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炳雨 黑白松樹,如詩如畫

年屆七十的韓國攝影師裴炳雨(Bae Bien-U)以水墨畫般的風景攝影為人所知,作品不僅被著名歌手Elton John及英國Victoria & Albert Museum收藏,連韓國前總統李明博也十分賞識,將其攝影集贈予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從藝術界一躍登上國際政治舞台,令裴炳雨蜚聲國際的,是一系列黑白的松樹相片。

松樹有崇高及莊嚴之感,在中日韓文化中,都有獨特的象徵意義。古時的韓國人鍾情松樹,會在房屋及墳墓周圍種植,他們認為松樹既可保護亡魂,亦能幫助他們與天堂交流。慶尚北道的慶州市,曾是新羅王朝(公元前57年至935年)的首都,那裏有許多精美的松樹,也是裴炳雨作品的靈感源泉。

光影交織 充滿禪意生命力

兒時的裴炳雨喜歡繪畫,大學時修讀的是平面設計,接觸攝影師Edward Weston及藝術家Laszlo Moholy-Nagy後,被他們充滿設計感及前衞的作品影響,才自學攝影。當時他對西方的攝影流派非常着迷,同時被大自然深深吸引,1970年代開始在韓國各地拍攝海島及海洋風景。踏入而立之年,他慢慢覺得需要尋找一種代表身份及文化的東西,松樹的壯麗與生命力,加上韓國傳統對松樹的嚮往,令他對這種樹木萌生興趣。他從1983年開始專注拍攝松樹至今,絲毫不覺厭倦或重複,可謂情有獨鍾,至今已成為他的象徵。

裴炳雨鏡頭下的松樹,是光與影的交織,在慶州的松林裏,如仙境般的光線令相片有一種那如詩如畫的美感,亦流露出一種宗教的莊嚴感覺。他坦言受十八世紀朝鮮時期的真景山水畫家鄭敾(Jeong Seon)的詩意作品影響,畫面充滿水墨畫的美感及禪意,靜謐而有生命力。慢慢欣賞他的作品,彷彿置身茂密松林,令人沉浸其中。

聚焦局部線條 展現動感

拍攝松樹多年,裴炳雨時常身處松林之中,了解樹木的生長,甚至在不同時間或天氣重複踏足同一片松林,從而捕捉松樹最美麗的一刻。裴炳雨的作品甚少見到松樹全貌,而是聚焦在樹幹及樹木的線條與形狀上,看起來頗有動感。他說樹木就如人類一樣,它們之間有種無形的溝通與聯繫,萬物之間的和諧是各適其適的,他希望透過攝影作品,令人們了解生命的奧秘,反思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

四年前,裴炳雨首次在香港展出大尺寸的松樹作品,從中環移師黃竹坑的Axel Vervoordt畫廊,最近再次舉辦他的展覽,展出十多幅由他親自沖印的小型作品,除了松樹,還有在濟州島拍攝的海景照片,每幅都是獨一無二。早在1980年代,當韓國人尚未認真將攝影當成藝術的年代,身為首爾藝術大學(Seoul Institute of the Arts)的教授,裴炳雨已開始在黑房裏用明膠銀鹽相紙曬相。

除了松樹,展覽還有他在濟州島拍攝的海景照片。

作品的畫面非常細緻,然而創作經歷卻非常耗時,他形容是一種近乎冥想的過程。「近年很多人對明膠銀鹽印刷產生興趣,疫情大流行給予我們更多時間重新了解天然的過程。我回顧舊作,記起黑房中的時光,以及在叢林和海旁拍攝的回憶和情感,再次感受到攝影那種真實的美。」

漫遊的回憶

日期:即日至9月19日

時間:11am-7pm(星期四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62號科達設計中心21樓Axel Vervoordt Gallery

原文見於果籽

Paul Fusco 進入被攝者的生活

“I want the viewers to be moved into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that they are looking at; the visual experience is incredibly emotional”

美國紀實攝影師Paul Fusco在2020年7月15日離世,享年九十歲。他的一生專注紀錄社會的苦難與不公,嘗試真正進入被攝者的生活,讓觀者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共鳴與反思。

Paul Fusco生於1930年的美國麻省,二戰期間,許多經典戰爭照片廣為流傳,讓戰地攝影師這身分變得廣為人知。無獨有偶,二戰結束那年,十五歲的他開始對攝影感興趣,並在韓戰期間(1951-1953)得到很好磨練。當時他加入美國陸軍通訊兵(United States Army Signal Corps),成為一名攝影師,拍攝美軍在當地的行動。韓戰結束後,他回國修讀新聞攝影,大學畢業後搬到紐約,成為《Look》雜誌攝影師。這本雜誌非常重視圖片故事,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在成為大導演之前,就是在雜誌社練就出色的說故事能力。Paul Fusco其中一輯最廣為人知的照片,就是受《Look》雜誌委託拍攝的。

1968年6月8日,人們在運送羅拔甘迺迪靈柩的火車兩旁作最後悼念。/MAGNUMS PHOTO

1968年6月5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拔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在洛杉磯遇刺身亡,事件令舉國震驚,畢竟他的兄長約翰甘迺迪總統,在五年前同樣因槍殺逝世,令人傷心不已。在紐約舉行葬禮後,羅拔甘迺迪的遺體被運送至華盛頓特區附近的阿靈頓國家公墓,葬在約翰甘迺迪旁邊。Paul Fusco當時登上運送靈柩的火車,拍攝沿途在路軌旁邊送別他的民眾。

火車途徑費城、馬里蘭、巴爾的摩等多個城市,沿途有二百萬人站在火車軌道兩旁緬懷他,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原本只需四小時, 結果行駛逾八小時。Paul Fusco在火車上拍攝約二千張相片,不同膚色種族的民眾,有的敬禮、有的痛哭、有的舉起國旗或寫着「So-Long Bobby」字眼的標語,不論男女老少,均默默看着火車車廂,向這位打着改革旗號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作最後的悼念。

即使在不斷晃動的列車拍攝,Paul Fusco仍以出色構圖拍攝出充滿電影美感的照片。/MAGNUMS PHOTO

在列車不斷晃動的情況下,Paul Fusco依然以出色的構圖,捕捉許多充滿電影美感的照片。可惜的是,由於《Look》是雙週刊,期間關於羅拔甘迺迪的照片已傳遍全球,結果雜誌最後只出版兩張黑白照片,直至1998年羅拔甘迺迪逝世三十週年之時,這批照片才慢慢被發掘出來,並在千禧年輯錄成攝影集《RFK Funeral Train》。2018年,羅拔甘迺迪離世五十週年,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簡稱SFMOMA)展出這批作品,令照片更廣為人知。

1993年,Paul Fusco近距離拍攝居住在Ambassador Hotel的愛滋病患者。/ MAGNUMS PHOTO

《Look》雜誌在1971年結業後,Paul Fusco在1973年加入著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透過鏡頭揭示社會的不公及鮮為人知的一面,包括肯塔基州的貧困礦工、紐約的拉丁貧民窟、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國人生活等,作品刊登在《Life》、《Time》及《Newsweek》等刊物。1993年,他來到三藩市的Ambassador Hotel(正是羅拔甘迺迪遇刺的地方),這裏住滿窮人及愛滋病患者,他們因無能力去醫院或診所求診,往往只能自生自滅,幸好酒店向他們打開大門,讓其有安身之所。Paul Fusco記錄下酒店的護理人員、志願者及愛滋病患者的生活,讓人看見這些被忽略的人的生存狀況。

在核輻射的陰霾下,白俄羅斯人生活在一片恐慌之中。/MAGNUMS PHOTO

另一輯重要作品是1990年代及千禧年間拍攝的《Chernobyl Legacy》。位於烏克蘭北部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在1986年爆炸,輻射物令鄰近的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的許多地區均受到嚴重污染,不僅植物及莊稼被輻射,事故後人們出現各種健康問題,有人患上白血病、有人變得畸形、有人無法走路、初生的嬰兒有硬化症……攝影師在長久的相處中,慢慢走進被攝者的生活,同時以過人的觀察力,拍攝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照片,在哭泣與傷痛中,讓人看見生命與人性的掙扎。

·原文見於SpillHK

·圖片來源:MAGNUMS PHOTO

Franck Bohbot 捕捉最美圖書館

雖說iPad及電子書籍當道,但書籍仍有知音人,圖書館聽落是老餅的代名詞,卻仍吸引萬千在文字世界追尋知識的人。網上經常有人轉載「世界十大最漂亮圖書館」此類的文章,每間圖書館都美輪美奐,細看照片,原來當中不少都是法國攝影師Franck Bohbot的作品,2011年開始,他展開名為「House of Books」的攝影計劃,從巴黎出發,踏足意大利、日本、美國等多個國家,拍攝下世上各座書本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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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生於巴黎,他自小喜歡音樂、鍾意打鼓,後來當捧起相機時,才忽然明白音樂只是興趣,攝影才是生命。2008年是轉捩點,他開始以記錄式的創作手法,拍攝城市建築以及空曠無人的空間,他說正是攝影,激發自己對建築與空間的興趣。他覺得,不論大都市還是小村莊,建築其實無處不在,或普通或壯觀,透過鏡頭,他想系統地研究人與建築的關係。

House of Books

拍攝圖書館,Franck Bohbot並非開創先河之人,難得是他以詩意的鏡頭來捕捉這個被建構出來的書籍世界。細看「House of Books」系列作品,畫面中沒有任何讀者,空曠而沉寂,看起來似乎是個被棄置的地方,令人不禁想像到底發生過甚麼事情。

他通常在圖書館關閉時拍攝,綿綿不絕的書籍與空間給人無限想像,乾淨俐落的畫面其實保留許多細節,同時間又充滿詭異的氛圍。由巴黎的圖書館開始,慢慢踏足羅馬、東京、波士頓等地,用連貫的手法捕捉不同圖書館的氣氛,他說藉此向這些偉大的建築物致敬,而這個拍攝項目正以影像為媒介,向世人展示圖書館的宏偉——這是知識構建而成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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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學攝影

圖書館之外,他其實也以同樣手法拍攝游泳池、火車站、博物館、劇院等,以同一種構圖手法進行系統式的拍攝。這自然是受到德國藝術家夫婦Bernd and Hilla Becher所影響, 二人數十年如一日地持續拍攝水塔、煉鐵廠、礦井等工業建築物,作品構圖嚴謹、追求客觀,掀起類型學攝影(Typology Photography)風潮,既豐富主題,又帶來互相比較的意味。

此外,拍攝黑白建築攝影的Julius Shulman及拍攝博物館的Thomas Struth,更讓他發現真正的建築攝影。然而,他受電影攝影及畫家的影響,甚至比攝影師還要大,他喜歡著名導演Martin Scorsese的作品、也鍾意畫家Edward Hopper,事實上他畫面中偏淡的色調,或多或少正是Edward Hopper所影響,帶有一種沉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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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franckbohbot.com/house-of-books

Ilse Bing 徠卡女王鏡頭下的夢幻巴黎

巴黎的風情萬種,在已故德國女攝影師Ilse Bing(1899-1998)鏡頭下顯得尤為迷人,充滿幾何線條的巴黎鐵塔、中途曝光的協和廣場夜間噴泉、紅磨坊裏的動感康康舞者……1930年代,她在巴黎遇上最美好的歲月,記錄花都的點滴,F11攝影博物館展出逾百張Ilse Bing的照片,從中也呈現她的曲折人生。

生於法蘭克福猶太家庭的Ilse Bing,曾在當地大學修讀數學及物理學,後來轉到維也納研究藝術史,當時她為完成博士論文,在1929年買來Leica徠卡相機拍攝建築物,從此愛上攝影這個自學成才的媒介。徠卡在1925年推出第一部商業用相機,布列松Robert Capa等攝影大師均是著名徠卡用家,然而Ilse Bing比他們都更早開始以徠卡相機創作。「當時大家仍在用大體積的木頭相機時,她已在用前衞、小巧的35mm相機拍攝。」F11攝影博物館創辦人蘇彰德說。

她利用巴黎鐵塔的線條特徵,營造出有趣的幾何圖形。

中途曝光 「罕見的攝影活力」

在《情迷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中,男主角在1920年代的巴黎遇上海明威、畢加索及達利,當時的藝術之都,也令她充滿憧憬。有次她隨學校到訪瑞士,見到梵高畫作,覺得自己不應專研藝術史,而應該創造藝術。她毅然放棄學業前往巴黎,成為自由攝影師,展開攝影生涯最精采的黃金十年。

巴黎的活力與動感吸引着她,而她則以獨特的鏡頭來回饋。為巴黎鐵塔掌鏡時,她並非展現鐵塔的壯觀全貌,而是透過利用鐵塔的線條特徵,營造出有趣的幾何圖形。拍攝巴黎夜景時,充滿革新精神的她,在黑房裏利用中途曝光,令照片產生黑白反轉的特別效果及陰影層次。在紅磨坊利用環境燈光拍攝的動感舞者更備受讚賞,不僅獲徠卡公司贈予新鏡頭進行創作,法國雜誌《L’Illustration》攝影版創辦人和藝術評論家Emmanuel Sougez在巴黎畫廊櫥窗看到照片後,形容作品具有「罕見的攝影活力」,更稱她為「徠卡女王」。

紅磨坊的康康舞者充滿動感,藝術評論家Emmanuel Sougez形容為「罕見的攝影活力」。

實際上,這稱號並非浪得虛名,在男性及傳統藝術為主導的社會,身為女性的她認定攝影是一種藝術,鼓起最大勇氣去追夢,而且非常專注在這種前衞的形式。「小巧的相機令她可以到處去拍攝,與拍攝對象更親近,照片也有更多可能性。」在最標誌性的一幅自拍中,她以徠卡相機半遮臉龐,身後鏡子反射她的側臉,畫面中的兩個她,象徵着她的攝影宣言。

這位天資聰穎的女子,將藝術與商業攝影優雅結合,天賦隨即備受肯定,短短數年已在巴黎商業攝影界冒起。當時她為《Vu》及《Vogue》等雜誌工作,作品也見於美國版《Harper’s Bazaar》雜誌。1930至1940年這十年,可謂她攝影事業的高峯,1936年,她曾在羅浮宮首個現代攝影展覽中展出,作品亦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Photography 1839-1937」展覽中亮相。

中途曝光的協和廣場噴泉照片,令黑白產生反轉的特別效果。

命途多舛 二戰後放棄攝影

作為生活二戰時期的猶太人,她注定命途多舛,曾被關進集中營,幸好被人營救出來,其後移居美國,然而卻因關稅問題,未能保留所有早期照片,很多重要照片因此遺失。二戰後,她曾在1947年及1952年回到巴黎,再為「光之城」留倩影,然而這時的作品缺乏當初的浪漫,反而瀰漫着一份疏離感。1959年,她放棄熟悉的攝影媒介,轉向詩歌、繪畫及拼貼等藝術形式,這某程度也令她的名字被許多人遺忘,但1930年代巴黎給人的迷人印象,Ilse Bing及她的徠卡相機,可謂功不可沒。

Ilse Bing – Paris and Beyond

日期:即日至10月31日

時間:2p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跑馬地毓秀街11號F11攝影博物館

門票:$100(成人r長者及學生半價)、免費(傷健人士及11月以下兒童)

原文見於果籽

Ilse Bing – Paris and Beyond

Paris, under the lens of the late German female photographer Ilse Bing (1899-1998), was particularly charming and fascinating. She spent the most fabulous ten years in Paris and captured its exuberance in the 1930s. F11 Foto Museum exhibited 103 photographs by Ilse Bing, and it also revealed her complicated life. 

Bing was attractive to Paris’s vitality, and successfully seize its liveliness through the camera. The dynamic dancer’s picture she photographed with ambient light at the Moulin Rouge was much appreciated. Emmanuel Sougez, an art critic  and founder of the French Periodical L’Illustration, was amazed by her images,  praised her ability to capture the enchantment, and describer her as “Queen of the Leica.”

In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in the 1930s, Ilse Bing, as a photography enthusiast, gained her reputation as “Queen of the Leica.” She believes that photography is an art and focused on this new medium. The compact camera allows her to take pictures everywhere. In one of the most iconic selfies, she half-covered her face with a Leica camera, and the mirror behind reflected her side face, The two of her in the picture symbolize her photographic manifesto, which demonstrates the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photography.

This talented and intelligent woman combined art and commercial photography skillfully, and her talent wa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At that time, she worked for Vu and Vogue Magazines and also photographed for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Harper’s Bazaar. In 1936, she exhibited in the first modern photography exhibition in the Louvre, and also displayed in the “Photography, 1839-1937” exhibition held b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New York. The decade in the 1930s was the peak of her photography career. 

Mike Harvey 捕捉夜更的士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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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總要犯重複的錯誤,每過一段時間,總有的士親熱的片段流出,繼去年「安心偷食」後,最近又有疑似上市公司高層在的士內與女子「交液」,「狂摸的」事件隨即成為網上熱話。

這邊廂,香港的士司機用車cam偷拍;那邊廂在英國威爾斯史雲斯,卻有人光明正大用相機拍攝乘客眾生相。八十後地理系畢業生Mike Harvey為賺錢去旅行,兼職開夜更的士。他很快發現自己很喜歡這份外快,因為可與形形色色的人聊天,妓女、毒販、警察、孕婦、醉酒佬、昏醉的、高亢的……四年的士生涯中,他接載過數以千計的乘客,世上的光怪陸離原來就在車廂裏,也算是看盡人情冷暖。

最初他在日記上紀錄遇到的趣人趣事,後來想到用影像來敘事後,乾脆自學攝影,用非審判的眼光紀錄下另類的威爾斯文化。每次乘客上車後,Mike便開始留意他們的一舉一動,有時利用短暫時間與之交談,有時則專心聆聽健談乘客說故事,在建立起一定信任後,到達終點時才向對方提出拍攝要求,而作為回報,那些答應拍攝的乘客,則可免去車費。

這一招雖然並非百試百靈,不過成功率也相當之高,在2009年尾至2010年期間,他用半年時間成功拍攝130位乘客(只有九人拒絕),之後再篩選三十張做展覽,當年BBC及《衛報》都曾報導。“As a taxi driver, you get to see a real cross section of society.”——他如此形容自己的「TAXI」拍攝計劃。

現在Mike Harvey已不再開的士了,不過他曾說過他日可能會在其他地區實行這個計劃,若然他來香港的話,會不會拍攝在車內親熱的男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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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mikeharvey.co.uk/

Roger Ballen 掌鏡南非邊緣人

“The best images are those for which we cannot find words ” 

美國攝影師Roger Ballen的作品以詭異、怪誕見稱,2017年推出的生涯回顧攝影集,正以名字結合怪誕之意(grotesque),命名為《Ballenesque》。現年七十歲的他,曾在南非拍攝多年,記錄下南非社會邊緣人的生活。

Shadow Chamber, Lunch, 2001

Roger Ballen的媽媽在著名圖片社Magnum Photos工作,紐約郊區的家中掛滿不同攝影師的照片,在其耳濡目染下,他自小就沉浸在攝影世界中,十多歲時,他已買來Mamiya相機,模仿Magnum攝影師的拍攝風格。Ballen的啟蒙老師是美國攝影師Paul Strand,他總能與街頭拍攝對象建立親密的關係;還有André Kertész密語般的畫面、Elliott Erwitt的幽默感及Ralph Eugene Meatyard的詭異面具,都令他對攝影有不一樣的見解,這在後來Ballen的作品中,也可見一斑。

Asylum of the birds, Take off, 2012

成長在反越戰的年代,社會的動亂及不安鼓譟着年輕人的心,1973年,他離開美國,用五年時間遊覽世界,拍攝途中的所見所聞,他從開羅穿梭至開普敦,首次來到南非。當時南非仍處於種族隔離時期,社會充滿種種不公與歧視,然而他卻覺得有種莫名的親和力。1982年,身為地質學家的他,回到南非搜尋礦物。他覺得,透過地球表面尋找寶藏的過程,正如利用相機呈現人們內心的真實一面,同樣需要用心去發掘。

ah rats, Dogfellows, 2014

作為外來者,他先被當地村莊的建築吸引,拍攝房屋、家居擺設及謙卑的當地人,集結成《Dorps: Small Towns of South Africa》一書。之後,他將重心慢慢從房屋轉移到人身上,拍攝不同南非居民的肖像,關注他們的精神狀態,發表的多本著作之中,尤以2001年面世的《Outland》最廣為人知。世人眼中,白人在南非享有特權,然而Ballen鏡頭下拍攝的,是生活在郊區小鎮貧民窟的白人,他們長期與世隔絕,因各種遺傳原因,樣貌逐漸變得怪異,也慢慢出現許多令人費解的行為。

Outland, Dejected, 1999

這些地方治安惡劣、死亡率高,為順利完成拍攝,Ballen花費心力與他們相處、打交道,甚至會給予金錢、食物等回報,與被攝者建立友好關係。他不只拍攝他們的樣貌、記錄他們身處的環境,還透過編導式攝影(Staged Photography)的手法,令畫面充滿戲劇性的元素,有種怪誕及疏離的美感。

Outland, Puppy between Feet, 1999

《Outland》面世後,有人質疑他物化拍攝對象,有人將他與同樣拍攝怪異人物的Diane Arbus相提並論,然而Ballen還透過操控畫面的元素,將繪畫、裝置及拼貼融入攝影,創造出一種獨一無二的怪誕人像風格,畫面中的氛圍詭譎不安,視覺效果非常震撼。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說,最好的照片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

《Ballenesque》銅鑼灣Meteor HK有售

圖片來源:Roger Ballen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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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時尚到王室攝影師 Mario Tes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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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英國王室操刀的攝影師,無不是享負盛名的大師,Cecil BeatonDavid BaileyAnnie Leibovitz⋯⋯近年頻頻為英國王室掌鏡的,還有秘魯攝影師Mario Testino,1997年他為戴安娜王妃留下最後倩影,之後更長期為英國及其他王室掌鏡。

他的身份多元,既是創意總監、慈善家,也是博物館創辦人、藝術收藏家。年逾六十的他工作時依然精力充沛,日日開工十幾小時,為《Vogue》、《Vanity Fair》等名牌雜誌掌鏡,ChanelGucci都是長期廣告客戶,懂時尚愛時尚的他更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All-TIME 100 Fashion Icons」。

作為當今最有影響力的時尚及人像攝影師之一,Mario合作過的明星多不勝數,女演員Emma WatsonCameron DiazJulia Roberts、歌星Lady Gaga、時尚女魔頭Anna Wintour、名模Kate Moss⋯⋯

很多人以為他自小生長在時尚世家,其實不然。生長於秘魯天主教家庭,Mario的童年並沒有在巴黎、紐約這些時尚之都度過,相反秘魯男人甚少會對時尚感興趣,幸好在熱愛衣服的媽媽照料下長大,他也潛移默化地愛上時裝。在保守的當地,童年時他更因與眾不同的穿着而遭人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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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Testino原本修讀的是經濟學,1976年,22歲的他毅然移居倫敦學習攝影。倫敦的時尚風氣與秘魯簡直天淵之別,這也讓喜歡時尚的Mario心靈得到解放,展開對時尚攝影的追求。「大明星御用攝影師」這個稱號背後,是長年努力所累積的,當時他在英倫無人無物,在跟隨兩位攝影師當過一年學徒之後,就滿腔熱血向雜誌社自薦,卻一次次遭受不留情面的回絕。為了養活自己,當時生活拮据的他一邊在餐廳打工,更不得不住在廢棄的精神病院。

彼時生活雖艱苦,但年輕人有一顆樂觀自信的心,伴隨他支撐未明朗的攝影路。幫模特兒拍攝幾年試鏡相片後,終於在1983年迎來機會,雖然只是為英國《Vogue》拍攝場景照片,但至少Mario Testino這名字,總算出現在時尚雜誌上,開啟他的時尚攝影之路。浮浮沉沉十多年,算是建立個人風格,直至1990年代遇上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麥當娜戴安娜王妃。

1995年,麥當娜被他的作品吸引,欽點他為自己代言的Gianni Versace廣告擔任攝影師,令他名氣大增。1997年為《Vanity Fair》拍攝戴安娜王妃,更是他生命中最珍貴的經歷。這是他首次為皇室拍攝,同時也成為王妃生前最後一輯照片。

當年戴安娜車禍離世,這輯充滿光彩笑顏的照片,就成為英國人收藏的最後影像,這不但令照片廣為流傳,也打開他為王室掌鏡的大門,英國、約旦、荷蘭王室紛紛邀請他拍攝,尤其英國王室,威廉王子婚照、Charlotte公主誕生、四代同堂全家福,都是出自Mario之手,他亦從此有另一稱號——皇室御用攝影師。原本哈里王子2018年的婚禮也應由他拍攝,可惜兩年前他陷入性騷擾醜聞,與英國王室的合作也隨之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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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many beautiful images of Princess Diana, Peruvian photographer Mario Testino has captured the most charming and attractive one.

Mario started his career in the British fashion industry in the 1980s and gained a reputation in the 1990s. In 1997, he photographed Lady Diana for Vanity Fair Magazine.

It was his first time shooting for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also the last fashion photographs of the princess; she was full of confidence with elegance.

Not long after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he died in a car accident, and the whole of England mourned. These smiling photos of Diana became the last impression of her incredible life.

1980年的新疆 自由下的尊嚴

過去一年,「今日新疆,明日香港」這句口號不絕於耳,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彷彿成為命運共同體。「香港與新疆本質上是相似的,它們都是中原的外圍地區,同樣受到移民、風俗習慣等中央『大一統』的影響。」年逾花甲的攝影師黃勤帶,因近年新疆的新聞報道,重新檢視四十年前在當地拍攝的幻燈片,結集成《XinJiang 1980》一書。

1980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不久,年僅23歲的黃勤帶,好奇地踏上新疆的旅程。「新疆的吐魯番及庫車,就是《西遊記》傳說中的火焰山、女兒國,那是我人生的首次遠遊。」文學想像吸引他踏上西域之行,當年他與兩位朋友到達烏魯木齊後分道揚鑣,帶着友人餘下的「外滙券」,獨自搭巴士途經庫車,前往南疆古城喀什。「吐魯番、庫車、喀什與伊斯蘭世界一脈相承,尤其喀什是中亞西亞的重要古城,瀰漫着伊斯蘭氣息,維吾爾族婦女以織物包頭,人們在誦讀《可蘭經》。」

在牆角下誦經的少年,如今仍能自由、虔誠地祈禱嗎?

文革2.0 宗教活動被限制

文革期間,「破四舊」運動如火如荼,新疆的宗教文化活動亦不能倖免,這或從當地破落的寺廟可知一二。1976年四人幫倒台之後,宗教活動慢慢被允許,祈禱、誦經的行為,也出現在黃勤帶鏡頭之下。「印象中,他們是很虔誠的,每次祈禱之前會洗臉、漱口等,是一種潔淨的儀式。」四十年後,自由在倒退,尤其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當地政府美其名以保安為由,近年不准當地人穿戴清真罩袍、男人不准留鬍鬚、宗教活動也被限制,有如第二次文革,不無可悲。遺憾是,黃勤帶之後沒再踏足新疆,無法與回憶、舊照片作對照,如今事過境遷,當年的畫面還殘存多少?

不過,他仍清晰記得,當年出入邊境時很嚴格,要填寫相機及鏡頭資料,以防走私,「一到喀什,就在旅館附近的派出所登記,我記得我是第五個到喀什的香港人,離開時也要通知。」一切盡是剛改革開放的情形,當地感覺恍如停留在中世紀,周圍都很破舊,身處文化迥異的地方,黃勤帶本能地拍攝途中的所見所聞,「當時的動機是很單純的,就是很樸素地記錄見到的事物,有歷練的人會有複雜的折射,現在我可能不會這麼拍攝了。」

回想當年,他說雖然感覺到人們有些戒心,但一般都很友好,他以柔和的視線,拍攝小女孩害羞的笑容,小男孩們在河中赤裸暢泳,當地人放牧及生活的日常,還有清真寺與市集。他不是以獵奇的眼光來捕捉,而是透過記錄他們的傳統,例如是戴帽、留鬍鬚等,物質雖然貧乏,但卻有一種尊嚴。「我想現在新疆的物質生活是豐富了,但這種傳統已經崩壞,感覺這種尊嚴也蕩然無存。」

老人家留着鬍鬚、戴着帽,物質雖貧乏,但卻有一種保留傳統的尊嚴。

幻燈片變質 增添浪漫粉紅色調

多年來,黃勤帶曾旅居倫敦、日本等地方,這批幻燈片也輾轉收容在不同角落,到他重看之時,幻燈盒的橡筋已溶化,變質的幻燈片則增添一層浪漫的粉紅色,他故意保留這種色調,令攝影集瀰漫着一種舊日氣息。這些最早期的作品,對他個人而言,固然是整理攝影的歷程;另一重價值在於照片本身的記錄功能,日後若有維吾爾族人接觸到這本書,那種感覺應該截然不同。「日本攝影師藤原新也1960年代曾在大澳拍攝很多照片,我是大嶼山人,後來我偶然見到這些照片,覺得很震撼,不禁聯想起往事。」

對港人而言,這些照片彷彿在1980年那一剎那,揭開新疆的神秘面紗,不過對伊斯蘭世界的人而言,還有一種歷史、文化與宗教的見證與傳承。

小女孩靦腆的笑容,感覺貧窮但美好。

In 1980, shortly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23-year-old photographer KanTai Wong embarked on a journey to Xinjiang. “Turpan and Kuqa in Xinjiang are the Flaming Mountain and Ladies’ Kingdom in the famous novel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Literature attracted him to this trip. When separated from two friends in Urumqi, he got the remaining “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 of his friends. He took the bus alone to Kashgar in southern Xinjiang. “Turpan, Kuqa, Kashgar are similar to the Islamic world, especially Kashgar is an important ancient city in Central and West Asia. It is permeated with the Islamic atmosphere, Uyghur women wrap their heads with fabric, and people read the Quran.” 

Looking back, he said that although he felt that people were a little wary, they were generally amiable. He photographed the little girl’s shy smile, the little boys swimming naked in the river, the locals grazing, and the bazaar. He did not capture it with a newfangled mindset, but by recording their traditions, such as hats and beards, and belief,  to present dignity. “I think the life quality in Xinjiang is not impoverished like it used to be, but the tradition has broken down, and it feels like this dignity is gone.”

《XinJiang 1980》銅鑼灣富德樓艺鵠ACO有售。

原文見於果籽

心靈攝影 Gregory Colbert

人與動物的合照,相信很多人已司空見慣,這些照片或溫馨或趣緻,但在加拿大攝影師Gregory Colbert鏡頭下,卻增添一份靜謐與詩意,以及對哲學、宗教、生命的反思。他十數年如一日地奔波在世界各地,捕捉下一幕幕人與動物和諧共存、心靈共棲的時刻,因為他是用心靈在攝影。

Gregory Colbert的職業生涯始於1983年,當時這位年僅23歲的年輕人,開始在巴黎拿起錄影機拍攝反映社會問題的紀錄片,關於強姦案的、關於瀕臨死亡的藝術家、也有關於愛滋病的題材,尤其《On the Brink: An AIDS Chronicle》這部愛滋病題材的紀錄片迴響很大,之後他把創作的重心轉向藝術攝影。1992年,在瑞士和日本舉辦的個展《Timewaves》,吸引不少收藏家和基金會的注意,在他們的資助下,他開始周遊世界拍攝大象、豹等動物,展開為期十年的拍攝計劃「Ashes and Snow」。

Ashes and Snow

從1992年開始,他完成逾四十次遠征,足跡遍及南極洲、北極、澳洲、東南亞及非洲等多處地方,拍攝大象、鷹隼、羚羊、鯨魚、美洲豹、長臂猿和鱷魚等動物,也把鏡頭對準緬甸和尚、南非桑族人、蒙古人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所有照片都沒特別標題,只有一個共同名字:「Ashes and Snow」(塵與雪)。

他說不管瑪雅人、美國印地安人還是阿拉伯貝都因人,每種文化都創造了不同的動物寓言,去表達人類和大自然的關係,這系列作品正想探索人類和動物的關係,藉此找出所有動物的共同語言。這些散發詩意、靜謐的畫面其實並非後期處理,而是利用一種日本手工製造的棕褐色特殊相紙拍攝而成,他覺得這能呈現出人與動物之間的和諧,一種有如心靈交往的默契。

The Nomadic Museum 

Gregory Colbert說他的攝影不能獨立於電影和音樂,所以當他在世界不同角落拍攝這些奇妙的照片時,也創作了不少記錄的影像,最後剪輯為一部紀錄片,一同在展覽上播出。2002年先在威尼斯展出,展覽場地達12,600平方米,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型個展。這些作品獲得大眾讚賞,《華爾街日報》及《紐約時報》等媒體也有很高評價,這也令他對遊牧美術館(The Nomadic Museum)的想法更堅定。

1999年,他構想一座可輕易搭建的美術館,作為在全球巡迴展覽時的短期場地。經過多年構想,第一座美術館終於在紐約問世,配合「Ashes and Snow」的作品展出,後來又踏足加州、東京、墨西哥城、巴西等地方,根據不同的當地環境,採用各具特色的設計。時至今日,展覽已吸引逾一千萬人次觀眾,這樣人潮踴躍的個展,在所有在世的藝術家裡,絕對是絕無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