國簽證。那時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方面,他看見在田地裏工作的學生衣衫襤褸;另一邊廂,成百上千的學生在廣場上手持木槍遊行。當時他雖然可在京城內自由拍攝,但身為外國人,他的一舉一動時刻被人「監察」着。

當他與藝術家太太Barbara Chase到達琉璃廠古玩街時,窗外的紅領巾女孩試圖偷看店裏發生的情況,Marc Riboud隨即拿起徠卡相機按下快門,透過櫥窗將女孩與街上居民生活的場景一併拍攝下來,成為他關於中國最著名的一張照片——《琉璃廠》。結束中國的旅程後,他將兩次訪華期間拍攝的照片結集成《 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中國的三面紅旗),事緣當時他到處見到三面紅旗,上面的口號寫着「人民公社萬歲、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寫照。

細節收藏者

1971年,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Marc再次拍攝周恩來,這位受人景仰的總理對着鏡頭擺出「V」字。最初看到照片時,以為是勝利手勢,原來當時法國部長Alain Peyrefitte問他年輕時在巴黎留學時學到甚麼,周恩來伸出兩個手指說學習了兩樣東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然而,這個手勢動作也相當有趣,是難得一見的領導人照片。Marc之後不僅為鄧小平掌鏡,也拍攝過滿臉童真的鞏利、稚氣未脫的藝術家方力鈞。一向喜歡山水畫的他,1980年代在法國籍華裔畫家趙無極的建議下,多次踏上黃山拍攝風景,但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場景。

儘管多次踏足中國,但他刻意不學習中文,把語言交付鏡頭與眼睛。他堅持以局外人的冷靜視角,拍攝那些生動的情節,向西方國家還原真實的中國。他曾說過,「我不創作故事,而是瑣碎細節的收藏者。」正是這種心態,他在攝影道路上踽踽獨行大半世紀,甚至年近九十歲時,他仍背着相機在中國街頭拍攝,這些照片近十餘年陸續在國內展出,在內地也逐漸變得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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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1967年

反戰照片

中國以外,Marc Riboud最著名的照片是1967年拍攝的反越戰照片。1967年10月21日,近十萬人遊行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抗議美國介入當時的越南戰爭,Marc Riboud拍攝了整個遊行過程,最後一格菲林拍攝的畫面也是最著名的一張,一位名為Jan Rose Kasmir的17歲高中女生手握鮮花,站在阻擋示威者的士兵前面。其實當時Jan並不知道這畫面被Marc Riboud拍攝下來,但鮮花與刺刀對立的畫面,卻成為反戰的象徵。

·圖片來自marcriboud.com

陳朗熹 無以名狀的力量

新聞照片是歷史的見證,反送中運動作為香港回歸後最大型的一場社會運動,所誕生的照片不計其數。運動轉眼一周年,不少傳媒機構及攝影師先後出版攝影集,以紀念這場從初夏跨過寒冬的抗爭,不過它們大多以機構或眾人名義出版,罕有以個人名義出版反送中攝影集的,有自由攝影師陳朗熹。書籍名為《無以名狀的力量》,既是他自己的狀態,也是這場運動的象徵,「這場運動牽涉的層面很廣,那種複雜程度彷彿無法用言語說得清,對我個人而言,則有一種無以言喻的衝擊及不知所措。」

現年26歲的陳朗熹,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已開始拍攝社會運動。當時仍在大學修讀社會政策的他,覺得學科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儘管沒有新聞拍攝的經驗,仍膽粗粗地開始為「USP社媒」拍攝,「每次社會運動都啟蒙許多攝影師入行,覺得這個行業很有趣,很有抱負。」2017年,剛畢業的他開始在《端傳媒》任職攝影師,可惜做了四個月,便成為公司裁員名單的一員,輾轉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為《端傳媒》、《報導者》及彭博新聞社、歐新社等新聞機構拍攝關於香港的題材,許多抗爭現場的照片更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陳朗熹憑「立法會塗鴉」贏得《前線‧焦點 2019》新聞攝影比賽的「年度照片」。

香港的「年度照片」

翻看攝影集裏的一張張照片,他坦言並非每一張都很出色,但以個人名義來說,卻又是比較齊整的,絕大部份的示威活動他都有拍攝,甚至還憑「立法會塗鴉」及「中大二號橋之役」的照片,分別贏得由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舉辦的《前線.焦點 2019》新聞攝影比賽的「年度照片」及突發新聞組別亞軍。說起塗鴉照片,他說當日多位攝影師均拍攝到這個畫面,他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其實是經過計算的。

「進入立法會後,我第一時間已前往會議廳門口,示威者破門而入後,他順勢站在會議廳中間,我覺得這個位置很重要,所以當時捨棄拍攝其他畫面。」不久後,當示威者在區徽上噴墨,他不停連拍起碼三百張,因為他覺得,噴墨的動作、雨傘的組成,很多畫面上的元素都是無法估計的。「這需要攝影記者的專業判斷,如果見到什麼拍攝什麼,有時未必能拍攝到最理想的畫面。」

以一張動感、搖晃的照片表達7.1那日在立法會門外的躁動情緒。

黑色區旗 大型活動的終結

「這是影像爆炸的年代,尤其這場運動,每日流傳的影像多不勝數,一張有足夠震撼力的照片讓世人見到是很難的,新聞攝影競爭太大,一般影像很難脫穎而出。 」除了獲獎照片,其他示威時刻對這場運動同樣非常重要,他將一幅幅定格的畫面結集成書,不只是為這場運動留下一本實體紀錄,「新聞照片通常只是新聞材料之一,我覺得照片本身有足夠力量獨立出來,成為主導角色。」

以個人名義出版,一來沒有傳媒機構的約束與限制,他嘗試在照片中加入個人情緒及看法,令畫面顯得較與眾不同。「7.1那日,示威者在立法會外衝擊玻璃門,當日天氣又熱又濕,周圍非常吵雜,持續好幾個小時,那種感覺很難受。」他以一張動感、搖晃的照片表達當時的躁動情緒,後來在金鐘天橋拍攝人流的畫面時也有這種複雜思緒,照片中的凌亂光線令畫面更混亂——這在一般新聞攝影中是不允許出現的,然而他卻收錄在攝影集裏。

再者,攝影集某程度上是陳朗熹對這場運動的看法,他沒有收錄區議會選舉及「國際戰線」的照片,有的是香港人示威、遊行、抗爭、人鏈以及激光筆交集的畫面,有些見到樣貌的照片也被捨棄,彷彿是他個人的運動記憶,「翻着一頁接一頁的運動照片,百感交集,無以名狀。」他如此形容。書中最後照片攝於今年元旦日,一位披着黑色洋紫荊旗的青年在天橋上望着街道下的遊行隊伍,似乎若有所指,「我向來是比較悲觀的,覺得這是香港最後一個大型運動,黑色的區旗,彷彿是一種完結。」

熱血堅持 打不贏的硬仗

他說,攝影集封面的照片,準確地表達出整場運動的感覺。照片攝於中大二號橋之役當晚,當時示威者燃點訊號彈,詭異的紅色光短暫瀰漫在那一小片天空,那個畫面很像末日感覺。「這個畫面像是一場救不滅的山火,眾人想用僅餘的水去潑熄它,就如大家明知會打不贏這場硬仗,仍然充滿熱血及魄力堅持下去。」

攝影集在運動幾近一周年之際推出,這或許是一個契機,然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廿三條」。「幾個月前,社會已開始再度談論這條例,若然現在不出的話,我害怕之後沒有機會出。」結果,廿三條尚未來臨,全國人大已通過更嚴厲的港區國安法草案,一石激起千重浪,霎時間人心惶惶,他最初的擔心不無道理。原來,經過這一年,無以名狀的,還有很多。

·原文見於果籽

David Douglas Duncan 從二戰到韓戰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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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7日,美國著名攝影記者David Douglas DuncanDDD)在法國逝世,享年102歲。論知名度,他或許不及好友Robert Capa出名,不過二十世紀的重要戰爭中,包括二戰、韓戰及越戰等,他都留下重要的歷史紀錄。此外他與畢加索的友情,也為人所津津樂道。 

生於1916年,自小就想探索廣袤的世界,18歲時家人送給他一部相機,從此開擴他的視野。他很快在攝影領域展現天賦,修讀考古學的他大學時期在中南美洲拍攝許多照片,並開始為當地報紙《Kansas City Star》及《National Geographic》等供相。 1943年,他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開始戰地記者生涯,期間拍攝所羅門群島戰役沖繩島戰役等。1946年,他從美軍退役後,隨即被《Life》雜誌聘用,前往伊朗拍攝,當時蘇聯拒絕從伊朗撤軍,情況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David Douglas Duncan較多人認識的作品,大概是韓戰時期拍攝的照片。1950年當北韓軍隊跨過三八線時,他正身處日本,於是很快到達前線,拍攝下一系列驚心動魄的照片,並在1951年出版《This Is War!》,當時他接受訪問時如此說道:“My objective always is to stay as close as possible and shoot the pictures as if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nfantryman, the Marine or the pilot.”,與Robert Capa的名句正好不謀而合。之後的越戰,他也出版兩本重要的戰爭影集《I Protest》(1968年)及《War Without Heroes》(1970年),揭示戰爭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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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畢加索的友情

戰爭照片之外,David Douglas Duncan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拍攝畢加索的相片。1956年由好友Robert Copa介紹,認識比他年長35歲的大藝術家畢加索,二人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直至1973年畢加索逝世。

畢加索居於法國康城的別墅,David Douglas Duncan經常來拜訪他,為此更搬到鄰近的小鎮居住。他拍攝下許多罕見的畢加索影像,如沐浴、跳舞、扮鬼扮馬、用餐等日常生活畫面。在他出版的28本書籍中,就有八本是關於畢加索的,不僅如此,他也與畢加索的妻子Jacqueline及女兒Catherine成為好友。他說自己感覺就像他的家人,拍攝這些照片是很簡單及自然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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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百亨 示威現場與直播螢幕的雙重曝光

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猶記得許多個夜晚,無數人在家中看着示威現場的直播片段,難免情緒波動、徹夜難眠——直播與螢幕,成為這場運動的另一種集體回憶。年輕藝術家黃百亨以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拍攝衝突現場及直播螢幕,將累積的情緒轉化爲一幅幅影像。

黃百亨以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拍攝衝突現場及直播螢幕,圖為8月11日警察發射催淚彈的葵芳站。

這系列作品名為《Screenslaver (Void)》,在展覽現場,偌大的黑白照片上有一個發光的長方形,表面上是一系列不同位置的城市景觀,若有留意2019年示威運動的人,大概早能洞悉藝術家的用意。發光的長方體看似一片空白,其實背後若隱若現地透視出流動影像,原來是大家平時在電腦或手機上看見的新聞直播片段。「那時我常常開着四螢幕的直播頻道,依靠直播去了解真相。」在這個直播媒體的年代,螢幕成為大家了解真相的渠道,發光的螢幕加上激烈的示威現場,許多畫面至今仍深揮之不去。

螢幕與真實 光芒顯模糊感

「每次路過這些地方,總是會想起直播的新聞片段。」一句輕描淡寫的說話,相信許多人深有共鳴。黃百亨重返多個示威現場,包括機場、元朗、太子站、葵芳站、新城市廣場、中大、理大等比較標誌性的地方,用菲林相機拍攝示威過後的日常瞬間。提起這些地方,相信有看過新聞直播的人,腦海中早已浮現當時的畫面,然而某些細節可能會變得模糊。為呈現出這種感覺,他以雙重曝光的方法,用同一格菲林長時間曝光拍攝正在播放直播片段的螢幕,令畫面變成一道白茫茫的光。結果在同一張照片裏,既有真實的都市景觀,也有記錄直播的發光畫面。

7月21日的元朗站,白衣人在站內無差別打人。

仔細觀看,每張作品的螢幕角度及位置不盡相同,慢慢回想直播片段,會想起那是發射催淚彈(葵芳站)或白衣人打人(元朗站)的位置。這種畫面與平時在新聞見到的片段是很不同的,「新聞直播時的情緒是緊張、激動的,在作品中卻顯得比較模糊,感覺是有種時空的距離;白色的一片光芒,彷彿勾起關於某個地方的回憶,是我抒發對這城的一絲感受。」畫面中的發光長方形固然吸引目光,然而照片裏的許多細節,例如是被拆掉的欄杆、太子站的祭壇等等,從中亦可窺探這段歷史的蛛絲馬跡,現在已成為另一種日常。

發光畫面 如城市傷口

早在2017年,當黃百亨仍就讀中大藝術系時,已嘗試以螢幕作為一種創作媒介,用感光相紙直接捕捉發光的電腦螢幕畫面。「螢幕是會發光的物件,螢幕裏面的內容可引發不同感受,我覺得這個媒介的可塑性很大。」2018至2019年,他創作首個《Screenslaver (*)》系列,當中的星星符號代表像素及光點,他拍攝街頭的LED螢幕,探討這些螢幕如何構造甚至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在新一輯《Screenslaver (Void)》裏,則仿佛建構一種想像的經驗,「雖然未必人人經歷過現場,但透過螢幕上的直播片段,大家的那種感受及情緒卻是非常相似的。」

831過後,太子站從此不一樣。

另一方面,這塊發光的畫面,正如這個城市的一道道傷口,背後承載着香港人的一次次傷痛。黃百亨的作品仿佛帶領大家重遊舊地,然而只有坦言面對這些傷痕時,才更有力量堅持下去。

茫 Screenslaver》2020年5月16日至6月28日在石硤尾JCCAC光影作坊 展出。

Thomas Barbey 超現實風景

超現實主義的攝影手法不算新鮮事,顯影曾介紹過超現實自拍風格的日本少女Izumi Miyazaki(宮崎いず美)、超現實時尚的美國攝影師Rodney Smith,以及以超現實香港為主題的攝影師Tommy Fung,這次介紹的是以風景結合人體或動物進行創作的攝影師Thomas Barbey他的作品猶如一個個夢境,時而令人迷惑不解,時而讓人讚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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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泳池、美國自由女神像,Thomas Barbey的作品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天馬行空的靈感,正是來自他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經歷。很多人形容的作品創意無限而又技藝精湛,最難得的,這些引人入勝的作品並非用電腦後期合成,而是他利用蒙太奇式的剪輯手法,經過反覆的翻拍、拼貼、印刷等手法創作而成。

他喜歡帶著Mamiya RB 67中片幅相機和Canon AE-1S菲林相機進行拍攝,將在旅行拍攝的黑白影像,用雙重曝光的方法搭配出不同的視覺效果。泳池底下沙灘的腳印、鋼琴鍵上的斑馬、走廊裡的行車天橋……這些被重新賦予生命的照片看似有點突兀,但卻令人眼前一亮——這種略帶神秘感的創意美學,正是為人所津津樂道之處。

原是音樂才子

原名Thomas Beecher  Hooker,1957年他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及後隨家人移民歐洲,先後在瑞士、意大利等地生活。兒時已對音樂深感興趣,歲時以鼓手身份開始音樂生涯,15歲時已在演唱會上作公開演出。當時年紀輕輕的他還為不少樂隊設計海報,可見其才華橫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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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生活十多年,他毅然前往意大利發展音樂事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Flip Over》及《Looking For Love》等作品均獲得肯定,他還為英國歌手Eddy Huntington寫歌,包括名曲《U.S.S.R》。這段時期他將工作重心漸漸轉向攝影,後來更成為一名時尚攝影師。1994年,37歲的他又毅然結束音樂事業,投身攝影懷抱,與剛完婚的妻子移居洛杉磯後,還根據母親女傭的名字,改名Thomas Barbey,象徵攝影生涯的開端。

經過數年闖蕩,他已在商業攝影領域打響名堂,而多年旅居世界各地的經歷,也為他積累不少靈感。他很喜歡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Rene Magritte、荷蘭藝術家M.C. Escher和英國插畫家Roger Dean等人的作品,於是他嘗試往視覺藝術這方面發展,以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的手法創作超現實主義照片。

Thomas Barbey網站

高仲明 記錄警暴下的港人傷痕

自去年六月反送中運動以來,警察濫用暴力的惡行屢見不鮮,然而不但沒有被追究或處分,有人甚至獲得嘉許,這對受害者而言,無疑是在傷口上撒鹽。或許,某些傷痕會隨着時間變淡,但香港人受過的傷害,不應如此被淡忘。

自由攝影記者翁志偉在元旦日拍攝時,被警察用胡椒彈射中腳部。

攝影記者高仲明拍攝二十四位遭受警暴的香港人的傷痕,集結成《港傷》(Wounds of Hong Kong )一書,現正於kickstarter平台進行眾籌(直至六月十二日)。這些受害人不只是示威者,還有攝影記者及途經的市民,有人被胡椒彈掃射、有人被打至皮開肉綻、有人患上創傷後遺症,其實這僅是冰山一角,看不見的真相,還有很多。

某程度上,高仲明也是警暴的受害者,試過被胡椒彈射中腳部、試過被警察大力推開,後退時踩空以致扭傷腰部,但令他傷得最重的,是催淚彈。去年七月及八月,他在元朗及觀塘拍攝時,由於來不及戴防毒面具,兩次近距離吸入催淚氣體,體內毒氣積少成多,他不只全身紅腫、嚴重腹瀉,連大小二便都是橙色,「最嚴重時腫得像豬頭,連眼球也歪了。」前後兩次入院求醫,醫生建議不應再拍攝,以免病情加劇,然而高仲明不願就此停止記錄這場重要的運動。

一位年輕人無辜被警察打頭時用右手護頭,導致部分指骨斷裂。

也是警暴受害者 靠攝影控訴

抗爭運動以來,警察無差別打人、虐打示威者、推撞記者的行為罄竹難書,高仲明曾多次目睹此等惡行,也見過警察開完槍後異常興奮,如今回想仍覺氣憤。作為警暴的受害者之一,他聽從朋友建議,用攝影的方式紀錄遭受警暴的人,以影像無聲控訴,同時以文字道出受害者的經歷。他引用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笑忘書》的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傷痕或會褪色,但傷口的由來,我們必須記住,這是我們與記憶的鬥爭。

在二十四位受害者中,有在6.12衝突中右眼中槍的楊老師、有在將軍澳無辜被警棍打至頭破血流的陳先生、有遭受警察性暴力的中大學生吳傲雪。最令他深有感觸的,是一位手部戴着護環的年輕人。「他十多歲時發生交通意外,左手嚴重受傷,當日他在太子站祭壇附近被警察打頭時,本能地用健全的右手護頭,導致部份指骨斷裂,變相兩隻手都受傷了,只剩下部份活動能力。」

還有九月七日在大埔墟站被多名防暴警察持警棍圍毆至頭破血流的朱同學,本是應屆DSE考生的他,確診患上創傷後遺症,無法集中精神,惟有放棄應考今屆文憑試,「拍攝時,他神情恍惚,當時他只是圍觀,為何會被打至如此?」相比起表面傷痕的赤裸,這種無形的心理創傷,更是一場漫長的後遺症。

遭受警暴的朱同學患上創傷後遺症,拍攝時仍精神恍惚。

傷口各有不同 眾人「絕不放棄」

拍攝期間也不得不面對土地問題,由於無法負擔影樓費用,他相約受害者在工作或居住附近的公園、後巷等公眾地方拍攝,以黑色背景去處理繁雜的背景,用燈光聚焦傷痕,有結痂的傷口、有包裹着耳朵的紗布、也有蒙着右眼的黑罩,當觀看這系列照片,效果震撼而又令人心傷,彷彿在回看香港人過去一年所經歷的傷害。

他們雖有不同背景、受過不同程度的傷害,難得是眾人不約而同說「絕不放棄」。「曾想以『港殤』命名此書,感覺會更悲觀,然而他們雖然受傷了,卻仍會堅持下去。」 《港傷》背後承載的,不只是傷痕,也是一種負隅頑抗的精神及價值觀,繼續引領香港人走下去。

港傷

日期:6月13日至7月4日

時間:12pm-8pm(星期二至六)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8號Openground

原文見於果籽

天邊一朵雲  Cole 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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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美國攝影師 Cole Thompson 這系列《Harbinger》(預兆)的作品,就想起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無關劇情,純粹是戲名。Cole Thompson拍攝過好多有趣的系列作品,好像是有趣形狀吊燈的《Ceiling Lamps》、孤獨男人背影的《The Lone Man》。聽落似乎很有想法,不過想當年他向畫廊展示舊作時,卻被畫廊主人批評他一味複製Ansel Adams,完全沒有自己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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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66歲的Cole Thompson,14歲時經過Kodak公司創辦人George Eastman的舊屋時,閱讀他的自傳及那些大師的作品後,決定成為一名純藝術的攝影師。說得好像很草率,那時他從未拍攝過照片,也從未踏進過黑房,不過卻自信滿滿。之後十年時間,他不是在拍照,就是在閱讀那些攝影大師的作品,Ansel Adams、 Edward Weston、Wynn Bullock⋯⋯潛移默化這麼久,又很難不受影響,所以他早期的作品,有意無意都在模仿這些大師的風格。

好啦,被畫廊嫌棄之後,他有段時間幾乎不看攝影師的作品,甚至拍攝前也不做功課,去訓練自己的觸覺。或者正是如此,後來他慢慢走出Ansel Adams的影子,創作出自己的風格,現在大家看到他的照片時,都會馬上想起Cole 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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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嘛,與他的前輩一樣,Cole Thompson也執迷於黑白攝影,覺得黑白之間的神秘曲線是最偉大的詩。色彩雖可記錄喧鬧的畫面,但黑白才能捕捉最真誠的情感。

其實很難怪,他們這一代的攝影師,成長的世界都黑白的,說的是電視、電影及新聞,許多美感的啓蒙也都是黑白的,年紀跟他相若的Michael KennaJosef Hoflehner等攝影師,也拍攝過許多詩意的黑白風景相片,一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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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影ColeThompson

雷安喬 扣喉背後的噩夢

在男性的字典裏,催吐、扣喉恍如陌生詞彙,但對許多青春期女孩(甚至更早)而言,這已成為熟悉的噩夢。21歲攝影師雷安喬Lean Lui)如此說。她也經歷過如此「夢魘」,曾不能自拔,促使她以攝影為媒介,揭示一群散發着青春氣息的女孩子,內心脆弱而敏感的一面。

在小女孩的字典裏,身材苗條、形象百變的芭比娃娃,或許就是美麗的代名詞。兒時的Lean也喜歡芭比娃娃,長大後才意識到,芭比娃娃或令女孩潛移默化覺得,所謂的美就是纖瘦的身形。「這種審美觀在不知不覺間植入大腦,逐漸形成我們的價值觀。」 Lean坦言自己曾度過一段很掙扎的日子,八、九歲時開始發育,慢慢有審美認知,很想保持苗條的身形,有時也會與朋友的身形暗自比較。中學及大學時期更變本加厲,她甚至為減肥而扣喉,讓自己嘔吐剛進食的食物,這樣既能滿足口腹之欲,同時不會增加體重。「身邊許多女孩都有扣喉經歷,但一般都不會跟其他人訴說。」

瘦才是美 根深柢固

對暴食症的人而言,扣喉更成為一種習慣,「有暴食症朋友每次食完飯就會扣喉嘔吐,其實對身體傷害很大,然而卻又停不了,感覺像在地獄裏無限輪迴。」親身經歷過這個痛苦而壓迫的階段,她好奇究竟是誰向自己灌輸這種思想,這促使自學成才的她,以攝影來探討這個話題,在二〇一八年創作這系列《Teenage Problems》作品,同時告誡自己要拋棄這種心態。她以妹妹與身邊朋友為拍攝對象,記錄她們在青春時期遇見的種種問題,當中就有扣喉的經歷。照片中的女孩們盡情食着薄餅、三文治,然而鏡頭一轉,她們已身在廁所扣喉嘔吐,畫面中瀰漫着朦朧、夢幻的氣息,然而真相卻令人感到悲哀。

有資料顯示,八成厭食症患者都是女性,令Lean不禁思考背後的原因。她認為父權社會下,大眾對女性體形普遍有「瘦才是美」的根深柢固的看法,這令女性在心理及生理上均承受很大壓力。「美容廣告的氾濫、傳媒對於單一美麗標準的過度渲染,更加深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容易令女性產生對身形的焦慮。」尤其是娛樂及時尚產業,更對大眾的審美觀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由上世紀中期婀娜多姿的瑪麗蓮夢露到上世紀末期骨瘦如柴的Kate Moss,不約而同都以身形做賣點,難怪女性乃至整個社會均有這種價值觀,反而像鄭欣宜那樣堅持做回自己的例子寥寥可數。

掌鏡前對話 理解偏見

其實,扣喉只是青春期少女的其中一種常見現象,Lean想探討的還有傳媒渲染、父權主義以及LGBT等等潛移默化下的偏見現狀。「我原以為香港對LGBT議題很包容,但從身邊朋友的真實經歷得知,她們也受到許多歧視或異樣的眼光,而且父母通常是反對的。」

掌鏡前,她與多位拍攝對象進行深度對話,了解她們的不安全感,再透過菲林照片呈現出來。雖然作品以女性視角探討,但她並非單純對媒體渲染、父權社會的一味譴責,反而讓人透過影像了解這個看似陌生然而又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希望不同經歷的觀眾,在理解另外一個群體後,能夠明白彼此的共通性。」

原文見於果籽

岑倩衡 抵抗遺忘的六四蠟燭與催淚彈

六四蠟燭與催淚彈,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物件,分別代表1989年六四民運及2019年反送中運動,雖然兩件事相隔30年,但同樣對香港人影響深遠。在展覽現場,一邊是蠟燭照片,一邊是催淚彈照片,映照香港命運。攝影師岑倩衡用象徵性的物件審視歷史與記憶,拒絕真相的遺忘,抵抗政權的打壓,正如歌曲所唱,「我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

說起來,六四那年,岑倩衡尚不到4歲,對當年的歷史事件沒並有深刻印象,反而電影、音樂以及每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觸動她的情感,令她對這段歷史念茲在茲,彷彿有種無形情意結。展覽短片名稱《念你如昔》及其中一幅蠟燭作品《去日苦多》,分別來自關錦鵬及許鞍華的作品,這兩齣紀錄片均是講述港人在六四過後、對回歸及身份的探索,也令她深信,只要有人繼續紀錄歷史、持續創作,就能影響下一代,代代相傳。

B快門曝光三小時 「拍攝過程很痛苦」

岑倩衡做過校園記者,喜歡黑房曬相,鍾意拍攝人像,然而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那種強烈的無力感令她曾放下攝影5年之久,直至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她認識一位儲存18年維園六四晚會蠟燭的朋友,覺得很不可思議,從而令她重拾起久違的菲林相機。「香港人紀念六四已多年, 如何在照片中表達出香港人堅持30年的信念,我思考良久。」

礙於不能燃燒朋友的蠟燭,她一方面拍攝這18支蠟燭的餘燼狀態,同時買來30支六四晚會的白色蠟燭,用長時間曝光,記錄蠟燭燃燒的狀態。她共拍攝四張照片,由於遺失快門線,惟有按着B快門拍攝,最長的一張照片曝光3小時,「原本是想透過燃燒蠟燭記錄痛苦,原來拍攝的過程都很痛苦!」 30年過後,今年還有維園燭光晚會嗎?有可能遍地開花嗎?一切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段歷史在香港人的腦海中,永遠抹不走。

民運上下集 對中共的不信任

若說六四是上集,那麼下集自然是反送中運動,然而不同地方、不同時空發生的事情,又是如何連結在一起?「兩件事同是以學生為主、追求民主與自由的運動,也同樣改變香港的命運。」她說六四後,許多人對中共很抗拒,引發移民潮;經歷過曾蔭權年代的蜜月期,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令港人對中共的不信任再度加深,當中醞釀的情緒與感受,與30年前不乏共同之處。

2019年,她多次走上街頭,儘管沒有站在前線,但身心依然疲累,也沒有把情緒記錄,後來慢慢沉澱,才拾起哈蘇相機,拍攝勾起她回憶的物件,一個醫療口罩、一隻勞工手套上放着幾個催淚彈殼。物件看似很冷靜,然而睹物思人,卻是會勾起記憶與思緒的。「醫療口罩在香港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象徵,2003年SARS時已經有,2019年更有不同的作用與意義。」手套是在抗爭現場別人送的,還有無處不在的催淚彈殼,她一一記錄下來。「催淚彈是香港人2019年的共同回憶,許多人都聞過它的味道,催生出新的悲痛記憶。」

蠟燭與催淚彈,原本是無足輕重的物件,卻在歷史與回憶中,微妙地賦予了新意義,以抵抗記憶的遺忘。

餘燼與安魂曲——時間站在誰的一邊@香港國際攝影節「育成計劃」

日期:即日至5月17日

時間:12pm-7pm(星期二至日)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8號openground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