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三泰 廣場上的四十天                   

(編按:現年61歲的謝三泰是台灣資深攝影記者、紀實攝影師,1987年在《自立晚報》開始攝影記者生涯,之後曾任職《黑白新聞周刊》、《新台灣周刊》等,曾出版《勞動尊嚴》及《走拍台灣》等多本攝影集。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兩天,他被公司派往北京採訪,在天安門廣場上拍攝了四十天,及後報社因安全理由迫使他返回台灣,因此六四當日他並沒身處現場。三十載過後,謝三泰最近出版《吼叫一九八九》,將埋藏多年的照片重現眼前。「顯影」得到謝三泰老師首肯授權,刊登序文及部份圖片。)

1989.04.26 多間學校為胡耀邦發起悼念活動。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杯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1989年亞銀年會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1989.05.13 天安門廣場

那是個沒有網路通訊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鐘,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全,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哪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棉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空間擠了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學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唳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1989.05.23 謝三泰在北京拍下的最後一張照片——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
東像遭工人損毀。

回台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1989.05.23 廣場石碑上貼着寫有「新聞要自由」的海報,此照片也是謝三泰攝影集《
吼叫一九八九》封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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